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外匯管制

① 08年的金融危機到底是怎麼回事情這次金融危機是從華爾街開始的嗎是不是金融危機對外貿有影響

一、亞洲危機的不對稱信息分析框架

金融系統在經濟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這是因為當它正常運行時，可以將擁有富餘儲蓄的人的資金導向需要資金進行生產性投資的人。金融系統圓滿完成這項工作的主要障礙是信息不對稱，即金融合約的其中一方與另一方得到的信息存在差異，這會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從不對稱信息的角度理解金融危機，可以將金融危機定義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對稱信息問題嚴重惡化，使金融市場無法有效地將資金導向那些擁有最佳生產性投資機會的人。

在此，用不對稱信息分析框架來解釋東亞金融危機。這一分析強調危機是由一些基本因素決定的，特別是金融體系中的問題。這與Corse-tti、 Pesenti和Roubini(1998)、Goldstein(1998)和Krugman(1998)等人最近的研究結果相一致。然而，這一分析並沒有否定由Radelet和Sachs(1998)提出的非流動性和多元平衡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觀點。但是。這里的分析重點是研究東亞金融危機造成經濟活動嚴重衰退的機制，這是超越其它論文的地方。

對絕大多數危機，尤其是東亞金融危機，促使不對稱信息問題惡化並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是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特別是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與以往的金融危機一樣（例如1982年智利金融危機和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註：實際上，這里的分析將解釋為什麼Kamin (1999)指出的1982年智利危機、1994-1995年墨西哥危機和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彼此很相似，而與80年代墨西哥和其它拉丁美洲國家的債務危機不一樣。關於智利危機，請參考Diaz-Alejandro(1985)，關於墨西哥危機，請參看Mishkin(1996)。），金融自由化導致由資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劇增是危機過程的開始。一旦放鬆利率上限和借款類型的限制，借款將急劇增加。亞洲危機國家信用擴張速度遠遠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借款激增的問題並不是借貸的擴張，而是擴張得太快以致造成過大風險以及相應的未來貸款損失。

東亞金融自由化導致經濟承擔過度風險問題，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當面對金融自由化產生的新的貸款機會時，金融機構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風險管理經驗。而且，隨著信貸的急劇擴張，金融機構無法迅速增加必要的管理力量（如受過良好訓練的貸款員、風險估算系統等）來有效監控這些新的貸款。

東亞經濟承擔過度風險的第二個原因是規章／監管體系不健全。即使不存在明確針對銀行系統的政府金融安全體系，也很明顯存在內部隱含的安全體系，從而導致道德風險問題。存款人和那些貸款給東亞銀行的外國貸款者知道政府很可能會出面保護他們，所以沒有監督銀行的動力，這樣便導致這些銀行承擔過度風險並主動地尋找新的貸款機會。

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那些東亞國家，在金融法規和監管方面十分欠缺。當金融自由化帶來新的冒險機會的時候，這些規章／監管弱化的體系無法控制由政府保護體系造成的道德風險，並形成承擔過度風險的局面。

資本流入使這一問題進一步惡化。一旦實行金融自由化，因為能獲得高收益並能得到政府性安全體系的保護，國外資本便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銀行。這種政府性安全體系由新興市場國家政府或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提供。這樣，資本流入會促進信貸激增，導致部分銀行承擔過度風險。這正是東亞國家的情況，從1993年到1996 年，每年的資本流入量為500到1000億美元。Folkerts-Landau發現，有大量私人凈資本流入的亞太地區新興市場國家，銀行體系也有可觀的膨脹。

金融自由化之後信貸激增的結果是巨額貸款損失和隨之而來的銀行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對東亞國家來說，未償還貸款占總貸款的比例上升到15%甚至35%。（註：請參考Goldstein(1998)。）銀行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是使這些國家陷入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

在像東亞國家那樣的新興市場國家中，銀行業的問題導致金融危機有兩條途徑。第一，銀行機構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會導致銀行通過限制貸款范圍以改善資本充足率，或者甚至會直接導致全面的銀行危機，這種危機使許多銀行無力償付債務，從而直接削弱了銀行體系的貸款能力。第二，銀行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會促使貨幣危機發生，因為中央銀行很難在面臨投機襲擊的時候捍衛其匯率。因為利率的提高會對銀行資產負債表造成損害，所以任何提高利率來維持本國貨幣匯率的措施都會進一步打擊銀行體系。這樣，當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遭到投機性襲擊時，如果中央銀行將利率提高到足以捍衛匯率的水平，其銀行系統就會崩潰。當投資者認識到一國脆弱的銀行體系使中央銀行不太可能成功地捍衛本國匯率的時候，在賣空此國貨幣的預期利潤的吸引下，他們會更加積極地襲擊該貨幣。所以，在銀行體系脆弱的情況下，貨幣投機性襲擊很可能得逞。很多因素會激發這種襲擊行為，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就是其中一種因素。可見，銀行體系狀況的惡化是造成貨幣危機的關鍵因素。

因為債務合約的兩個關鍵特性，貨幣危機和貶值會在新興市場國家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在新興市場國家，債務合約的期限很短，而且經常是用外匯計價的。（註：這種債務結構與大多數工業國家的不同，工業國家的債務基本上都是用本國貨幣計價的，很多是長期的。這種不同可用來解釋為什麼新興市場國家和工業化國家對貶值的反應那麼不一樣。）債務合約的這些特性造成了三種機制，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危機通過這三種機制使信貸市場的不對稱信息問題更加嚴重，從而促使金融危機的爆發。

第一種機制是貨幣貶值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上帶來的直接影響。當本幣貶值時，以外幣計價的債務合約會加重國內企業的債務負擔。另一方面，因為資產主要以本幣計值，公司資產不會同時增加。結果貶值導致企業資產負債狀況惡化和凈資產減少。而這會加重逆向選擇問題，因為有效抵押的縮水會降低對貸款人的保護。而且，凈值的減少將增加道德風險，企業有承擔更大風險的動力，因為如果投資失敗它們損失的東西就更少了。因為貸款者面臨更高的損失風險，信貸便會降低，於是投資和經濟活動下降。

和1995年墨西哥的情況一樣，外匯危機導致的貶值對資產負債狀況的損害也是東亞經濟衰退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印度尼西亞的貨幣貶值了75%，以外匯計價債務的盧比價值是原來的四倍，所以這種機制就特別明顯。如果一家企業有大量外債，在這種沖擊下，即使原來的資產負債狀況很好，也會陷入破產境地。

第二種聯系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機制是，貶值可能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因為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曾經歷過高且不穩定的通脹，它們的中央銀行並不是值得信賴的通脹鬥士。這樣，投機性襲擊後匯率的大幅下降帶來的價格上漲壓力會導致現實或預期通脹的迅速增加。墨西哥在1994年外匯危機之後，其通脹率在 1995年上升到50%，我們在印度尼西亞這個遭受打擊最重的東亞國家已經看到了類似的情況。貨幣危機之後預期通脹率的上升，將使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因為它將導致利率的上升。短期債務與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將大幅增加企業的利息支出，從而惡化企業現金流量頭寸，並進一步損害資產負債狀況。於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不對稱信息問題更嚴重，信貸和經濟活動都大幅下降。

第三種貨幣危機引發金融危機的機制是，本幣的貶值導致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狀況進一步惡化，觸發大面積的銀行業危機。在新興市場國家發生本幣貶值時，銀行有許多以價值大幅增加的外幣計價的債務。另一方面，企業和居民部門的問題意味著它們無法償還貸款，這也會造成銀行資產負債表資產方的貸款損失。結果是，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受到資產和負債兩方面的擠壓，銀行的凈值隨之減少。銀行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許多外幣計價債務期限很短，所以債務的突然大幅增加會造成銀行的流動性問題，因為這些債務很快需要歸還。進一步惡化的銀行資產負債狀況和被削弱的資本基礎導致銀行削減信貸。在極端情況下，資產狀況惡化導致的金融危機迫使許多銀行關門，從而直接限制了銀行體系創造信貸的能力。銀行是信貸市場上克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重要角色，並且是許多企業的唯一信貸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講，銀行十分特殊。所以一旦銀行信貸崩潰，經濟崩潰隨之而來。

從這一不對稱信息分析框架得到的基本結論是，東亞金融危機是一個系統性崩潰。此崩潰是由金融和非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惡化加重了不對稱信息問題而造成的。其結果是金融市場無法將資金導向有生產性投資機會的人那裡，造成對這些國家經濟的破壞性影響。

二、教訓與政策啟示

通過上述關於東亞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成因的不對稱信息分析，可以總結出幾個教訓，以防範此類危機再次發生，以及了解在發生危機時該做些什麼。從危機中總結的第一個教訓是，應該通過政府合理的干預使金融系統恢復穩定。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需要國際最後貸款人。第二個教訓是，國際最後貸款機構必須制定合適的貸款條件，來避免形成產生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第三個教訓是，雖然資本流動與危機有關，但這只是現象，而不是造成危機的根源，所以外匯管制對於防範今後的危機不大可能奏效。第四個教訓是釘住匯率制對新興市場國家十分危險，它使金融危機更易發生。我們分別來闡述這幾點。

1.為什麼需要國際最後貸款人

我們已經看到，金融危機發生時金融系統的信息失靈會導致經濟的災難性後果。為復甦經濟，金融系統需要重新啟動，以便完成將資金導向生產性投資的工作。在工業化國家，中央銀行可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或進行最後貸款來完成。不對稱信息觀點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央銀行並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為了應付發生在這些國家的金融危機，就需要在國際上存在一個最終貸款人。然而，即使存在這樣一個最終貸款人，最終貸款人的行為也會引起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從而增大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國際最終貸款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風險問題，就可能把情況搞得更糟，這一點將在下一部分討論。

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金融體系有自己的制度特徵，這就使得中央銀行很難推動經濟從金融危機中復甦。前文已經提到，許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債務以外幣計值，而且，他們過去有過不穩定的高通貨膨脹，債務合約的期限都很短，所以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引起預期通貨膨脹迅速攀升。

作為其制度特徵的結果之一，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銀行在面臨金融危機時，無法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以推動經濟復甦。在一個具有上述制度結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裡，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很容易引起高通脹預期和本幣急劇貶值。我們已經看到，本幣貶值導致公司和銀行的財務狀況惡化，因為他們的債務很大部分是以外幣計值，由此債務負擔加重，資產凈值下降。而且高通脹預期會使利率上升，因為貸款人要補償其購買力的損失。我們也看到，利率上升引起利息支出增加，而同時居民和公司的現金流入都下降了。這又使居民和公司的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銀行業潛在的貸款損失也增大了。

……
金融體系遭受實質性沖擊，一日之內聯儲就進行了最終貸款人操作，此種能力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近的危機中拖延如此之久才提供流動性支持形成了鮮明對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機構的設計就是要在一國經受國際收支失衡之後才提供資金，貸款條件必須經過計價還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真正提供資金之前可能要花掉好幾個月。到這時候，情況常常變得更糟，結果是為應付危機，需要更多的資金，這常常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來資金壓力。中央銀行採取行動能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迅速得多，原因之一在於，中央銀行事先就已經設定了貸款程序，並就貸款的條款和條件達成了一致。要使資金充分發揮作用，就應迅速到位，這就對國際最終貸款人的信貸條件提出了要求，即借款人遇到上述情況並滿足所需要的條件時能迅速得到資金。事實上，最近已有提議，要求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急貸款辦法，以便更迅速地提供流動性。

第三條原則表明，要解決一場金融危機，需要重建金融機構與非金融公司的財務結構。非金融公司財務結構的重建需要一部有效運行的破產法，以幫助這些公司獲得清償，從而重獲從信貸市場上籌資的能力。金融業的財務結構重建可能需要注入公共資金，讓健康的銀行能買下破產銀行的資產，也需要創設如美國清算託管公司那樣的實體，來賣掉破產銀行的資產，最終把他們從金融業清除掉。國際最終貸款人和其它潛在的國際組織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有所幫助，他們可以提供技術支持，鼓勵遭受危機國家的政府採取措施，為失敗的金融機構建立更好的法律框架、更好的清算程序。

第四條原則表明，有必要控制由於國際最終貸款人的存在而帶來的道德風險。國際最終貸款人會帶來嚴重的道德風險，這是因為存款人和銀行的其它債權人認為如果發生危機的話，他們將得到保護。最近亞洲發生的事件中，危機國家的政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支持來保護存款人和銀行其它債權人免於損失。這樣的安全網會帶來眾所周知的道德風險問題，因為存款人和其它債權人缺乏足夠的動力去監控銀行並在銀行承擔的風險過高時抽回存款。其結果是鼓勵這些銀行承擔高風險。
……
對亞洲危機的不對稱信息分析還認為，在最終貸款人操作中，不應過分強調與金融業無關的宏觀和微觀經濟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受到了批評，因為它將嚴厲緊縮政策強加給東亞國家。當貨幣和金融危機發生時，應實行何種宏觀和非金融微觀經濟政策並不很清楚，而這正是近來爭論的一個焦點。不管何為正確的政策，國際貸款人要在促進金融穩定方面獲得成功，有兩個理由不必去強調這些政策。

第一，導致危機發展的根本問題是金融業的微觀問題。因此寵觀經濟政策和與金融業無關的微觀經濟政策無助於解決危機。第二，過於關注嚴厲的政策和其它微觀經濟措施可能會導致政治災難。政治家傾向於避免觸及金融體系改革的難點，在東亞尤為如此，因為許多政治家的密友，甚至家庭，在這樣的改革中將遭受很大損失。嚴厲緊縮的政策會使得這些政治家得以把國際最終貸款人--在這次亞洲危機中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描繪為反經濟增長的，甚至是反亞洲的。這將幫助政治家動員公眾反對國際最終貸款人，從而避免進行本國金融業真正需要的改革。如果把條件集中於與金融業有關的微觀經濟政策，國際最終貸款人更可能被視為援手，來幫助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創建更有效的金融體系。

3.資本流動與資本管制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危機國家經歷了危機前的巨額資本流入和危機後的巨額資本流出。危機過去後，大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國際資本流動是否是金融不穩定的一個主要來源上來。用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危機進行的分析表明，國際資本流動在金融不穩定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正如我們所認識到的，這主要是因為政府保護網的存在以及對銀行體系不充分的監管鼓勵了資本的流入，而這又導致了貸款激增和銀行承受的過度風險。與這一觀點相符，Gavin和Hausman (1996)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6)的確發現貸款激增是銀行危機的預測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資本流入必然引起貸款激增，後者導致了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惡化。事實上，Kaminsky和Reinhart(1996)發現是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國際收支表中的資本流入，更像是銀行危機的一個重要的預測器。

同樣，資本流出也被認為是外匯危機的一個原因，後者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可能會引起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不穩定。按照這種觀點，外國人抽走其資本，而作為結果的資本流出則正是導致一國貨幣貶值的力量。然而，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引起亞洲匯率危機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於金融部門的問題，是這些問題引起了投機性的攻擊和資本外流。根據這一觀點，與匯率危機相伴的資本外流是潛在根本性矛盾的一個症狀，而非是貨幣危機的起因。很多實證研究的吻合（註：見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的研究。）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支持，因為研究表明，資本流動或經常項目數據在匯率危機預測中不具預測能力，而那些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銀行部門的問題則有助於預見貨幣危機。

因此，這里的分析並沒有為資本管制提供依據，例如最近被馬來西亞所採納的外匯管制。外匯管制就像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樣。資本管制具有人們所不希望的一條特性，也即，它會阻止本可用於生產性投資機會的資金流入一國。盡管這些管制可以限制資本流動引起的貸款激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居民和企業力圖去規避這些管制時，這些管制將引起明顯的扭曲和資源的無效配置。事實上，在今天的環境中，由於貿易開放和許多金融工具的存在，使得規避這些管制變得更為容易，資本控制能否起到有效作用就值得深深懷疑了。

另一方面，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需要完善銀行監管，從而使資本流入引起貸款激增和銀行機構承擔過度風險的可能性減小。例如，可以限制銀行借款增加的速度，這樣做有可能起到大大限制資本流入的作用。這些謹慎性的控制手段可以被認為是資本控制的一種形式，但它們和典型的外匯控制有相當大的不同，它們側重於金融系統脆弱性的本質，而非其症狀，這一類型的監管控制可以加強金融體系的效率而不是阻礙它。

4.釘住匯率制的危險

用於獲取價格穩定的一個常用方法是將貨幣價值釘住一個低通脹大國的貨幣價值。在某些情況下，這一策略涉及到將其匯率按一個固定價值與另一國貨幣釘住，這樣其通貨膨脹率最終將降至另一國的水平。在另一些情況下，這一策略涉及到爬行釘住或貨幣貶值的目標比率，一國貨幣按這一目標比率對另一國穩步貶值，從而其通貨膨脹率得以保持在比其釘住國更高的水平上。

盡管採用固定或釘住匯率制在控制通貨膨脹上可以說是一種很成功的策略，運用信息不對稱原理對亞洲危機的考察表明了這一策略對於一個存在大量外債的新興市場國家來說是何等的危險。在釘住匯率體制下，當一次成功的投機性攻擊發生後，國內貨幣價值的下降通常比在浮動匯率體制下來得更大、更快和更加難以預料。例如，在最近的亞洲危機中，遭受最沉重打擊的印度尼西亞的貨幣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降到了不足危機前四分之一的價值。在這些貶值後資產負債表的損失因而也變得十分嚴重。在印度尼西亞，貨幣崩潰引起的外債價值超過四倍的上升，使得那些具有已升值外債的印度尼西亞公司無法保持清償能力。非金融公司資產負債表的惡化引起了銀行資產負債表惡化，這是因為銀行的借款者償還其借款的可能性現在變得更小了。資產負債表的這一崩潰的結果也正是我們已經看到了的嚴重經濟收縮。

釘住匯率引起的另一潛在危險在於：由於它提供了一個更加穩定的貨幣價值，它可能會給外國投資者一個低風險的感覺，從而鼓勵資本流入。盡管這些資本流入可能被引入生產性投資從而促進增長，但我們發現，它們同時引起了過度貸款，表現為貸款激增，因為國內的金融中介（例如銀行）在這些資本流入時起了關鍵的作用。進一步說，如果銀行監管十分薄弱，正如在新興市場中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政府對銀行機構設立的安全網就會鼓勵這些機構冒風險，從而資本流入引起貸款激增的可能性也會變得更大。由於銀行監管的不充分，貸款激增的可能後果就是巨額貸款損失、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惡化以及可能的金融危機。

浮動匯率體制下的匯率波動比在釘住匯率體制下的更為直接明了，這是它的優勢。事實上，浮動匯率體制下匯率每天的波動具有這樣的優點：它向私人公司、銀行以及政府表明了在發行以外幣計價的負債時存在著明顯的風險。此外，匯率貶值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個早期預警信號，表明其政策必須加以調整以防止金融危機的可能。

結論是，釘住匯率制可能增加新興市場和轉型國家金融的不穩定性。然而，這一結論並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固定或釘住匯率可以是控制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事實上，那些在歷史上有過不佳通貨膨脹表現的國家會發現，只有在嚴格地採納釘住匯率的機制下（正如聯系匯率一樣），通貨膨脹才有可能被控制住。然而，分析表明，為使這一策略得以成功地控制通貨膨脹，促進健康銀行體系的政策是必須的。此外，如果一國具有一個脆弱的銀行體系以及大量以外國貨幣計價的債務，則採用釘住匯率來控制通貨膨脹在實際上可能是十分危險的。

② 人民幣為什麼不能自由兌換外幣，為什麼要進行外匯管制

中國不是不想人民幣自由兌換，而是還不敢，或者說不具備實力。

因為中國政府既追求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又想控制對國際貨幣美元匯率的穩定。那麼，根據蒙代爾不可能定理，資本勢必無法完全自由流動，也就出現了外匯管制，俗稱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

蒙代爾不可能三角：國內貨幣政策自主獨立性、匯率穩定性、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不可共存，又稱「三元悖論」

內貨幣政策：必須自主，尤其是核動力印鈔機不能停。另外，加息/降息（基準利率調整）、存款准備金率升降（貨幣乘數）、信貸政策松緊度等等，GOV都不忍心不牢牢把控，並隨心所欲、隨機應變的朝令夕改

匯率穩定性：美聯儲是世界人民的央行，而外匯儲備是中國人民的錢袋子，是購買中國不足物資和技術的保障，同時可以抑制國內同類型物資（尤其食品）的價格上漲。所以，外匯儲備必須保，匯率也必須保，若匯率崩，則意味著輸入性通脹，石油和食品價格上漲，威脅到工業生產和民生領域，是不可承受之重

三元保二棄一。即只能選擇限制「資本自由流動」，亦即如題「暫時幾年外匯管制」，「不能自由兌換外匯以防攜款潛逃勢態擴散」 。而 退一步理解這個邏輯，也可以認為是「中聯儲」（央行）的一片良苦用心吧

③ 墨西哥管理外匯的機構是什麼如何查詢國際收支平衡表謝謝(中國是外匯管理局)

你好，
中國是外匯管理局
墨西哥管理外匯的機構是，具體名字是墨西哥金融管理局
這是從美國的期刊雜志上翻譯過來的名字。
墨西哥對國際收支平衡也做過很多匯率制度。例如
墨西哥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其匯率制度安排的演變有著密切關系。自1970年1983年，為控制外匯收入不斷惡化的局面，墨西哥政府選擇了「爬行盯住美元」制度，並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1982年債務危機後至1994年金融危機前的12年間，墨西哥政府在快速推進經濟貿易自由化、開放資本項目、吸引外資大量流入的同時，為保持低通脹水平繼續堅持「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1983年1992年，墨西哥實行「管制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但以管制匯率為主的雙重匯率制度；1992年1994年，墨西哥實行「區間管理浮動」制度，但浮動區間極其狹窄。僵化的「盯住」匯率制度造成比索長期被高估，墨西哥經常賬戶發生巨額逆差。1994年美聯儲連續提高利率，同時墨西哥發生政治動盪，國內外形勢變化導致外資大量從墨西哥抽逃，比索貶值壓力巨大，墨西哥央行耗盡外匯儲備進行干預卻依然無效，最後不得不宣布比索貶值，引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5年墨西哥被迫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比索匯率的波動性大大增強，給墨西哥外匯市場及其衍生產品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④ 97年亞洲金融風暴詳情

亞洲金融風暴對經濟的直接影響
1.股市價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間，亞洲各國及地區，除了中國外，都面對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灣下跌約2成，餘下的地方都超過4成；馬來西亞更下跌超過5成。在短短期間，各國及地方都損失四成多的資產，情況實在令人驚心。
2.匯市價值亦出現貶值
經過金融風暴，各國及地方的幣值都相繼下調。四小龍，除香港維持聯系匯率免去貶值可能性外，其餘亞洲國家及地區的貨幣〔中國除外〕有30%至80%的貶值。印尼的貶值更高達340%。這些都對整體資產價值做成龐大的打擊。
3.貶值後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別是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認為貶值會有助於出入口的競爭力，刺激經濟復甦。但事實卻剛巧相反，1998年的預測，除了印度外，其餘各國和地區都出現負增長。出口下跌的估計達5%至10%。而入口更出現大幅減少。除了台灣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餘下跌超過12%以上；泰國和印尼更大幅減少3成。顯示貶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減少入口也只能延緩而已。
4.經濟前景都出現相當負增長
結果，亞洲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由高速增長突然轉為負增長。除中、印、台外，余無一倖免。韓、馬、泰估計負增長6%-8%；印尼則出現可能18%的大幅負增長。
5.失業情況急趨惡劣
當整體經濟呈現負增長時，失業問題肯定急趨惡劣；所有受金融風暴影響的國家及地區，失業率都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顯示除台灣及新加坡能維持低於4%以外，餘下都超過5%；韓國、菲律賓及印尼等地被估計其失業率急升10%以上。
6.工資下降、樓價下跌
由於失業人員大增，造成勞工市場供大於求。企業僱主乘機調低工資，減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資普遍下調1-2成。同時，因消費力減弱，銷售市場欠佳，用者無法負擔高昂樓價或租金。造成樓價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況尤為厲害，樓價下跌達3成。
亞洲金融風暴對社會保障的直接影響
1.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回報遭受大損
退休保障，特別是個人帳戶形式的公積金制度，積累龐大的社保基金；有關當局必須想法投資以保值增值。但投資往往帶有極大風險，特別是投資於股票及匯率市場，價值漲落波幅很大。這次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導致股市匯市相繼大幅下調，將令很多社保基金損失慘重。這里嘗試看看香港情況。
由於香港已決意發展強制私營公積金，這里將分析對其可能影響。首先，我們發現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差不多每十年發生一次。投資回報須以周期性來分析，不能斷章由某高峰期來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災是1987年，便不適宜用1983年來估算，應從股災後起投資至另一次大股災如97年為一周期，才能較准確估算投資的真正確實的回報。
就現時強積金草案縱容高風險投資策略，容許以百分之百資產投資於股票市場，即使以最後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資產投入股票市場，並只以現時香港的金融風暴的影響來計算（若用東南亞情況計算，災害更大），一旦出現問題，非同小可。
在過去十年投資周期，香港私營的整體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報率，粗估只有6%（假設股票損失3成）。這估算低於年均通脹率8.8%。換言之，強積金草案的高風險投資策略易受金融風暴摧殘。
強積金辦事處回應1997年投資回報只損失7%；但參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資產變化，即可見1997年大多損失30%至50%不等，可見筆者的估計准確可信。換言之，私營強積金的高風險的投資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風暴的打擊，導致市民極大損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穩重投資策略（即30%股票40%債股和30%銀行現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風暴的負面影響，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報率粗估有9.5%（假設股票損失30%）。換言之，對比年均通脹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據最新1998年6月底結算，土地基金的投資也難以保值。可見亞洲金融風暴的殺傷力。相信現時亞洲大多數採用公積金制度的國家，其基金的損失會是慘重的，將嚴重削弱回饋能力。
2.失業人數增加，供款繳費雇員減少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失業率急劇趨升，大部分國家的失業率達10%。這表示有1/10的雇員不能供款繳費，而其僱主供費繳費部分，亦相應損失。那麼供款繳費總金額肯定損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這些情況延續3年，情況將更為惡劣。因為大部分國家的估算很少預測失業率達10%以上的，這將造成整個社會保障基金的精算測算出現偏差，甚至影響其財政穩健性。
3.工資下降，供款繳費金額減少
避過失業的雇員很可能會遭僱主減壓工資。因經濟不景，失業大軍增長，僱主會趁機減工資，以降成本，增利潤。當工資下降，自然在供款繳費率不變情況下，雇員僱主雙方的繳費金額數目相應減少，導致社會保險總金額也會下降。當然這會影響其財政穩健性。
4.企業困難增多，撇帳和不繳費上升
由於經濟不景，很多企業會出現倒閉、裁員、減薪或遷離。結果企業負責供款繳費部分減少。另有些企業勉強維持運作，但難以兼顧雇員福利，於是剝減員工福利。首當其沖當然是社會保障利益：志願性質的企業退休金，醫療保險等會取消或削減；國家立法規定的社會保障計劃，也不一定能應付；不能供款繳費比率會相應增加，直接影響社保基金的財政穩健性。
5.失業人數增加，失業保險及社會援助財政負擔加重
由於失業人數增加，自然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增多，直接加重失業保險金的支出，導致財政負擔加大。另由於失業保險金一般只提供6個月至1年的保障，領取完畢後仍在失業的只能轉向領取社會援助金。西方國家例子可見一斑；如英國和荷蘭，失業人士領取社會援助金占其總數的4成至6成。現時香港失業人士領取社會援助占社會援助個案總數超過10%，正在走向西方情況。這造成政府財政重擔。
亞洲金融風暴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啟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資股市
從上表1至表6的分析結果，投資股市的風險是極高的。即使依國際慣例限制少於30%投資於股市，其後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難以抵禦金融風暴，要蒙受損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資股市。近期美國秘密式的對沖基金的違規做法，亦暴露其缺點及風險，損失過千億美元，產生國際銀行體系的連鎖影響，導致美國政府也介入干預及挽救。相信，若沒有其他更好的監管方法，這類隱蔽式的危險投機團體，還會是無日無之，在背後操縱金融市場。對於以社會保障為目標的社保基金，實不宜冒這些風險，以免傷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會服務及基本建設，可保值及創造就業機會
社保基金不投資股市，可轉移投入社會服務及基本建設。不但穩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經濟效益。現時很多亞洲國家，尚未依政策規劃，提供足夠的服務，滿足不同對象的需要。因此，可以藉此機會，增加發展社會服務速度，滿足社會需要，從而可即時創造就業機會，聘請人手，提供服務。
投資發展社會服務來增加就業機會的最大好處是它能為很多低技術的中年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在一般情況下，低技術的中年人士，不論男女，都是較難與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競爭就業機會。同時，這些上年紀的人士亦較難接受技術培訓，較難提升技能。但社區服務，如個人照顧、家務助理、家居維修等便民服務，是頗適合中年非技術人士來但任的。因此，這些社會服務的設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較高層面來看，社會服務的發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醫療等將更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解決失業，減少貧困。下面以香港情況來說明論點。
現時輪候公屋人士超過15萬份申請表。假若香港特區政府能堅持每年興建5萬個公屋單位，將大大減少輪候人數，縮短輪候時間；且能滿足未來香港人口的增長，達至800萬人。除了較快地滿足住屋需要外，其創造就業機會及功能效果是顯著的。建造公屋可為建造業帶來生意，聘請建造業工人；入伙時，住客需要裝修設計，增設家用電器、家什雜物等，產生連鎖性的經濟效益，使整個銷售業、百貨業興旺，自然增加就業機會。在公屋戶區內的大型商場會增加零售業的發展。
同樣，為了改善教育質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現時的中小學。現時的教職員辦公室是非常擠迫，難以發揮老師輔導學生的能力。現時師生比例太大，有減少每班學生人數的需要，以增加老師對學生的關顧。
同樣，改善醫療設施也發揮相同的效果。現時報章常有報導醫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設帆布床；醫院人手不足，特別是護士及護理人員等。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區醫院，招聘更多醫護人員，以維持及改善服務質量。加建醫院，增設醫學科技設備，加聘人手等，將有助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因此，發展整體社會服務，不但能改善社會工作服務、教育、房屋和醫療的設施和服務，更好地滿足市民的需要，也會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也許政策制訂者會問：究竟投資入社會服務建設可帶來什麼經濟效益？且以北京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為例來分析。「經濟適用住房」的供應對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們靠自己的經濟收入，用10到20年時間，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買下這樣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區縣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買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規定的購房成本價，城近郊區為每建築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間50平方米小房計算，造價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這供款如同交租，占現時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訂在25%，中下層人士每月供300元，那麼有60元或20%的利潤。可見投資社會服務基本建設是可保值增值的，還可帶來相關社會經濟效益。
3.應以基本保障為主，維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額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股市市值下調，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損失兩成以上。甚者，更會影響基金財務健全性。因此，社會保障金額水平應維持於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為主；不宜過分擴展，來保障社會中產階層人士。這樣會使社保基金保持穩健，即使受金融風暴打擊，亦能保證融資充裕，有足夠基金提供社保金給予基本需要人士。換言之，在世界金融體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後，仍恐怕會有很多隱蔽組織如長期資本管理對沖基金等趁機炒賣，應把「維持低水平社保金額以保障基本需要為主」的政策訂為長期國策，不宜修改。即使國家經濟蓬勃發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額水平。一則可避免如金融風暴的突如其來的破壞，同時可採用豐富資源用在社會服務式的社會保障，三則更可維持市民工作動力，不因社保金額水平過高而挫傷勞動積極性。
4.不應設立失業保險，造成財政負擔
應否設立失業保險常常成為改策的爭議。但經亞洲金融風暴一役，其後遺症顯然導致大量失業。除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仍可維持失業率在5%以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都接近10%或以上。試問要為這么龐大的失業大軍提供基本的失業保險金，所花費的財政將會是天文數字。一下子要拿出這筆金額，將會對已備受沖擊的經濟不景下的政府財政造成沉重負擔。因此，制訂穩健的社會保障政策適宜避免設立失業保險。保障失業者，可改由社會援助來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證不會跌穿社會安全網。對應付諸如金融風暴的危機，這種社保安排會較為妥善。
事實上，一般西方國家的失業保險安排，都是為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半年至一年後，屆時若還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轉移申請資產入息審查的社會援助救濟來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為主，根本無須為有一定資產儲蓄的失業者提供過渡性質的失業保險金。
即使以沒有受金融風暴沖擊的中國來說，為所有非自願性失業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資產儲蓄的中產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將造成很多後遺症。
(1)失業保險財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業保險以來，1992年失業保險支出，因失業人數增加，便達到前來年總和；1994年的失業保險支出，又是前7年總和的1.2倍；有些地區已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所余的基金只能維持200萬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據預測，從1995年到2000年，由於企業破產解僱，減產裁員的職工將達1800萬人，年均300萬人。加大10倍失業保險基金也不一定足夠應付（《中國再就業工程實施指南》，1998年）。
(2)失業保險制度名下出現各種開支，包括醫療費、喪葬補助費、親屬撫恤費、生產自救費和管理費等，難以監管審計。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單位、勞動者、工會和公眾團體的代表組成的社會監督機構，其實效有待證實。
(3)現時適用范圍限於國有企業，若推廣至各種企業制和打破城鄉界限，承擔的責任將超越數億人，包括1.2億的鄉鎮企業工人。是否可以承擔，實成疑問。
較可行的辦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為失業者提供「安全網」保證基本生活需要。而有關資源則可用作再就業服務資金，提供職訓津貼，以鼓勵改進本身技能、轉業准備、尋找職業和生產自救。這比設立失業保險金為佳。事實上，現時中國國策也是把失業保險的救濟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簡正名，倒不如選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職訓津貼補助來得更直接有效（詳盡分析日後可見莫泰基等編，《香港勞資關系與社會保障》，2000，中國勞動出版社）。
5.制定貧窮線，作為社會援助金的安全綱水平
不設立失業保險，則必須有一個妥善社會援助制度。但很多社會援助制度都是因隨政治爭執而改變，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適當保障水平，照顧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較有依據的做法是選擇適當的方法，制定官方貧困線，以此為社會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會安全網形式，成為社會最後防線，保障市民。這樣會有效率地照顧最有需要的人士，並保證社會安定，維持良好治安法紀。
【責任編輯】鄭菁
【參考文獻】
1 李羅力主編，1998，《第二沖擊波——從東南亞金融風暴到全球經濟大變局》，貴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編，1998，《海外金融風潮評析》，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3 王航等編，1998，《阻擊風暴——東亞金融危機中的狙擊與阻擊》，貴州人民出版社。
4 莫泰基，1993，《香港貧窮與社會保障》，香港：中華書局。
5 莫泰基，1999，《消滅貧窮的政策構思》，中華書局。
6 莫泰基等，1996，《扶貧與就業》，理工大學與香港社保學會。
7 《中國再就業工程實踐指南》，1998，工商出版社。
8 Asian NGOs,1998,Financial Crisis: Our Response,Hong Kong:Clear Cut P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