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外匯占款

⑴ 外匯占款減少了，為什麼要「降准」

轉自知乎
外匯占款數據過去一直是央行決定「降准」與否的重要參考標准，央行最近一次降準是在2016年3月1日，那個時候的2月份，外匯占款比1月份減少2278億。隨後央行自2016年3月1日起，宣布降准0.5個百分點。
所謂外匯占款指的是央行為購買外匯（主要是美元）而佔用的錢。在我國的結售匯制度下，外貿企業在外海賺取的外匯需要兌換成人民幣，央行間接從這些企業購買外匯而支付出去的人民幣就是外匯占款（當然外匯占款還包括其他，但主要是來自企業）。
如此一來，央行獲得了企業的外匯，外貿企業擁有了央行「印出」的人民幣。我們假定為100億人民幣，由於這筆錢金額並不小，企業不可能以現金方式持有，絕大多數都會以活期或定期的方式存在X銀行的存款賬戶里。
這時候100億成了X銀行的存款，當然X銀行也不傻，自己不是活雷鋒，他不可能平白無故地給你保管錢，而且還支付你利息，X銀行會把這些錢拿去放貸，對它來說放貸的錢肯定是越多越好。但是央行現有規定，每存款100塊最少需要有16.50塊存到央行的賬戶里，其餘的83.5塊才能拿去放貸，在這當中，16.50塊就是存款准備金，16.50÷100＝16.5%就是存款准備金率。
我們假定X銀行拿去放貸的83.5億全部給了A企業，我們再假定這部分錢又全部打到A企業在Y銀行的活期存款賬戶里（按現有規定大部分錢是不能取出來的），成為了Y銀行的存款，然後Y銀行重復X銀行的操作，在83.5億中拿出16.5%的錢放到央行賬戶後，其餘的69.75億再次拿去放貸……。緊接著K銀行、W銀行、Z銀行……又再一次重復X、Y銀行的操作！
最終100億人民幣通過銀行體系最多可以創造出的錢M2（可以理解為市場上所有的錢）是：
M2＝100億×（100÷16.5）=606億
即原始的100億是基礎貨幣，派生出來的606億是廣義貨幣M2（現金+所有存款）。
解釋了那麼多，現在我們來解讀上面那個新聞：
1、「6月份央行的外匯占款余額是21.5萬億人民幣」也就是說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放出的基礎貨幣是21.5萬億，21.5萬億通過銀行體系最多派生出來的M2是：
M2＝基礎貨幣×（100÷存款准備金率）=21.5萬億×（100÷16.5）=130萬億
2、「6月份外匯占款減少343億」，即基礎貨幣少了343億，派生出來的M2少了：
M2減少量＝343億×（100÷16.5）=2078億
3、「外匯占款連續20個月下降」，也就是說通過外匯占款創造的基礎貨幣已經連續20個月降低，通過「M2＝基礎貨幣×（100÷存款准備金率）」這個公式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存款准備金率不變的情況下，外匯占款（基礎貨幣）減少將會導致M2降低，為了保持M2今年12%的速度增長（今年政府定下的目標），那麼有什麼辦法？
央行可以下調存款准備金率，導致（100÷存款准備金率）變大，最終避免了因為外匯占款減少導致的M2降低。
2001年以後，受益於中國加入WTO，中國進出口貿易快速發展，外貿企業從海外賺取了巨額利潤，外匯占款快速增加，從2001年初的1.44萬億增加到2014年末的27.1萬億，導致基礎貨幣隨之快速增加。央行為了防止M2過高導致的流動性泛濫，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備率，促使（100÷存款准備金率）變小，平衡M2。
於是央行的存款准備金率也由2007年的9.00%升高到了2015年的20.5%（而歐洲央行只有2%左右），那麼我們可以反過來說，以前外匯占款增加了導致存款准備金率上調，而現在外匯占款減少了是不是該「降准」呢？
對於這個問題，觀點如下：
1、現在不同於以前，國際層面上，2017年全球寬松的貨幣政策幾乎要見頂，美國從2015年到現在已經加息了4次，日本、歐洲也在醞釀退出寬松貨幣政策。中國為了防止錢流出，也開始收緊貨幣。而在國內「降准」一直被視為寬松貨幣的重要象徵，如「降准」將會和目前總基調相違背，可行性不大。
2、按照監管層最新的定調，貨幣政策2016年底被定為「中性」，最新的表態定為「穩健」。所謂「穩健」最根本的是要控制M2的增長速度，未來M2具體的增長速度是多少，我們不知道。但是根據近期的信息，M2同比增速已經由原來的兩位數（2009年接近30%），降低為最近2個月的個位數（6月份是9.4%）。
也就是說在M2同比降低的情況下，並不需要下調「M2＝基礎貨幣×（100÷存款准備金率）」公式中的「存款准備金率」以對沖基礎貨幣（外匯占款）下降而導致的M2增速不足。
3、央行「印鈔」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外匯占款，二是通過購買債券投放資金，從而達到「印鈔」的目的。也就是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外匯占款減少了，央行還可以通過購買債券放出錢呢！

⑵ 人民幣沒有貶值基礎 為什麼還跌

（1）國際市場美英影響大
近期國際市場動盪較大，受近期美元指數快速上漲以及英鎊波動等事件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都比較直接，人民幣匯率節後的連續下跌很大原因是對美元指數上漲所進行的「補跌」。美國政策調整變化，但美聯儲年底加息的預期升溫促進了人民幣匯率的貶值，使得部分資金從國內流出進而流向美國。
NDF通過場外市場交易形成，常用於衡量海外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從NDF市場來看，2015年4月-2016年初，人民幣面臨持續而強烈的貶值預期。2016年1月—3月，人民幣貶值預期大幅削弱，並出現了短暫的升值預期。2016年4月開始，人民幣恢復貶值預期，但是預期較為微弱。2016年四季度初，人民幣出現快速的貶值預期，並且遠期匯率大於近期匯率，背離區間增大，表明貶值趨勢有加強的徵兆（見圖3）。目前，NDF市場上人民幣仍然存在貶值預期。另外，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差擴大，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至2016年9月價差加速擴大，可以解釋2016年10月初人民幣的快速貶值部分受到預期的影響。
（2）國內經濟壓力影響預期
從國內來看，近期我國國內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國慶期間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調控房地產的政策，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依然存在，令市場對人民幣匯率預期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國內的高杠桿，導致銀行不良的上升，風險因素的上升也會令市場的預期產生影響。另外，當前外貿狀況不好、外匯儲備減少、外匯占款降幅擴大也影響了人民幣匯率的走勢。
外匯儲備的增加部分體現了民間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資產負債表的置換，央行公布的官方外匯儲備已經連續三個月下降，且降幅逐漸擴大。最新數據顯示，9月外匯儲備余額較上一月下降188億美元，為2011年6月以來最低值，外匯儲備的減少反映企業和居民持匯意願不強。我國企業、居民的銀行結售匯差額變動也影響了人民幣匯率的升貶值預期變化，2016年以來銀行結售匯逆差減小表明央行在這段時期內可能對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干預程度較弱。貶值與貶值預期二者彼此強化進而導致結售匯逆差格局難以扭轉，並因此進一步加強了即期市場的貶值壓力，企業和民眾在外匯市場也形成了追漲殺跌的操作模式，導致10月初的人民幣匯率短期快速貶值。
2016年9月央行口徑外匯占款減少環比下降3375億元，創2016年1月以來最大降幅，並為連續第11個月下滑、降幅擴大，顯示資本加速流出，人民幣貶值壓力仍大，造成近期的人民幣匯率大幅度貶值。其次，在經歷了2014-2016年持續的熱錢外流、企業加速外債償還和嚴格的資金出境管理後，目前國內企業通過正規渠道購匯的能力已經大不如前，這就使得對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形成一定的壓力。

⑶ 我國的經濟發展趨勢

中國無疑正處於一個不確定的年代。回頭看2015，很多一致預期被證明是一致錯誤：A股沒有等來6124，卻等來一場史無前例的股災；央企沒有等來激進的混改，卻等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合並；地方政府沒有等來期待的財權，卻等來一堆來去無蹤的置換債，人民幣沒等來美聯儲加息，但還是來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貶……不是我們不明白，而是世界變化快。當下面臨的政治、經濟、人口和外部環境換擋任何一項都足以改變中國，更何況是所有沖擊疊加在一起。我們只能從歷史中吸取經驗，不斷調試自己的邏輯。
2015至少告訴我們三點經驗：第一，當所有人形成一致預期的時候，很可能是一致錯誤，機會和風險往往藏在大家都忽視的地方，比如股市中的配資。第二，政策沖擊只會改變經濟的節奏，不會改變方向。比如增長破7，通脹1時代，流動性寬松，基本面並沒有任何的出乎意料。第三，市場雖然有時會偏離基本面，但最終還是會回歸，偏離的越多，回歸的方式約劇烈，比如股災。帶著這些經驗，我們對2016年做出以下判斷：
1、經濟增長目標下調到6.5%，實際增速略高於目標。
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預測GDP不能只看三大需求，因為中國根本沒有三大需求的准確統計，固定資產投資不等於資本形成，凈出口不等於經常賬戶順差，社會消費品零售也不等於最終消費。更准確的方法是看從生產法分析各產業對GDP的增長拉動。對比今年和2015年，除了工業和金融業之外，其他所有行業的波動不到0.1個百分點。所以基本只要分析工業和金融業即可。工業可以看規上工業增加值，10月還在下行，而且看不到拐點。金融業可以看幾個指標。一是存貸款增速，10月幾乎萎縮了一半，和三季度增兩倍落差明顯；二是證券交易額，兩市成交量增速已經從二三季度的10倍和3.4倍回落到2.5倍；三是金融業相關稅收，10月營業稅從19.3%大降至9.7%，企業所得稅業大降10%。綜合判斷，四季度最多與三季度持平。
形勢比人強，從以往4次下調目標的歷史來看，如果當年沒有完成目標，一定會導致增長目標下調，比如1998和2014年。以此推斷， 2016年經濟增長目標下調是大概事件。而根據以往的經驗來看，目標可能定在6.5%，但最終的實際增速可能略高於6.5%。2015年第一產業拉動沒有變化，第二產業少拉動0.9個百分點左右，第三產業多拉動0.6個百分點左右。先看趨勢，2016年第一產業不會有明顯波動，第二產業大概率貢獻下降，第三產業的貢獻還會上升。再估算幅度，2016年的周期下滑壓力應該介於2015和2014年之間，按2014和2015的均值計算，假設第二產業少拉動0.6，第三產業多拉動0.3，這樣算下來2016年的增速應該在6.7%左右，略高於預期目標。
2、CPI繼續「1」往無前，PPI連跌超過50個月，通脹有驚無險
2016年預計CPI同比1.6%，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驚無險。首先，2016年翹尾因素略高於2015年。假設今年CPI為1.42%，則2016年翹尾因素為0.55%，略高於今年的0.44%。其次，2015年豬價上漲8.2%，帶動CPI新漲價因素0.33%。考慮到豬價上漲帶動補欄以及明年總需求依然不強，明年豬價繼續強勢的概率不大，假設2016年豬肉均價為22元/千克，拖累CPI新漲價0.38%。最後，2015年Brent原油均價約為53.83美元/桶，較2014年大幅下跌45.6%，對CPI新漲價因素拖累0.91%（原油價格和CPI新漲價因素相關系數為0.02）。考慮到低油價對頁岩油產業的沖擊，部分企業去產能，在最新的報告中EIA上調2016年原油價格預期至56.24美元/桶，較2015年上漲4.5%，貢獻物價上漲0.09%。第四，在經濟下行的基本判斷之下，其它價格因素的貢獻應該也略低於今年的1.56%，假設和去年的下滑幅度相同，則為1.38%。綜合看2016年CPI約為1.64%（翹尾因素0.55%-豬價因素0.38%+油價因素0.09%+其它因素1.38%）。
預計明年PPI累計負增長將超過50個月，但同比跌幅將收窄。考慮到本次去產能周期中，宏觀經濟政策強調底線思維和嚴守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去產能的力度總體上溫和於98年的大破大力去產能，上游原材料行業過剩產能並未明顯去化，PPI轉正仍需時日。但明年PPI同比跌幅有望在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收窄，一是穩增長政策重點轉向財政政策，總需求沖擊邊際上有所緩解；二是近期中央首提供給側改革，去產能力度有望加大；三是明年信用風險加速爆破，企業破產倒逼產能去化；四是人民幣貶值可能帶來一定的輸入型通脹壓力。五是美元升值周期下大宗商品價格企穩，對PPI的拖累減弱，尤其是油價，今年是跌45.6%，假定明年油價漲4.5%，其它因素影響不變，則PPI跌幅可能收窄2.5-3個百分點左右；
3、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資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幣再現一次性貶值。
美聯儲加息的條件已經具備，現在只是何時扣動扳機的問題。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經達到70%，即便12月沒加，明年也會至少加一次息。對人民幣來說，美聯儲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徵意義都已經大於實質意義，人民幣的長趨勢拐點已經形成：
（1）美元升值預期已經形成，只會有節奏變化，不會有方向變化。一方面在基本面比爛時代相對不爛（失業率甚至低於我們加工過的登記失業率），另一方面在比賽放水時代相對偏緊，尤其是相對於歐洲，歐元在美元指數中佔比60%，而歐洲未來可能日本化，歐央行已經是覆水難收，歐元長期看貶。
（2）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趨於收窄，甚至轉向逆差。長期看，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儲蓄投資缺口收窄必然導致逆差，短期看，商品的衰退性順差不可持續，服務貿易逆差在屢創新高，投資負收益短期無法逆轉。
（3）中國資本[0.00%]賬戶逆差將加速擴大，吃掉經常賬戶順差。今年三季度資本賬戶逆差已達到創紀錄的2239億美元，完全吃掉了經常賬戶的634億美元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縮水1606億。這種趨勢不可逆轉：一是個人資產配置多幣種化，二是企業加快走出去，三是中美利率收窄，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打破，套利資金逆轉，過去是借低利率又貶值的美元投資高利率又升值的人民幣，可能逐步成為借低利率又貶值的人民幣投資高利率又升值的美元。
綜上，盡管短期央行可以通過量價干預維穩，為加入SDR護航，但貶值壓力只會推遲，不會消失，最終達到臨界點，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許人民幣一次性貶值。從防範資本外逃的角度來看，一次性貶值確實也比漸進貶值更有效。但風險在於，第一次市場覺得是偶然，第二次市場會當成趨勢。
4、貨幣政策從主角變配角，降息空間明顯收窄，降准次數不少於今年。
2015年貨幣政策是絕對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貨幣寬松的方向不會變化，但思路上會有所調整，從主動到以被動對沖為主，政策重心逐步轉向財政政策和供給側改革。第一，融資成本的矛盾已經大幅緩解。貸款加權利率下降107個BP，其中一般貸款利率下降91個BP，住房貸款下降123個BP，對於依然融資難的企業，問題出在風險偏好，不是貨幣寬松能解決的。第二，通脹會掣肘貨幣寬松。從今年來看，央行對匯率依然自信，主要的掣肘因素還是來自通脹，全年最長的一段貨幣空窗期就和CPI的回升有直接關系。而根據我們的預測，2016的通脹會高於今年。
（1）2016降息的次數會明顯減少。一是存貸款利率已經完全市場化，降息的邊際作用在遞減。降息的意義更多的體現在降低國企等強議價主體的貸款利率和住房貸款利率，但目前住房貸款利率已經從最高時的6.97%大幅降到5%，從10月降息時保持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不變來看，這似乎已經達到央行的合意水平。二是CPI和PPI都應該高於今年，由於通知下滑導致的實際利率攀升壓力緩解，而且會反過來壓低實際利率。三是降息對貸款利率的影響大於存款利率，會進一步擠壓銀行的息差。
（2）2016降準的次數不少於今年。一是對沖央行外匯占款的趨勢性下滑，今年央行口徑的外匯占款大降1.2萬億，而2013和2014年分別是增加2.8萬億和6411億，一來一去產生每年近2萬億的基礎貨幣缺口。2016年人民幣貶值壓力不減，為了維穩，央行口徑外匯占款的下降幅度預計不少於今年，必須充分降准對沖。二是穩增長的資金需求也需要降准來滿足。1998年為了配合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給四大行輸送火葯。2016年專項金融債等公共融資工具會繼續放量，這其實也是一種另類的特別國債，如果只是從存量池子里拿錢，那可能會使穩增長的效果大打折扣。
5、財政赤字至少擴大到2.5%，擴大發債+結構性減稅，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桿
財政政策將逐步取代貨幣政策成為主角，財政赤字率至少會擴大到2.5%。2014年財政赤字率僅有2.1%，2015年財政赤字率目標雖然提高到2.3%，但橫向來看與美國的3.2%、日本的3.3%、印度的4.1%均有較大差距，縱向與2000年至2002年的2.6%、2.4%、2.6%相比也有提升空間。近日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稱要反思財政政策，其中特別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絕對科學，值得探討」，暗示中央已經開始反思積極財政不積極的問題。
財政政策主要有兩個抓手：擴大政府發債規模+結構性減稅。首先，擴大政府發債規模。傳統的地方政府債券雖然是大勢所趨，但目前預算管理和財政透明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擴容不會太明顯。主要還是置換債，一定會比今年的3萬億大得多。其次，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可採取的措施包括加速固定資產折舊、提高個稅徵收起點，加大小微企業減稅力度等。
明年更重要的是財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過發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廣PPP配合政府加杠桿。第一大抓手是政策性金融。中央層面雖然暫時還發不了特別國債，但以政策性銀行為主體的專項金融債其實是一種另類的特別國債。今年已發行的6000億專項金融債由國開行和農發行、中央財政貼息，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明年為了解決增量項目的融資來源問題，至少會擴容到1萬億。第二個抓手是PPP，今年是項目招標年，明年才是簽約年，3.4萬億的存量PPP項目中的簽約規模將超過1萬億。
6、注冊制推動股票供給放量，股票市場不會有驚心動魄的瘋牛，只有搖搖晃晃的慢牛。
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冊制。從近期IPO重啟釋放的信號看，監管層明年可能把加快供給作為核心工作。首先，2016年錢多資產少的堰塞湖現象將繼續強化，注冊制相當於擴大股市池子泄洪。其次，有助於減少隱性的「殼」價值對市場的扭曲，促使市場回歸價值投資。第三，加快供給也有助於促使資金更多的流向實體經濟，提升直接融資佔比。最後，市場熱度明顯回升，也為加快供給提供了條件。目前來看，明年實施注冊制的可能性較大。一是證券法修訂已提上日程，一讀已經完畢，明年可完成二讀和三讀。二是在重啟IPO的同時完善了新股發行制度，調整發行監管方式加強信息披露，可視為推出注冊制的准備工作之一。
注冊制長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劇市場波動。一是大量資產推向市場將直接分流存量資金，尤其是一些沒有投資價值的存量股可能遭受重創；二是注冊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在信息披露、監管體系、退市制度等方面做好配套改革，推出後如果出現超預期的波動，政策可能出現反復（類似之前IPO政策的反復），打擊市場對改革的信心。以台灣為例，台灣在完全注冊制之前實行了23年的核准制與注冊制並行制度，2006年才過渡到完全的注冊制，當年台灣股指呈現出大起大落的W型走勢。
總體來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復今年的瘋牛，搖搖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近兩年的股市繁榮大部分靠走心，即通過無風險利率的下行和改革帶來的轉型預期來提升估值，而分子上的企業盈利並沒有明顯改善。2016年的企業盈利依然不支持瘋牛，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緩，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穩，三是供給端產能尚未開始消化。因此支撐市場還是只能靠估值，而這樣的市場一定是敏感和反復的。盡管無風險利率下行推動的牛市還將繼續，但2016年的市場可能會在以下風險的沖擊下加大波動：一是人民幣貶值，二是注冊制和國企整體上市導致供給放量，三是實體信用風險，四是無風險利率從快速下行轉向緩慢下行。全年市場可能圍繞這些因素展開頻繁波動。
7、信用風險加速爆破，國企違約成為常態，無風險收益率繼續下行。
中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約為123%，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未來去杠桿無非五種途徑：一是靠經濟復甦，企業收入提升加快償債；二是靠融資成本的下行，同樣的收入可以償還掉更多的債務；三是靠政府輸血，財政兜底；四是靠市場輸血，被兼並收購；五是靠債務減記；六是信用違約。目前來看，第一種方式看不到希望；第二種方式能解決一部分國有企業的問題，但對於大部分高風險的民企來說，銀行並不願意降低利率；第三種方式也只適用於國企；第四五種方式對過剩行業來說也是奢求；到頭來，大部分傳統產業都不得不選擇最後一種道路。
基於這種邏輯，2016年信用風險會比2015年更多更頻繁。2012年第一例國企債券違約（11海龍CP01），2013年第一例P2P違約（東方創投P2P平台），2014年又相繼發生第一例信託（誠至金開1號信託計劃）、第一例私募債（13中森債）、第一例民企債券（11超日債）違約，2015年更是蔓延至央企債券（11天威MTN2）。只要看不到經濟復甦或大規模債務減記，2016年信用違約事件會進一步蔓延。政府為守住金融風險底線，仍會去保一部分存量債務，但失去保護的范圍會越來越大，國企違約將成為常態。
信用風險的釋放有助於推動無風險利率繼續下行。一是隨著剛性兌付的打破，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的僵屍企業所佔用信貸資源減少，減少異化的資金需求。二是貨幣供給繼續保持寬松，穩增長和去杠桿防風險都需要低利率的支持，貨幣寬松是大趨勢。三是債務置換雖然短期可能對利率造成沖擊，但長期來看解決了期限錯配和滾動融資問題，有利於無風險利率的下行；四是經濟增長從重資產工業向輕資產服務業轉型的過程中，資金需求系統性下行；五是人民幣雖有貶值趨勢，但總體來看中國資本賬戶依然處於管制狀態，不會因資本大規模外逃終結利率下行趨勢。
8、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加速落地，美麗中國成為最大亮點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而美麗中國無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點。十三五規劃把綠色發展列入五大發展理念，並首次提出「最嚴格的環保制度」和「美麗中國」概念。生態環保作為一個產業已經站在了更大的風口上。
第一，監管體系從屬地管理轉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十三五規劃首次提出「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這意味著從環境監察總隊到縣級監察機構都將脫離地方政府的管轄，改由省級環保機構直接管理，包括相關的人事任命權、資金管理權等。這有利於打破過去屬地化管理帶來的地方保護主義，讓環保監測數據說出真相，讓環保執法落到實處。
第二，通過市場化的交易、融資和管理機制來激發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的積極性。十三五規劃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製度」，「培育和發展交易市場」，這是環保體制的一個重大創新。過去環保基本是依靠政府的生態補償，這種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地方政府負擔，另一方面對社會資本也沒有吸引力。十三五將重點通過交易機制激勵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節省出來的排污權等拿到市場交易。初始分配製度完成確權和生態空間的劃定將為此創造條件。對於過去束縛環保的融資問題，可以在生態空間整體開發的基礎上，通過「綠色金融」和「PPP模式」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加入。
9、國企改革1+N方案陸續落地，國企整體上市加速推進，央企合並步伐放緩。
2015年是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年，「指導意見」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頂層設計逐步成型，2016年將進入落地之年。
（1）央企層面主要看整體上市，合並步伐會低於預期。國企改革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推廣集團整體上市，一是相對公平又迅速的提高國資證券化率，避免國有資產流失，市場化的定價方式也易被各方接受。二是緩解市場的堰塞湖效應，同時也加大國企的股權融資，減少對信貸資金的佔用。三是注冊制和市場供給將是2016年資本市場的重點之一，為國企整體上市創造了條件。從地方國企看，隨著IPO重啟與注冊制改革，上市門檻降低，國資證券化的進程將繼續加快。從央企看，一大波資產正在靠近。很多央企證券化空間巨大，即便資產證券率較高的中航工業集團8000億資產中，也只有約60%實現了上市，實現整體上市還有3200億空間。
央企合並的步伐將低於市場預期。2015年最火爆的央企合並在2016年可能會低於預期。中央的確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組，各行業的央企也上報了很多合並方案，但從包括南北車在內的已有案例來看，央企合並的效果並不理想。主要問題是整而不合，有的是因為互補性不強，比如當年行政主導的中外運長航合並，結果是長油航運退市，有的是經營能力和文化的差異，比如南車在經營能力和資產質量上遠遠優於北車，門不當戶不對引發的矛盾可想而知。
（2）地方國企改革重點看混改，主要是資產優質的發達地區。央企通過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已完成大部分混改工作，混改重點在地方國企，尤其是廣東、上海、重慶等國企資產較為優質的發達地區。一是地方國企數量龐大，超過10萬家，多數企業難以上市，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員工持股、PPP等方式混改是較為可行的改革方案。二是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地方國企混改步伐比央企更快，在國企改革頂層文件發布前，已有20多個省市公布了改革方案，公布了積極的混改目標。很多資產在地方政府手中無法物盡其用，交給市場有助於盤活存量資產，減輕地方政府負擔。
10、房地產銷售結束迴光返照，地產投資第一次出現年度負增長，國家住房銀行提上日程
房地產銷售在2015年迴光返照，2016年將再次回到現實。30大中城市的高頻銷售數據9月就已開始回落，全國的商品房銷售也在10月首次出現回落，政策寬松帶來的短期效應正在逐步消散，地產身上的鐐銬從來就沒有消失過。短期看，政策寬松的邊際力度會減弱，去年限制地產銷售的信貸和利率因素都已經基本消除，房貸利率已經從高點回落123個BP，進一步下調的空間不大，10月降息時已經特別要求公積金貸款利率不作調整。中長期看，人口壓力才剛剛開始。根據我們的估算，2005到2014年間全國的剛需人口（20-29歲）暴增6500萬，而未來5年可能會減少5000萬，這種趨勢會在2016年進一步加速。而在戶均超過1套、人均超過33平米的情況下，改善型需求也空間有限。
房地產投資的情況要比銷售更糟。2014年新開工面積負增長，2015年施工面積負增長，2016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可能出現全年負增長。實際上從當月數據來看，今年8月之後就已經出現負增長。銷售的火爆並沒有引燃地產商投資的熱情，目前的主基調依然是消化庫存。待售面積已經從去年底的6.2億平米上升到6.7億平米，而待售面積與近一年月均銷售的比值也從去年底的6.0上升到6.3，庫存不僅沒有消化，反而隨著新項目的竣工繼續惡化。如果再考慮到近50億平米的在建面積，就更沒有理由對房地產投資樂觀了。不過話說回來，地產投資的下行是好事，如果地產投資明年回升，只會讓房地產供需矛盾進一步激化。
房地產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庫存。擴大供給的措施會逐步弱化，比如保障房建設，擴大需求的措施會繼續強化，比如信貸政策、公積金政策和交易稅費的進一步調整。此外，作為激發合理需求、構建住房融資體系的關鍵，國家住房銀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⑷ 國常會提出適時運用降准等貨幣政策工具，這主要出於哪些考慮

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家對未來的貨幣政策定下了主基調。未來，將繼續部署促進消費的政策舉措，助力改善民生並穩定經濟基本盤。同時，根據目前復雜的國內外局勢，將會適時採用“降准”等貨幣政策工具，放鬆銀行的房貸基準並降低國民融資成本，特別是為如今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及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予以扶持。之所以定下如此基調並採用“降准”這張大牌，主要是基於以下幾點因素的考慮：

⑸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降准

央行在這個時候選擇降准，原因不外乎三點：

一是加大政策力度遏制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剛剛在上海閉幕的G20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通過的公報，談及2016年全球經濟面臨的形勢，毫不隱晦的指出：「資本流動出現波動，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英國可能脫離歐盟以及一些地區存在大量難民且人數仍在增加將對經濟造成沖擊。在此背景下，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對全球經濟前景進一步向下修正風險的擔憂日益增加。」受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1月份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仍然不容樂觀，中國經濟仍然面臨極大的下行壓力。

二是受資本流出的影響，流動性仍然偏緊。筆者注意到，很多人對1月份信貸新增2.51萬億元給予了很多解讀，這個數字遠超2015年1月的1.47萬億元和「四萬億」後首年的1.62萬億元，為單月歷史最高位。但考慮到春節因素，1月份的數據盡管創了歷史記錄，但基於此判斷貨幣政策已經放水並不準確。這次選擇降准，其實是在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對沖外匯占款的減少。人民幣貶值加速了資本流出的速度。央行的數據顯示， 2016年1月央行口徑外匯占款下降6445億元人民幣，至24.2萬億元人民幣，創歷史第二大降幅，僅次於2015年12月7082億元的降幅。這已經是外匯占款連續三個月下降，合計達到了1.6萬億元。盡管之前央行通過MLF、SLF等工具進行對沖，但這依然無法替代降準的作用。

三、對抗通縮的壓力。筆者2014年以來一直提醒，在中國經濟引擎轉換的過程中，最擔心的問題是通縮問題，2016年中國經濟的頭等大敵是通縮。2015年CPI下降到1.4%的低位，1月份的PPI仍然為負的5.3%，已經連續47個月為負數。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陷入了典型的通縮狀態。對於長期以來和通脹做斗爭的中國貨幣政策而言，似乎對通縮的反應有點過於緩慢。再加上民意對貨幣政策寬松的天然的警惕，導致我們的貨幣政策總是瞻前顧後，希望能夠讓所有人滿意，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在某種程度而言，通縮會引發企業債務實際負擔的上升，導致信心的低迷。相對於產能過剩、杠桿等問題，通縮的問題對經濟整體的影響更大。

⑹ 外匯占款余額環比下降是什麼意思

首先，先搞清楚外匯占款：外幣進來後因為不流通，需換為人民幣才能使用，比如1美元換為7塊人民幣，這7塊錢就是外匯占款。在不考慮匯率變化的因素下，當外匯占款下降，意味著市場上的錢減少，會產生銀根緊縮---大白話說，錢不夠用了。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12月14日更新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顯示，央行口徑外匯占款11月環比下降3826.76億元，降至22.26萬億元。

這是央行口徑外匯占款連續第13個月下滑，並創下2016年1月來最大降幅。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外匯占款曾出現一波大幅下降，今年1月央行口徑下降6445億元，創歷史第二大降幅，僅次於去年12月下降7082億元。

外匯占款是指央行因收購美元等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由於人民幣還不是自由兌換貨幣，外貿企業和居民等獲得外匯後，需兌換成人民幣才能流通使用。過去受強制結匯制度和熱錢流入影響，中國外匯占款不斷增加。隨著美元走強和外匯管理局實施意願結匯後，外匯占款開始逐漸下降。

在此前很多年，不斷增加的外匯占款均被視作央行的貨幣投放工具，而在外匯占款大幅縮水後，央行可能需要通過降准等其他手段投放流動性來補充。

外匯占款的這一降幅，與11月外匯儲備的降幅基本一致。

今年11月外匯儲備下降690.57億美元，這一降幅為今年1月以來新高。3.0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降至2011年3月以來的5年半新低。

受市場對美聯儲加息預期增強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美元指數單邊走強，非美元貨幣承壓貶值，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有所貶值，市場上「資本外流」的擔憂不絕於耳。

備受關注的美聯儲將在北京時間12月15日凌晨3點公布議息結果，市場普遍認為，美聯儲將加息25個基點。

而在美聯儲議息結果出爐之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在岸市場雙雙走低。

12月14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16時30分收盤價報6.9049，較前一交易日下跌34個基點，最低貶值至6.9084。

早間，更多反映央行意志的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調貶94個基點，報6.9028。

而在離岸市場上，人民幣在表現「淡定」。

在一度貶值至6.9284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收復部分失地，回到6.91關口下方。

外匯占款的下降給中國貨幣政策自主性打開了空間。外匯占款減少的最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場持續震盪下，資金避險動機增強，全球投資風險偏好下降，海外資金開始撤出新興市場，這使我國曾經持續大規模流入壓力得到緩解。多年來，外匯儲備迅速增長導致外匯占款激增已經嚴重改變了我國貨幣供應結構，面對持續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貨幣當局不斷地使用貨幣沖銷工具，影響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⑺ 外貿猛增外匯儲備為何不增

經常項下順差，服務與資本項下逆差抵消了！所以外匯儲備增減不僅僅只取決於貿易。

這個問題剛好我也涉獵過，在拙作當前物價上漲下的中國真實之痛 一文中，我提到過，2020年12月末，中國外匯占款較上年末減少1009.16億元，已經連續第6年下降；中國外匯儲備報32165.22億美元，近年一直保持在3.1-3.3萬億美元的幅度波動。

也就是說，雖然去年外貿出口大增，經常賬戶有大量順差，但中國在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也在擴大，央行決心長期保持外匯儲備基本平衡和外匯占款不斷下降的格局並未改變，因此只要外貿出口大幅增長，經常賬戶出現大量外匯進來，中國就會在資本和金融方面擴大外匯的支出，保持一種外匯儲備動態的平衡，並逐步減少外匯占款。

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一百萬億人民幣，非常巨大，如果還保持巨額的外匯儲備，不但容易受到被動釋放人民幣的影響，而且獨立的貨幣政策也會受外國干擾，此外外匯儲備太大，也容易引起國際貿易爭端和糾紛。

至於有些人所說的國內資本出逃，那是不可能的，中國是實行外匯管制的國家，不可能出現資本的隨意流出。2016年美國退出Qe，國內有些人和有些企業通過對外負債和對外投資的方式，進行資本轉移，受到了政府的強烈打擊和約束。

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自己掌控著金融主權，實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這一點和很多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同的，一定要主義區分。

我也一直有這個疑問並在思考這個問題。可能是有投資商變賣房產逃離中國如李嘉誠，或有國人變賣房產移民轉移資產，或外資變賣廠房轉到東南亞投資了。個人想法，不知道理解的對不對。反正這個不是好現象。

⑻ 美元對人民幣匯率 本輪人民幣跳升有何不同

1、本輪升值有何不同？
從更長周期來看，05年匯改後，人民幣就開啟了升值之路，持續升值到2013年。自2005年7月21日起，央行宣布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此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考一籃子貨幣，但是參考一籃子貨幣也不意味著盯住一籃子貨幣，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從走勢上來看，人民幣對美元在05年匯改後是大幅升值的，從8.2以上升值至13年接近6.0的點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也從85上升至接近120的水平。
而升值背後的推動力是中國經濟向好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01年中國加入WTO後，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絕大多數年份維持在8%以上的水平。在國際收支方面，經常項目順差持續處於高位，而中國經濟高增長帶來的機會也吸引了海外投資資金流入，在14年之前金融賬戶也基本都保持順差。尤其是08年發達經濟體金融危機後，國際資本更是大量流入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所以05-13年的人民幣匯率升值是有基本面支撐的，是05年匯改前壓制多年的單邊升值壓力的逐步釋放。
但是14-16年，人民幣又開始面臨貶值壓力。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國內經濟開始走弱，市場對未來走勢存在很大的擔憂。另一方面是14年美聯儲宣布退出QE，並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意味著美國在經濟不斷向好的背景下貨幣政策開始收緊。14年至15年「811」匯改，幾乎所有的發達和新興貨幣均對美元大幅貶值，而只有人民幣緊緊盯住美元，積蓄了貶值壓力。所以15年匯改後人民幣又開始釋放貶值壓力，對美元匯率從6.2一路貶值到16年底接近7.0的水平，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數從130降至122。
而17年以來，人民幣又開啟了新一輪升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7年初的6.96升值到當前的6.3左右，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從94.83回升至95.82。但是從基本面來看，我國經濟增速僅僅從16年的6.7%回升至17年的6.9%，反映國際收支的外匯儲備、外匯占款也僅僅是保持穩定，並沒有顯著增加。而當前歐美經濟仍在復甦，國內經濟甚至有一定的走弱壓力，所以從當前遠期市場來看，人民幣對美元反而有一定的貶值預期。
所以和05年以後的升值不同，基本面並不是影響本輪升值最主要的因素，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機制才是關鍵。近兩年隨著匯率中間價機制的改革，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是在減弱的，而對一籃子貨幣保持相對穩定的目標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就意味著當其它貨幣對美元升值的時候，人民幣會跟著其它貨幣對美元升值；當其它貨幣對美元貶值時，人民幣也跟著貶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美元指數的走勢高度相關，相關度遠遠大於以往。
但從執行上也有一定的波折，例如盡管央行從15年12月就發布了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但是從16年全年來看，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還是走弱的，這主要是因為人民幣當年還是在釋放前期積累的貶值壓力。而17年上半年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依然相對偏弱，所以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對沖市場預期慣性導致的人民幣相比其它貨幣對美元升值偏少的問題。17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指數才得以修正，保持了基本穩定，「逆周期因子」也暫時退出。
所以本輪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走強更多是因為美元指數的走弱，背後的機制是人民幣更多參考一籃子貨幣，並保持基本穩定。但是這樣的定價機制帶來的問題和僅僅盯住美元是一樣的，歐元、英鎊、日元的定價是完全市場化的，對美元升值是其經濟基本面的反映。當我國經濟和海外步調一致時，跟著一籃子貨幣對美元升值不會帶來太大問題，但當步調不一致時，僅僅由定價機制帶來的「被動」升值就會對未來經濟構成負面沖擊。
2、升值對經濟有何影響？
一談到匯率升值，大家第一反應就是會對出口產生向下壓力。從歷史數據來看，我國的出口同比增速確實與人民幣有效匯率負相關，並且有效匯率變化領先出口3個月。人民幣匯率與出口相關主要是因為匯率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商品價格。當人民幣出現升值時，出口企業要麼選擇維持外幣計價的價格不變，這樣會導致以本幣計價的商品價格下降；要麼選擇維持本幣計價的價格不變，這樣會提高外幣計價的價格，導致商品需求下降。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有可能導致出口企業利潤下降，也會降低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力。
前面已經提到，本輪人民幣升值的主導因素與2013年之前的升值不同。實際上，目前我國經濟背景和貿易所處環境與2013年之前也大不相同。下面，我們將回顧2013年之前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的影響，並對本輪人民幣升值的影響進行分析。
（1）05-13年：出口逆勢增長，經濟持續繁榮
05-07年，人民幣升值並沒有顯著影響我國出口強勁增長。盡管05年匯改之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升值，但是次貸危機之前，我國出口同比增速一直維持在20%以上。盡管同期我國進口也不弱，但是受到出口增長的帶動，我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2007年貿易順差月均超過200億美元。
同期，凈出口對GDP的貢獻也達到了2000年以來的最高值。2005年到2007年間，凈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分別達到1.4%、1.9%和1.5%。
當時出口之所以沒有明顯受到匯率影響，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的貿易競爭力較強。1980年以來我國勞動力人口佔比持續增加，而城市化的推進也導致大量農民工進城增加了有效勞動力供給。2001年末我國加入WTO以後，巨大的人口紅利使得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廉，幫助我國成功加入到全球產業鏈的布局中。因此，盡管05年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但是相比於低廉的人力成本來說我國的出口產品競爭力仍然較強。
另一方面，當時美歐等國經濟向好，外需強勁。美國經濟自2002年以來就表現強勁，GDP同比增速一度超過4.4%，而歐元區GDP同比增速在2006年和2007年也分別達到3.2%和3%。經濟的繁榮使得發達國家對我國的進口持續增長，盡管因為人民幣升值而有所回落，但是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
08年後我國出口增速出現下滑，次貸危機重創了全球經濟，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同比增速一度下滑至-4%和-6%。受到外需大幅下滑的影響，我國出口同比也一度下降到-26%，並且2011年開始出口增速的中樞從20%下降至10%。
但是我國佔全球貿易的份額仍在持續上升。盡管出口增速回落，但是實際上我國的貿易份額仍在持續上升，我國出口金額佔全球貿易的比重從2007年的8.7%持續上升到2013年的11.7%。貿易佔比的上升說明在全球貿易萎縮的情況下，我國的出口情況相比於其他國家仍然不錯。
（2）17年以來：出口不容樂觀，經濟或將承壓
去年出口的邊際好轉是GDP回升的主要動力。2016年凈出口對我國GDP增長的拉動僅為-0.4%，而2017年拉動則上升到0.6%，相當於邊際提高GDP增速1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實際上消費和投資對2017年GDP的增長貢獻分別下降了0.2個百分點和0.6個百分點。
而出口好轉一方面是因為海外發達經濟的同步復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民幣對主要貿易夥伴貨幣的貶值。具體來說，2016年以來美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強勁復甦，其中美國和歐元區PMI指數分別達到60.8和60.6的高位。而自811匯改之後，人民幣對美元和歐元均出現貶值，其中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幅度高達13%。2016年中旬開始，我國出口增速就觸底反彈。
但是去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是持續升值的。2017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超過9%。而相比於去年5月份的低點，CFETS指數也累計上漲約4%。盡管2月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小幅回升，但是我們預計今年美元指數將大概率走弱，考慮到匯率對出口傳導有一定的時滯，預計今年出口增長可能面臨壓力。
同時，我國的出口競爭力也在逐步下滑。在本輪全球復甦的背景下，實際上我國的出口增速回升幅度已經遠不如東南亞等其它國家。2017年越南、韓國和馬來西亞出口平均增速分別在21.7%、20.7%和16%，而我國的出口增速僅為7.7%。出口回升幅度較弱反映出我國的出口產品在逐步被東南亞等人力成本較低的國家替代。隨著人口紅利退減，我國出口企業生產成本將持續上升，再加上貿易壁壘增加，本輪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也要大於2013年之前。
從細分領域來看，人民幣升值對電子通訊設備以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將產生較大沖擊。按照出口產值佔主營業務收入比重來衡量各行業的出口依賴度，我們發現製造業中電子通訊設備、文體娛樂用品、鞋帽箱體、紡織服裝和傢具行業的出口依賴度均超過15%，前三者甚至超過20%。人民幣如果持續維持高位，一方面會增加這些行業的匯兌損失，減少企業利潤；另一方面也會降低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吸引力，減少企業市場份額。
3、升值會帶來資產價格重估嗎？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明確一點，相比較匯率的歷史走勢，市場對未來匯率的預期是影響資產價格會否重估的更重要的因素。道理很簡單，外部資金是否流入、內部資金是否流出，首先考慮的不是匯率過去是否已經升值貶值，而是未來是否會繼續升值或貶值。
我們先來考察日元升值的經驗。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兌日元匯率從起初的250左右降至88年的130以下，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超過100%，日元升值和市場的升值預期引發了對日本國內資產價格的重估，85年到88年日本股市一路上漲，日經225指數漲幅超過一倍，房價也在這段時間快速攀升。
但是升值對資產價格的重估也是有條件的，升值預期的背後需要有經濟增長的支撐。87-90年日本進口增速放緩和GDP增速回落，意味著經濟的狀況有了變化，不過日元在這期間小幅貶值，支撐了出口增速繼續上升，股指仍續創新高。到了90-94年，日元再度對美元升值，但此時的日本經濟增速已從5%左右大幅降至0%附近，實際上經濟並不支持日元升值，市場對日元已經有了貶值預期，資本和金融項目基本是凈流出的，因而股市、房市等資產價格也就受到打擊。
我們再來看我國上一輪人民幣升值。05年匯改後，人民幣升值幅度相對經濟本身的提升其實是偏小的，因而升值預期一直存在。從NDF和即期匯率的對比可以看到，05-08年1年期的美元兌人民幣NDF一直低於即期匯率，這說明匯率升值預期一直存在，經濟上行周期的主動升值仍未能消除升值預期，原因在於相比國內效率的提升和技術的進步，匯率的升值幅度依然偏小。
因而較強的升值預期最終導致資本持續流入，對國內資產價格是有推動作用的。這一時期我國不僅是經常賬戶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也是順差，05年以後我國外匯占款增長速度加快，而資本大量流入助推了國內資產價格的上升，06-07年的股市、房市大漲均在一定程度上與此有關。
但根據我們第一部分的分析，17年以來的本輪升值與上一輪升值最核心的差異是，本輪人民幣升值主因在於美元走弱，更多屬於被動升值。17年以來，即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大幅走強，1年期的美元對人民幣NDF也仍是高於即期匯率，實際上顯示了市場長期的貶值預期。因此本輪升值以來，資金並未明顯大幅流入國內，因此也就難以形成對資產價格的重估。
而如果匯率過度升值，其反過來會使得效率和技術的提升被匯率的大幅升值所抵消，反倒對資產價格不利。例如過去一年，歐元區經濟的邊際改善優於美國，歐元相對美元上漲了14%，但是從資本市場的表現來看，反而是美股漲幅遙遙領先於歐洲。
17年納斯達克指數漲幅超過28%，標普500指數漲幅接近20%，而德國、法國股指只上漲了13%和9%，說明歐元升值可能還對資產價格構成了抑制。而同樣地，去年國內A股漲幅遠低於港股，其底層資產的差別不大，原因之一或在於港幣盯住美元，17年相對人民幣貶值了7.8%。

⑼ 央行為何要買賣外匯

由於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央行必內須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購容進外匯，從而使以外匯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礎貨幣相應增加。我國目前由於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貨緊縮，因此基礎貨幣的增加不會造成通貨膨脹。

發展到今天，外匯占款已經遠離了原始涵義，更不是對資本流動的真實反映。事實上，商業銀行自營的外匯市場交易不必然影響央行外匯占款，也不必然反映資本流動，考慮到商業銀行外匯占款的原始涵義已經消退，為避免市場誤讀，從2016年1月起，金融機構信貸收支表不再保留「金融機構外匯買賣」科目。分析人士仍可從跨境資金流動的其它指標來對我國資本流動進行判斷和解讀，人民銀行統計部門還會對此做出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