我國外匯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

⑴ 如何進一步改革和健全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

改革外匯管理體制

充分利用國內資源而爭奪和佔領國際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需要政府根據需要而控制外匯，實行行政性外匯管理體制，防止外匯外流，將增加外匯儲備作為首要目標，但整合國際資源而開發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則要求政府放開對外匯的控制，實行自由性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使外匯能自由進出，尤其是使中國資本走出去，因而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需要我們大力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實行自由性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

自由性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的首要特點是外匯買賣的自由，但是我國目前的外匯買賣並不自由，例如資本項目就根本沒有放開。為什麼我們沒有在外匯買賣上實行自由買賣的制度？據說有各種原因，例如害怕實行自由的外匯買賣會給國際炒家提供條件，不利於國家金融安全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害怕資本外流，尤其是害怕民營資本外流。我們認為應該放開對外匯的政府管制，實行外匯買賣自由化。對於有人所講的擔心民營資本在放開外匯管制的開放條件下會外流的問題，我想我們的根本辦法是健全法治，真正保障民營資本的應有權益。中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經濟最活躍的國家，資本回報率也很高，對於逐利的資本來說，中國依然是最佳的投資區域，因而只要我們對民營資本實行真正的國民待遇政策，民營資本仍然會在中國投資，而不會流向國外的。最根本的辦法不應該是通過控制外匯而控制民營資本的外流，而是解決它們的不安全感的問題，從而使中國成為既是資本回報率最高的國家，也是資本最安全的國家。

自由性的市場化外匯管理體制不僅僅要求外匯買賣自由，而且也要求匯價能夠自由波動，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我國長期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因而需要放開匯價，使匯價走向市場化。如何實現匯價市場化？有兩種方式可以選擇，一種是一下子徹底放開匯價，一種是緩慢地逐漸放開匯價。有人認為應該實行一下子徹底放開的方式。這種方式雖然可以解決人民幣升值預期所形成的壓力，但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很大的條件下，尤其是在國家美元儲備很大，而且民眾也有較多美元儲蓄的條件下，會給國家和民眾帶來巨大的利益損失，特別是大量出口美國的中國企業也會受到巨大的成本上升的壓力，因而我們應該實行緩慢放開匯價，為國家、民眾、企業留下一段能進行自我調整的時間，從而減輕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所帶來的壓力。正是基於這種考慮，我國自2005年7月起選擇了緩慢放開匯價的方式，使人民幣對美元緩慢實現升值，從而為國家、民眾和企業進行自我調整留下了有效的時間。當然，這種方式也使各方都存在著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並且誘發了國際上的「熱錢」試圖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我國，從而給我國經濟帶來了一些問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能實行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

調整國際政策

在充分利用國內資源而爭奪和佔領國際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格局下，我們在國際政策上實行的是追求出口而限制進口的國際貿易政策，以及盲目吸引外資而限制中國資本走出去的資本流動政策，但在實行整合國際資源而開發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戰略的條件下，這些政策都要進行有效調整。

首先要調整國際貿易政策。一是要調整出口退稅政策，降低退稅比例，甚至取消出口退稅，尤其是對那些高污染環境和高消耗資源的出口產品，不僅不能退稅，而且要提高出口關稅，從而減少過度的出口，減緩順差過大的壓力；二是要調整進口政策，降低進口關稅，尤其是對那些資源性和技術類的進口產品，應該大力降低進口關稅，甚至可以取消進口關稅，從而通過擴大進口而減緩順差過大的壓力。

其次是要調整外資政策和資本輸出政策。對於外資政策的調整，重點在於調整對外資的優惠政策，現在對外資的政策不應該是優惠政策，而應該是實行國民待遇政策，因而應該取消對外資的稅收優惠及土地優惠等，尤其是對那些沒有技術含量和品牌效應的外資，我們應該限制其進入。同時，我們應該鼓勵中國資本走出去，並從各個方面提供方便和優惠，這對我們整合國際資源和減輕人民幣的外匯占款壓力是很有作用的，可以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平衡，從而有效實現國內外經濟的平衡協調發展。

⑵ 1994年國家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一、實行外匯收入結匯制，取消外匯分成。

二、實行銀行售匯制，允許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有條件可兌換在實行售匯制後，取消經常項目正常對外支付用匯的計劃審批。

境內企事業單位 、機關和社會團體在此項下的對外支付用匯，持如下有效憑證，用人民幣到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兌付。

三、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合理及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

四、強化外匯指定銀行的依法經營和服務職能。

五、嚴格外債管理，建立償債基金，確保國家對外信譽對境外資金的借用和償還，國家繼續實行計劃管理、金融條件審批和外債登記制度。

為境外法人(含中資控股的機構和企業)借款出具擔保，必須嚴格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境內機構對外提供外匯擔保管理辦法》辦理。

六、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管理體制仍維持現行辦法。

七、取消境內外幣計價結算，禁止外幣在境內流通。

八、加強國際收支的宏觀管理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實行單一匯率制。

(2)我國外匯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擴展閱讀：

建國以後，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發生過多次調整，不同時期各有其鮮明特色。

199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要求：「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遭遇重創，而中國安然無恙，94年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功不可沒。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日益市場化。改革開放之前，人民幣匯率水平由官方確定，實行固定匯率。改革開放之初，形成官定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

994年初，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匯率轉向由市場決定。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

⑶ 2005外匯體制改革的內容和意義~謝謝了

中國匯率改革主要內容
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1.放棄與美元掛鉤，引入參考一籃子貨幣
2.由1美元兌8.2765元人民幣改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升值2％
3.銀行間一籃子貨幣兌人民幣的每日收市價，作為翌日買賣中間價，上下波幅0.3％（網路）

意義：
從長期看，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也是平衡對外貿易、擴大內需、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需要。改進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利於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貿易條件；有利於保持國內物價穩定，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有利於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效益；有利於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與此同時，匯改客觀上也給我國企業和商業銀行的經營帶來一定的挑戰。對企業而言，隨著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增強，企業涉外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相應增加，匯率風險對企業特別是出口類企業盈利的影響逐步顯現，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意識和能力都有待進一步增強。對商業銀行來說，人民幣匯率形成的進一步市場化和經濟主體對本外幣資產偏好的改變，對商業銀行本外幣資源的整合能力、自身匯率風險的管理水平、產品定價和業務創新能力都帶來了挑戰。

⑷ 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改革的目標

面對新匯率環境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行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時網·金融時報

FN記者 黃麗珠 攝影 黑土

編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十一個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即將一周年之際，由本報與人民銀行南京分行、江蘇省金融學會共同舉辦了「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也是「江蘇金融發展高層論壇

」的開壇之作。其意在促進區域金融和社會經濟發展，及時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人總行、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決策參考。以論壇的形式發布最新理論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論周刊》實現理論與實踐更大范圍的結合，更好地推動區域經濟、金融良性互動之策。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江蘇省委省政府有關部門、江蘇省社科院、江蘇省銀監局、各商業銀行、有關高校、企業等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學者與會並作了精彩演講。此次研討會由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主持。

為匯率形成機制營造適宜的宏觀與微觀經濟環境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 孫工聲

隨著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面對愈來愈大的機遇和匯率風險。在此情況下，各類經濟主體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提高風險意識，學會運用各種避險方式，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努力提高匯率避險能力。政府及有關部門也應作出相應調整，為實體經濟營造有利的環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為匯率改革創造良好的氛圍

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升值趨勢的經驗和教訓顯示，匯率改革中從外需帶動轉向內需帶動的增長路徑轉換才是至關重要的。從江蘇的情況來看，要加強財政、金融、稅收、投資、貿易等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對發展內需和服務業的支持力度，將投資為出口服務的循環，轉變為投資為消費服務的循環，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今後一段時期，針對目前基礎性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問題，建議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釋放居民的消費能力。也可考慮通過稅收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二、加快外匯市場建設，為各類經濟主體規避風險提供有效渠道

要進一步加快外匯市場建設步伐。允許不同交易目的的主體進入外匯市場交易，提高外匯市場的競爭程度，同時為使市場參與主體具備風險管理能力，應適當增加匯率期權等衍生工具，拓寬經濟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渠道，從而增加經濟主體的選擇，以減少人民幣升值預期中的投機行為，也使市場對人民幣的價值定價更加真實、准確。

三、引導企業主動適應匯率變化，適當運用金融工具規避風險

企業要進一步提高風險意識，培養和引進相關的專業人員，增強處置匯率風險的能力，增強對外匯市場變化的適應能力。同時，企業要加強成本核算，控制費用開支，進一步擴大利潤空間。並且應注重科技創新，提高核心競爭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盡快實現產業升級。

四、銀行應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提高風險定價能力

商業銀行應適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形勢和要求，抓住外匯市場快速發展和企業匯率避險需求迅速增長的機遇，正確處理改進金融服務與防範風險的關系，增強服務意識，創新金融產品，推出適應不同需求的外匯避險工具，並相應拓寬遠期結售匯業務的期限設置。

要關注和重視貨幣流動性和匯率彈性問題

金融時報社總編輯 宋輔良

今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提出匯制改革的目標是「增加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還清楚地闡明了「市場供求」在新體制中的「基礎性作用」。並提到深化外匯制度改革要用「創新手段」等。對「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涉及，比如QDII，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規避風險的前提下，實施有效的金融創新。

近來，我國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問題有加劇的態勢。使得貨幣流動性、匯率彈性與經濟政策的獨立性等問題日益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雖然有國內金融結構的原因，但與美元流動性過剩在中國匯率需增強彈性情況下輸入有著緊密的聯系。巨額外匯儲備占款導致人民幣發行過多是目前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之一。

綜觀國際社會，美元的泛濫只能輸入到以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並且在匯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匯率國家。因此，在當前情況下，不僅外部通貨膨脹可能會輸入我國，而且外部的資本價格、商品價格變化都將傳輸到我國，對此,我們要進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應對。

當前，匯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預定目標向前推進，我們要努力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不斷完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使之成為政企分離、可獨立承擔金融風險的主體；在國內逐步推出外匯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險產品，為金融機構和企業能夠規避外匯風險奠定基礎；依靠收入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組合，擴大內需，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實現內外部經濟的均衡發展。這里，我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要重點關注經濟微觀主體——銀行和企業對匯率改革和匯率變動的反映，關注他們的反饋，這會使匯率形成機制有一個良好的微觀基礎。

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

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盡管在短期內變動的不確定性較大，但從中長期來看，基本呈現出人民幣升值的「漸進性」格局。就是說，人民幣升值的方向是可預期的。這就給外貿出口企業留下了一個「學習期」或「適應期」。對於外貿出口企業來說，與其說面臨匯率不確定性風險，還不如說是面臨能否如期消化匯率升值成本的風險。因此，要求外貿出口企業在「學習期」或「適應期」內，增強匯率風險意識，加強自主創新，挖掘內部潛力，調整產品結構，並學會運用匯率避險工具。金融機構則要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和工具，加強對外貿出口企業的培訓和咨詢，為企業匯率避險提供優質服務。

在高度關注匯率風險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通貨膨脹的風險。近年來，通貨膨脹的壓力已先後在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反映。之所以尚沒有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充分反映出來，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業產能過剩，市場過度競爭；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並不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供應充足等。特別是由於經濟國際化的發展，國內商品市場價格受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大，國內市場商品和國際市場商品的價格聯動效應日益顯現。如果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不上漲，國內市場商品價格也難以有較大幅度上漲。

不久前央行已採取了提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的調控措施。顯而易見，不提高存款利率是為了促進內需，同時防止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提高貸款利率是為了抑制貸款需求，控制信貸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擴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機構放款動力。因此，提高貸款基準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義在於發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貸款過快增長的強烈信號。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趨勢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歐美等主要貿易國進一步加息，就會給我國在人民幣升值壓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騰出空間。銀根收緊和利率上升，將對信貸和投資過快增長以及資產和商品價格的上漲，起到有力的遏製作用。對此，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應有所預期和准備，密切關注經濟金融走勢。

周小川行長針對匯率改革指出：「各類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自己的行為模式以進一步適應彈性增加、波動加大的匯率環境。」可以想見，隨著人民幣匯率日益走向彈性化、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不斷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再過一個月就是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周年，在這個時點下，召開「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意義深遠。與會各界人士就匯制改革後，經濟微觀主體如何適應新的匯率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金融創新，有效規避匯率風險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眾多觀點的交流和碰撞，生產了許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動了人們對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等問題的認識，這將有力地推動這項改革的深入和發展。

市場化是外匯儲備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蘇銀監局局長周忠明認為，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三元悖論」，一個國家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與固定的匯率制度之間，最多隻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銀行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同時，又是事實上最終的和最大的外匯需求方和供給方。既要穩定的貨幣政策，又要保持相對適量的外匯儲備，這雙重角色的沖突使得人民銀行必須有所取捨。

人民銀行是專司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外匯制度應該服從並服務於貨幣政策。因此，人民銀行在外匯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轉變，將外匯的供給和需求還給市場和大眾。簡而言之，就是要將目前的藏匯於人民銀行轉變為藏匯於人民和銀行。

藏匯於人民和銀行，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市場化的又一重要進程。市場機制是一種分散決策機制，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參與者的偏好。藏匯於人民和銀行，就是希望通過市場化方式來消化央行手上過多的外匯儲備，讓國內投資者更便利地進入外匯市場，表達多元化的偏好。外匯市場要由行政性的集中決策向市場化的分散決策轉變，充分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韓紅梅認為，所謂「金融創新」，指在中國現有社會經濟背景下的一種制度創新。國際上已經有成型的外匯市場和外匯產品，像掉期、遠期、期權、期貨等。所以，在產品創新方面，我們還處於學習階段；就制度上來講，國際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產品、避險產品的制度。我國的金融創新應該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增強企業、銀行和各類經濟主體的競爭能力。

而要想實現金融創新，首先要在觀念上創新。政策制定者要認識到不同交易主體在市場發育過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斷完善市場基礎設施，並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管。企業要從企業成本核算方面進行觀念更新。雖然企業利用遠期結售匯來規避風險的比例在增長，但是，占總交易量還很低。銀行需要在人員配備、會計核算、技術支持等方面加大創新力度。國外市場主體追求高附加值產品，而我們可以用漸進的方式做好基礎性產品，培育市場後再逐步走向高端產品。

其次，從外匯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約束、增強金融創新，需要加強行業組織的作用。對於監管和政策設計、管理者，需要不斷增強監管能力。同時，在設計產品方面，要加強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研究，保證國家金融安全。

外匯管理局作為政府管理部門，主要職責是為商業銀行和企業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我們將努力為更多外匯市場新產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場發展空間和配套政策措施，推進我國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

不斷增強對匯率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認為，經濟主體的靈活性、適應性，是有效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在漸進改革的戰略下，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與各類經濟主體的適應程度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我們不能僅僅把目光盯在匯率本身的變化上，應著力觀察匯價背後所隱含的深度和廣度變化。一年來，我國經濟金融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金融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治理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外匯市場產品和價格形成機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各類經濟主體對匯率改革適應性逐步增強。這些變化本身體現了我國關於匯率改革漸進性、可控性和主動性原則，體現了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對外開放的整體戰略。

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國際收支不平衡所帶來的種種壓力並沒有根本緩解，經濟主體的適應性也有待增強。這反映了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必須看到，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是單純的貨幣問題和匯率問題，需要政策、市場和國際協調多方面的努力。今後一段時期，要盡快減少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所帶來的扭曲，逐步消除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非理性繁榮，同時，不斷完善、培育和深化外匯市場。此外，還要重視外匯改革及其相關政策的溝通，為市場主體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適應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

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副總裁裴傳智認為，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有兩個：一個是人民幣從局部可兌換到最終完全可兌換；另一個是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從以市場供求為基礎變成把市場供求作為主導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價格，來決定資源的配置，這是市場規律。市場供求的力量在市場中是最基本、最主導的力量。它的不平衡會引起波動，即引起金融危機或者金融風暴，所以，我們要尊重市場的供求規律，把市場供求作為匯率最終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宏觀調控，放眼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放棄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只是調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場經濟越不發達，越不成熟，調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場經濟成熟時，更多的是用利率來調節。

那麼，匯率制度改革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呢？匯率的波動會帶來風險，這就需要我們規避風險。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在不斷加深，就必須學會規避和管理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它會迫使國內金融機構和企業有緊迫感，加快掌握和運用避險工具，同時也給銀行的中間業務進一步打開了空間。

當然，也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我們知道，匯率變化以後，即期匯率或遠期匯率怎麼確定，它有成型的經濟理論。但在匯率決定模型中，我們現在知道的主流理論只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變數而已，而在現實中，操作這些避險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個挑戰就是需要知識的創新和人才的創新。第二個挑戰是制度方面的創新。在制度創新方面，一方面監管部門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創新；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在內部制度上也要多創新。第三個挑戰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險工具。所有的避險都需要工具。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只有遠期和互換，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風險控制為保障實現銀行業穩健發展

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副行長郭寧寧提出，外匯業務是中國銀行的傳統優勢，如何應對匯制改革帶來的變化，是中行關注的重點。匯制改革以後，中行敏感地意識到市場對產品創新的要求，注重研究並及時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外匯避險、保值、增值的相關金融產品，幫助企業和個人合理運用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和市場風險。2005年中國銀行及時推出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並成為全國首家擁有開辦銀行間人民幣與外幣掉期交易資格的銀行。中行江蘇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敘做了全國第一筆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研發並敘做了公司及個人人民幣結構型理財產品，向市場推出規避人民幣匯率風險的新產品———補貼式售匯(NDO)和提升式遠期結匯(三角形NDF)；完善國際結算遠期結售匯產品，提供出口信用證項下人民幣押匯業務、(假)遠期信用證、海外代付等業務；研發「出口全益達」、「進口匯利達」、「國內綜合保理」等國際結算新產品，積極向客戶推薦貿易融資產品等。

當然，由於人民幣目前仍屬於不可自由兌換貨幣，雖然從產品角度有很多的國際化經驗可以借鑒，但是，鑒於國內匯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漸進性，目前有效規避人民幣匯率和利率風險，或者結構較為復雜的理財產品需要銀監部門進一步的審批通過。所以，總體上來說，銀行和客戶操作空間還很有限。

新匯率制度下銀行業的風險管控

南京市商業銀行副行長禹志強認為，在未來幾年裡，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匯率改革政策理念，將貫穿匯率制度改革的始終。匯率制度改革進程的加快，向國內銀行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國內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針對匯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銀行應採取以下對策：

1、加快觀念轉變，增強適應能力。在市場營銷、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考核激勵等方面及時做出調整，應對變化。2、加強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強對人民幣匯率走勢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走勢的跟蹤分析，為風險產品的定價提供准確的決策依據。3、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對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等要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辦法和操作流程。4、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研究，提高創新能力，將外匯市場的成熟產品復制到本幣市場來，從中挖掘獲利的機遇。5、抓住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個人理財產品。6、利用差別定價策略提高利潤，降低風險。商業銀行可根據不同的客戶、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風險靈活定價，實現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自身利潤的目標。7、推動本外幣交易一體化。通過本外幣市場不同工具的組合運用，實現對沖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目標。

在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之間尋找平衡

英國渣打銀行南京分行行長陳蓮英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內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和債券市場利率，再逐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央行按照這樣的思路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這固然減緩了一次性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風險，但貨幣市場的浮動利率制度與商業銀行存貸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時存在，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以剛剛過去的2005年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調超額存款准備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觀調控，商業銀行存款高速增長，貸款增速卻有所回落，這兩項因素導致銀行資金過剩。在資金過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動的貨幣市場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據統計，在2005年3月超額存款准備金率降低之後，銀行間市場利率以及1日回購利率迅速走低，並在5月之後持續連綿的陰跌態勢。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存款利率由於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調後的基礎不變，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不變，貨幣市場連續陰跌，在2005年的很多時間里，便出現了貨幣市場主要投資工具利率與存款利率倒掛現象。對我們銀行來說，存、貸款間的利差意味著盈利，持續下跌的貨幣市場利率則意味著損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採取措施推動貨幣市場利率上行，並有序地進行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這對金融及資本市場的發展都有正面影響。

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策略選擇

江蘇蘇美達集團董事長余本禮在發言中說，去年匯制改革啟動當天，人民幣「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間我們公司賬戶上收到的外匯賬款，一下子縮水了近1000萬元，影響還是較大的。對於習慣了匯率穩定的外貿企業來說，在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彈性逐漸增強的現實情況下，該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保證既得利益的實現是對外貿企業經營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驗。為此，在充分利用現有的銀行避險工具；改變貿易結算方式和結算貨幣；加強管理，增強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尋求政策支持，申請外匯資金集中管理的基礎上，提出幾點建議：

1、期待人民幣匯率及早參照一籃子貨幣自由浮動，使企業盡快適應，並採取有效措施防範匯率風險。

2、目前銀行推出的匯率避險產品種類不夠豐富，實用性不強，希望金融機構盡快提供期貨、期權、互換產品等高端品種，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金融避險工具。

3、匯率變動影響的是全部進出口企業，是「一刀切」政策，國家應更多地通過下調出口退稅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導企業優化出口產品的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推進外匯制度改革的緊迫性

江蘇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長吳先滿教授認為，外匯制度改革應該加緊推進，其緊迫性來自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廣義市場的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完善非常緊迫。目前，外匯市場發展滯後於其他要素市場的發展。在「十一五」期間，外匯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市場的改革。

第二，從廣義的價格體系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一般商品勞務價格都已放開，市場調節機制基本形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也比較完善，但是，匯率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影響了整個價格體系功能的發揮。在「十一五」期間，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把價格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要在目前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上，鞏固成果，深化推進。

第三，從廣義的國家經濟實力來看，匯率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凸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增強，成為儲備大國，但同時也隱藏了很多問題。但外匯儲備的增加也為我們更多、更大幅度地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解決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的策略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裴平教授提出，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不可操之過急，要穩步前行。短期內，應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積極採取有效措施，緩解人民幣對外升值壓力和對內貶值壓力，減輕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一是緩解人民幣外部的升值壓力。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背景下，要調節經濟的內外平衡，須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入手。在總量方面，可以通過刺激總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長來減輕匯率升值壓力；在結構方面，可以通過調整關稅水平和出口退稅率，放鬆資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匯的限制，進一步提高國內投資率，以及擴大消費、降低國內儲蓄等。二是預防惡性的通貨膨脹。要求貨幣政策要有預見性或前瞻性，避免貨幣在傳導過程中偏離目標，適度控制貨幣信貸的增長。三是增強公眾對匯率變動的心理准備。在內外部壓力減輕和公眾有心理准備時，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可以暫時緩解人民幣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於短期內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並為長期內改革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奠定基礎。

⑸ 我國外匯管理制度的歷史有哪些階段

主要三大時期：
第一時期、利率市場化的提出
1993年黨的十四大《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利率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以市場資金供求為基礎，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調控核心，由市場資金供求決定各種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的市場利率管理體系。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中央銀行按照資金供求狀況及時調整基準利率，並允許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在規定幅度內自由浮動。
2003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黨的第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進一步明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
第二時期、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根據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結合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和加入世貿組織後開放金融市場的需要，人民銀行將按照先外幣、後本幣，先貸款、後存款，存款先大額長期、後小額短期的基本步驟，逐步建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調控和引導市場利率，使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
第三時期、也就是到現在還在進行最重要的一環的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進程！

⑹ 中國自1981年開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大體可以分為哪幾個時期每個時期有些什麼措施

1.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1979-1993年) 第一階段是人民幣內部結算價與官方匯率並存時期(1981～1984年)。改革以前，人民幣匯率長期低於出口創匯成本，但高於國內外消費物價之比。為了擴大出口，人民幣需要貶值，不過人民幣貶值對非貿易外匯收入不利。從兼顧貿易和非貿易兩方面的需要出發，1979年8月政府決定自1981年1月1日起在官方匯率之外實行貿易內部結算匯率，它以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加一定幅度的利潤計算出來，明顯低於官方匯率。 第二階段是取消內部結算匯率，進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時期(1985～1993年)。雙重匯率體制明顯調動了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國家外匯儲備也有所增加。但是這種安排存在明顯的問題：第一，從對外關系來看，IMF將雙重匯率看作是政府對出口的補貼，發達國家威脅要對我國出口商品徵收補貼稅。第二，從國內角度來看，雙重匯率造成外匯管理工作中的混亂，而且它在外貿部門仍然吃大鍋飯的情況下不能有效抑制進口。所以，從1985年1月1日起取消了內部結算價，人民幣又恢復到單一匯價。 為了配合外貿改革和推行承包制，我國逐步取消財政補貼，從1988年起增加外匯留成比例，普遍設立外匯調劑中心，放開調劑市場匯率，形成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局面。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1994年至今) 第一階段是匯率並軌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時期(1994～2005年7月)。1994年國家外匯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具體措施包括，第一，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並軌。第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第三，建立全國統一的、規菹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央行通過參與該市場交易管理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對外公布的匯率即為該市場所形成的匯率。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而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1994年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但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除了在1994年1月到1995年8月期間小幅度升值外，始終保持相對穩定狀態。亞洲金融危機以後，由於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可能導致人民幣升值，不利於出口增長，中國政府進一步收窄了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1999年，IMF對中國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第二階段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至今)。釘住製成功地保持了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穩定，有力地促進了外貿和投資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不少問題，突出表現在：第一，對外貿易不平衡狀況加劇。自1994年以來(1998年除外)，中國一直保持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格局，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雙順差規模持續擴大，2004年經常賬戶盈餘已達到當年GDP的4.2%。第二，雙順差造成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加並帶來了貨幣沖銷操作的壓力，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挑戰。第三，粗放的出口增長方式使我國出口品的技術含量低，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強，部分出口產品的資源和能源消耗大、對環境破壞嚴重，不利於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⑺ 外匯管理體制與我國的國際收支均衡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以及相關的一些知識

外匯管理體制與我國的國際收支均衡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以及相關的一些知識如下：

外匯儲備對於一國國際收支平衡和外匯市場的平穩運行、匯率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但持有外匯儲備是有機會成本的，因此，如何保持適度的儲備規模，既保證本國的對外清償能力，維持外匯市場的平穩運行；又能夠將儲備的機會成本降至最低，就成為一國外匯儲備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

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及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主要理論

理論上說，在特定的需求動機驅使下造成的儲備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金融實力和調節外匯市場能力的增強，能夠體現出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改善，同時也會增加一國宏觀調控當局的調控能力，改善其國際形象，增強國際資本的信心。但是，過量的儲備規模也會造成資源閑置等負面影響。

一般說來，影響外匯儲備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

1、持有儲備的成本，即進口品的投資收益率與持有儲備資產的收益率之間的差額；

2、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籌借應急資金的能力；

3、對國際收支發生各種沖擊的規模和類型（即短期性沖擊和長期性沖擊）；

4、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整速度，這主要取決於邊際進口傾向、進口供求彈性、匯率制度的靈活性；外匯外貿管制的程度；各國政策的國際協調等。

5、進出口規模，其中主要是進口規模。這也可以視為一國經濟增長和國民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尤其是對進口的依賴程度。

6、中央銀行在國際收支發生不平衡時，原意並且能夠通過各種措施如放鬆或緊縮銀根，削減或增加支出等進行調節的效率。

7、外匯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匯率制度的市場化程度。

8、中央銀行擁有的儲備以外的國際清償能力，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取有條件貸款的能力。

9、未償外債總額及其償還期的特點等。

對於一國中央銀行來說，要想將上述因素全部數量化，並由此來確定一個適當的儲備規模是比較困難的，而且影響一國外匯儲備的因素很多，各國都傾向於使用外匯儲備的合理目標區，該區的上限是能夠滿足一國經濟發展較快時可能出現的最大貿易支付和資本流出量的儲備量即保險儲備量。下限是保證最低限度對外支付所需的儲備量即經常儲備量，只要一國所持有的儲備量在這個區域內，就被認為是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關於我國的最適儲備規模問題，一直是經濟界爭論的熱點問題之一。不同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經濟條件出發，對於上述影響因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得出了不同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理論，可以作為研究的借鑒。這些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

1、特力芬進口比例法。這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特力芬（R.Triffin）提出的。他通過對1950年到1957年間12個國家儲備變化的比較研究後認為，一國的外匯儲備對進口的比率一般以40％為適度，低於30％則宏觀當局採取相應措施，20％為最低限度；從全年看，應該保持在25％左右，即以滿足三個月的進口為宜。這一方法簡單易行，而且得到國際組織的認可。但是，這個比率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經驗的法則，缺乏理論基礎，而且僅僅考慮到進口對儲備的影響而忽視了許多重要的因素。

2、阿格沃爾模型。由於發展中國家對儲備的需求有不同的特點，如國際收支波動大、實際調節代價比發達國家高、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較高等，阿格沃爾從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出發，建立了阿格沃爾模型，主要考慮了外匯儲備變動平均數、持有外匯的機會成本、進口傾向、國際收支差額、逆差出現的概率等等。根據這一模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就是持有儲備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的規模。

3、貨幣供給決定論。這一理論強調，國際收支不平衡是一種貨幣現象，當國內貨幣供應量超過需求量時，多餘的貨幣就會相應流動到國外，從而引起超現金余額的減少。因此，決定外匯儲備需求的主要是國內貨幣供應量的增減。

4、定性分析法。這種方法沒有給出定量的模型，但是強調影響外匯儲備需求量的六個主要因素：

（1）外匯儲備資產質量；

（2）各國經濟政策的合作態度；

（3）國際收支機制的效力；

（4）政府採取調節措施的謹慎態度；

（5）所依賴的清償力的來源及穩定程度；

（6）國際收支的趨勢及其經濟狀況。

5、外匯儲備與債務比率法。這是80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外匯儲備規模應該保持在外債規模的40％左右。

根據上述幾種理論估算了中國外匯儲備在不同理論框架下的適度規模。各種理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存在顯著的缺陷，無論哪一種方法都難以單獨准確地界定一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因此，需要在充分借鑒西方適度外匯儲備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分析當前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

⑻ 談談對我國匯率的認識 （從歷史回顧、我國對外匯管理體制及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方面回答）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1949年1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天津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幣匯率。四十多年來，在不同的時期，人民幣匯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有著不同的特點。

一、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安排
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我國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1．第一階段（1950～1952）。由於人民幣沒有規定含金量，因此，對西方國家貨幣的匯率，最初不是按兩國貨幣的黃金平價來確定，而是以「物價對比法」作為基礎來計算的。也就是說，建國初期人民幣匯率制定的依據是物價水平，這是一種比較市場化的匯率安排。
建國初期，由於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其他因素的影響，我國物價節節上漲。如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以1949年6月為100，到1950年3月則上漲至2242.93。由於國內物價上漲、國外物價趨跌的價格對比關系，根據前述政策要求，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匯價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舊人民幣，調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 元舊人民幣，在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內，人民幣匯價下調49次。至於和其他外匯的匯價，則是根據它們對美元的匯價進行間接套算的結果。
從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隨著國內物價由上漲轉變為下降， 同時，由於美國對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大量搶購戰備物資，美國及其盟國接連宣布一系列對我「封鎖禁運」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必須降低外匯匯價，以利於推動本國進口。因此，根據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匯率政策的重點也由「推動出口」改變為「進出口兼顧」，並逐步調高人民幣匯價。1952年12月，人民幣匯價調高至1美元＝26170元舊人民幣。
這一時期，我國對外貿易對象主要是美國，對外貿易主要由私營進出口商經營。人民幣匯率的及時調整，可以調節進出口貿易，保證出口的增長。
2．第二階段（1953～1972）。從1953年起，國內物價趨於全面穩定，對外貿易開始由國營公司統一經營，而且主要產品的價格也納入國家計劃。計劃經濟本身要求對人民幣的匯價採取基本穩定的政策，以利於企業內部的核算和各種計劃的編制和執行。同時，由於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的確立，各國之間的匯價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對穩定。再加上我國同西方工業國家的直接貿易關系和借貸關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貨幣匯率變動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在國內物價水平趨於穩定的情況下，我國進行建國以來的首次幣制改革。1955年 3月1日，開始發行新人民幣，新舊人民幣摺合比率為1:10000。自採用新人民幣後，1955年至197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是1美元摺合2.4618元新人民幣。
1971年12月18日， 美元兌黃金官價宣布貶值7.89％，人民幣匯率相應上調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幣。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率政策採取了穩定的方針，即在原定的匯率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逐漸同物價脫離。但這時國內外物價差距擴大，進口與出口的成本懸殊，於是外貿系統採取了進出口統負盈虧、實行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的辦法，人民幣匯率對進出口的調節作用減弱。
3．第三階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解體，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為了避免西方國家通貨膨脹及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我國從1973年開始頻繁地調整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僅1978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就調整了61次），而且在計算人民幣匯價時，採用了釘住加權的「一籃子」貨幣的辦法，所選用的「籃」中貨幣都是在我國對外貿易的計價貨幣中佔比重較大的外幣，並以這些貨幣加權平均匯價的變動情況，作為人民幣匯價相應調整的依據。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價政策的直接目標仍是維持人民幣的基本穩定，針對美元危機不斷發生且匯率持續下浮的狀況，人民幣匯率變動較為頻繁，並呈逐漸升值之勢。1972年為1 美元＝2.24元人民幣；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幣；1977年為1美元＝1.755元人民幣。
自5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我國一直實行的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外自我封閉，對內高度集權，直至80年代初，國家外匯基本上處於零儲備狀態，外貿進出口主要局限於社會主義國家，且大體收支平衡，國內物價水平也被指令性計劃所凍結，盡管人民幣匯率嚴重高估，但它並未帶來明顯的消極影響。

二、改革後的人民幣匯率安排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1．第一階段（1979～1984）。1979年我國的外貿管理體制開始進行改革，對外貿易由國營外貿部門一家經營改為多家經營。由於我國的物價一直由國家計劃規定，長期沒有變動，許多商品價格偏低且比價失調，形成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相差懸殊且出口虧損的狀況，這就使人民幣匯價不能同時照顧到貿易和非貿易兩個方面。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實行兩種匯價制度，即另外製定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匯結算價。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匯率制」或「匯率雙軌制」。
1980年人民幣官方牌價為1美元＝1.5元人民幣。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 我國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匯1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匯1美元＝1.50元人民幣。前者主要適用於進出口貿易及貿易從屬費用的結算；後者主要適用於非貿易外匯的兌換和結算，且仍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的計算方法。
隨著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國相應調低了公布的人民幣外匯牌價，使之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幣外匯牌價已調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幣，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持平。
2．第二階段（1985～1990）。在人民幣雙重匯率制下，外貿企業政策性虧損，加重了財政補貼的負擔，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外國生產廠商對雙重匯率提出異議。1985年1月1日，我國又取消了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幣。
事實上，1986年隨著全國性外匯調劑業務的全面展開，又形成了統一的官方牌價與千差萬別的市場調劑匯價並存的新雙軌制。而且當時全國各地的外匯調劑市場，在每一時點上，市場匯率水平不盡相同。這種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的多重匯率制一直延續到1993年底。其間，外匯調劑市場的匯率形成機制，經歷了從開始試辦時的人為定價到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過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物價上漲速度加快，而西方國家控制通貨膨脹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有意識地運用匯率政策調節經濟與外貿，對人民幣匯率作了相應持續下調。1995年8月21日，人民幣匯率調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 日再次調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0日又調至1美元＝3.20元人民幣。
從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幣放棄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做法，改為管理浮動。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幣匯率適應國際價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幣匯率再度大幅調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幣。1989年12月16日，人民幣匯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調，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幣調至當日的4.7221 元人民幣。1990年11月17日，人民幣匯率再次大幅下調，並由此前的4.7221調至當日的5.2221元人民幣。
從改革開放以後至1991年4月9日的十餘年間，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特點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分別實施過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與公布牌價並存的雙重匯率體制，以及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的多重匯率體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按市場情況調整，且呈大幅貶值趨勢，這與同期人民幣對內實際價值大幅貶值以及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基本上相適應的；三是在人民幣官方匯率的調整機制上，做過多種有益的嘗試，如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小幅逐步調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調整的方式，這些為以後實施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奠定了基礎；四是市場匯率的機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場匯率的調節作用在我國顯得越來越大。
3．第三階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國開始對人民幣官方匯率實施有管理的浮動運行機制。國家對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改變了以往階段性大幅度調整匯率的做法。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實行公布的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即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多重匯率制度。
我國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幣官方匯率的有管理的浮動，其基本特點是，我國的外匯管理機關即國家外匯管理局根據我國改革開放與發展的狀況，特別是對外經濟活動的要求，參照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動情況，對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官方匯率數十次小幅調低，但仍趕不上水漲船高的出口換匯成本和外匯調劑價。
4．第四階段（1994～2005）。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並軌。1993年12月31日，官方匯率1美元兌換人民幣5.8元；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8.7元左右。從1994年1月1日起，將這兩種匯率合並，實行單一匯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定為1 美元兌換8.70元人民幣。同時，取消外匯收支的指令性計劃，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銀行結匯、售匯制度，禁止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和流通，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革匯率形成機制。這次匯率並軌後，我國建立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趨穩，並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相繼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後，我國政府承諾：在2000年之前，將實現經常項目下人民幣可兌換。
事實上，1994年我國已開始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有條件」的可兌換，並已削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中的絕大多數限制，如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匯率安排已完全廢除，而絕大多數經常項目交易的用匯和資金轉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後仍保留的經常帳戶下非貿易非經營性交易的匯兌限制；1996年7月， 又消除了因私用匯的匯兌限制，擴大了供匯范圍，提高了供匯標准，超過標準的購匯在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核起初後即可購匯；1996年7月1日，我國將外商投資企業也全面納入全國統一的銀行結售匯體系，從而取消了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後尚存的經常項目匯兌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致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將不再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14條第2款所規定的過渡性安排，並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 我國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8條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義務，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此不再限制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不再實行歧視性貨幣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郭樹清指出，根據中美1998年簽訂的有關協議，中國承諾將擴大人民幣彈性。因此，如果現在中國選擇釘住其它幣種或採取一攬子貨幣聯系匯率制度，不但會違背承諾，還是一種後退。增加匯率彈性是現實的選擇。中國現階段仍將以穩定匯率為主，同時用足每日3‰的匯率浮動區間，使市場逐漸適應匯率波動。今後將採取措施，提高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銀行間市場匯率浮動區間；調整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政策；進一步完善結匯制度。

三、人民幣匯率安排的新階段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05〕第 16 號文——關於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相關事宜公告。其主要內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
（2）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
（4）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一定幅度內浮動。
（5）中國人民銀行將根據市場發育狀況和經濟金融形勢，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同時，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籃子貨幣匯率變動，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這一次的人民幣匯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棄單盯美元，改盯一籃子貨幣，以建立調節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從此次人民幣短期升值來看，這將有利於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的巨大壓力，同時，釋放人民幣潛在的升值壓力，並能淡化人民幣兌美元的國際矛盾。從長遠戰略來看，人民幣匯率新機制的建立，將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匯率安排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最終為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實現可兌換創造漸近條件。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簡單的說就是從管理匯率制度逐步過度到以市場供求決定的浮動匯率制

⑼ 論述我國國際儲備的構成與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有哪些

我國國際儲備的構成：我國的國際儲備由黃金儲備、外匯儲備、在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和基金組織分配的特別提款權余額四部分組...

⑽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及背景

變革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影響匯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15年：在制定當日人民幣中間價時，首先參考上日「收盤匯率」，即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匯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供需狀況。

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即在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變化情況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調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據對不同籃子的權重選擇不同從而報出不同中間價。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

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10)我國外匯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擴展閱讀：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有利於縮小國際收支差距，對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維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一些層面方面看，這一匯率制度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人民幣匯率因素貿易巨額順差關系太過密切。

「外需」變身為「內需」將推動國內資產泡沫迅速形成，還有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拐點，升值預期的消失將導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外資大量出逃等，這些問題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應適用浮動匯率安排，而近中期內應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