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管仲是怎樣使齊國強大 對此你有什麼認識
管仲的改革包括很多方面，總的來說無非是經濟、政治兩個方面，其中很多措施不乏創舉。
經濟方面管仲提倡大力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尤其是提倡商業，提倡功利，國家經濟，促進消費等思想在中國領先了兩千年，直到近幾十年才為後人所深入理解。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內容：
1、吸引外資，發展商業。當時規定「一乘者有食, 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即駕駛一乘車來的商人，管飯；三乘車的，除了管飯，還供應牲口飼料；五乘車的，配以五名服務員。「征於關者勿征於市, 征於市者勿征於關」，「馳關市之徵，五十而取一」，這是一個避免重復征稅和施行低額度征稅的政策。此外，「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設立國家妓院，吸引外國商人，同時對妓院收稅，補給國庫。號稱當時天下之客，熙熙攘攘都奔去齊國，這無疑可以吸引外資，促進商業發展經濟。在當時重農思想嚴重的時代，甚至於往後兩千年的中國帝制社會中，這種經濟思想都是要高出一籌的。只有宋朝的經濟思想較多的借鑒了管子，才使得宋朝成了兩千年帝制社會中最富的一朝。
2、國家壟斷高利潤行業。齊桓公有一次與管仲商量增稅，管仲否決後提出了「官山海」的措施，也就是鹽鐵國營政策：管子給齊桓公算了一筆帳，每月男人要吃鹽五升半，女人三升半，小孩兩升半。國家壟斷制鹽，每升鹽價格提高二錢，萬乘大國人口以千萬計，每個月獲利六千萬，利潤遠高於收稅。收稅的話人們必將號叫反對，而實行鹽稅政策群眾無法逃避。鐵稅的情況也是類似。此外，還可以從國外低價購進鹽鐵，高價銷售，這是利用他國資源來牟利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反對徹底的壟斷鹽鐵，僅僅壟斷銷售的源頭，制鹽鐵的仍然是私人，各處銷售鹽鐵的零售商仍然是私人，國家充當大批發商的角色。基本上可以把國家壟斷的這一環節看作是一個抽取間接稅和穩定物價的過程。
還可以利用國家實力，人為創造壟斷行業。有一次齊桓公抱怨取朝拜天子沒錢買禮物，管仲教他：「您可以在某特產玉壁的地方築城，讓當地工匠雕刻特製玉壁。等將來朝拜天子，懇請天子將此種玉壁立為朝見必備的禮物，到時此玉壁奇貨可居！」齊桓公依計行事，諸侯都運載著黃金、珠寶、糧食、彩帛到齊國去購買玉壁，天下財物盡入齊國，齊國八年沒有徵稅。另一次，齊桓公要想降伏魯國梁國。魯梁織綈業發達，於是管仲下令齊國民眾都穿綈，不得穿帛，但是嚴禁齊國人織綈，而對魯梁兩國的商人許以賞賜，鼓勵他們進行綈的貿易。魯梁見到織綈有巨額利潤，於是紛紛棄農織綈。待到春耕過後，管仲下令齊國民眾必須穿帛不得穿綈，並停止與魯梁的貿易。魯梁的綈頓時賣不出去，而糧食匱乏。齊國糧價十錢，魯國糧價卻已達到一千錢。魯梁的經濟幾乎崩潰，兩年後人口中的十分之六投奔齊國。三年後，魯國梁國請求歸順。
3、均輸平準。這是兩個經濟名詞，所謂均輸,即調劑運輸；平準，即平衡物價。管仲舉了兩個例子：齊國東部糧食豐收，西部水災欠產，糧價相差十倍。故向兩地收稅，要求用糧食來交納稅收三十錢。這樣東部就要交納西部十倍的糧食，國家只要從中調劑運輸，西部糧食就充足了，此乃均輸；一年四季，物產不同，富餘和缺乏的物品不一樣。國家要注意時節，提供國家信貸，發展匱乏商品，同時大量收購賤價物品，形成國家儲備，將來就可以用來對付富商大賈囤積居奇，平抑物價，此為平準。在現在這個物價飛漲的時候，我們也許要更加認真的看看管子，學習一下他的這些理論。
漢武帝時期又把第二、第三條政策拿了出來，有力的控制了國家經濟。但是相比較管仲，漢武帝把第二第三條用的太過，以至於與民爭利，過猶不及啊。
4、功利尚奢思想。管子認為自利是人的天性, 「凡人之情, 得所欲則樂, 逢所惡則憂, 此貴賤之所同有也。」用利益引導人民，而不是強力的國家機器督導。這種思想和兩千年後的西方商品社會，市場經濟的那一套，非常接近。靠利益或者說商品進行調節，「驅使」人民自覺的去完成某些國家活動。
所謂管子的尚奢其實有三個方面：一是他本人要求生活質量較高，管仲曾向齊桓公要求： 「賤不能臨貴，貧不能使富，疏不能治近」，可見管仲本人對奢侈、富貴生活的要求；二是當時周朝諸侯們的正統思想是節儉，管仲反對過分節儉，提倡合理消費，這種思想也為現代人所廣泛接受，但是在當時卻被人非議。那位老夫子就曰過：「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還批評管仲不遵守禮儀，實在是迂腐的可以；三是「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就是富人往往會收藏沒有實用價值的東西，比如古玩、字畫，國家要鼓勵他們這樣干，一則可以把貨幣流行於世，促進經濟循環，二來可以讓富人不去壟斷價格低廉的日用品，有利於國家的穩定。
5、順民思想。這種思想倒沒有什麼獨創之處，孟子整天的什麼「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等等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管子廢井田（周禮，一塊地井字平分為九塊，中央的一塊為公共地，產出上繳），實行分田到戶，按土地質量和數量收稅，提高農民的積極性。
6、工商管理。手工業方面設置「工正、工師、鐵官」等職位進行管理，大力發展冶金業，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商業方面設立市場，並設專門機構進行管理，也許這就是最早的工商局吧。
此外管仲在國家統計、國家貨幣、國家稅收、社會保障等很多方面都有獨特的建樹，篇幅所限，不再贅言。管仲的經濟思想是後世漢武帝的桑弘羊鹽鐵改革，王安石變法乃至近代西方商品經濟思想的濫觴，可惜卻一直為中國的正統思想所忽略甚至鄙視，未能發揚光大，令人扼腕。
政治改革
管仲的政治改革雖然不像經濟改革那樣跨越時代，但是其面對春秋時期齊國的情況，而極具針對性的變革措施，仍然是那一個時期的亮點。他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思想、行政、軍制、外交幾個方面，這些方面都是春秋時期一個諸侯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
1、思想方面。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而六親固。」雖然重視禮義廉恥，但是很明顯和後期變味儒家提倡的那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思想不同，更加人性化，更具實際操作性。
管仲的政治改革帶有強烈的法家色彩。「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提倡法治，反對人治。提出順民、自然、簡潔三大立法原則，創造性的提出「君臣上下貴賤皆以法」這一法律至上的執法原則，這是當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觀念的雛形，比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強烈的等級觀念有較大的進步性。
2、行政方面。國（都）野（鄙）分治，士農工商分開，建立單獨的居住區，且要繼承父輩的職業，不得自由遷徙。這樣不僅便於管理，也利於相關職業的技術進步和分工細化。把國都分為二十一個鄉，其中工商之鄉六個，士農之鄉十五個，桓公直轄其中的十一個，大臣高子和國子各管理五個。中央設立三官之臣，分別管理商業、手工業、川澤、山林等事務；地方上設立屬、縣、鄉、卒、邑，層層管理農民。
3、軍制方面。實行寓軍令於內政的方法，按照師、鄉、連、里、軌、伍，行政上的十五個鄉共出兵三萬人。這些人平時住在一起，不許遷徙，相互熟悉，戰爭時可以相互協調，做到「同樂，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每年春秋兩季組織大規模狩獵來訓練隊伍，平時則寓兵於農。
針對軍械的需求，制定了一套以兵器來贖罪的刑法：比如重罪可以用一柄車戟和一件犀牛皮甲來贖罪；小罪可以用鐵來贖罪；打官司需要一束箭作為訴訟費用等。「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利用商人的流動性，設立間諜組織。種種措施使得齊國戰鬥力強大，兵甲充足。
4、外交方面。「親鄰國」，把衛魯燕作為自己的主要盟友，實行近交遠攻政策，設置藩屬國這一緩沖地帶，保證本國的安全。「率諸侯而朝天子」，「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征伐不義，使自己站在戰爭中正義的一方，樹立威信。戰爭對象主張以治擊亂，以謀擊愚，以能擊弱，理性對待戰爭，重視外交手段。
管仲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齊國國富民強，兵強馬壯，為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管仲的改革走的是「霸道」路線，與後世儒家的「王道」路線有很多不同，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亂世需霸道，和平走王道。春秋亂世，正是霸道的用武之地，孔孟的王道，是不合時宜的！老夫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周禮，束發右衽，被發左衽是野人的行為，實際上不過是發型和衣襟開口方向的問題），考慮到老夫子歷來嚴格律人律己，這些評價是很難得的，也是孔子對管子不得不服的表現。
管仲思想及其實踐的核心和精華，就是改革、創新、進取。管仲既是一個敢於標新立異、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又是一個有膽有識、求真務實的政治家。
一、倡導「化固從新」，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礎
管仲生活的時代和活動的平台，一方面受到長期以來的神權和周禮的束縛，「井田制」更成為阻礙生產發展的桎梏；另一方面變革的風暴正在興起，從土地制度到上層建築都處在革故鼎新的過程之中。管仲堅持社會進化、發
展的思想，能夠適應時代的潮流而不斷開拓前進，不慕古，不留今，而主張「化固從新」，「致利除害」，與時化變。
管仲在《正世》中說：「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在《侈靡》中說：「天地不可留，故動，化固從新。」又說：「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還說：「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化變也者，天下之極（最大的特徵）也。能與起化面善用，則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有人則與神往矣。」他聯系法律政令的制定與施行，又明確指出：「法敝而不知變，未有不亂。故法貴能適時而變，因俗而異，不可不慎也。」
上述一系列重要論述，主要闡明了這樣一些重要道理和指導思想：第一，天地萬物處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之中，停止的思想、僵化的觀點是最要不得的。應該用發展的觀點來觀察和對待客觀世界，善於洞察社會生活的變化，及時捕捉到新出現的矛盾和存在的問題，遵循事物發展的規律和人民的願望，因勢利導，作出決斷，推動變革，促進發展。
第二，在不斷變化、發展的客觀世界面前，要善於正確對待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關系，既不能一味厚古薄今，因循守舊，一切按老章法辦事；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滯不前，害怕變革，無為而治；而要清醒地總結過去，審慎地立足現實，勇敢地面對未來，善於運用自身的智慧，看清前進的路徑和應採取的對策，緊緊抓住時機，做到「與時變」，「與俗化」，謹防思想和行動落後於現實，坐失大好時機，貽誤國家大事。
第三，改革創新要落實到執政實踐，務必十分注意法律政令是否合乎時宜，有何敝漏之處。根據實際需要，有的要加以修改或廢止，這就是管仲一再強調的要「修舊法」，令順民心。有的則要制定新法，施行新政。法令已經過時，敝端從生，仍然不去改變，那就會帶來禍亂。管仲說得好：「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情，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要全局在胸，弄清治亂得失，把握民情民願，按照客觀需要和改革進程，來制定法律法令加以推行。這樣形成的法律法令，才能立得牢靠，切實可行，既具有現實針對性又具有前瞻性，從而能使改革得到穩步的推進，國家得到較好的治理，人民得到一定的實惠。
二、在思想觀念上沖破舊的牢籠，為改革創新提供強大的推動力
為了實行改革，推進創新，就必須在思想觀念上勇於破舊立新，沖破陳規陋習的束縛，創立新的思想觀念，形成促進改革的強大推動力。一般說來，思想解放和改革創新有著內在的因果關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創新的先導，改革創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說，解放思想歷來是促進各項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法寶。
管仲生活的時代和他所處的社會，正是社會轉型、矛盾激化、各種思潮互相碰撞、各國諸侯互相爭奪的重要時刻，呈現出十分復雜的局面。管仲從社會底層中來，從社會大變革中看到了日益顯示出來的人民群眾的力量和作用，總結了歷史上人心向背決定王朝成敗的經驗教訓，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形成了以人為本的思想，打破了長期以來流傳的神本思想的束縛，對於重天命、重鬼神的傳統思想是一個有力的沖擊。
管仲在與齊桓公談到怎樣治國稱霸的時候，多次提出：必須抓住根本。齊桓公說：「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進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他還明確指出：「士農工商四者，國之石民也。」（《小匡》）在理政治國中，「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這是天下頭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就要堅持「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對人民大眾「愛之、利之、益之、安之」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厚民生」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總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貧富失度」，大力救助弱勢群體和困難人群。在這種新的執政理念指導下，帶來了一股新的政風，出現了改革的熱潮。齊國迅速崛起，正是厲行「以人為本」思想的結果。
管仲在我國思想政治史上的另一個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導和推行「以法治國」，沖破了西周禮治的桎梏。後世歷來把管仲視作法家的先驅。梁啟超在《管子評傳》中說：「而通五洲萬國數千年間，其最初發明此法治主義以成一家言者誰乎？則我國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闡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他用度量衡來比喻和說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樣，能夠公平、客觀地判定是非曲直，強調法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在闡述法律法令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時候，他明確指出：「夫法者，所以興功懼（威懾）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這就是說，法是用來引導和鼓勵人們建功立業、威懾各種暴行的；律是用來規定職分、制止糾紛的；令是用來指揮人們，管理社會事務的。因此，管仲強調必須用法律來治理國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措）而已。」他倡導「以法治國」，要求「凡將舉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實施；遇事應「以公正論，以法制斷」，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處，也是他倡導的法治精神的可貴之處。當年管仲推行法治，從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舉措法律化，強調執法要嚴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則，反對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三、在理政治國的實踐中，全面推行各項改革
管仲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以鞏固和擴張王權，建立和鞏固封建制度為目標，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和以法治國的方略，按照強化政權、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改善民生、富國強兵的要求，著重抓了以下八項改革。
第一，在國家政治體制方面，改變以往君主獨攬一切、專斷一切的做法，實行君主制下的相國負責制。齊桓公任命管仲為上卿，管仲相齊，總攬國政，對上及時向桓公提出建議，對下統率百官，重要政務都由管仲決斷，而君主不具體過問。這是我國宰相制度的開端，雖然很不完善，但不可否認，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體制的變革。現在人們習慣於稱管仲為「中華第一相」，但從古籍上看，都是談管仲相齊，並沒有明確稱管仲為相。在我看來，不管稱相齊還是齊相，管仲在齊國實際上就是相的地位，在他之下有五位大臣，分別掌管各種國家大事；他上面是國君，國君起決定作用，但只對大事作決策，不問一般國政。許多大臣有事找桓公，桓公都不表態，要他們找管仲解決。可見，管仲實際上處在一人之下，各位大臣之上，是相的角色。其實，在管仲時代，已經有君、相、官的名稱，《君臣上》就說：「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又說：「相畫之，官守之」。可見，管仲實際上就是相。當時由於官職制度正處於形成過程之中，不完善、不確定的成分肯定是有的。所以，梁啟超曾斷言：「則五官之上，必有相以總之，如今立憲國內閣之有總理大臣；而當其職者，即管子也。」（《管子評傳》）
國相之下，在中央設立「五官」，這就是大司理——主管司法；大司馬——主管軍事；大司田——主管經濟；大行——主管外交事務；大諫——主管進諫、咨議。除上述「五官」之外，根據實際需要，還設置了負責水利的「司空」等。各負其責，各司其職，確保國家機器正常運轉。
第二，在加強監督制度方面，與中央有「五官」相對應，設置了「五橫」，橫通衡，衡量之意，引申為監督檢查之意。《君臣上》說：「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逾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在基層同樣如此，分別設立「民嗇夫」和「吏嗇夫」，其中的「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君臣上》）從這里可以看出，他負有督察地方官吏的職責，嚴防他們違法行政。國家機構從上到下在體制設置上，注重把執行與監督分開，是管仲歷來所堅持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他在國家體制設計上的一個重要貢獻。他在《樞言》中說：「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意為督促）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這就是說，人的名分有三種：有管理的，有督促的，有辦具體事的。事的名分有兩種：有糾正的，有審察的。王者完善，天下就可治好。這些見解都是很可寶貴的。
第三，在行政組織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實行了「參其國而五其鄙」的劃分，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系統。《小匡》中說：「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參其國就是把國都分為三個部分，分別作為士、工、商三類居住區進行管理。五其鄙就是把農村分作五個行政區，也就是五個屬來進行管理。每個行政區又分為邑、卒、鄉、縣、屬五級。具體說來，三十戶為一邑，十邑為一卒，十卒為一鄉，三鄉為一縣，十縣為一屬。分別由邑司、卒長、鄉良人、縣帥、屬大夫負責民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五屬大夫直接對國相和君主負責。
二、在思想觀念上沖破舊的牢籠，為改革創新提供強大的推動力
為了實行改革，推進創新，就必須在思想觀念上勇於破舊立新，沖破陳規陋習的束縛，創立新的思想觀念，形成促進改革的強大推動力。一般說來，思想解放和改革創新有著內在的因果關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創新的先導，改革創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說，解放思想歷來是促進各項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法寶。
管仲生活的時代和他所處的社會，正是社會轉型、矛盾激化、各種思潮互相碰撞、各國諸侯互相爭奪的重要時刻，呈現出十分復雜的局面。管仲從社會底層中來，從社會大變革中看到了日益顯示出來的人民群眾的力量和作用，總結了歷史上人心向背決定王朝成敗的經驗教訓，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形成了以人為本的思想，打破了長期以來流傳的神本思想的束縛，對於重天命、重鬼神的傳統思想是一個有力的沖擊。
管仲在與齊桓公談到怎樣治國稱霸的時候，多次提出：必須抓住根本。齊桓公說：「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進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他還明確指出：「士農工商四者，國之石民也。」（《小匡》）在理政治國中，「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這是天下頭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就要堅持「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對人民大眾「愛之、利之、益之、安之」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厚民生」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總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貧富失度」，大力救助弱勢群體和困難人群。在這種新的執政理念指導下，帶來了一股新的政風，出現了改革的熱潮。齊國迅速崛起，正是厲行「以人為本」思想的結果。
管仲在我國思想政治史上的另一個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導和推行「以法治國」，沖破了西周禮治的桎梏。後世歷來把管仲視作法家的先驅。梁啟超在《管子評傳》中說：「而通五洲萬國數千年間，其最初發明此法治主義以成一家言者誰乎？則我國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闡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他用度量衡來比喻和說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樣，能夠公平、客觀地判定是非曲直，強調法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在闡述法律法令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時候，他明確指出：「夫法者，所以興功懼（威懾）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這就是說，法是用來引導和鼓勵人們建功立業、威懾各種暴行的；律是用來規定職分、制止糾紛的；令是用來指揮人們，管理社會事務的。因此，管仲強調必須用法律來治理國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措）而已。」他倡導「以法治國」，要求「凡將舉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實施；遇事應「以公正論，以法制斷」，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處，也是他倡導的法治精神的可貴之處。當年管仲推行法治，從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舉措法律化，強調執法要嚴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則，反對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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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許紀霖丨魯迅為什麼偉大：中國知識分子的五種人格類型
一百年的近代史，是中國知識分子值得驕傲的年代。因為它孕育了一群以魯迅為代表的「特立獨行之士」，也產生了一大批雖有缺憾，卻不失其正的「外圓內方」者。
文丨許紀霖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比較中西文化，探討中國封建社會何以如此漫長時，在不同的層次和程度上都觸及了中國知識分子特殊性這一問題。令人深思的是，有眾多研究者都提到了這樣一個歷史現象：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近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分析這一現象不啻為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條路徑。為何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近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又在多大的程度上繼承了自己前輩的人格遺產?
壹
所謂近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蘊含著哲學、倫理、心理、歷史和政治的多元內涵。以本文所涉及的歷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個體的自主性和社會批判精神。具體地說，即表現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權威，不依附於任何現實的政治勢力；在真理的認同上具有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並依據內心准則而自由行動；在社會實踐生活中，積極地參與政治，成為改造社會的獨立批判力量。
顯然，這樣的獨立人格在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極為匱乏，相反地倒表現出另一種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經典，在政治上熱衷仕途，委身皇權。
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與傳統中國宗法一體化社會結構有著不可分離的互應關系。知識分子在古代通常被稱為士。士階層產生於春秋戰國之際，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統封建王朝中，它充當了溝通意識形態結構和政治結構並加以耦合的超級組織力量，從而實現了「一體化」。另外，源遠流長的宗法家族制度與大一統國家制度長期共存，產生同構效應，形成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宗法一體化結構。土階層既然在此結構中執行著組織聯系的社會功能，那麼功能反過來影響主體的結構，塑造出適應這種功能的依附人格。
▲封建宗法制度
下面讓我們看一看宗法一體化結構是如何通過儒家學說、科舉制度和宗法綱常這三張大網將知識分子的身心緊緊籠罩起來，使之成為黏附於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第一張大網：「定為一尊」的儒家經典學說。
大一統社會的特點之一是意識形態結構的高度一元化。唯有如此，才能用統一的思想模式將千百萬讀書人造就為定型化的國家官僚，依據共同的國家學說和倫理原則，實現對整個社會生活的管理。在先秦不過是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學，之所以在漢武帝後獨得統治者青睞，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封建經典，奧妙之一就在於它有助於陶鑄大一統所需要的依附人格。
儒家思想就其政治內容來說是一入世哲學。孔孟都主張知識分子從政，他們本人亦身體力行，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孟子曾自誇：「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在孔孟的職業價值觀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勞心者士人的事業；「治物」是下乘的小術，是勞力者小民的本分。孔子曾責罵請求「學稼」、「學為圃」的學生樊遲為沒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諱：「土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輔助帝王，為君制定治國方策，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在這樣的人格理想感召下，多少傳統士子擁擠在「學而優則仕」的狹窄通道上。胸懷為帝王之師的抱負，孜孜於漫漫仕途，樂此不疲，終生不倦。
▲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就其思維方式來看又是一泥古學說。猶如歐洲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一樣，「權威是它的知識原則，而崇拜權威則是它的思想方式」，以「聖賢」為追求目標的偶像崇拜，以「六經」（宋以後為「四書」）為文化正宗的理論原則和以「三代」為尊天法古的理想世界，構成儒家獨特的「三位一體」思維模式。即令是被奉為「聖人」的孔子本人，也一再強調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使後儒們更加誠惶誠恐，不敢越古賢的雷池於一步。
明初著名理學家薛瑄就說：「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是故學不述聖賢之言，而欲創立己說，可乎?」幾千年來，咀嚼儒家經典，師承前人陳說，通經明義致用，耗費了學人一生光陰和全部心血。代聖人立言，成為傳統土子治學的唯一要旨。在思維的空間里到處充塞著如此陳腐的古賢之言，哪裡還有獨立思考、自由發揮的半寸餘地!
通過上述兩條原則，儒家思想封閉了知識分子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徑和向內開拓的精神創新，自覺地養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權、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人格。
第二張大網：為「防反側」的科舉取土製度。
與儒家精神相表裡的，是隋唐以來逐漸完備的科舉取士制度。歷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耗費大量人力、財力、精力辦科舉考試，甚至皇帝親登殿堂主持殿試，乃欲達到一箭雙雕之目的：一是為封建官僚機器網羅人才，不斷從社會上汲取新鮮血液，以保持國家機器的適當活力和官僚隊伍的自然更新。二是唐太宗的使「天下英雄盡人吾彀中」之術。正如清人馮桂芬引前人之語所說：「三年一科，今科失而來科得，一科復一科，轉瞬其人已老，不能為我患，而明祖之願畢矣。意在敗壞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如此取土，豈止使天下英雄只求仕途得志，無暇他顧，更要緊的是使所有土子的思想都納入欽定的標准模式，扼殺其個性和異端念頭於萌芽之中。
▲古代科舉考場
為吸引士子們參加科舉，政府不惜以功名利祿誘之。一日中舉，便享有異於庶民的種種優待，儼然是一社會特殊階級。清貧布衣和高官厚祿之間的選擇是如此的嚴峻，以致很少有人在名利的誘惑面前無動於衷。唐宋以來，在知識分子中間形成了唯有登科人仕方是正途的價值觀：「無論文武，總以科甲為重，謂之正途；否則胸藏韜略，學貫天人，皆目為異路。」讀書為登科、人仕，這種庸俗學風勢必造成讀書人只讀經書，無心旁覽，更不可能「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註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目光是如此的短淺，知識是如此的孤陋，又怎麼能夠指望他們有開放的心靈，敏銳的思考，步入官場後勇於進取、有所開拓呢?
在科舉制度下，全國公私學校皆以教人科舉人仕為宗旨。政府官學「考其學業，科舉之外無他業也；窺其志慮，求取功名之外無他志也」。以自由講學標榜的私人書院，受政府多方掣肘，且抵擋不住科舉的沖擊，幾經盛衰；至明末已分下科舉名額，淪為科舉的附庸，到清朝已與官學區別甚微，至於家塾、教館，更是應付科舉的預備場所。
▲清光緒二十二年進士李家駒殿試試卷
知識分子除科舉入仕之外，幾無棲身之地。在傳統的中國，一個土子的職業去向無非上、中、下三途。上途乃登科入仕，這是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中途是為權貴充當幕僚，已是不得已而為之；末途是設館授徒執教，更有懷才不遇之嘆了。無論是榮登廟堂還是屈居鄉間，其所作所為都直接或間接地依附於、服務於封建官僚政治，離開了後者簡直猶如失業。
第三張大網：封建宗法的倫理政治關系。
在傳統中國，封建等級制度與宗法家族制度交織一體，在社會關系中形成一張宗法性的倫理政治關系網路，它體現在觀念形態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綱五常說。每個傳統知識分子就像這偌大網路中的一個網結，不得不附麗於各種關系而生存，與上下、前後、左右結成須臾不可離之的聯系。在家要孝敬父母，求學要服從先生，做官要盡心忠君，以至告老還鄉還得對家族和地方履行一個紳士的義務。很少有人能夠在行動和意識上沖決這個宗法倫理政治網路以及與此相應的綱常觀念。在知識分子中間彌漫著濃郁的人情世故庸俗氣息，關系學成為安身立命的處世秘方。「所以中國一向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
由此可見，在宗法一體化的社會結構中，由於這三張大網的制約和影響，中匡傳統知識分子的職業高度單一化，經濟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十分嚴重，而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也從未獲得過真正的思想自由、表現過銳意創新的精神。在古代詞林中，士、儒生、土大夫三詞意義相近，便形象地說明了傳統知識分子那種職業單一化和思想一統化的狀況。因而他們沒有也不可能表現出近代意義上的人格獨立性，只能是喪失了自我意識的、為皇權政治所異化了的依附人格。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上述這三張大網不僅僅是一種觀念形態或世俗形態，它們的存在是以國家政權為基礎的，其功能的發揮又是以國家暴力機器為後盾的。誰如果想稍稍偏離正統，試圖表現出某種獨立的願望，或者對異化的反抗，都會被看作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挑戰，從而付出血的代價。明末李贄、何心隱的被戕害，東林黨、復社的被鎮壓，清代令人毛骨聳然的「文字獄」——盡管犧牲者離近代的獨立人格相去甚遠，但他們的結局已足使大多數土子望而生畏了。在「刀與火」的歷史中，在血腥的淫威中，所造成的大半是被泯滅了個性的奴隸或被扭曲了人性的奴才。
當然，在封建土大夫中不僅充斥著大量匍匐在皇權腳下的奴才，也有一些胸圖大志、敢於直諫的儒家理想主義者。他們力圖以聖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現實政治，體現出某種個體的自主性、能動性和進取性。像魏徵、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人確乎有一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但這只是傳統意義上的獨立人格，缺乏近代的氣息。他們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經典的藩籬，執著於「代聖人立言」的傳統模式，他們的行動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於「應帝王」、「作宰輔」的治平理想；正直的胸懷、凜然的死諫與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摻和在一起。說到底還是一種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託治平的理想，在君臣之間實現某種權力的平衡，而從未曾想在大一統政治之外建樹知識分子的獨立力量。
▲唐太宗和魏徵
在古代中國，知識分子欲擺脫對大一統皇權政治的依附關系，只有兩個途徑：一是投奔綠林，加入農民起義的隊伍；二是遁跡山林，當以庄禪自娛的山人隱土。但這兩途是否真的導向人格的獨立，解脫依附之苦，似大可懷疑。投奔「揭竿而起」者，如張良、魏徵、李岩之輩，盡管與現實封建朝廷斬斷了關系，但是他們卻未必與觀念中的封建秩序分手；他們脫離了一個昏庸的暴君，卻依附於另一個改朝換代的「真龍天子」，為後者出謀劃策，運籌帷幄。因此，與其說他們是宗法一體化結構的異己，不如說是修復、再版這個結構的基因。他們最終還是未曾擺脫人格的依附性。至於遁跡山林、退歸自然者，他們在「出世」前多半是積極入世的儒家理想主義者。
現實的黑暗，理想的挫折，逼迫他們到老莊哲學中去尋求自己的精神歸宿，理想與現實的沖突轉化為自然與社會的對立。而在現實層次中它不得不以「與物俱化」的順世主義作為補償。「採菊東籬下」的田園詩人實現了對皇權的消極反抗，但「悠然見南山」的忘情生活卻頗有樂天知命、得過且過的混世意味。既然如此，又有多少獨立人格可言呢?至少是打了一半折扣了。
在宗法一體化結構的社會背景下，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無論其主觀上是如何想超越自我，超越環境，最終還是逃脫不了人格上的悲劇，獨立與傳統士大夫們實在太無緣了。
這種狀況到了近代又怎麼樣呢?
貳
封閉性的大一統中國到鴉片戰爭以後，在西方列強的炮口威脅下被迫開放，屈辱的不平等條約所顯露的中西間的差距，驚醒了清末沉睡在自我滿足、自我陶醉美夢中的國人。從戊戌變法起，近代中國開始了漫長的向西方認同、改變傳統社會格局的艱難歷程。封建專制王朝崩潰了，儒家正統地位動搖了，大一統削弱了。這一切，給近代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命運帶來了兩個變化。第一是知識分子職業選擇的多元化。1905年，持續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科舉制度的廢除象徵著知識分子由土而仕的單一發展渠道的時代已告終結。社會分工飛速發展，出版、教育、新聞、科技事業紛紛興起，大批知識分子成為出版家、教育家、報人、科學家、工程師，他們在歷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專屬自己而非寄人籬下的棲身之地。第二是知識分子信仰選擇的多元化。西學如潮水般涌進中國，「物競天擇」說，自由平等說，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尼採的超人學說，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令人應接不暇。在這新與舊、中與外百家思潮爭鳴激盪的近代，知識分子的心靈變得活躍、豐富、開放，不再禁錮於一家一說的狹小圈子，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和需要進行比較和選擇，享受到充滿魅力的精神自由。可以說，只是到了近代，嚴格意義上的獨立人格才具備了誕生的社會前提和精神前提，事實上也的確誕生了。
然而，近代中國社會格局的變化是有限的，根深蒂固的東方傳統頑固地抗拒著西方世界的同化。透過中華民國那層現代面紗，一種「准大一統」的容貌依稀可辨。彷彿與上述兩大變化相抗衡，在「准大一統」下的近代知識分子又面臨著兩大傳統困境：第一是文化結構的半獨立性。知識分子所棲身的文化界並未取得法律上和事實上的獨立身份，始終處於政治強權干涉、插足的陰影籠罩之中。
國民黨南京政府建立之後，蔡元培曾仿效法國一度主持設立了大學院這種教育行政制度，期望教育能獨立於政治，充分學術化，結果招來國民黨內各方面的非議和責難，有人在中央全會上提案要求改設教育部，並詰問蔡：「難道教育獨立，必須獨立在國民政府之外?」僅一年，蔡元培苦心孤詣設置的大學院便夭折流產。不僅教育，其他文化事業亦復如此。如民初的北京新聞事業雖然繁榮，但每家民間報紙都依附於一定的軍閥政客集團以求生存，難怪著名新聞記者黃遠生要酸楚地感嘆，民國以後，吾雖然「立意不作官，不作議員，而遁入於報館與律師，然其滋味乃正復與官相同」。第二是意識形態結構的非自由化。自清王朝倒台，尤其是袁世凱死後，沒有一個統治者能夠真正統一過中國。但他們都將重建大一統作為自己最高的政治目標。大一統的奧秘首先在於意識形態的一統，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千方百計扼殺多元化的思想局面。如果說北洋軍閥因政治更換過頻而不及確定「一尊」的話，那麼國民黨在政權得手後即宣布「三民主義為全國唯一的思想」，「凡是違反三民主義的人，在黨治之下是不允許他活動的」。「三民主義教育」或「黨義教育」成為大中學生的必修課。這種「一個主義」的實現勢必要靠刺刀和皮鞭來維持。在近代中國，翻版的「文字獄」屢見不鮮，更甚古代。像報界中的沈藎、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為爭取言論自由而慘遭殺戮。魯迅曾深沉地寫道：「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
▲蔡元培題字
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職業自由和經濟自立，另一方面卻享受不到獨立於政治的實際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靈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卻承受外界環境的殘酷壓抑，這種種極不和諧的命運遭際，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挑起了緊張的心理沖突。由此，產生了一種欲擺脫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擺脫不得，渴望人格獨立似乎又有所恐懼的矛盾心境。如果說傳統知識分子由於自我意識未曾蘇醒而無所痛苦，那麼近代知識分子一旦被喚起人的尊嚴、人的自覺和人的自主，又要重新變得麻木不仁、自我剋制，這是何等的悲哀、殘忍！然而，人格的抉擇卻現實地擺在面前，容不得你推諉、搪塞，除非自殺；但自殺也是一種抉擇。現實的抉擇就是這般冷峻：或者是依附於黑暗政治，這不僅意味著生命的苟全，而且還有名有利，榮華富貴，前程似錦；或者是成全人格的獨立，這又可能伴隨著貧困、孤獨、抑鬱和血污。
近代知識分子在人格的選擇上可分為兩個大類五個層面。獨立人格一大類中有兩層面：「特立獨行」和「外圍內方」；依附人格一大類有三層面：「幫忙奴才」、「幫閑文人」和「游世之魂」。
1
「特立獨行」
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所產生的一群極有韌性、極為罕見、絕無媚骨的優異之土，他們在帶血腥味的沉悶空氣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使一個「無聲的中國」變為「有聲的中國」。魯迅，自然是其中最突出、最傑出的代表。這些特立獨行之士都有這樣一些性格特徵：
其一，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義務感。他們的內心總是充溢著民族、國家和人類的痛苦，這些痛苦使他們時常輾轉不安， 自覺地背負起歷史的十字架。像魯迅，倘若不是那種深沉到了極點的愛憎煎熬著靈魂，恐怕會活得更長久些。他們又常常無情地自我審視，在良心的洗滌過程中實現精神的升華。如聞一多，原先是超然物外的文學隱士，一旦從學術象牙塔中走出，正視黑暗的現實，就嚴厲地鞭撻自己：「當魯迅受苦受害的時候，我們都正在享福。當時我們如果都有魯迅那樣的骨頭，那怕只有一點，中國也不至於這樣了。罵過魯迅或者看不起魯迅的人，應該好好想想，我們自命清高，實際上是做了幫閑幫凶!」其二，追求「說真話」的精神境界。人世間謊言多矣，但是否說真話，卻度量著一個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確定自我，擺脫異化。因此，他們都把說真話視作一種至善至美的境界：「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說真話是一種責任，一種對良心、對社會的責任，即使為此舍棄生命也在所不惜。章太炎在北京困頓期間，「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是何等的快哉！章太炎一生固有眾多污點，言論也未必句句精當，但他敢言已之所欲言、人之不敢言，確乎當得起「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
其三，在死神面前的無畏勇氣。統治勢力對他們的伎倆終是有限，說到底是一個死字。倘若超越了生的執著，也就無所畏懼。譚嗣同在菜市口刑場疾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超脫，魯迅去參加楊杏佛葬禮時不帶家門鑰匙那種「壯土一去兮不復返」的氣魄，聞一多在李公朴追悼會上痛斥獨夫蔣介石，准備接受特務第二顆子彈的凜然，似乎都顯現出近代史上的這些「特立獨行」之士，大多有置生死於度外，甚至以死為榮、以死為快的大徹大悟。其四，具備蔑視任何外在權威的自主意識和孤軍作戰的斗爭韌性。這恐怕是最根本的。如果說古代的「特立獨行」之土並不乏氣節的話，那麼近人高於古人之處就在於維持了氣節的價值，不再重演「愚忠」的悲劇。他們用理性的目光審視一切現存的學說，即使有所皈依也不放棄批判的權利。他們不依附任何「聖明君主」或政治集團，對真理和事業有著自己的理解，因此常常受到同道的誤解，以致遭受「背後的槍擊」，陷入比死亡更為悲哀的孤獨。但他們並不因此而見風使舵，而是在逆境中頑強地孤軍奮戰，直至將群眾慢慢吸引過來。這種真誠坦白、超凡脫俗的自由精神，正是魯迅所極力推崇的「摩羅」戰士最珍貴的品格。
▲譚嗣同像
2
「外圓內方」
與「特立獨行」者相比，他們也維護了人格的獨立，但有層次高下之別。現實是如此的恐怖，統治者是如此的殘忍，人們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沒有顧慮，或為生命，或為家庭，或為事業，超越生死畢竟是罕見品質，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謂要求太高。於是近代許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識分子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逐漸形成了「外圓內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鋒芒畢露，義無反顧，而是有張有弛，掌握分寸。1935年，蔡尚思寫就《中國社會科學革命史》時，前輩歐陽予倩諄諄告誡這位青年史學家：「秉筆的態度自然要嚴正，不過萬不宜有火氣……可否寓批判於敘述中呢?」他建議以「純研究的態度」作進攻的「擋箭垛」，書名宜改為《中國社會思想史》。最後，歐陽予倩嘆謂：「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是思想界的悲哀，誰也逃不掉呵。」不過，這些知識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問題上可以委婉圓滑，有所妥協，而在事關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則立場上卻毫不含糊，旗幟鮮明。
近代職業教育家、中國民主同盟領袖之一黃炎培即是典型。「取象於錢、外圓內方」是他親筆書寫的處世立身的座右銘。他在1946年第三方面調解國共沖突時未嘗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從未與蔣介石拉下臉。當蔣以「教育部長」許願企圖將他誘入偽「國大」泥沼時，黃卻不為所動，答以「我不能自毀人格」，維護了政治氣節。「外圓內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處世藝術，它是近代獨立人格在東方專制國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變形。它維護了人格的獨立，保全了人才的精華，也多少損傷了自由的尊嚴，使人格主體為把握正義和生存的平衡艱難地度量著。1947年年底，在國民黨的淫威下，黃炎培代表民盟被迫與當局達成自動解散民盟的協議。盡管此舉避免了廣大盟員不必要的流血犧牲，但黃良心上的失落感卻使他極其痛苦不安，吟出「黃花心事有誰知，傲盡風霜兩鬢絲」的苦句。「外圓內方」者的內心是分裂的，他們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將雙重的性格自覺地在現實中加以彌合。為了同時維護個體的生存和人格的獨立，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作出了西方人所無法理解的精神犧牲和無從體味的靈魂煎熬!
3
「幫忙奴才」
中國是一官國，權力意味著一切。雖然五四運動時期「勞工神聖」的口號流行一時，但「讀書做官」的傳統價值仍在相當一部分的知識分子頭腦中被奉為圭臬。權力的誘惑力實在太強了，某些人無法不趨之若鶩。每年留學生歸國，總有一批海外學子源源補充於龐大的官僚隊伍。有些頗有聲望的大學教授、學者名土，也以擠入官場為榮。做官帶來了顯赫的功名、豐腴的利祿，同時也抵押上了人身的自由、人格的獨立。王世傑，在歐洲獲碩士、博士頭銜的憲法專家，北大法學教授，當他身為留學生、學者時還是一腦袋的西方自由主義理想，曾在《東方雜志》上發表過鼓吹工人有集會和團體契約權的文章。曾幾何時，當王氏榮任南京政府法制局長後，充滿東方專制精神的《戰時反革命治罪法》便出自他的手筆，將工人民主權利剝奪殆盡的《勞資爭議處理法》又是他的傑作。久而久之，王氏的靈魂完全為官僚機器所同化，喪失了自我。還有一些文人，原本是胸懷改造社會、革新政治的抱負當官的。但一朝入了廟堂，便身不由己。既然成為傳統結構中的一個元件，不管你主觀意願如何，就得執行結構所指定的功能。陳佈雷，在大革命時期以「畏壘」為筆名在《商報》上撰寫反軍閥的社論，是何等的鏗鏘作聲，傾動江南!當他懷著治國平天下的雄心步入蔣府後，從此就不再是那個「畏壘」，也不是布雷自己，而是蔣介石的「文膽」。他的個性、銳氣、見解通通被迫驅入潛意識，也許只有在惡夢中他才有緣與它們相會。二十年的隱忍生活，最後以服毒自殺才得以解脫。陳佈雷的悲劇是傳統的，古書上伊尹、周公、諸葛亮這些「帝王之師」對他糾纏過深，他擺脫不了「土為知己者死」的依附性。民國以後，北洋中央政府尤其是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官僚群基本上由受過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組成，但其政權整體素質依然是傳統的，這一現象很能說明官僚機構對機構成員的難以遏制的異化效應。從政的知識分子最終也喪失了知識分子的資格，墮落為替統治階級幫忙的奴才。
4
「幫閑文人」
魯迅曾這樣區分「幫忙」和「幫閑」者：「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也就是說，前者是在朝的，後者是在野的，雖則一同攀附於統治階層，但攀附的深淺不一。如前所述，近代中國的文化界與官方政治總有著某種若即若離的聯系，處於半獨立半依附的狀態，這樣，蟄伏於此的「幫閑文人」們固然追求一定的獨立性，但老割捨不了阿諛權貴、趨炎附勢的劣根性。胡適，在美國人看來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精神領袖，但他在政治上所匱乏的恰恰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那種無所依傍的獨立精神。他可以對當局作些「和風細雨」式的批評，但骨子裡卻滲透著一種敬畏現存秩序、膜拜國家政權的庸俗市儈氣，否則就很難理解這樣一個經過美國民主洗禮的「自由主義」者，會心甘情願地充當「拚命向前」的「過河卒子」。
以胡適精細的政治目光，未必窺不見國民黨政權的傳統本質和無可救葯，但他直到那座腐爛的大廈倒塌前夕，還表示要「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不過，胡適聰明之處，就是「幫閑」不「幫忙」，死不肯入閣，寧願「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以「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這種形象頗近魯迅所描繪的「二花臉」了：「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知識階級」，「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余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在近代中國的文壇和小黨派中，這樣自命清客的幫閑者為數不寡。1946年底偽「國大」開鑼之時，就有那麼一些平時以「獨立」標榜，以「氣節」自詡的「社會賢達」和民青兩黨，擠進去湊熱鬧，充當專制舞台上粉飾民主的花瓶擺設。其中，像民社黨主席張君勱是經不起中國「憲法之父」的名譽誘惑而自毀人格的；像《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是因曾向蔣介石敲過一筆二十萬美元的官價外匯的竹杠而不得不還人情債的。這些知識分子雖然身居朝外，但心已離廟堂不遠，為了一己私利，哪還顧得上士人的清高、人格的尊嚴!
❸ 用手機怎麼可以強行進入帶鎖別人QQ空間，不知道的別來。
點擊 訪問，如果對方同意了，即可訪問，如果拒絕了就進不去。
進入加密的QQ空間方法一： 需有兩個QQ號碼。如果想進入加密qq空間，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第一個QQ號碼的空間加上密碼。然後用第二個QQ號碼訪問第一個QQ號碼的加密空間。我們輸入密碼進入加密的QQ空間後。在地址欄里把QQ號碼換成我們想進入空間但不知道密碼的QQ號。回車就可以免密碼輕松進入了。設置密友訪問也是一樣。我們把自己的兩個QQ號設置為密友，然後訪問，然後在地址欄里修改號碼就可以再次成功進入加密的QQ空間。 進入加密的QQ空間方法二： 利用Google博客搜索查看加密QQ空間(qzone)日誌的方法： 1.打開google博客搜索：blogsearch.google.cn 2.將要查看的加密QQ空間(qzone)的QQ號放到搜索框中搜索。 3.點擊搜索結果下邊的[**站內的其它相關信息]將搜索范圍限定在這個加密的QQ空間。 4.出現他空間(qzone)里的所有文章列表，再復制想要查看的那一篇日誌的標題到當前的搜索框中。 5.此篇日誌的內容出現在google博客搜索結果的頁面摘要(Snippet)顯示中，再將頁面摘要(Snippet)的最後幾個詞放到當前的搜索框中進行搜索。 6.google博客搜索的頁面摘要(Snippet)中出現更多的此篇日誌內容，再把現在可以看到的文章內容的最後幾個詞放到當前的搜索框中搜索，注意： 要刪掉上一次搜索的那幾個詞。 7.如此類推，直到看到全文。 進入加密的QQ空間方法三： 這種方法不需要兩個QQ號碼我們就可以查看加密QQ空間裡面的照片。 第一步：選擇瀏覽器上的―工具‖——-―Internet選項‖——―刪除文件‖————在彈出的對話框選中―刪除所有離線類容― 第二步：打開你要看的空間，選擇要看的有密碼的相冊，這時叫你輸密碼，你不關它，選擇取消。 第三步：選擇瀏覽器上的―工具‖——-―Internet選項‖——―設置‖—–―查看文件‖ 然後在出來的文件夾裡面找到―cgi_qqzone_static‖ 這個文件夾，雙擊打開，在裡面你就可以看見他空間里所有的東西了。按ctrl+f快速查找有密碼的相冊的在那裡，就是在彈出的對話框里輸入相冊的名字，點查找下一個就找到了，復制下面的地址重新打開。就OK了!
你的，以前的方法
❹ 誰知道錢鍾書的讀書方法
《圍城》是錢鍾書先生1947年寫就的一部以愛情、婚姻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取意為「婚姻就像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裡的人想出去」。《圍城》自1980年再版以來，贏得了讀者的廣泛贊譽，文中那些精妙絕倫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諷刺耐人尋味。小說通過主人公方鴻漸的愛情婚姻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刻刻畫了某些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根性，他們的懦弱、虛榮、自私、功利以及欺騙性被錢鍾書一一嘲諷。
方鴻漸在戀愛婚姻上的失敗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開的，他的好虛榮、愛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導致了他事業上的連連受挫。當他留學歸來，憑從一愛爾蘭人手裡買來的假博士文憑受到地方小報記者的誇贊時，他「感覺身心龐然膨脹，人格也偉大了好些」，方鴻漸對文憑極為「認真」的功利性態度伴隨著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學教書、做名教授的美夢也因博士文憑被校方懷疑而破滅了。方鴻漸圖慕虛榮之心被錢鍾書先生刻畫得淋漓盡致。三閭大學的生存環境讓這個聽來才高學富的方鴻漸備感失落，在假博士文憑「光環」的籠罩下，方鴻漸在生活工作中處處遭遇尷尬，從回國後給學生演講到三閭大學的任教，這位尚有一定正義感、良知未眠的方鴻漸一直在維護自尊心和欺騙與反欺騙的境遇中掙扎著。
方鴻漸無疑是舊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代表，錢鍾書對方鴻漸的愛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訴讀者什麼？錢鍾書對舊中國知識分子的打量、審視背後隱含了什麼內容？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孫郁「從方鴻漸看錢鍾書」，敬請關注。
（全文）
《圍城》為什麼這么受讀者的歡迎，這里有一個現象之謎，就是說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文本，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種反顧、一種打量。那麼它描繪了中國的讀書人，特別是中國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狀態和他們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說，這本書現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願意讀它，因為他們在方鴻漸的身上，也看到了現在我們中國讀書人的影子。現在的中學和大學的知識群落，這些文化人何嘗不像當年那樣，人們陷入在一種荒誕的文化困境裡面。就是說錢鍾書當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態，這種知識群落的思想的顧忌，在今天依然延續著，這是這本書暢銷不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圍城》主要描寫了方鴻漸這個人，他從27歲那年從法國留學，從歐洲留學回到國內，然後兩年之內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這樣的一段生活。
那麼方鴻漸他從歐洲回國以後，他開始是失業，沒有什麼職業，後來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來他屬於父母給他找的愛人，還沒有結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後來在銀行里工作，在銀行的工作過程當中他和幾個女性就產生了戀愛的關系。錢鍾書在描述方鴻漸在上海做職員的過程當中，那一段愛情的故事，寫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這樣一個文化青年，他在戀愛場上、在情場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種茫然的困境，這樣一個過程。
比如小說剛開始的時候，寫從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個鮑小姐那個愛情，他追求鮑小姐，鮑小姐也對他眉來眼去，但最後到了岸上，他就被鮑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騙，所以錢鍾書眼裡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那種溫情的關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後呢，無意中他和孫柔嘉小姐，孫小姐結婚了，他那個結婚，本來對孫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個很文靜的知識女性，但是結婚以後他們不斷地產生沖突，他陷入了家庭的無邊無際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鴻漸這個人，不論是在學業上、在家庭上、在社會上他幾乎沒有一個有亮點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種悖論、一種荒唐的陷阱里邊。比如他跟孫小姐結婚之後，他說的話。他說：「結婚以後，你總會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外一個，早知道這樣，結婚以前那種追求，戀愛等等全可以省掉，談戀愛的時候，雙方本相全收斂起來，到結婚後，還沒有彼此認清，倒是老是婚姻乾脆，索性結婚以前誰也不認識誰」。方鴻漸這個人他在談吐當中給人感覺非常儒雅，像一個讀書人，但是錢鍾書在描寫的過程當中，覺得他呢，他其實是一個沒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個在高校不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學術信心和學術地位的一個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塗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來，來了以後呢，本來以為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但其實又是一個悲劇的開始。所以我覺得錢鍾書在《圍城》裡面對婚姻我覺得表現的是一種很悲觀的態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錢鍾書覺得人是無法預料自己的未來的，人必定要受到命運的一種捉弄。比如戀愛之前，他覺得他那麼美好，最美好的東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東西他倒來了，你追求到手以後，你突然發現你在一個尷尬的泥潭裡邊。方鴻漸這個人開始是想要追求什麼，想要尋找什麼，想要企盼什麼，但最後你就感覺到，這種尋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種麻木、痛苦、絕望所代替。最後我們讀完之後，你就會感覺到方鴻漸這個人物其實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覺新、跟好多作家筆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樣，他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典型形象。我們在讀他的時候，在看方鴻漸的命運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起錢鍾書他自己，他的生活態度和他的美學追求。
我們在分析方鴻漸這個人物的時候，我們就會感覺到，中國的讀書人，往往他們是帶著一種外套，就是學人身上穿的一個外套。就是說，沒有真正地才學，但是呢，他們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識、炫耀自己的智慧，講話經常講一些哲理的語言，有一些對話是非常精彩的，但是這些對話又不是像方鴻漸這種人自己發明的，他不過是販賣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說，他和趙辛楣有一次對話就談教育，他經常說一些非常精彩的話。覺得這個人很有思想，感覺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說：「從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許人民受教育，現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許人們受某一種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為不識字，上人的當。那麼受教育的人，因為識了字上印刷品的當」。他經常說這樣一些很有意思的話。
方鴻漸他是在歐洲留學的時候，他其實沒有學到更多的專業，錢鍾書認為他是一個無用的人。所以在錢鍾書的小說開始就說：「他是一個無用之人，學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學里從社會學系就轉到了哲學系，最後又轉入中國文學系畢業，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呢，沒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國外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等都是從國外灌輸進來的，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還需要外國的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向中國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要換成外匯，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價值。」就是說我們現在看中國當下很多到歐洲、到國外去留學的人，我們看他們寫的文章，我們也能感覺到，當年錢鍾書筆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學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學習，而是在鍍金。那麼方鴻漸就是一個在歐洲幾個國家留學鍍金的一個文化人，他也沒有學到一個真正的專業，可以說是萬金油的這樣一個人物。
由於他沒有真才實學，而且在戀愛上又不斷地陷入到一種陷阱里邊。所以最後在友人趙辛楣梅的推薦之下，就去了三閭大學。三閭大學在湖南省的一座國立的大學，那麼到了這個大學以後，他因為也學無所長，所以他只是做了一個副教授，他做了一個副教授。他在國外因為沒有拿到學位嘛，他當時為了滿足他的家人的虛榮心，他就用了一個假文憑。到三閭學校以後呢，他也沒敢說自己有假文憑，所以他當時只得到一個副教授，他本來想在這個學校好好工作，想做點事情，但是呢，這個學校教授們，從校長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員，種種行為跟官場和商界的那些人沒有什麼區別。
其實錢鍾書他是一個書齋中人，他一生當中除了在大學，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後來搞過一段翻譯，他沒有更深入的社會底層人的這種體驗。但是他的敏銳性，他對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種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圍人的生活的時候，他常常能夠從細節，從人們的日常的一些生活裡面，能夠發現人性那些病態的、醜陋的東西。你比如錢鍾書在寫對話，寫方鴻漸和這幾個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別的女性注意的時候，寫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寫得入木三分。這很像歐洲的一些諷刺小說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東西的影響。趙辛楣和方鴻漸一起和高松年校長對白的時候，他們每個人內心不同的感受，他們的失落感，他們的吃醋，他們的狡詐，他都勾勒出來。所以給人感覺到錢鍾書他是通過日常的生活細節，而不是通過曲折的情節，通過離奇的故事來展現人的。所以這是《圍城》這部書很重要的一個特點，比如從上海到三閭大學那一段漫長地旅途當中，那一段描寫是相當精彩的。那一段描寫，錢鍾書在《圍城》當中，他通過這些衣食住行這個描述，來寫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無聊、文人的荒唐。在整個旅途過程當中呢，他寫了幾個人，比如說趙辛楣，李梅亭，大學教授拿著自己的名片到處炫耀，比如他們坐不了車了，他拿這個名片他最後能坐上車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個寡婦，眉來眼去，互相鬥情。在錢鍾書眼裡，這些人表面上他們不過是掛著一個學者的招牌，其實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氣的人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們在讀《圍城》的時候，能夠感覺到，錢鍾書他是把他內心的大的哀涼，深深地隱含在嘲諷畫面的背後。他在畫面上他以那樣嬉笑怒罵的文風，他的文筆，來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讀完後，你會覺得中國的讀書人，原來是這樣的一個群落。就是你會有一種非常無奈和悲哀的感覺，這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常講，魯迅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那種思想。像方鴻漸、趙辛楣、李梅亭、蘇小姐、汪處厚、高松年、韓學愈等等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筆下一個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思想的一個符號、一個觀念的載體。所以他用的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筆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這樣一種很幽默的，這樣的一種東西。還有一個就是說像中國的讀書人，中國的讀書人，錢鍾書認為是無用的，特別是學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們這個專業的人，很多是無用的。魯迅晚年也是說，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話，千萬不要做空頭的藝術家和文學家、美術家，要去找一點實事，干一點實事。因為魯迅深深地覺得中國的文人無用，他們要麼是官的奴隸，要麼就是商的奴才，他們要麼是依附於統治者，要麼就是依附於老闆和一個利益集團。那麼在《圍城》裡面知識分子依附的什麼呢？你們感覺到《圍城》三閭大學，三閭大學是個官氣很濃的一個大學，這個大學校長聘任系主任，哪個系、哪個系主任的時候，他要考慮到教育部官員的關系。而且教授們為了陞官他要拍馬溜須，要依附於什麼。就是讀書人、知識分子他沒有自己一個獨立的立場。
方鴻漸的性格，其實看他的時候，我覺得我對這個人一點也恨不起來，甚至有很多同情。因為錢鍾書也發現他內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說他其實本不想騙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別的大學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時候，表現得非常無恥的時候，他也有蔑視的那一面，他心裡他有一種良知在裡面。但是錢鍾書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時候，只是一閃而過，他並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這個地方，他只是更多地來描寫他生活當中尷尬的那一面。比如錢鍾書描寫他吃相，他吃飯，吃飯，就沒有那個按照一般的中國所謂高貴的貴族，留過洋吃飯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飯，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說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諷。比如說他到故鄉，從歐洲剛回來演講，他第一次演講，人家叫他講東西方文化，他其實沒有那種很深切地體驗，完全因為他鍍金，所以他在談到東西方文化的時候，他大談鴉片、梅毒。其實學生是願意聽的，但是對那些士大夫們，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覺得他是胡鬧，那麼對於真正的學者來看，等於非常淺薄的皮毛之談。所以錢鍾書在描述這個人物的時候，處處讓他表現出他那種尷尬和他的窘態，我們用普通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出醜的地方。比如說像那些教授，三閭大學也有個教授，他叫韓學愈，他也在克萊登大學弄了個假文憑，他騙人。方鴻漸在備課的時候，他那種心理，他就寫道，錢鍾書就寫道：「有人肯這樣提拔，還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鴻漸預備功課，特別加料，漸漸做名教授的好夢，得學位是把論文哄過自己的先生，教書是把講義哄過自己的學生，鴻漸當年沒哄過先生，所以未得學位，現在要哄學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為名教授也有兩個階段，第一是講義當著作，第二，著作當講義，好比粗學的理發匠，先把傻子和窮人的頭作為練習本領的試驗品，所以講義在課堂上適用，沒出亂子就作為著作出版，出版以後，當然是指定教本，鴻漸既然格外賣力，不免也起名利雙收的妄想。」 錢鍾書寫道：「撒謊騙人該像韓學愈那樣才行，要有勇氣、堅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謊還要講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膽老練，至少高松年的欺騙可以避免，老實人吃的虧，騙子被揭破的恥辱，這兩種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雙雕地兼備了。」
我覺得錢鍾書寫這些人呢，跟五四時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樣，魯迅和巴金他們寫讀書人往往這些讀書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們痛不欲生，對現實處於一種不滿的狀態，他們要尋找出路、尋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沒有出路，於是呢，就陷入了一種苦難和絕望的大澤里邊。但是錢鍾書不是這樣，錢鍾書寫知識分子呢，這些人是些什麼人呢，他們是些混混，他們既沒有對民族的使命感，也沒有文化的責任感，他們不過是借著留洋、借著知識分子這個招牌來吃飯。用魯迅的話講，就叫「啖飯之道」，就是吃飯之道，所以這些是一些沒有什麼節操，沒有什麼操守，沒有什麼信念的一個群落。所以錢鍾書他更多的是關注的是，他認為中國的讀書人，更多的是這樣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讀他的小說的時候，我就經常在想，錢鍾書這個人，他在審視人生、他審視周圍世界的時候，他是缺少魯迅和巴金那樣的作家的溫情的，他過於殘酷，他甚至於把人的那種人性當中最醜陋的東西，他都全面地還原了出來。比如說家庭，他寫方鴻漸的家庭，方鴻漸家裡父母還有妯娌之間，你感覺到每個人的形象都不是可愛的。他寫大學的老師，他的同事，也沒有幾個可愛的，包括傭人，也寫得面目可憎。就說他是對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個人，錢鍾書，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夠在人的身上打撈一種閃光的東西，比如像孫梨這種作家，孫梨他是一個內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寫中國的鄉間百姓的時候，他發現他們美的一面，發現他們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東西。但是在錢鍾書，包括他的夫人楊降他們的作品當中，你幾乎看不到這樣的形象。所以他們用一種很殘酷的筆法來嘲諷了周圍的世界，他認為，錢鍾書認為人是陷入在一種二律悖反，是在一種荒唐的這樣一種境地里邊生存的，在這樣荒唐的環境裡面選擇著、掙扎著。
錢鍾書他在書的前言裡面寫，他說：「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夠反諷自己，能夠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夠在小說當中，那麼如此從容地來反諷自己的生活呢，其實也就表現了他的一種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懷，所以我經常在想，錢鍾書他在寫小說的時候，他是用的一種游戲的筆法，他寫的不像有些作家那麼累，有一些作家寫完一部長篇小說以後，就覺得心力交瘁。他盡管也是在憂患之中寫的這本書，但是你會覺得他寫得很從容。就是說他在整個的寫作當中呢，表現出他與當時主流的、流行的這種敘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這樣一種風格。當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的主流是左翼文學，左翼文學主要是通過廣闊的社會生活，通過階級的斗爭，不同的階級矛盾和斗爭，通過這個斗爭來展示中國社會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但是，錢鍾書迴避了這些，錢鍾書似乎不相信僅僅用這種泛道德化和泛意識形態的這種敘述方式，就能夠真正地表現出人的這種普遍性的東西，他不相信。所以錢鍾書他開始，他就避開了流行色，避開了一切鮮艷的理念，他憑著自己的直覺，他生命的直覺和他的學識來展現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人的生活。錢鍾書這個文本，它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因為他超越了時代，他超越了意識形態，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為他注重了這種有限，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有限，那麼也使他這個小說呢，獲得了一種無限的閱讀的可能性，獲得了無限的讀者。
在錢鍾書的眼裡呢，中國的文人是缺少創造性的，科舉時代，中國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國開化以後，留洋以後，中國人漸漸有了洋奴的一種心理，所以讀書人真正地能夠，他們的心靈深處能夠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夠從中國東方文化當中能提煉出一種新的文化元素的這樣的學者非常非常之少。我們舉個例子，當年魯迅他到日本留學，當時他們有二百多人，其實當時回來以後，也就是只有幾個人非常非常優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於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麼就是說，普普通通的沒有專業知識而有沾染了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惡習的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麼錢鍾書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這樣一個人物的群落，來分析來形象地展示他們內心的世界，以此來透視我們國內內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東西。錢鍾書描寫的三閭大學的各種各樣的教授，他們的嘴臉都帶有漫畫式的，帶有嘲諷的口吻。所以這個小說呢，它總體來講，它就展示了無用、無力、精神無緣這么樣的一個人物的形象，一個讀書人的形象。在錢鍾書的眼裡，像方鴻漸這樣的人，他是一個被社會所遺棄、沒有任何用處的一個人，是一個知識上的廢人、是一種精神上的垃圾。
方鴻漸這個形象我覺得他至少他表現了錢鍾書的這樣的幾個想法：第一，就是說錢鍾書通過方鴻漸這個命運，尷尬的命運，不斷地追求、不斷地失落、失業、失戀、失態、失寵，他展示一個什麼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國五四以後的很多作家，他們在描寫一個很動人的形象的時候，他們要把他寫得非常圓滿、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偉岸。但是錢鍾書不相信圓滿，方鴻漸我們就會感覺，他在學生面前，他是個老師，但是他是一個不稱職的老師，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點呢，錢鍾書我覺得他在方鴻漸這個形象上，他通過方鴻漸命運的苦運的出現，他表現了人性惡的這樣的一個思想。錢鍾書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這樣的一句話，所以他在《管錐編》和《談藝錄》里邊，他經常揭露那些我們所認為那些很偉大很重要的一些學者和作家的短處，他看到了他們的醜陋的一面。
錢鍾書其實他在他的學術著作里邊，也容下了他的這些思想。我們舉個例子，比如說錢鍾書經常講，他不相信有純而又純的東西，他不相信純粹的東西。他說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實現必須附之於庶地，用很庸俗的辦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東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來操作，你必須用非常庸俗的方法來操作，才能夠成功。這個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況且不美好的東西用什麼辦法來操作的呢，所以錢鍾書在小說裡面他不斷地發現知識界的奧妙。比如在報館里、在銀行里、在大學里邊都是這樣，特別是在大學裡面，他寫的這幾個讀書人，這幾個教授，從國外回來的，就是說在國內的土生土長的教授，寫他們都是這樣。在五四以後呢，可以說魯迅、錢鍾書他們基本上奠定了中國現代諷刺文學的這樣一個基礎。那麼魯迅呢，他是以戰士的、戰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絕望的加上一種反諷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敘述語言和敘述語碼。那麼錢鍾書呢，是靠著自己的聰慧，他的才識，為我們編織了一個虛幻的，這樣的一個世界，但是我們就會感覺到，盡管他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他卻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反映。第三個呢，在人物身上他處處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樣一個命題，也會有一個相反的命題和它相對，就是說人無往不在一種枷鎖當中。當你獲得了什麼的時候，同時你就失去了什麼，所以《圍城》這個書名它本身就有一種哲學的意向，就是說城裡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沖進來。人呢不斷地在選擇，但是不斷地進入一種陷阱，不斷地進入一種災難。開始人們所想像的，和最後收獲的是不一樣的。所以方鴻漸這個人物形象，那麼在這幾點上呢，就使我們感覺到錢鍾書他的精神世界，他內在的悲涼感和孤獨感。錢鍾書晚年幾乎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拒絕媒體的采訪，電視台要找他去錄像，他堅決不出現的，因為他也知道人一說話一表現，上帝就會發笑，說不定也就變成方鴻漸，騙騙人或者怎麼樣，因為人都是有限的。他處處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尷尬性，他對人的這一點他是非常絕望的。我覺得錢鍾書他表現了這樣的一種思想。
方鴻漸最根本的意義，預示著我們現代教育的一種失敗，現代某種文化的一種失敗。他在看似神秘艱深的外表的背後，他隱含著一種空虛，無力、灰色、荒誕這樣的一種深切的隱含，隱含這樣一種意義。中國所謂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們現在被名利所驅使，他們遠離了學問，他們也是在做一些和學術沒有關的一些東西。所以我就經常想，如果魯迅和錢鍾書他們現在很年輕的話，他們可能還會寫出更精彩的文章來嘲諷這樣的一些現象，所以一個民族最可怕的腐敗是文化和教育的腐敗，因為只有大學才能夠生長精神，才是純潔的精神的園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國家，很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學裡面產生的，因為這個大學裡面應當是一種超功利的，它是不應當有功利理念的，不是為了追求一個外在的什麼東西，它是一種自由，一種完全是心靈和上蒼進行交流，才會產生一種學說。你比如古希臘，古希臘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樣的人呢？因為當時古希臘的人，他們是處在一種游戲的狀態，他們強調文化的無功利，那麼無功利他就會想到心靈和上蒼直接進行交流。想到月亮為什麼是這樣的，星星為什麼是這樣的，大海的浪潮怎麼產生的，然後他就出現了邏輯學，出現了自然科學，各種各樣學說都出現了。但是我們中國呢，是從孔夫子開始，我們開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訴我們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為統治者服務，要為誰誰服務。中國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別人身上，為誰誰服務的，而不是獨立的思考，不是獨立的思想。所以錢鍾書在《圍城》裡面就寫了一些沒有思想、渾渾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醜陋的文化人。他們根本沒有獨立之精神和獨立之人格，沒有那種超功利的文化情懷，哪怕對我們民族文化的那種憂患，對當下生活的這種感懷、傷世都沒有。所以三閭大學呢，其實就是中國當時現代教育腐敗和黑暗的一個縮影。我覺得它的警示意義非常之大，因為當中國的大學都像三閭大學這樣存在的時候，中國是不會產生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哲學家，和偉大的科學家的。所以我想錢鍾書之所以我們說他偉大，就是因為他發現了這些問題。他用自己那種反諷的語言，那種顛覆性的、敘述語序，他描述了這個生活，他把這種可怕性，和那種令人不寒而慄的黑暗性展示給讀者，使我們意識到，中國的文化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洗心革面，就是說要進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國民性，要從根本上來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談到中國文化悲劇的時候，經常講到社會，講到民眾，其實社會民眾的敘述者是文人，那麼文人自身不能夠解放，成為一個很委瑣的，非常奴性的這樣的人物的時候，那不可能產生一個健康的文化。所以《圍城》給我們的啟示實在是太巨大和深遠了。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呢，我們重新來看《圍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們可以還原到歷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時我們也可以重新來反省我們當下的知識界和讀書界的情況。我們就會感覺到，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歷史，它是有自己的源頭的，它有流脈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標本的意義。所以我想我們通過方鴻漸，通過《圍城》，通過錢鍾書，我們可以深深地來反省我們人類自己，反省我們今天人的生活。我們是不是，也在以虛幻的以一種欺騙人的、或者被別人騙的方式，存在一種尷尬的文化境界里邊。我們是不是成為了社會上一個多餘的、無力的、無援的、無助的一個孤苦的存在，我們是不是一個充滿了幻想而又實際上永遠是在痛苦和絕望中掙扎的一個可憐的人物，它給我們帶來的聯想，和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遠的。
回答者：愛上了蓮 - 舉人 五級 1-2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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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對於答案的評價：
謝謝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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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最佳答案的評論
還是自己去看好，畢竟人和人的觀點有差異
評論者： hongxu_2046 - 見習魔法師 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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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長了
評論者： 軒竹幽雪 - 試用期 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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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 共 5 條
圍城》是錢鍾書的代表作，是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長篇之一。
❺ 我們的文學能不能獨立為什麼看不到當年的影子很失望了啊~~~
你好，我來為你解答：
《圍城》是錢鍾書先生1947年寫就的一部以愛情、婚姻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取意為「婚姻就像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裡的人想出去」。《圍城》自1980年再版以來，贏得了讀者的廣泛贊譽，文中那些精妙絕倫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諷刺耐人尋味。小說通過主人公方鴻漸的愛情婚姻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刻刻畫了某些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根性，他們的懦弱、虛榮、自私、功利以及欺騙性被錢鍾書一一嘲諷。
方鴻漸在戀愛婚姻上的失敗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開的，他的好虛榮、愛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導致了他事業上的連連受挫。當他留學歸來，憑從一愛爾蘭人手裡買來的假博士文憑受到地方小報記者的誇贊時，他「感覺身心龐然膨脹，人格也偉大了好些」，方鴻漸對文憑極為「認真」的功利性態度伴隨著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學教書、做名教授的美夢也因博士文憑被校方懷疑而破滅了。方鴻漸圖慕虛榮之心被錢鍾書先生刻畫得淋漓盡致。三閭大學的生存環境讓這個聽來才高學富的方鴻漸備感失落，在假博士文憑「光環」的籠罩下，方鴻漸在生活工作中處處遭遇尷尬，從回國後給學生演講到三閭大學的任教，這位尚有一定正義感、良知未眠的方鴻漸一直在維護自尊心和欺騙與反欺騙的境遇中掙扎著。
方鴻漸無疑是舊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代表，錢鍾書對方鴻漸的愛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訴讀者什麼？錢鍾書對舊中國知識分子的打量、審視背後隱含了什麼內容？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孫郁「從方鴻漸看錢鍾書」，敬請關注。
（全文）
《圍城》為什麼這么受讀者的歡迎，這里有一個現象之謎，就是說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文本，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種反顧、一種打量。那麼它描繪了中國的讀書人，特別是中國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狀態和他們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說，這本書現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願意讀它，因為他們在方鴻漸的身上，也看到了現在我們中國讀書人的影子。現在的中學和大學的知識群落，這些文化人何嘗不像當年那樣，人們陷入在一種荒誕的文化困境裡面。就是說錢鍾書當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態，這種知識群落的思想的顧忌，在今天依然延續著，這是這本書暢銷不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圍城》主要描寫了方鴻漸這個人，他從27歲那年從法國留學，從歐洲留學回到國內，然後兩年之內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這樣的一段生活。
那麼方鴻漸他從歐洲回國以後，他開始是失業，沒有什麼職業，後來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來他屬於父母給他找的愛人，還沒有結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後來在銀行里工作，在銀行的工作過程當中他和幾個女性就產生了戀愛的關系。錢鍾書在描述方鴻漸在上海做職員的過程當中，那一段愛情的故事，寫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這樣一個文化青年，他在戀愛場上、在情場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種茫然的困境，這樣一個過程。
比如小說剛開始的時候，寫從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個鮑小姐那個愛情，他追求鮑小姐，鮑小姐也對他眉來眼去，但最後到了岸上，他就被鮑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騙，所以錢鍾書眼裡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那種溫情的關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後呢，無意中他和孫柔嘉小姐，孫小姐結婚了，他那個結婚，本來對孫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個很文靜的知識女性，但是結婚以後他們不斷地產生沖突，他陷入了家庭的無邊無際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鴻漸這個人，不論是在學業上、在家庭上、在社會上他幾乎沒有一個有亮點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種悖論、一種荒唐的陷阱里邊。比如他跟孫小姐結婚之後，他說的話。他說：「結婚以後，你總會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外一個，早知道這樣，結婚以前那種追求，戀愛等等全可以省掉，談戀愛的時候，雙方本相全收斂起來，到結婚後，還沒有彼此認清，倒是老是婚姻乾脆，索性結婚以前誰也不認識誰」。方鴻漸這個人他在談吐當中給人感覺非常儒雅，像一個讀書人，但是錢鍾書在描寫的過程當中，覺得他呢，他其實是一個沒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個在高校不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學術信心和學術地位的一個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塗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來，來了以後呢，本來以為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但其實又是一個悲劇的開始。所以我覺得錢鍾書在《圍城》裡面對婚姻我覺得表現的是一種很悲觀的態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錢鍾書覺得人是無法預料自己的未來的，人必定要受到命運的一種捉弄。比如戀愛之前，他覺得他那麼美好，最美好的東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東西他倒來了，你追求到手以後，你突然發現你在一個尷尬的泥潭裡邊。方鴻漸這個人開始是想要追求什麼，想要尋找什麼，想要企盼什麼，但最後你就感覺到，這種尋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種麻木、痛苦、絕望所代替。最後我們讀完之後，你就會感覺到方鴻漸這個人物其實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覺新、跟好多作家筆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樣，他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典型形象。我們在讀他的時候，在看方鴻漸的命運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起錢鍾書他自己，他的生活態度和他的美學追求。
我們在分析方鴻漸這個人物的時候，我們就會感覺到，中國的讀書人，往往他們是帶著一種外套，就是學人身上穿的一個外套。就是說，沒有真正地才學，但是呢，他們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識、炫耀自己的智慧，講話經常講一些哲理的語言，有一些對話是非常精彩的，但是這些對話又不是像方鴻漸這種人自己發明的，他不過是販賣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說，他和趙辛楣有一次對話就談教育，他經常說一些非常精彩的話。覺得這個人很有思想，感覺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說：「從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許人民受教育，現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許人們受某一種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為不識字，上人的當。那麼受教育的人，因為識了字上印刷品的當」。他經常說這樣一些很有意思的話。
方鴻漸他是在歐洲留學的時候，他其實沒有學到更多的專業，錢鍾書認為他是一個無用的人。所以在錢鍾書的小說開始就說：「他是一個無用之人，學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學里從社會學系就轉到了哲學系，最後又轉入中國文學系畢業，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呢，沒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國外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等都是從國外灌輸進來的，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還需要外國的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向中國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要換成外匯，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價值。」就是說我們現在看中國當下很多到歐洲、到國外去留學的人，我們看他們寫的文章，我們也能感覺到，當年錢鍾書筆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學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學習，而是在鍍金。那麼方鴻漸就是一個在歐洲幾個國家留學鍍金的一個文化人，他也沒有學到一個真正的專業，可以說是萬金油的這樣一個人物。
由於他沒有真才實學，而且在戀愛上又不斷地陷入到一種陷阱里邊。所以最後在友人趙辛楣梅的推薦之下，就去了三閭大學。三閭大學在湖南省的一座國立的大學，那麼到了這個大學以後，他因為也學無所長，所以他只是做了一個副教授，他做了一個副教授。他在國外因為沒有拿到學位嘛，他當時為了滿足他的家人的虛榮心，他就用了一個假文憑。到三閭學校以後呢，他也沒敢說自己有假文憑，所以他當時只得到一個副教授，他本來想在這個學校好好工作，想做點事情，但是呢，這個學校教授們，從校長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員，種種行為跟官場和商界的那些人沒有什麼區別。
其實錢鍾書他是一個書齋中人，他一生當中除了在大學，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後來搞過一段翻譯，他沒有更深入的社會底層人的這種體驗。但是他的敏銳性，他對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種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圍人的生活的時候，他常常能夠從細節，從人們的日常的一些生活裡面，能夠發現人性那些病態的、醜陋的東西。你比如錢鍾書在寫對話，寫方鴻漸和這幾個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別的女性注意的時候，寫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寫得入木三分。這很像歐洲的一些諷刺小說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東西的影響。趙辛楣和方鴻漸一起和高松年校長對白的時候，他們每個人內心不同的感受，他們的失落感，他們的吃醋，他們的狡詐，他都勾勒出來。所以給人感覺到錢鍾書他是通過日常的生活細節，而不是通過曲折的情節，通過離奇的故事來展現人的。所以這是《圍城》這部書很重要的一個特點，比如從上海到三閭大學那一段漫長地旅途當中，那一段描寫是相當精彩的。那一段描寫，錢鍾書在《圍城》當中，他通過這些衣食住行這個描述，來寫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無聊、文人的荒唐。在整個旅途過程當中呢，他寫了幾個人，比如說趙辛楣，李梅亭，大學教授拿著自己的名片到處炫耀，比如他們坐不了車了，他拿這個名片他最後能坐上車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個寡婦，眉來眼去，互相鬥情。在錢鍾書眼裡，這些人表面上他們不過是掛著一個學者的招牌，其實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氣的人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們在讀《圍城》的時候，能夠感覺到，錢鍾書他是把他內心的大的哀涼，深深地隱含在嘲諷畫面的背後。他在畫面上他以那樣嬉笑怒罵的文風，他的文筆，來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讀完後，你會覺得中國的讀書人，原來是這樣的一個群落。就是你會有一種非常無奈和悲哀的感覺，這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常講，魯迅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那種思想。像方鴻漸、趙辛楣、李梅亭、蘇小姐、汪處厚、高松年、韓學愈等等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筆下一個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思想的一個符號、一個觀念的載體。所以他用的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筆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這樣一種很幽默的，這樣的一種東西。還有一個就是說像中國的讀書人，中國的讀書人，錢鍾書認為是無用的，特別是學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們這個專業的人，很多是無用的。魯迅晚年也是說，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話，千萬不要做空頭的藝術家和文學家、美術家，要去找一點實事，干一點實事。因為魯迅深深地覺得中國的文人無用，他們要麼是官的奴隸，要麼就是商的奴才，他們要麼是依附於統治者，要麼就是依附於老闆和一個利益集團。那麼在《圍城》裡面知識分子依附的什麼呢？你們感覺到《圍城》三閭大學，三閭大學是個官氣很濃的一個大學，這個大學校長聘任系主任，哪個系、哪個系主任的時候，他要考慮到教育部官員的關系。而且教授們為了陞官他要拍馬溜須，要依附於什麼。就是讀書人、知識分子他沒有自己一個獨立的立場。
方鴻漸的性格，其實看他的時候，我覺得我對這個人一點也恨不起來，甚至有很多同情。因為錢鍾書也發現他內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說他其實本不想騙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別的大學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時候，表現得非常無恥的時候，他也有蔑視的那一面，他心裡他有一種良知在裡面。但是錢鍾書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時候，只是一閃而過，他並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這個地方，他只是更多地來描寫他生活當中尷尬的那一面。比如錢鍾書描寫他吃相，他吃飯，吃飯，就沒有那個按照一般的中國所謂高貴的貴族，留過洋吃飯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飯，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說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諷。比如說他到故鄉，從歐洲剛回來演講，他第一次演講，人家叫他講東西方文化，他其實沒有那種很深切地體驗，完全因為他鍍金，所以他在談到東西方文化的時候，他大談鴉片、梅毒。其實學生是願意聽的，但是對那些士大夫們，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覺得他是胡鬧，那麼對於真正的學者來看，等於非常淺薄的皮毛之談。所以錢鍾書在描述這個人物的時候，處處讓他表現出他那種尷尬和他的窘態，我們用普通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出醜的地方。比如說像那些教授，三閭大學也有個教授，他叫韓學愈，他也在克萊登大學弄了個假文憑，他騙人。方鴻漸在備課的時候，他那種心理，他就寫道，錢鍾書就寫道：「有人肯這樣提拔，還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鴻漸預備功課，特別加料，漸漸做名教授的好夢，得學位是把論文哄過自己的先生，教書是把講義哄過自己的學生，鴻漸當年沒哄過先生，所以未得學位，現在要哄學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為名教授也有兩個階段，第一是講義當著作，第二，著作當講義，好比粗學的理發匠，先把傻子和窮人的頭作為練習本領的試驗品，所以講義在課堂上適用，沒出亂子就作為著作出版，出版以後，當然是指定教本，鴻漸既然格外賣力，不免也起名利雙收的妄想。」 錢鍾書寫道：「撒謊騙人該像韓學愈那樣才行，要有勇氣、堅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謊還要講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膽老練，至少高松年的欺騙可以避免，老實人吃的虧，騙子被揭破的恥辱，這兩種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雙雕地兼備了。」
我覺得錢鍾書寫這些人呢，跟五四時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樣，魯迅和巴金他們寫讀書人往往這些讀書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們痛不欲生，對現實處於一種不滿的狀態，他們要尋找出路、尋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沒有出路，於是呢，就陷入了一種苦難和絕望的大澤里邊。但是錢鍾書不是這樣，錢鍾書寫知識分子呢，這些人是些什麼人呢，他們是些混混，他們既沒有對民族的使命感，也沒有文化的責任感，他們不過是借著留洋、借著知識分子這個招牌來吃飯。用魯迅的話講，就叫「啖飯之道」，就是吃飯之道，所以這些是一些沒有什麼節操，沒有什麼操守，沒有什麼信念的一個群落。所以錢鍾書他更多的是關注的是，他認為中國的讀書人，更多的是這樣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讀他的小說的時候，我就經常在想，錢鍾書這個人，他在審視人生、他審視周圍世界的時候，他是缺少魯迅和巴金那樣的作家的溫情的，他過於殘酷，他甚至於把人的那種人性當中最醜陋的東西，他都全面地還原了出來。比如說家庭，他寫方鴻漸的家庭，方鴻漸家裡父母還有妯娌之間，你感覺到每個人的形象都不是可愛的。他寫大學的老師，他的同事，也沒有幾個可愛的，包括傭人，也寫得面目可憎。就說他是對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個人，錢鍾書，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夠在人的身上打撈一種閃光的東西，比如像孫梨這種作家，孫梨他是一個內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寫中國的鄉間百姓的時候，他發現他們美的一面，發現他們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東西。但是在錢鍾書，包括他的夫人楊降他們的作品當中，你幾乎看不到這樣的形象。所以他們用一種很殘酷的筆法來嘲諷了周圍的世界，他認為，錢鍾書認為人是陷入在一種二律悖反，是在一種荒唐的這樣一種境地里邊生存的，在這樣荒唐的環境裡面選擇著、掙扎著。
錢鍾書他在書的前言裡面寫，他說：「寫這類人，我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夠反諷自己，能夠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夠在小說當中，那麼如此從容地來反諷自己的生活呢，其實也就表現了他的一種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懷，所以我經常在想，錢鍾書他在寫小說的時候，他是用的一種游戲的筆法，他寫的不像有些作家那麼累，有一些作家寫完一部長篇小說以後，就覺得心力交瘁。他盡管也是在憂患之中寫的這本書，但是你會覺得他寫得很從容。就是說他在整個的寫作當中呢，表現出他與當時主流的、流行的這種敘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這樣一種風格。當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的主流是左翼文學，左翼文學主要是通過廣闊的社會生活，通過階級的斗爭，不同的階級矛盾和斗爭，通過這個斗爭來展示中國社會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但是，錢鍾書迴避了這些，錢鍾書似乎不相信僅僅用這種泛道德化和泛意識形態的這種敘述方式，就能夠真正地表現出人的這種普遍性的東西，他不相信。所以錢鍾書他開始，他就避開了流行色，避開了一切鮮艷的理念，他憑著自己的直覺，他生命的直覺和他的學識來展現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人的生活。錢鍾書這個文本，它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因為他超越了時代，他超越了意識形態，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為他注重了這種有限，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有限，那麼也使他這個小說呢，獲得了一種無限的閱讀的可能性，獲得了無限的讀者。
在錢鍾書的眼裡呢，中國的文人是缺少創造性的，科舉時代，中國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國開化以後，留洋以後，中國人漸漸有了洋奴的一種心理，所以讀書人真正地能夠，他們的心靈深處能夠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夠從中國東方文化當中能提煉出一種新的文化元素的這樣的學者非常非常之少。我們舉個例子，當年魯迅他到日本留學，當時他們有二百多人，其實當時回來以後，也就是只有幾個人非常非常優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於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麼就是說，普普通通的沒有專業知識而有沾染了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惡習的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麼錢鍾書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這樣一個人物的群落，來分析來形象地展示他們內心的世界，以此來透視我們國內內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東西。錢鍾書描寫的三閭大學的各種各樣的教授，他們的嘴臉都帶有漫畫式的，帶有嘲諷的口吻。所以這個小說呢，它總體來講，它就展示了無用、無力、精神無緣這么樣的一個人物的形象，一個讀書人的形象。在錢鍾書的眼裡，像方鴻漸這樣的人，他是一個被社會所遺棄、沒有任何用處的一個人，是一個知識上的廢人、是一種精神上的垃圾。
方鴻漸這個形象我覺得他至少他表現了錢鍾書的這樣的幾個想法：第一，就是說錢鍾書通過方鴻漸這個命運，尷尬的命運，不斷地追求、不斷地失落、失業、失戀、失態、失寵，他展示一個什麼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國五四以後的很多作家，他們在描寫一個很動人的形象的時候，他們要把他寫得非常圓滿、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偉岸。但是錢鍾書不相信圓滿，方鴻漸我們就會感覺，他在學生面前，他是個老師，但是他是一個不稱職的老師，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點呢，錢鍾書我覺得他在方鴻漸這個形象上，他通過方鴻漸命運的苦運的出現，他表現了人性惡的這樣的一個思想。錢鍾書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這樣的一句話，所以他在《管錐編》和《談藝錄》里邊，他經常揭露那些我們所認為那些很偉大很重要的一些學者和作家的短處，他看到了他們的醜陋的一面。
錢鍾書其實他在他的學術著作里邊，也容下了他的這些思想。我們舉個例子，比如說錢鍾書經常講，他不相信有純而又純的東西，他不相信純粹的東西。他說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實現必須附之於庶地，用很庸俗的辦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東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來操作，你必須用非常庸俗的方法來操作，才能夠成功。這個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況且不美好的東西用什麼辦法來操作的呢，所以錢鍾書在小說裡面他不斷地發現知識界的奧妙。比如在報館里、在銀行里、在大學里邊都是這樣，特別是在大學裡面，他寫的這幾個讀書人，這幾個教授，從國外回來的，就是說在國內的土生土長的教授，寫他們都是這樣。在五四以後呢，可以說魯迅、錢鍾書他們基本上奠定了中國現代諷刺文學的這樣一個基礎。那麼魯迅呢，他是以戰士的、戰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絕望的加上一種反諷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敘述語言和敘述語碼。那麼錢鍾書呢，是靠著自己的聰慧，他的才識，為我們編織了一個虛幻的，這樣的一個世界，但是我們就會感覺到，盡管他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他卻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反映。第三個呢，在人物身上他處處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樣一個命題，也會有一個相反的命題和它相對，就是說人無往不在一種枷鎖當中。當你獲得了什麼的時候，同時你就失去了什麼，所以《圍城》這個書名它本身就有一種哲學的意向，就是說城裡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沖進來。人呢不斷地在選擇，但是不斷地進入一種陷阱，不斷地進入一種災難。開始人們所想像的，和最後收獲的是不一樣的。所以方鴻漸這個人物形象，那麼在這幾點上呢，就使我們感覺到錢鍾書他的精神世界，他內在的悲涼感和孤獨感。錢鍾書晚年幾乎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拒絕媒體的采訪，電視台要找他去錄像，他堅決不出現的，因為他也知道人一說話一表現，上帝就會發笑，說不定也就變成方鴻漸，騙騙人或者怎麼樣，因為人都是有限的。他處處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尷尬性，他對人的這一點他是非常絕望的。我覺得錢鍾書他表現了這樣的一種思想。
方鴻漸最根本的意義，預示著我們現代教育的一種失敗，現代某種文化的一種失敗。他在看似神秘艱深的外表的背後，他隱含著一種空虛，無力、灰色、荒誕這樣的一種深切的隱含，隱含這樣一種意義。中國所謂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們現在被名利所驅使，他們遠離了學問，他們也是在做一些和學術沒有關的一些東西。所以我就經常想，如果魯迅和錢鍾書他們現在很年輕的話，他們可能還會寫出更精彩的文章來嘲諷這樣的一些現象，所以一個民族最可怕的腐敗是文化和教育的腐敗，因為只有大學才能夠生長精神，才是純潔的精神的園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國家，很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學裡面產生的，因為這個大學裡面應當是一種超功利的，它是不應當有功利理念的，不是為了追求一個外在的什麼東西，它是一種自由，一種完全是心靈和上蒼進行交流，才會產生一種學說。你比如古希臘，古希臘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樣的人呢？因為當時古希臘的人，他們是處在一種游戲的狀態，他們強調文化的無功利，那麼無功利他就會想到心靈和上蒼直接進行交流。想到月亮為什麼是這樣的，星星為什麼是這樣的，大海的浪潮怎麼產生的，然後他就出現了邏輯學，出現了自然科學，各種各樣學說都出現了。但是我們中國呢，是從孔夫子開始，我們開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訴我們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為統治者服務，要為誰誰服務。中國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別人身上，為誰誰服務的，而不是獨立的思考，不是獨立的思想。所以錢鍾書在《圍城》裡面就寫了一些沒有思想、渾渾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醜陋的文化人。他們根本沒有獨立之精神和獨立之人格，沒有那種超功利的文化情懷，哪怕對我們民族文化的那種憂患，對當下生活的這種感懷、傷世都沒有。所以三閭大學呢，其實就是中國當時現代教育腐敗和黑暗的一個縮影。我覺得它的警示意義非常之大，因為當中國的大學都像三閭大學這樣存在的時候，中國是不會產生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哲學家，和偉大的科學家的。所以我想錢鍾書之所以我們說他偉大，就是因為他發現了這些問題。他用自己那種反諷的語言，那種顛覆性的、敘述語序，他描述了這個生活，他把這種可怕性，和那種令人不寒而慄的黑暗性展示給讀者，使我們意識到，中國的文化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洗心革面，就是說要進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國民性，要從根本上來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談到中國文化悲劇的時候，經常講到社會，講到民眾，其實社會民眾的敘述者是文人，那麼文人自身不能夠解放，成為一個很委瑣的，非常奴性的這樣的人物的時候，那不可能產生一個健康的文化。所以《圍城》給我們的啟示實在是太巨大和深遠了。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呢，我們重新來看《圍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們可以還原到歷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時我們也可以重新來反省我們當下的知識界和讀書界的情況。我們就會感覺到，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歷史，它是有自己的源頭的，它有流脈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標本的意義。所以我想我們通過方鴻漸，通過《圍城》，通過錢鍾書，我們可以深深地來反省我們人類自己，反省我們今天人的生活。我們是不是，也在以虛幻的以一種欺騙人的、或者被別人騙的方式，存在一種尷尬的文化境界里邊。我們是不是成為了社會上一個多餘的、無力的、無援的、無助的一個孤苦的存在，我們是不是一個充滿了幻想而又實際上永遠是在痛苦和絕望中掙扎的一個可憐的人物，它給我們帶來的聯想，和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