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創新新型城鎮化投融資機制
「人到哪去、地怎麼用、錢從哪來」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三大問題，其中的資金保障是關鍵一環，《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要建立透明規范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新型城鎮化建設資金需求大、期限長，社會外部效益強但商業效益不高，需要以改革創新思維，推動建立市場化、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有效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引導和促進作用，避免地方政府債務無序擴張，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平穩釋放城鎮化潛力。
建立健全地方債券發行管理制度
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應當從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區位稟賦、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等實際出發，合理確定發展目標和建設任務，順勢而為，量力而行，穩步推進。當前，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較大，城鎮化融資能力下降。推進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須妥善應對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將債務風險控制在安全范圍內。
第一，建議加快研究市政債發行相關工作，建立統一的市場評級體系，探索編制完整的政府資產負債表，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目前我國「城投債」從發行人資格和募集資金投向來看，具有市政債特徵，但准入條件和債券期限等方面的規定要求與基礎設施投融資特點和盈利模式尚存在差距，融資規模也難以滿足社會需求。
第二，建議按照控總量、可持續的原則，制訂城鎮化建設融資規劃，統籌考慮各地發展條件、政府負債、資金供給等因素，設立動態、包括市政債在內的全口徑負債「天花板」，防範地方政府過度舉債。
第三，以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為契機，建立地方政府性債務動態監控體系，同時針對基礎設施建設「一次建成、長期使用」的資本性支出特點，逐步建立包括跨年度資本預算在內的財政預算制度，著力提高地方政府債務透明度。
第四，可從未來新增加的一般預算收入、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覆蓋市政債等政府性債務的風險償債基金，防範地方政府債務局部、突發的流動性風險，穩定金融機構和債券投資者的市場預期。
拓寬市場化、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
《規劃》提出，要放寬准入，完善監管，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的辦法，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設施投資運營。市場化的城鎮化建設資金不僅為城鎮化發展特別是相關經營性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穩定可靠的資金來源，而且也有助於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降低財政風險。
第一，建議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城市基礎設施領域公私合營政策法規制度，推動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和公私合作項目運作的規范化、制度化，指導國企、民企、外資等各類市場化主體，通過PPP（公私合營）、BOT（建設―經營―轉讓）、特許經營等商業模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
第二，可參考設立新興產業投資引導基金的配套政策，鼓勵設立專門的城鎮化投資引導基金和城鎮化投資基金，大力推進基礎設施資產證券化，推進基礎設施領域的市場化、產業化運作。
第三，引導利用保險、融資租賃等社會資金投入城鎮化建設，保險、融資租賃等長期、大額社會資金對安全性、收益性有特殊要求，與大部分基礎設施項目現金流相對穩定、資金回收期限長的特點較為匹配，可鼓勵創新匹配兩者需求特點的合作模式，如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主要投資於市政公用事業領域的融資租賃產品或資金信託計劃等。
第四，加快培育多元化的投融資主體，改革創新現有地方融資平台，可通過注入資源、注入股權、賦予特許經營權等方式，充實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資本實力，使其發展成為治理規范、財務可持續、以企業信用為主要依託的市場化投資主體。
第五，積極創新項目融資模式，借鑒城市棚戶區改造的成功做法，有效發揮政府引導職能，統籌整合地方財政、土地、金融和政策等各類資源，將經營性項目和公益性項目有機組合，建立「以豐補歉」的項目綜合收益平衡機制，提升社會資金向公益性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的積極性，為引導商業金融和社會資本進入創造條件。
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引導和促進作用
《規劃》提出，要發揮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的重要作用，研究制定政策性金融專項支持政策。當前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財政性資金需優先安排社會民生保障等領域的支出，難以獨力籌集大額資金支持中長期建設。而城市基礎設施和社會民生類建設項目公共性強、外部性大、收益性低、回收期長，對商業資金缺乏吸引力，同時我國商業銀行的吸儲資金基於期限匹配的考慮，主要用於中短期項目和個人金融業務。這就決定了在現階段，城鎮化建設資金不能僅僅依靠財政支出和商業銀行資金，仍需發揮好政策性金融以國家信用為支撐、介於政府財政投資和商業銀行貸款之間「四兩撥千斤」的引領性作用。
第一，進一步發揮現有開發性金融機構在城鎮化建設的主力銀行作用，不斷總結經驗和創新融資模式，繼續在建設起步階段運用開發性資金發揮好「啟動器」功能。
第二，建議進一步完善城鎮化中長期投融資的制度性安排，參照國際通行做法，賦予開發性金融機構永久國家債信等級，建立穩定、可持續的中長期金融債發行籌資機制，通過開發性金融資金支持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民生領域。
第三，為管控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可考慮由國家開發銀行或通過招標確定一家銀行，進行「統一評級、統一授信、統借統還」，從總量、結構、操作上防止地方政府一哄而上、盲目舉債，避免投融資總量失控，形成系統性風險。
第四，可通過設立專項貸款、專項基金和專項債券等配套政策，彌補政府投資特定項目的資本金以及地方配套資金的階段性缺口。如每年在全國信貸規模安排中設立城鎮化政策性貸款專項規模，著力解決農民工市民化、保障性住房和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等城鎮化瓶頸領域的融資難問題。
② 如何引入社會資本 推動城市建設
剛剛結束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列出了推進城鎮化的六大主要任務,就推進市民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續資金保障機制等做出具體部署。
不少受訪海外專家認為,實現新型城鎮化,要尊重國情,體現中國特色,又需「洋為中用」,以開放心胸吸納國外經驗。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應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放寬市場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的辦法,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設施投資運營」。
太平洋建設集團創始人嚴介和告訴記者:「最新會議決定意味著今後民營資本有機會全面參與中國城鎮化,更好地與公共部門共擔風險、整合資源、集成創意、分享收益,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和效率。對於像太平洋建設這樣的民營企業而言,是個重大利好。」
其實,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建設在國外並非新鮮概念。目前,國際上常見做法包括「建設-經營-轉讓」(BOT)及其衍生模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府按契約授予私營企業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潤；特許權期限屆滿時,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
在美國,近年來伴隨政府財政吃緊,社會資本日益參與城建。美國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的研究顯示,美國州政府越來越多依靠公私合營推動基建項目。美國已有三分之二的州出台了授權公司合營的法律法規。在澳大利亞,公私合營模式廣泛應用於交通、教育、衛生等公用事業,降低了政府的投入成本、提高了產出效率、保證了項目質量。
美國森特尼爾市官員大衛·澤羅諾克指出,公私合營模式的核心在於風險共擔和收益共享,成功的關鍵在於公共和私營部門均對項目整個周期進行詳盡分析。
嚴介和指出,在中國,類似模式的應用尚處於初始階段,今後發展完善的道路漫長,中國業界在汲取國外經驗教訓的同時,需要注意摸索、總結符合自身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基建投融資模式,逐步提高規范化、專業化水平,努力與時代同步,與世界接軌。
此外,本次會議還強調,應「完善地方稅收體系,逐步建立地方主體稅種,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來自海外的經驗也顯示,理順財權與事權的財稅體制改革正是穩步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保障。
美國洛杉磯縣阿罕布拉市市長沈時康告訴記者,美國城市財政收入來源主要是聯邦政府的稅收返還和地方稅收。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征稅後,以城市人口數量或道路長度等為依據,按照特定方法計算後按比例返還給市政府。這部分資金專用於基建項目。此外,房產稅和銷售稅構成地方政府最穩定的收入來源。
本次會議引起海外關注的另一熱點是城市管理。會議強調,要加強城鎮化宏觀管理,尤其是「城市規劃要保持連續性」,要求規劃時「要多聽取群眾意見、尊重專家意見」。
原洛杉磯市城建當局規劃師黃鐵嶼說,美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通常由政府或居民提出建設或改造要求,舉行聽證會徵求居民意見,經過多次修改後提交居民投票。這種規范的程序,確保了項目順暢開展。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還要求,「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在這方面,城鎮化比率高,但「城市病」嚴重的拉美有著前車之鑒。拉美地區有8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由於長期以來城市發展政策無延續性和缺乏規劃管理,城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暴力加劇、貧富分化、教育醫療資源匱乏、基礎設施薄弱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嚴峻。泛美開發銀行行長莫雷諾提醒說,中國城鎮化進程目前正在快速推進中,應著力避免類似問題。
分析人士指出,城鎮化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
③ 新型城鎮化帶來的機遇
第一，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巨大內需。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2個百分點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第二， 農業轉移人口向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縱深發展，提升我國結構轉型的能力和速度。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和質量穩步提升，資源配置更加優化，服務業的發展空間被進一步地打開。
第三， 新型城鎮化蘊含了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住宅建設等巨大投資需求。例如交通，到2020年，普通鐵路網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快速鐵路網基本覆蓋50萬以上人口城市；普通國道基本覆蓋縣城，國家高速公路基本覆蓋20萬以上人口城市；民用航空網路不斷擴展，航空服務覆蓋全國90%左右的人口。
另外，從新型城鎮化的主要發展指標中也能看到，此規劃所開啟的基本公共服務、基礎實施領域和資源環保領域的投資巨大。在基本公共服務中，我們看到，教育、醫療、勞動力培訓、養老、保障性住房建設等有很大的投資需求。在基礎實施領域，交運、供水、污水處理、城市生活垃圾處理、信息化基礎設施、城市社區綜合服務設施的投資需求。在環境資源領域，我們看到了新能源、綠色能源及節能環保技術的投資需求。
第四， 多方面推進制度改革、消除政策藩籬，創造了巨大的制度紅利。
第五， 創新城鎮化資金保障機制，建立規范透明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
關於第三點，可以到潢川利民科技一對一根據你們當地的情況，定做生產適合你們當地情況的太陽能路燈。這樣不僅大大的提高了利用率，也節省了不少的金錢和人力。
④ 如何採取ppp模式，破解城市建設資金短缺制約
PPP模式：政府通過給予私營公司「長期的特許經營權和收益權」來換取基礎設施建設，以解決政府的財政困境。（典型模式）
一、「PPP模式」在未來「地方債」扮演何種角色？
43號文，提供了新一屆政府對「地方債務治理」的框架，其中明確「將逐步剝離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資職能」，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10月28日，財政部印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最大亮點就是：要大力推廣「PPP模式」，通過PPP模式，將政府債務轉為企業債務。在融資政策的基礎上，財政部擬採取「公司制PE」形式設立中央財政PPP融資支持資金，為PPP項目開發、准備階段和融資過程提供資金支持。
根據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的測算：到2020年，與城鎮化相關的融資需求約為42萬億元。根據43號文和《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的規定推演：未來，地方政府性債務，主要由一般政府債、專項政府債和PPP債構成。可見，應對未來幾十年的城鎮化資金缺口，PPP模式被委以了重任。
從43號文規定來看，對於新增政府債務，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業」的投資和運營。對於存量政府債務，在建工程確實沒有其他建設資金來源的，應主要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和地方政府債券解決後續融資。
PPP模式，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一方面，2013年中國PPP項目的累計總投資為1278億美元，和同類型新興市場比有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2013年新增的PPP投資額僅為7億美元，而2013年城投債的發行量則高達9512億元，若「PPP模式」成功替代「城投主導的融資模式」，其發展空間巨大。
二、何謂「PPP模式」？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門-私人企業-合作」的模式）指的是：公共部門通過與私人部門建立夥伴關系，共同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是20世紀90年代後出現的一種新的融資模式。
PPP模式的一個典型結構是：公共部門與中標單位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簽訂特許合同，由特殊目的公司負責融資、建設及經營。這種融資形式的實質是：政府通過給予私營公司「長期的特許經營權和收益權」來換取基礎設施建設，以解決政府的財政困境。
三、「PPP模式」與「BOT模式」的區別？
從廣義上來說，PPP指的是，「企業參與提供『傳統上由政府獨自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服務」的模式。從世界銀行對PPP的分類來看，主要包括：外包類、特許經營類和私有化類。因此，BOT本質上也可視為「PPP的一種」。
BOT即「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授予私營企業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某公用基礎設施，在規定的特許期限內，私人企業可以向基礎設施使用者收取費用，由此來獲取投資回報。待特許期滿，私人企業將該設施無償或有償轉交給政府。
但就合作關系而言，在BOT中，政府與企業更多是垂直關系。即，政府授權私企獨立建造和經營設施，而不是與政府合作。而PPP則是，由政府和企業共同出資組建「特殊目的公司」，更強調「政府與私企利益共享和風險分擔」。
PPP的優點在於：政府能夠分擔投資風險，能夠降低融資難度，雙方合作也能夠協調不同利益主體的不同目標，形成社會利益最大化。但PPP的缺點在於：增加了政府潛在的債務負擔。BOT優點在於：政府最大可能的避免了項目的投資損失。但BOT缺點是：投資風險大，私營資本可能望而卻步，且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不同，單方面利益最大化的納什均衡並非全社會最優。
四、「PPP模式」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PPP模式，關鍵在於「引入私人部門承擔公共品與服務項目融資、建設、運營等的大部分工作」，與政府直接提供公共品與服務相比，PPP有助於地方債務的治理。
「PPP模式」能緩解政府增量債務。私人部門承擔項目融資大部分工作，以換取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長期特許經營權，政府將部分債務轉移至私人部門。
「PPP模式」能夠消化政府存量債務。私人部門負責項目運營、維護，其比融資平台公司直接運營更有效率。政府部門雖需承擔新建項目部分融資工作，杠桿增加，但因項目更有效率地運營所獲得的正的凈收益，有助於消化存量債務。
PPP分散了部分風險。PPP在項目初期已實現風險分配，政府承擔部分風險，減少了私人承擔的風險，降低了項目融資難度，有助於項目融資成功。當項目發生虧損時，政府與私人部門共同承擔損失。
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民間資本就已經開始參與了高速公路、電廠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緩解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短缺的困境。但由於PPP在實踐過程中有許多不足，阻礙了PPP模式的推廣。亓霞、柯永建和王守清在中國軟科學上發表的《基於案例的中國PPP項目的主要風險因素分析》，系統性總結了導致PPP項目失敗的幾個原因：
1、法律保障體系不健全。由於法律法規的修訂、頒布等，導致原有項目合法性、合同有效性發生變化，給PPP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帶來不利影響，甚至直接導致項目失敗和終止。我國缺少相關法律，對原先簽訂的PPP項目進行保護。如江蘇某污水處理廠採取BOT模式融資建設，在合同簽訂後頒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收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外方投資者被迫與政府重新協商投資回報率。
2、審批、決策周期長。政府決策程序不規范、官僚作風等因素，造成PPP項目審批程序過於復雜，決策周期長，成本高。項目批准後，難以根據市場的變化對項目的性質和規模進行調整。在青島威立雅污水處理項目中，政府對市場價格的了解和PPP模式的認識有限，頻繁轉變對項目的態度導致合同經長時間談判才簽署。
3、政治影響因素大。PPP項目通常與群眾生活相關，關繫到公眾利益。在項目運營過程中，可能會因各種因素導致價格變動，遭受公眾的反對。如北京第十水廠由於成本上升需要漲價，但遭到來自公眾的阻力，政府為維持安定也表示反對漲價。
4、政府信用風險高。地方政府為加快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有時會與合作方簽訂一些脫離實際的合同以吸引民間資本投資。項目建成後，政府難以履行合同義務，直接危害合作方的利益。在廉江中法供水項目中，政府與合作方簽訂的《合作經營廉江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同》中，政府承諾廉江自來水公司在水廠投產的第一年每日購水量不少於6萬立方米，但當年該市自來水日消耗量僅為2萬立方米，合同難以執行。
5、配套設施不完善。一些PPP項目，通常需要相應的配套基礎設施才能運營，如污水處理廠需要配套的管線才能生產。在實際中，有些PPP項目配套設施不完善，使生產經營陷入困境。
6、項目收益無保障。一些PPP項目建成後，政府或其他投資人新建、改建其他項目，與該項目形成實質性競爭，損害其利益。在杭州灣跨海大橋建設未滿兩年時，相隔僅五十公里左右的紹興杭州灣大橋已准備開工，與杭州灣跨海大橋形成直接商業競爭。此外，政府對一些PPP項目承諾特定原因造成的虧損進行補貼，但補貼額度與方法無具體規定。
在這些缺點當中，政府信用風險是最主要的風險。這一風險，主要源於某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提升政績，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通過「過高的固定投資回報率，過高的收費標准，過長的特許經營期」吸引民營資本，但最終又因公共機構缺乏承受能力，產生信用風險。
五、「PPP模式」應當如何改進？
未來，PPP債將在地方政府性債務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趨利避害，以盡可能發揮PPP模式的優勢」至關重要。PPP模式比較復雜，涉及到多方利益，協調利益分配是實施PPP項目的關鍵。成功推廣PPP模式，促進民間資本進入公共品與服務領域，需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保障機制。
首先，制定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通常「前期投資額高，回報周期長，影響項目的因素多，收益不確定性大」，私人部門在參與這些項目時，會考慮進入後的風險。如果沒有相應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PPP模式難以有效推廣。通過立法等形式，對私人部門利益予以保障，方能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其次，完善「風險分擔」機制。政府部門對政治風險、法律變更的承受能力強，而融資、經營等風險，與企業經營活動直接相關。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分配風險，建立合理公平的「風險分擔」機制。
最後，協調好參與方利益。在PPP項目中，政府主要任務是監管，對私人部門的利潤進行調節，代表公眾利益的同時保證私人部門能夠得到合理收益。在簽訂合同時，制定好收益分配規則，均衡各方收益。如果私人部門從PPP項目獲得利潤較低時，政府根據合同對其進行補貼以保證合作繼續，反之，若私人部門從PPP項目中獲得超額利潤時，政府可根據合同控制其利潤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