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外匯儲備

⑴ 收集近十年（98-08）中國外匯儲備量的數據資料，並分析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增加的原因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5年底，中國大陸外匯儲備余額再創新高，達818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4.3%。假如將中心政府向中行、建行和工行注資6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計算進來，我國外匯儲備便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

中國外匯儲備及相關統計

年份

外匯儲備

貿易總額

貿易順差

利用外資1978

2

206

-11

1980

-13

381

-19

1985

26

696

-149

45

1986

21

739

-120

73

1987

29

827

-38

85

1988

34

1028

-78

102

1989

56

1117

-66

101

1990

111

1154

87

103

1991

217

1357

81

116

1992

194

1655

44

192

1993

212

1957

-122

390

1994

516

2366

54

432

1995

736

2809

167

481

1996

1050

2899

122

548

1997

1399

3252

404

644

1998

1450

3240

435

586

1999

1547

3606

292

527

2000

1656

4743

241

594

2001

2122

5097

226

497

2002

2864

6208

304

550

2003

4033

8510

255

561

2004

6099

11548

320

606

2005

8189

14221

1019

603

註：表中數據分別摘自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治理局及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一、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歷程

外匯儲備是一國對外收付的基礎。它的源頭主要有兩個：一是貿易順差；二是資本凈流入。因此，外匯儲備的多少，不僅反映了一國對外經濟交易活力與吸引力的大小，而且也反映了該國對外借債與還債信用能力的強弱。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國外匯儲備越多，一方面標志著該國對外出口競爭能力越強；另一方面則表明該國政治經濟形勢穩定，且外資爭相進入。反之亦然。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廣度與深度的不斷拓展，外匯儲備規模也隨之相應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縱觀改革開放25年來的歷程，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零儲備」時期

20世紀整個80年代，作為中國「改革」與「開放」的頭十年，它卻仍處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框架的約束之內。當然，在這一階段，中國也正處在對外開放的「試驗」階段。當時，中國人還不太了解世界，世界也不太了解中國。因此，薄弱的「底子」再加上謹慎的「試驗」，我們仍然固守著計劃經濟下「收支平衡，略有節余」的法則，尚無力跨越「雷池」。

1978——1989年的12年間，僅有1982年和1983年這兩年存在少量貿易順差，其他10個年份均為貿易赤字。但無論是順差抑或是赤字，從規模上看均很小，只有1985年和1988年這兩個年份的貿易赤字突破了100億美元。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各年的外貿進出口總額也只有區區幾百億美元。

同樣，在這一階段里，我國對外開放與引進外資的力度也不算大，規模較小。20世紀80年代，除1988年和1989年外，我國各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均只有幾十億美元。1978——1989年這12年間，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總額僅為580億美元，尚不及1997年一年的額度。

正是由於外貿進出口及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均不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外匯儲備也基本上處於「零儲備」狀態。1978——1989年的12年間，除1989年為56億美元外，其餘各年的外匯儲備余額均未超過50億美元。

實際上，當一國對外開放有限，經濟對外依存度不高時，該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及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也不大。但總體來講，當時的中國不僅經濟貧窮，資金短缺，尤其是外匯資金短缺，而且國內物資供給奇缺，通貨膨脹壓力巨大，因此，當時的外貿出口能力較弱，外資流入也相對較少。這一階段也是我國改革開放最艱難的時期。

第二階段：百億儲備時期

經過了80年代的謹慎探索與經驗總結後，90年代的中國開始走出「計劃經濟」的陰影，並逐步走向「市場經濟」新時代。應該說，1990——1995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轉軌時期或過渡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一階段，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中國也進一步熟悉了世界。在這一階段，盡管出現了1993——1995年十分嚴重的通貨膨脹，但由於新的宏觀調控機製得力、有效，最終卻是有驚無險，中國經濟改革順利地渡過了這一難關。

1990——1995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從1000億美元增長到接近3000億美元。從商品進出口差額來看，一改過去十餘年的貿易赤字狀況，6年中共有5年出現了貿易順差，除1995年順差167億美元外，盡管其餘各年順差規模不足百億美元，但它卻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重大信號。

在這一期間，我國開始加大外資引進力度，尤其是進一步拓寬了國際融資的渠道和空間，中國對外開放的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強。實際利用外資年度總額從100億美元增至接近500億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資都是「直接投資」性質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引入外資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正是基於外貿進出口和利用外資形勢的明顯好轉，這一時期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從100億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快速而穩定的增長，標志著我國外匯儲備正在走出「短缺」的時代，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成為我們的一種自信和自豪。

第三階段：千億儲備時期

1996年底，中國經濟運行成功實現「軟著陸」，並順利進入「低物價、高增長」的通道。1997年上半年，國家抽樣調查的所有「主要商品」均出現了供過於求或供求平衡，據此判定，困擾新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短缺經濟」終於宣告結束，買方市場新時代已然到來。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已躍上了一個新台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1997年，中國經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災，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考驗，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3000億美元，貿易順差則呈跳躍式增長，並首次突破400億美元。這再次表明了中國經濟已然步入良性循環新時期，並具有了較強的抵禦外來風險和抗干擾能力。1998年在貿易總規模不變的條件下，我國繼續保有了第二個4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在隨後的6年中，雖然我國貿易順差每年一直保持在200——300多億美元之間，但其間我國貿易總規模則在不斷地放大：2000年突破4000億美元；2001年突破5000億美元；2002年更是突破6000億美元；2003年又突破8000億美元；2004年則突破10000億美元大關。然而，2005年，不但貿易總額接近14000億美元，而且貿易順差第一次奇跡般地跨越了1000億美元的「絕對」大關。這又是一個質的新飛躍。

與此同時，我國在實際利用外資總額方面，1997年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達644億美元。在之後的8年中，我國每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一直保持在500——600多億美元之間，這是一組讓世界為之贊嘆的數據。500——600億美元的穩定規模，一方面表明中國政局穩定，投資環境優良；另一方面則表明中國引入外資不再是「飢不擇食」，當然，也不再是「多多益善」。

1996年底，我國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這標志著企業和居民有了更多持有外匯存款的機會。這一年，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首次突破1000美元，1997年則進一步增至1400億美元四周。2001年再次突破2000億美元；2003年更是突破4000億美元；2004年跨越6000億美元；2005年又大步跨越了8000億美元。若以這種速度發展下去，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定能突破萬億美元大關，並會遠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這樣龐大的規模、如此高速增長，是好是壞
二、中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分析
在經濟國際化環境下，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外匯儲備都是必不可少而至關重要的。一般地，外匯儲備主要具有以下四大功能或作用：
第一，外匯儲備可以抵補貿易赤字，並保持一國必要的、正常的進口能力。
第二，保有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對外借債與償債的信用擔保與物質保證。
第三，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幹預本國外匯市場、調節本幣匯率的有力武器。
第四，在國家經濟動盪或是遇上戰爭災難時，外匯儲備將是一國最後的戰略儲備。
因此，一國外匯儲備規模多大為好，或者說，它的適度規模應該是多大，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顯然不是簡單地看一個數據就能了事的。
事實上，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評價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判標准。比方，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它們不需要太多的外匯儲備，因為這些國家的貨幣本身具有世界購買力的作用，因此，它們保有的外匯儲備相對較少。如美國和歐盟區各自保有的外匯儲備不過幾百億美元。但也有例外的。例如，日元是最主要的三種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然而，日本目前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這又是何故呢？我想，不完全的理由至少包括：日本不僅國小、資源短缺，而且民族危機感重、不自信，當然，也許還有其他動機。
此外，在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確定上，發達國家與非發達國家、開放國家與非開放國家、大國與小國，在評判標准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1960年美國教授特里芬提出：一國國際儲備對年進口額的比率以40%為宜。20%為底限，低於30%便要補充。這一觀點後為許多西方國家所接受，它們主張，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一般應能滿足3——4個月進口付匯。東南亞金融危機後，又有人認為，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能低於短期外債的規模，以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但一些國際金融組織更強調，一個國家外匯儲備的規模應該能起到維護金融穩定的作用，這顯然強調了「充足」的外匯儲備的重要意義。但由於各國實際國情的不同，在國際上尚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評判標准。
當然，從量上講，任何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都應該有一個適度規模，因為外匯儲備是有成本的。這一成本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外匯儲備資產必須具有足夠的「流動性」，以確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發揮。然而，足夠的流動性往往是要以較低的盈利性要求為代價的。其二，由於匯率總是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外匯儲備資產極易遭受匯率風險而導致無形的賬面損失。因此，外匯儲備並非多多益善，它應該有一個度：安全夠用但不浪費。
中國作為一個改革開放中的、正處在快速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究竟應該是多大？我想，這是一個不便妄加揣測的重大戰略問題，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考慮和分析。
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經濟大國，它需要更大的外匯儲備為之保駕護航。
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經濟大國，但我們還不是一個經濟強國。1982年，中國GDP首次突破5000億元人民幣；1986年GDP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1995年GDP突破5萬億元人民幣；2002年GDP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2004年，我國GDP接近16萬億元人民幣。這是中國經濟布滿活力的標志。但從人均GDP水平來看，按照2004年普查數據統計，我國GDP位於全球第6位，但人均GDP卻處於全球第107位，居倒數水平。
不容置疑，隨著改革開放的成功推進與不斷深入，中國經濟將會擁有一個長足發展的巨大空間。然而，這一進程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它可能會碰到不少令我們無法預料的困難和問題，因此，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搞建設，必須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作後盾。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太小氣。
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不可兌換機制，無形之中「誇大」了外匯儲備規模。
人民幣雖已實現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但資本項目在我國仍被嚴格管制，這就意味著中國公民尚不能將本幣金融資產自由地「交易」為外幣金融資產。從投資角度講，我國居民只能投資國內市場的本幣金融資產，而不能自由投資國外金融資產。因此，我國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外匯資產相對較少，除涉外企業外，大量的外匯資產只能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進而成為外匯儲備資產。因此，資本嚴格管制下的「倒逼」機制，無形的誇大了我國外匯儲備的總規模。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5年第4季度末，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僅為1615.70億美元，其中，企業外匯存款與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大體各佔一半。即便加上外匯儲備，我國外匯資產也不足1萬億美元，而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卻高達28.72萬億人民幣，其中，我國城鄉居民本幣儲蓄存款已達14.11萬億元人民幣。由此可見，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的外幣化程度相當低下。即便算上外匯儲備，我國整個金融資產的外幣化程度也仍不高。
每年五六百億美元的外資凈流入，再次「誇大」了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外匯儲備的初始來源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是來自經常項目；二是來自金融項目。一般地，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是實質性的、較為真實，它往往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因此，它是外匯儲備最扎實的經濟基礎；而外資流入導致的外匯儲備增長則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和非穩定性，因此，對應較大流量的外資流入，應有相當規模的外匯儲備應對。
1996——2004年間，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動力盡管是來自「雙順差」，即貿易項目順差和金融項目順差，但每年的外資凈流入總額卻一直保持在500——600億美元，而貿易順差則小於它，一般各年僅為200——400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國外匯儲備增長中有相當部分主要來自外資凈流入，因此，如此「虛高」的外匯儲備，並不能支撐外匯儲備「過多」的結論。
世界仍不太平、祖國尚未統一，這也需要一個龐大的外匯儲備作後盾。
外匯儲備作為一種戰略物資，它必需滿足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的足夠需要。從世界格局來看，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但當今世界並不太平，中美關系在曲折中前進，中日關系在坎坷中停滯不前，台獨分子還在不斷滋事，民族極端主義與恐怖勢力仍然猖獗。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提高警惕，並作好必要的戰略預備，包括外匯儲備戰略。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我國當前外匯儲備的主要風險是結構風險，而非總量風險
三、中國外匯儲備結構及其風險分析
外匯儲備結構也即外匯儲備資產的分布結構。其中，最主要的外匯儲備結構有兩個方面：一是幣種結構；二是期限結構。這也是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最大風險所在。
從幣種結構來看，假如外匯儲備資產過於單一地集中在某種「弱幣」上，則必然會導致過大的匯率風險，但「弱幣」貼水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利息收益。當然，實際收益是正還是負，則需要具體分析。
從期限結構來看，則主要是考慮外匯儲備資產的流動性要求。由於外匯儲備是用於日常之需及不測之用，因此，外匯儲備資產分布的期限結構必須首先滿足流動性需求，然後才是在兼顧安全性的基礎上滿足盈利性的需要。
外匯儲備存放地及存放結構一直是各國堅守的頂級機密。但從官方相關信息的大致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據此，我們可以作如下結論的風險分析：
風險之一：人民幣在金融項目不可自由兌換的前提下，我們被迫將絕大部分的外匯資產高度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變成了外匯儲備性質。
可以設想，在本幣可完全自由兌換的國家，居民均可自由用匯對外進出口或是對外直接投資，或作證券投資，本幣與外幣之間可以自由轉換或交易，從而本國公民就能自由地持有本國或外國的金融資產。假如是這樣，該國公民的金融資產就會多樣化地分散在外幣化的金融資產上，也就不會過於集中於中心政府手中成為外匯儲備。
相反，由於人民幣目前只能在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而在金融項目下尚不可自由兌換，因此，公民只能通過貨物及服務貿易，還有經常性轉移收付來獲得外匯，並持有外匯存款。除此之外，公民不能通過「投資」性質的金融交易來將本幣金融資產轉換為外幣金融資產。於是，公民的金融資產大多隻能是本幣資產，而不能化作外匯資產。這也是我國外匯儲備名義上「過大」的真實原因之一。
為此，我們有必要通過盡早地實現人民幣在金融項目下的可兌換，來分流或釋放外匯儲備「過大」的壓力或風險，讓居民能擁有更多的自由選擇空間，將他們的資產合理而分散地擺布在所有本外幣金融資產上。這便是「藏匯於民」的道理。同時，這也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進程，從而有效釋放人民幣升值壓力，減小政府幹預匯市的成本與風險。
風險之二：龐大的外匯儲備過度集中於美元資產，這或許是被迫或不得已，但它絕對有害於匯率風險的規避。
美國是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一直占據60%以上的比例。但近年來，隨著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不斷放大，我國的「貿易美元」及「貿易順差美元」不斷增大；同時，90年代中期以來，為抑制人民幣對美元持續的升值壓力，在以美元作為干預貨幣的匯率調控機制下，我國官方不斷吸入美元——增大美元儲備。如此一來，我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比例定會上升，因此，有人估計目前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也許超過了80%的比例。
無論是何種理由，「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做法，顯然是危險的。從長期趨勢觀察，美元的確屬「弱幣」范疇。從美元兌日元匯率來看，美元是長期貶值的。20世紀80年代初，美元兌日元匯率為240左右，但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比價最低曾跌至80四周。從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來看，美元也正在呈貶值狀。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8.7左右，如今已跌至8.0四周，美元應還有下跌空間。
我國外匯儲備幣種單一，且過度集中於「弱幣」——美元。假設美元長期貶值，必然會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的巨大賬面損失，其結果必將使我國貨幣政策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假如為了改善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而大量拋售美元，則必然會對周邊國家產生示範效應，並導致國際匯市恐慌，美元匯率暴跌。另一方面，假如不改變現有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不拋售美元，則又會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從而刺激外匯儲備更快增長。為了減輕外匯儲備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央行必須通過回籠現金或者提高利率的方式來減少貨幣供給，但這恰恰又會拉動本幣升值；反過來，為了降低升值壓力，央行假如增加貨幣供給或者降低利率，這會使本來就因外匯儲備而極為寬松的貨幣市場雪上加霜。
如此看來，減持美元及美元資產迫在眉睫。美元減持後，我們應當避免重蹈覆轍，在增持歐元及其他幣種資產的同時，甚至還可以增持黃金儲備或石油戰略儲備等。外匯儲備的結構調整將是一個漸漸的過程。這個過程雖不能急，但必須行動起來。
風險之三：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存放地及投資期結構過於集中，可能會存在政治風險與信用風險。
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不但高度集中於美元，而且美元資產又主要集中在美國。從投資品種和投資期限來看，我國大量的外匯儲備既有相當部分存入了美國商業銀行，也有較大部分購買了美國各類債券，包括美國國庫券、美國財政部中長期債券、聯邦政府機構債券以及美國公司債券等，此外，應該還包括少量境外美元資產。
美國一向將中國視為其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由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差異以及敏感的台海問題，美國始終保持著與中國交往的距離，並將台灣問題視作與中國談判的籌碼，時不時為難中國。在這一點上，我們尤其要提高警惕，盡可能規避外匯儲備存放地的政治風險。
當然，在投資期限結構上，我們也要盡可能分散風險。一般地，外匯儲備資產分布結構應在不同時期有所區別。比方，在國際環境動盪時期，外匯儲備應多置放於銀行存款及變現程度高的短期證券上；在和平穩定時期，外匯儲備可以多一些放置於中長期品種上。

中新網11月17日電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六」。報告稱，近三十年來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幅增長，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位。

報告顯示，改革開放30年，我國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逐年增加。每隔十年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都邁上新的台階。1979年我國FDI總量只有8萬美元，1980年為0.57億美元，1990年上升到34.87億美元，比10年前增長了60倍；2000年進一步提高到407.15億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長了近11倍；2007年我國的FDI達到了835.2億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7年，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7754.2億美元，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國家。200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居世界第6位，占發展中國家總額的16.7%。

報告稱，30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和綜合國力的增強，外匯儲備大幅增加。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只有16億美元(來源於聯合國資料庫)，只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德國的3.7%；1990年，增加到286億美元，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中國台灣省的39.5%；2000年，我國外匯儲備增加到1656億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相當於當時世界第1位日本的47.7%；2001年我國外匯儲備超過2000億美元，達到2122億美元；2006年底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1979-2007年，我國外匯儲備共增加15267億美元，年均增加526億美元。尤其是2000-2007年，共增加13627億美元，年均增加1947億美元。

央行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中國外匯儲備已達18088億美元。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實際上已經超過了世界124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總和。
從世界銀行公布的2007年世界各國GDP排名來看，排在第57位的是越南，其GDP是712億美元，排在末位即第180位的是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其GDP是8700萬美元。如果將從第57位的越南一直到第180位的吉里巴斯這124個國家的GDP加起來，總和是17597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這124個國家GDP的總和。

外匯儲備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調節國際收支，保證對外支付。
二是干預外匯市場，穩定本幣匯率。
三是維護國際信譽，提高對外融資能力。
四是增強綜合國力和抵抗風險的能力。
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動用外匯儲備可以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當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出現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組織進口，從而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促進宏觀經濟的平衡。同時當匯率出現波動時，可以利用外匯儲備干預匯率，使之趨於穩定。因此，外匯儲備是實現經濟均衡穩定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一國經濟更易於受到其他國家經濟影響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一般說來，外匯儲備的增加不僅可以增強宏觀調控的能力，而且有利於維護國家和企業在國際上的信譽，有助於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投資、降低國內企業融資成本、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適度外匯儲備水平取決於多種因素，如進出口狀況、外債規模、實際利用外資等。應根據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成本比較和這些方面的狀況把外匯儲備保持在適度的水平上。

外匯儲備作為一個國家經濟金融實力的標志，它是彌補本國國際收支逆差，穩定本國匯率以及維持本國國際信譽的物質基礎。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往往要持有高於常規水平的外匯儲備。但是，外匯儲備並非多多益善，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對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
1、 損害了經濟增長的潛力。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流入代表著相應規模的實物資源的流出，這種狀況不利於一國經濟的增長。如果我國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持續下去，將損害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2、 帶來了較大的利差損失。據保守估計，以投資利潤率和外匯儲備收益率的差額的2%來看，若擁有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年損失高達100多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匯率變動的風險，這一潛在損失會更大。另外，很多國家外匯儲備構成中絕大部分是美元資產，若美元貶值，則該國的儲備資產也將嚴重縮水。
3、 存在著高額的機會成本損失。我國每年要引進大約500億美元的外商投資，為此國家要提供大量的稅收優惠；同時，我國又持有大約一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閑置不用。這樣，一方面是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另一方面老百姓省吃儉用借錢給外國人花，其潛在的機會成本不可忽視。
4、 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外匯占款投放量不斷加大。外匯占款的快速增長不僅從總量上制約了2004年以來宏觀調控的效力，還從結構上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並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使央行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
5、 影響對國際優惠貸款的運用。外匯儲備過多會使我國失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優惠貸款。按照IMF的規定，外匯儲備充足的國家不但不能享受該組織的優惠低息貸款，還必須在必要時對國際收支發生困難的其他成員國提供幫助。這對我國來講，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

樓主，我也不是很懂這個，分數並不重要，希望能有所幫助
祝一切順利！

⑵ 上世紀八十年代，債務危機是如何摧垮拉美國家的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國際油價大幅度飆升，美國及歐洲立即陷入滯脹危機，國際資本紛紛尋求大宗商品避險，大宗價格快速走高。

受大宗出口價格刺激，阿根廷經濟逆勢反彈。

這場危機，一直持續到今天。

俄羅斯、土耳其、印尼、南非等大部分新興國家都受到程度不等的沖擊。即使美聯儲在8月份剛剛終結了這輪加息，但潘帕斯上空依然布滿陰霾。

於是，很多人將矛頭指向美聯儲。

其實，美聯儲，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核心問題，在拉美國家自身，尤其是是債務負擔。

1982年，拉美國家的外債總額是1970年的14倍，達到3153億美元。到1986年底，拉美國家債務總額飆升到10350億美元，債務高度集中，短期貸款、浮動利率貸款及外債比重過大。

為什麼拉美國家債務負擔如此沉重？外債規模如此巨大？

債務規模與經濟結構和儲蓄率有關，外債負擔與外匯儲備直接相關。

受上帝眷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都在吃老本，發展資源出口經濟，不願發展製造業，出口創匯依賴於礦產資源及初級產品。

阿根廷的礦產資源及初級產品出口的比重超過40%，如此依賴資源及初級產品出口，使得阿根廷經濟極容易受到外部環境沖擊。

當石油及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時，出口創匯非常少，經常出現貿易逆差。阿根廷政府及企業不得不向美國借入大量美元外債，以支持進口和維持外匯穩定。

1969年阿根廷財政赤字僅占國內GDP1.2%， 此後不斷增加，在1975年達到了10%。墨西哥經濟在1975年出現滑坡，政府財政赤字由1971年的1%上升到了1975年的5%。

在六七十年代，美聯儲長期執行寬松政策，拉美國家容易獲得美元信貸。當時華爾街瘋狂向拉美國家、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

花旗銀行主席沃爾特·里斯頓長期以來一直鼓吹向欠發達國家放貸是安全的：「國家不會破產。」危機爆發後，花旗銀行的損失最大。

保羅·沃爾克兇猛加息，是誘發拉美債務危機的導火索。

因為美聯儲大幅度加息，美元飆升，由於拉美國家缺乏足夠的外匯儲備，墨西哥比索、阿根廷比索最終崩盤。

墨西哥比索對美元匯率在1984降至1980年的約10%，而阿根廷比索大約僅相當於1980年水平的千分之一。

貨幣危機爆發後，比索大貶值，外債負擔大幅度上升，觸發了債務危機。

這就是貨幣與債務聯動的邏輯。

美國聯邦政府及美聯儲也啟動了援助方案，以防止拉美債務崩盤傳染到本國金融體系。隨後幾年，布雷迪計劃出台，近40個拉美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獲得重組。

所以，拉美國家經濟表現糟糕，表面上看是美聯儲加息的問題，深入點看是債務問題，再深入則發現是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

文 | 智本社

智本社 |一個聽硬課、讀硬書、看硬文的硬核學習社。微信搜索「智本社」（ID：benshe0-1），學習更多深度內容。

⑶ 八十年代我們的外匯主要從哪來

外匯儲備的來源是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集中到本國央行內形成外匯儲備。
78年改革開放以後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來訪的外國人、歸國華僑和港澳台人士日益增多，友誼商店的數量也相應增加。

⑷ 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外匯儲備國是 日本嗎

是的

20世紀80年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和外匯儲備國

⑸ 外匯儲備對國內通脹的影響

外匯儲備過多對國內經濟而言，反而是有弊無利的，其中最顯著的影響就是引發通貨膨脹，下面由我為大家整理的外匯儲備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希望大家喜歡!

外匯儲備過多會造成國內通脹

1、高額的外匯儲備成本

外匯儲備是一種實際資源的象徵，它的持有是有機會成本的。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等於國內資本生產率減去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率。由於官方儲備資產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各國的外匯儲備一般投資於儲備貨幣國家的短期國債，其收益率較低(二戰後平均為1-2%)。

這相當於經濟發展水平較底的國家(通常是大量儲備外匯的國家)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儲備貨幣的發行國)輸出資本。如果中國在借入大量外債的同時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等於是以高價從國外借入資金，而且還以低價將國內資金轉到國外給外國人使用，其潛在的損失是顯然的。

實際上，我國在20世紀80-90年代以較高成本借入了大量外債(目前我國外債余額約為1600億美元)，而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進入低利率周期，全球金融市場投資收益率也處於低迷期，這些都使我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降低。

同時，持有外匯儲備表示暫時放棄一定量實際資源的使用，從而也就喪失將這些資源投入所引起的國內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也凸現了我國高額外匯儲備的成本。

2、引發通貨膨脹的壓力

外匯儲備作為一種金融資產，它的變化自然還要對國內的金融運行產生重大影響。由於我國事實上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安排，作為央行的中國人民銀行擔當了外匯市場上最終的市場出清者的角色。

外匯儲備的增多，使人民幣的發放增多，因為官方儲備是由貨幣當局購買並持有的，其在貨幣當局賬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外匯占款是我國基礎貨幣的主要構成部分。1994年匯率並軌以來，外匯儲備的持續快速增加，使得外匯占款成為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途徑。

外匯占款使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相應增多，導致貨幣供應量增長過快，這會對宏觀經濟運行和金融形勢構成不利影響，給我國貨幣政策帶來了中長期的通貨膨脹壓力。

盡管目前我國還處於通貨緊縮階段，但經濟指標已開始好轉，不能排除一旦走出緊縮立即陷入通脹的可能性。為此，央行採取了相應的沖銷政策：如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上頻繁進行正回購和發行人民銀行票據回籠基礎貨幣，據不完全統計，2003年前5個月，央行回籠基礎貨幣已達4000多億元，以此來減緩基礎貨幣增速。

但由於我國貨幣市場規模有限，特別是在央行票據的發行量已累計超過了2000個億的情況下，隨著外匯占款持續上升，可供央行進行沖銷干預的空間已越來越小。這給央行帶來了相當大的困擾：一是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受到挑戰，貨幣政策面臨中長期的通貨膨脹壓力。

二是由於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事實上的一體化，因此以匯率政策調節外部均衡，以財政和貨幣政策調節內部均衡的政策分配空間將可能喪失，內外部均衡難以同時達成。這即是央行面臨的典型的米得沖突(Meade’s Conflict)。

3、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在現有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下，如果央行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則會推動人民幣的不斷升值。近段時間來，不僅日本、美國等國家正在極力地鼓吹人民幣升值，而且過去外逃的資金也有迴流的跡象，甚至於有國際游資“潛渡”中國，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

在目前出口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大動力的情況下，出口競爭力的弱化會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所以人民幣目前不宜大幅升值。從這個角度看，外匯儲備也不宜過多。

4、增加了儲備資產管理的難度和風險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由於國際資本迅速大規模地流動，金融市場的利率與匯率波動十分激烈，作為國家財富的外匯儲備，它的規模過大也就會使國家財富處於巨大的風險之中，高額的外匯儲備給儲備資產的保值增值管理帶來了難度。

因為我國外匯儲備有相當部分以美元資產的形式存在，近一年多來，美元與歐元的匯價漲跌幅度在30%以上，美元價值的持續走低，使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中國外匯儲備縮水不可避免;如果粗略地按照60%的美元外匯儲備計算，外匯儲備中約有1800億美元正在發生“賬面”的損失。

另外，近兩年來，全球金融市場投資收益率處於低迷期，美聯儲自2001年以來13次降低利息，聯邦基金利率目前已降至1%，處於45年來的歷史低位，這也使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投資收益不斷降低。外匯儲備資產規模越大，其保值增值管理的難度就越大。

外匯儲備與通貨膨脹的關系

這兩者之間本身沒有直接聯系。不過外匯儲備過高說明國際貿易順差，這會給本幣造成升值壓力。以我國為例，我國國際貿易順差會給人民幣造成升值壓力，美元相對會貶值，美元貶值會給大宗商品造成價格上漲壓力，反過來對我國就會造成輸入性通脹壓力。另一方面，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會造成我國出口下降，部分企業經營困難，可能會造成部分物品的物價下降，也就是說可能會出現通貨緊縮。

⑹ 簡述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管理

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管理的具體內容有:1.儲備貨幣應與干預市場所需要的貨幣保持一致 2.應選擇多種儲備貨幣 3.儲備貨幣應與貿易支付所需貨幣保持一致 4.儲備貨幣不需要和金融支付所需貨幣保持一致
拓展資料
一、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第一個原則：
要保持整體外債的軟硬貨幣搭配，適當控制趨於堅挺的貨幣在外債中所佔的比例，實現幣種結構多元化。借款和發行債券都有貨幣選擇問題，即在借款或發行債券時是利用匯率呈下降趨勢的軟貨幣，還是採用匯率呈上升趨勢的硬貨幣。如果單從匯率考慮，當然是使用軟貨幣借款或發行債券對借款者有利，因為使用軟貨幣借款或發行債券到期還本時由於貨幣貶值，本金的價值減少，實際上等於少還一部分本金。但由於利率因素影響，軟貨幣借款和債券的利率一般比硬貨幣借款或債券的利率高，有時軟貨幣借款和債券由於高利率因素使本金加利息扣除貶值因素還可能比硬貨幣借款和債券的代價高。軟硬貨幣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發生相互轉化，當時是軟貨幣，將來可能是硬貨幣，而且「軟」，「硬」也是相對的，一種貨幣比起這種貨幣可能是硬的，但比起另一種貨幣來又可能是軟的。所以外債幣種結構的選擇不能以當時的「軟」、「硬」貨幣為標准，而應以外債幣種分散於諸種貨幣並有適當比例為標准。當前，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美元和日元仍是兩大對抗貨幣，其中任何一方升值或貶值都會直接影響對方，導致其他貨幣的匯率變化，對債務國的還本付息產生直接的影響，所以要保持美元債務和日元債務的適當平衡。此外，德國馬克、港幣、瑞士法郎、英鎊等貨幣也存在相對的軟硬時期，保持這些貨幣的合理搭配也是外債幣種結構管理的重要內容。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因外債幣種結構的不合理承擔了匯率變動的損失，後來它們總結了經驗，不少發展中國家將其幣種結構轉向多元化。在80年代初，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開始上升，美元利率又居高不下，當時發展中國家就降低美元借款的比重，增加其他貨幣的借款。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從1980年開始，印度尼西亞將其債務由集中美元轉向其他貨幣，以日元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