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腐敗

① 上海社保基金案細節——2006年十大反腐案之首

2006年7月17日，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因涉嫌違規使用億元社保基金而被隔離審查，涉案金額達百億人民幣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也隨之浮出水面。據稱，中央已經派出超過百人的調查組常駐上海，以圖徹查此案。上海社保局歷年來違規、違法操作的內幕已經顯露出來。
2002年3月，30多歲的蘇州青年張榮坤以32億元拿下滬杭高速上海段30年收費經營權時，其掌控的「福禧投資」頓時成為上海灘頗具神秘色彩的民營企業。之後的兩三年，張榮坤接連大手筆投資高速公路，到去年6月，「福禧投資」參與管理的公路里程已達200公里，總投資超過100億元，財大氣粗和手眼通天令同行且驚且妒。2004年張榮坤的福禧投資參與上海電氣改制，最終出資9.6億元持有8.15%的股權成為第二大股東，更令投資界許多人士大跌眼鏡。 然而隨著7月17日上海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原局長祝均一因為違規拆借社保基金被查處，人們一下子看清了撬動張榮坤神速崛起的那根杠桿———社保資金。日前，上海社保局下屬的「企業年金發展中心」將「福禧投資」及其股東沸點投資告上法庭，要求後兩者提前歸還所借資金，將張榮坤及其福禧投資當年大手筆收購高速公路資金來源大白於天下。「福禧」如此輕易借到巨款，不能不讓人懷疑其本身就是上海社保資金違規投資的橋梁和工具。根據上海企業年金發展中心提交的起訴書，年金發展中心先後將34.5億元的資金通過委託資金運營的方式拆借給福禧投資及其股東沸點投資，用於收購高速公路等資產。據上海社保局福利保險處有關人士透露，截至2005年底，上海年金發展中心管理的資金在110億元以上，佔到全國年金總額的1.6%。也就是說，上海1/3的補充養老保險資金都借給了張榮坤使用。
年輕的張榮坤之所以能夠大把拆借這些有著嚴格使用規定的年金，依靠的無非是權錢交易。有關消息人士透露，無論是上海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的落馬還是上海電氣的王成明、韓國璋被「雙規」，均與社保資金違規拆借給福禧投資有關，而為福禧投資提供便利的祝均一在這個過程中收受了巨額好處費。 祝均一掌管上海社保基金逾10年，業務嫻熟，講起社保基金的功能，管理方式頭頭是道，「這個技術型官僚，平時根本看不出有生活糜爛、貪贓枉法的劣跡」。不過，據中紀委初步調查的情況看，祝均一的貪腐程度卻令人咋舌。其中包括祝均一到香港「玩」一個二三流的影星時，一擲就是十幾萬港幣。 據悉，有關人員到祝家調查，隨便拿起一張存摺，數目都在人民幣百萬元以上。消息人士透露，祝均一利用掌管社保基金的便利，為民營企業家張榮坤開通融資渠道，張榮坤也投桃報李，為根本沒有在張榮坤公司任職的祝均一老婆開出幾十萬元年薪。 上海社保腐敗大案暴露了公共基金管理方面的漏洞，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勞動保障系統紀檢監察工作座談會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監察部表示將建立專項檢查制度，每年組成聯合檢查組，對部分省市社保基金征繳、支付、管理和發放情況進行專項檢查，並直接對市縣進行抽查。

涉案人員
張榮坤，原上海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社保案中樞人物。 2007年12月27日在吉林省松原市中級法院一審開庭，涉嫌行賄罪、操縱證券市場罪、欺詐發行債券罪、虛報注冊資本罪。2008年6月，二審宣判，獲刑19年，罰沒約16億元。
祝均一，原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上海社保案關鍵人物。 2007年9月23日被長春中院認定三項罪名成立：受賄約160萬元、挪用公款10億元以及濫用職權罪，數罪並罰，執行判處有期徒刑18年。
陸祺偉，原上海勞動和社保局社保基金監管處處長，2007年9月23日被長春中院認定受賄約100萬元，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吳明烈，原新黃浦集團董事長，牽涉華聞收購新黃埔案，2007年9月23日被長春中院認定受賄1000萬元，判處無期徒刑（吉林高院二審維持原判）。行賄人王政。
王政，原中國華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牽涉華聞收購新黃埔案，2007年9月23日被長春中院認定單位行賄1000萬元，行賄對象為吳明烈。王政作為單位行賄的直接責任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韓國璋，原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牽涉上海電氣案。2007年9月23日被長春中院認定受賄600餘萬元，判處無期徒刑。行賄人張榮坤。
李松堅，原上海明園集團董事長、原上海電氣非執行董事，牽涉上海電氣案。2007年9月23日被長春中院認定於2004年挪用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旗下上海電氣人力資源有限公司5000萬元，以及行賄70萬元，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
王成明，原上海電氣董事長，牽涉上海電氣案。2007年12月20日被長春中院認定與嚴金寶陸天明共同貪污3億元，被判處死緩；受賄21萬元，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兩罪並罰執行死緩（吉林高院二審維持原判）。行賄人張榮坤。
孫路一，原上海市委副秘書長、上海市委辦公廳主任，在上海社保案中為牽線搭橋角色。2007年9月25日被長春中院認定受賄500餘萬元，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主要行賄人張榮坤。
秦裕，原上海市寶山區區長，在上海社保案中為牽線搭橋角色。2007年9月25日被長春中院認定受賄682萬余元，判無期徒刑，沒收所有財產（吉林高院二審維持原判）。主要行賄人張榮坤。
王國雄，原上海工投總裁，2007年9月26日被上海一中院認定受賄500萬元，判無期徒刑，沒收個人財產。行賄人張榮坤。
凌寶亨，原上海市國資委主任，2007年9月25日被上海一中院認定受賄50萬元，被判有期徒刑八年。行賄人韓國璋。
吳鴻玫，原上海市國資委副主任，2007年9月25日被上海一中院認定受賄196萬元，被判有期徒刑11年。行賄人張榮坤。
韓方河，原華安基金總經理，牽涉操縱海欣股價案。2007年9月26日被上海一中院認定受賄超過400萬元，獲刑18年。行賄人張榮坤。
郁知非，原上海國際賽車場有限公司副總經理，2007年1月3日被安徽省蕪湖中院認定職務侵佔105萬元，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罰金30萬元。
殷國元，原上海房地局副局長，涉嫌為陳良軍違規批地。2008年8月一審被判死緩。
陳超賢，原上海市長寧區區長，在任職黃埔區常務副區長期間有腐敗問題。2008年7月，獲刑13年。
沈正娟，原上海市黃浦區國資委主任。2008年的最後一天，上海市黃浦區國資委主任沈正娟從家中墜樓身亡，原因不明。據稱，陳良宇出事以後，上海市一批領導幹部都被牽連，專案組也曾請沈正娟「喝咖啡」。
王維工，原上海申能（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曾任上海某高級領導秘書，為張榮坤牽線搭橋，收受張榮坤賄賂950萬元。2009年4月，一審被判死緩.

② 我們國家中小企業融資困難自身原因和外部因素都有哪些

一、中小企業制度更新滯後，與市場環境轉換不同步
我國中小企在上世紀末經過了一段快速增長期，雖然速度較快但質量卻不高，增長方式多為粗放型，最顯著的表現就是企業的管理方式較為傳統，許多制度早已陳腐不堪，跟不上時代的步伐。
目前大多數的中小企業仍然實行傳統的家族式公司治理結構，這樣的治理結構很容易孳生腐敗，就像中國有句老話說的「富不過三代」。國有中小企業的治理結構與傳統的大型國有企業沒有什麼本質差別，他們大致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是類似於家族企業式的「一把手」管理；其二就是企業的創新意識不強，也就是說生存危機意識薄弱，因為國企的背後有國家財政作保證，虧損之後有國家補窟窿，盈利之後，除少部分上交國庫之外，剩下的就是企業內部自己消耗掉了，從而員工越發沒有積極上進的願望，他們只會消極地守住這個金飯碗。如果我們留意的話，就不難發現，一些鄉鎮企業已演變成了傳統的家族式企業，子承父業式的經營模式。 同時，對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具有較大影響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最顯著的表現就是市場和國家發展戰略的變化。在市場方面，賣方市場的時代逐漸離我們遠去，買方市場已成為經濟生活的主流。在國家發展戰略方面，隨著黨中央和諧社會的提出，在經濟領域中，國家更加重視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資源環境之間的和諧統一，而不僅是單純地注重經濟總量的增加。但由於部分中小企長時間積累下來的詬病，諸如管理不科學，體制機制不健全，它們往往跟不上外部環境變化的步伐，不能及時改善經營管理、更新制度，從而問題就不斷暴露出來，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產品積壓，營運能力下降，利潤率降低。為了挽救企業，就不得不尋??各種補救手段，其中就包括為解決資金不足而對外尋求資金幫助。
二、中小企業規模和信用水平低下，制約其融資能力
通常來說，企業需要融資時，其自身也要具備一定的條件，一般來說，主要包括五個方面，那就是資本、能力、擔保、品德和經營環境。但就實際情況而言，我國中小企業很少採用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大多數採用的是合夥制或個人獨資的形式，因而其資本規模就不會像前兩種形式那樣大。考慮到小規模的企業基礎不雄厚，實力不強，為了避免產生較大的財務風險，銀行通常對這些申請貸款的中小企業設置較高門檻，有些條款近乎苛刻，甚至有些金融機構直接拒絕他們的申請。
同時，許多中小企業內部管理制度特別是財務管理制度不夠健全。它們本身並沒有建立比較完善的財務制度，尤其是資金管理混亂，這樣的狀況，在其對外融資時，自身形象就已經大打折扣，可想而知，融資結果不容樂觀。另外，由於信用信息網路建設的滯後、信用信息不完善以及傳輸渠道的不順暢，導致了企業與銀行之間信息的嚴重不對稱，企業對於銀行的信用政策了解不透徹，而銀行對企業真實的信用水平也了解不深，雙方之間的不信任程度越來越大，這就極大降低了中小企業的信貸滿足率。
三、缺少可供擔保抵押的財產，融資成本高
由於銀行對中小企業固定資產抵押的偏好，因而一般不願接受中小企業的流動資產抵押。固定資產投資一經完成，在資金佔用數量上便保持相對穩定，而不像流動資產投資那樣經常變動。從這點看來，銀行偏好於中小企業固定資產抵押也是降低風險的一種手段。而就中小企業自身情況而言，由於其規模有限，資金有限，因而固定資產比重較低，特別是高科技企業，鑒於其特殊的行業性質，固定資產比重較少，而無形資產卻佔有較大比重，主要包括專利權和商標權。高科技企業一旦研發出一項新技術或者發明出一件新產品，那麼它產生的利潤將不是一般製造業企業可以睥睨的，但正所謂高回報高風險，通常高科技企業有較高的經營風險，致使金融機構不願對其發放貸款。
通常擔保機構的擔保貸款期限在半年以內，最長不超過一年。而且它們基本上只對短期的流動貸款提供擔保，因為我們都知道長期負債償債風險較大，這也就意味著擔保機構的擔保風險較大。同時，多數擔保公司往往提高擔保條件或者在擔保過程中要求過於繁雜的擔保手續，種種的這些限制，增加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度，也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中小企業普遍認為，現行的擔保機制加重了企業的負擔，首先企業需要向擔保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擔保費；其次，擔保公司會要求企業進行一定形式的反擔保，而且企業融資過程中增加信用擔保的環節必定會增加一定的交易成本；再次，企業更是常遭受擔保公司的「違規操作」，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企業的隱性成本，而這些額外的成本必然會加重企業的負擔，從而影響融資效率。
四、信用歧視。
中央為了搞活企業，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針政策，要求銀行部門要重點支持大企業，確保大企業的信貸，對中小企業就不重視，在確保大企業的基礎上才予以考慮，造成了對中小企業的信用歧視，導致銀行在對大企業和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上的不平等。缺乏對中小企業信貸需求的重視。據統計，1998年工、農、中、建四家銀行新增貸款20.85億元，其中非國有經濟貸款僅新增1億多元，中長期貸款幾乎為零。隨著各國有商業銀行提出業務向中心城市發展戰略的實施，部分機構存在「重大輕小」的傾向，個別銀行有諸如一定數額以下或注冊資本金100萬以下企業不貸的規定，恰恰斷掉了貸款需求以「急、頻、少、繁」為主要特點的中小企業融資主渠道。
五、缺乏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的信用體系。
就中小企業自身來講，一方面，固定資產較少，不足以抵押，貸款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屢有逃費、懸空銀行債務現象發生，損害了自身的信用度。同時，企業也深感辦理抵押環節多、收費多，如在土地房產抵押評估和登記手續中，評估包括申請、實地勘測、限價估算等，登記包括土地權屬調查、地籍測繪、土地他向權利登記等，極為繁瑣。
六、對非國有企業融資的歧視。
長期以來，在政府和銀行方面，都存在這樣的觀念，認為大型企業都是國有的，貸款給他們是國家對國家的企業，不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而中小企業大多數是非國有的企業，效益不穩定，貸款回收不好，信譽差，容易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所以銀行一般對中小企業貸款十分慎重，條件較為苛刻。盡管現在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這種現象。
七、一些區域性的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不規范,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不夠。
我國經濟中涌現出一批區域性的中小金融機構,本來應以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為己任。但在實際中,這些金融機構在業務發展上與國有金融機構有趨同的趨勢,不能真正面向中小企業,存在一定的信貸歧視現象。很多中小金融機構將大量資金上存或購買國債,對急需貸款的中小企業卻不予支持。
八、缺少為中小企業發展服務的金融機構。現在我國極為缺少切實面向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民生銀行原來的初衷是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服務的，可是現在它已經和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沒有什麼區別了，其他新組建的城市商業銀行原來也是面向中小企業的，可由於資金、服務水平、項目有限，迫使它也逐步走向嚴格，限制了中小企業的融資。
九、中小企業貸款困難,銀行也感到放款難。
對於中小企業來說,取得銀行貸款難。主要表現是:一是抵押難。中小企業可提供的抵押物少,抵押物的折扣率高,並且手續繁瑣,收費昂貴,中小企業普遍難以承受;二是中小企業很難找到合適的擔保人。一些效益好的企業不願意給其他企業作擔保,效益一般的企業,銀行又不允許其作擔保人,而中小企業相互之間的擔保常常變得有名無實;三是一些基層銀行授權有限,辦事程序復雜繁瑣。即使錢到手,可能已錯過商機。而一旦借到款後,一些企業寧肯接受罰息,也不願意辦續藉手續,免得再經歷一番評估、登記、公證等全套貸款手續。這使得許多中小企業視銀行貸款為畏途,而不得已走上民間借貸的途徑。
十、在中間業務方面，滿足中小企業交易需要的結算工具較少。
國有商業銀行很少對中小企業辦理托收承付和匯票承兌業務及票據兌現。由於資金結算渠道不通暢，資金進帳時間過長，甚至發生梗阻，因而，使一些中小企業改用現金結算，加大了交易成本，削弱了中小企業競爭的實力。
十一、在我國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體系。我國目前尚缺乏統一的中小企業服務管理機構,如中小企業擔保機構、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級機構等社會中介機構。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規的支持保障,目前只是按行業和所有制性質分別制定政策法規,缺乏一部統一規范的中小企業立法,造成各種所有制性質的中小企業法律地位和權利的不平等。另外,法律的執行環境也很差,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自身局部利益,默許甚至縱容企業逃廢銀行債務,法律對銀行債權的保護能力低,加劇了金融機構的「恐貸」心理。

③ 地方政府不是有財政收入么為什麼還要通過地方平台不斷融資呢

由於體制的混亂，所有政府財政的亂賬、壞賬，都會推給上一屆政府，從而躲避現政府的無能、混亂、可能的腐敗，把財政的混亂當作所有責任替罪。
因為壟斷的統治弊端，必然會造成天高皇帝遠的管理漏洞，無法細查無法解決，從而造就了整個社會的腐敗、政府癱瘓等等問題。
地方政府融資只是個微不足道的現象，根源沒有解決，問題奇怪現象永遠存在。就如治病，只治療表象，就如在表面掩蓋，內里卻已經還在腐爛。

④ 解釋一個名詞：什麼是「圈錢行為」

市場結構為上市公司過度「圈錢」提供了方便

股票市場結構本身決定了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場群體中處於強勢群體的角色，這就為上市公司過度「圈錢」行為提供了有利條件。雖然融資者解決資金需求的渠道很多，如銀行借款或債權融資等，但股票融資的非償還性及低成本性使其具有了無比巨大的優越性，融資者首選的方案自然是股票融資；當然融資者通過股票融資時必須要將自己企業的發展前景（具體來看就是融資將要投入的所謂項目）描繪得很好，這樣才能吸引投資者心甘情願地將自己口袋的鈔票拿出來，相反投資者在利益預期的促動下，雖然可以通過不同方式了解融資者的真實面貌，但由於信息不對稱及精力、識知等條件限制永遠不可能對融資者情況全部摸清。從這個角度看，股票市場結構本身就決定了融資者群體即上市公司與投資者群體之間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換言之融資者群體在股票市場中是處於優越地位的強勢群體地位，而投資者群體無疑是弱勢群體。用當代美國社會學科爾曼的話來說就是融資者結構群體與投資者結構群體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結構分布」。上市公司作假造假是證券市場上一個普遍存在的難以根治的頑症，被發現的表現為再融資失敗，而未被發現或未引起市場公憤的可能就太多了。

由此可見，在股票市場上融資者群體和投資者群體「結構分布」本身就不平等關系，賦予給上市公司的優越地位，為其能夠在市場上過度「圈錢」提供了方便。

我國上市公司產生的特殊背景為過度「圈錢」提供了土壤

我國股票市場的產生是改革開放後管理層採取漸進式市場經濟模式為導向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其產生的基礎存在著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對於這一點理論界、學術界早已經進行了闡述，筆者這里主要從社會背景去揭示這個問題。

過度「圈錢」行為實際上是舊體制下國有企業「投資飢渴症」行為的延續。計劃經濟體制導致的軟預算約束形成的企業「投資飢渴症」是不爭的事實。我國上市公司大多數是從國有企業改制而來，軟預算約束在沒有得到徹底改進的情況下，過度「圈錢」行為也就難免，而且關鍵是在我國傳統的官本位及地方政府保護主義的影響下，企業原有的「投資飢渴症」意識並沒有因為增加幾個社會股東而削弱。今年股票發行方式由計劃審批制向核准制轉變，最近又公布了上市公司募集資金使用規定等措施，這些都是有利於遏制上市公司「圈錢」飢渴症行為的。

我國社會全面轉型的大背景為一些上市公司過度「圈錢」提供了借口。我國目前正處在加速實現現代化和社會全面轉型時期，企業要做大、做強既是管理層的要求，也是上市公司夢寐以求的，因此上市公司對資金需求也特別大。應當說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以海爾為首的一些傑出的上市公司通過股票市場「圈錢」已經取得了做大、做強的目的，雖然這種企業寥寥無幾，大多數企業只知道「圈錢」，但從這個角度看，上市公司「圈錢」行為本身並不是壞事。問題是「圈錢」後不幹正事，或者說「圈錢」後將資金存入銀行吃利息或用來搞所謂的「資本運作」（至於以此搞腐敗也並不少見），即上市公司沒有把圈得資金投入到實質經濟中，這種行為無論是首發上市公司還是再次融資的上市公司都可以稱為過度「圈錢」行為。這也許是衡量上市公司「圈錢」行為是否為過度的一個標准。相當多的上市公司首發圈錢後沒有投入實質經濟項目中，使募集資金閑置多年應當引起管理層的高度重視，因為這是導致我國股票市場效率底下的一個重要原因，自然更是寶貴資源的白白浪費。

國內市場良好的二級市場背景也為上市公司過度「圈錢」奠定了較好的市場氛圍。上市公司「圈錢」如果沒有良好的二級市場市場背景也是不可能的。

由於我國股票市場的不成熟，人們對股票市場的認識也不象西方成熟市場那麼 「理性」，投資者介入市場基本以短差運作為主，他們並不十分關心上市公司每年的現金分紅，這也給上市公司只講索取、不講回報的過度融資「圈錢」營造了較好的市場氛圍。這里我們還是以較為關心股東利益、市場口碑較好的飛樂音響作為例子來分析。如果我們剔除市場主力運作等其它非公司因素，該公司上市10多年來非常慷慨地大比例轉送股本，也正是符合了二級市場運作的口味，因為市場需要這樣的分配方案，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飛樂音響這10多年來均以現金分紅，目前其股價復權還能是1150元以上嗎？！而且如果上市公司採取大比例現金分紅方案，往往被市場人士戴上「資本運作意識」不強的帽子（這些股票在市場上一般被喻為「 瘟股」），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近期海外上市的國內上市公司也紛紛到國內市場「圈錢」也不無國內二級市場高亢的情形有關（可以想像中國石化、華能電力在香港二級市場分別僅僅值1個、4個多港幣，而國內首次發行價則分別為4.22元和7.95元，傻瓜都會願意到國內融資）。因此對我國上市公司過度「圈錢」行為，我們不能僅僅關註上市公司，還要考慮投資者結構。換句話說，求富心切的二級市場氛圍助長了上市公司過度「圈錢」行為產生。

法規不健全

目前我國股票市場相關制度或規則不健全也為上市公司過度「圈錢」鑽到了空子。以上我們已經提到過我國股票市場產生的特殊歷史背景。這個背景實際上也就決定了我國股票市場制度及規則本身只能通過逐步發現問題來解決問題。目前不少市場人士認為我國股票市場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於制度不全或者監管不嚴，譬如《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法規中部分內容雖然早已經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但修改速度太緩慢。應當說這些說法不無道理，然而從社會歷史角度看目前我國股票市場法律法規這種現狀也不應大驚小怪。要知道西方發達股票市場制度和規則目前來看是比較健全的，然而是經過多少年才努力才完善起來的。

值得關注的是，由於發展我國股票市場的一個重要動因是為了國有企業改制（變形後有的就成了解困項目），所以制度與規則偏向融資者也是順理成章的（這里產權經濟學分析得是非常透的）。我國上市公司「一年盈、二年貧、三年虧」短期運作行為是司空見慣的，原因自然很多，但也確與一些企業借國有企業改制為借口而從市場上大撈一把的情形有關。一些企業集團通過下屬公司上市後圈錢將上市公司作為「提款機」最令市場深惡痛絕。一些上市公司「圈錢」後大變臉，更能揭示這里的奧秘。1993年上市的一家江蘇上市公司後上市後在97年前雖然給投資者也灑過一些香水，但在1998年借國企解困三年攻堅戰以紡織業為突破口前提下不知如何搞到了增發的額度，增發後便出現虧損，原因很簡單，因為增發所募集的巨額資金被其大股東挪走不知干什麼去了。

⑤ 安陽非法融資案給高層腐敗

沒有採取措施，這些狗只會越來越猖獗

⑥ 抓了好多蛀蟲，2019年互聯網企業為什麼要集中反腐

8月2日，滴滴公布2019年上半年查處30餘起內部違規事件，有29人因嚴重違規被解聘，其中10人因涉嫌違反法律法規被移送司法機關。7月31日，網路通報了12起內部腐敗事件，涉事14人，均已被辭退，部分員工被警方正式刑事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比如，阿里早在2012年就開始反腐，至今已有包括楊偉東、孔奇、盧梵溪等多位高管「下課」。阿里在2009年就成立了「廉政部」來反腐，而「廉政部」的第一位首席風險官，竟是獲得過全國特級優秀人民警察稱號前刑警邵曉鋒。

2017年，京東聯合其他互聯網企業，成立了「反腐聯盟」，只要某位員工在一家腐敗了，其他家全部拉黑，終身不得進入互聯網行業。

⑦ 哪一步法律法規重點規范了洗錢與腐敗犯罪

您好，在我國刑法中有關於洗錢與貪污的罪名。
第一百九十一條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沒收實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
（一）提供資金賬戶的；
（二）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或者金融票據的；
（三）通過轉賬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的；
（四）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和來源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百八十二條
貪污罪: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託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國有財物的，以貪污論。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⑧ 公司為什麼要到股市去融資是圈錢還是為了完善現代企業制度

理論上是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實際上是融資，目前現狀是圈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