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直接融資

1. 中國多地為何鼓勵中小企業上市融資

2018年8月24日報道，近期地方也紛紛出台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梳理發現，針對拓展融資渠道方面，不少省份都提出鼓勵中小企業上市融資。

繼續為中小企業減稅降費

今年以來，國家出台了一系列針對小微企業的減稅措施，比如延續小微企業增值稅優惠政策、對中小企業虧損結轉年限予以放寬等。

8月1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要求，進一步落實好減稅降費措施，尤其是營改增等減稅措施要抓緊到位。

「下半年減稅，尤其是增值稅仍有空間，民間投資看好動能轉換、互聯網及消費等領域投資。」華泰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李超在接受上證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財政部副部長劉偉7月底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也曾透露，下一步財政政策將聚焦減稅降費，以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創業創新、穩定就業為重點，至2020年底，將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業擴大至所有企業，初步測算全年減收650億元。

2.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釋放哪些信號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釋放哪些信號?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直接融資獲力挺
引導資金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我們歷來存在融資結構不合理的詬病，間接融資比重過大，這就造成一旦出現經濟周期回落，銀行資產出現壞賬率提升，產生系統性風險，對政策形成反制，所以，政府一直提倡加大直接融資。」聯儲證券首席投資顧問胡曉輝7月16日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我們資本市場由於基礎制度不完善，各種套利、內幕交易等存在，限制了擴大直接融資規模。
「隨著監管層堅決打擊套利，嚴管大股東『清倉式』減持，嚴打各種非法金融，堅決打擊各種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將有效堵住套利資金的通道。」胡曉輝表示。
他進一步表示，未來，隨著A股加入MSCI，債券通「北上通」的開通，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推出，以及養老金、企業年金的入市，遠期將有超過4萬億元-6萬億元合規資金逐步進入市場。「合理引導資金支持實體經濟，我們的經濟前景更加光明。」
「考慮到目前中國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的階段和特徵，中央依然採取的是鼓勵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並舉的發展策略，只不過在直接融資層面更多的是希望通過創新來提升增量。」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告訴《證券日報》記者。
東方金誠評級副總監俞春江昨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資本市場向實體經濟進一步傾斜資金，實體經濟在資本市場上的直接融資將迎來新的機會，在債券市場的融資規模有望得到進一步提升，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有望繼續快速擴容。
在光大證券(15.570, 0.08, 0.52%)首席分析師滕印看來，目前中國總體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成為制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短板。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就要不斷推進資本市場制度建設，要完善主板市場基礎性制度，積極發展創業板、新三板，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以合格機構投資者和場外市場為主發展債券市場，為擴大直接融資創造更好條件。
改善間接融資結構
推動各類銀行戰略轉型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昨日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為應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各類銀行的金融服務模式也要進行調整，從服務於大企業、大項目的投資模式，向更加具有創新能力的高質量、高效益的投資模式進行金融服務發展。
「相對於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新的發展模式對新的融資有更高的要求。不僅大型的國有銀行要面臨轉型任務，中小銀行和民營機構也面臨類似問題，要進行融資結構的轉變，完成新的定位。」趙錫軍表示。
趙錫軍表示，新環境的變化在加快著各類銀行戰略轉型，包括市場化的發展，例如利率的市場化；技術的發展，例如互聯網技術、通訊技術、人工智慧的發展，都在迫使各類銀行不斷改善融資結構，進行戰略轉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間接融資結構也需要創新，如今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如火如荼，傳統的金融業務如果不主動合作，就會被互聯網金融所超越。要發展普惠金融，互聯網金融有自己獨特的優勢，所以傳統銀行要跟互聯網金融合作，進行優勢互補。
趙錫軍表示，目前間接融資結構的調整還在剛開始階段，要徹底改善間接融資結構，適應新的發展模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別是對理念、戰略、機制的建設，以及產品的創新和風險的管理，這是個全方位的調整過程。
保險業回歸風險保障主業
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北京工商大學保險研究中心主任王緒瑾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保險是市場經濟風險管理的主要手段。保險業要發揮長期穩健風險管理和保障功能，首先要做到自身的穩健；二是對資本市場起到穩健作用；三是對實體經濟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
王緒瑾表示，資本市場要姓「資」，不姓「融」，更不能成為上市公司高管減持的手段，那麼，保險公司通過資本市場可以實現保值增值的目的，這也有助於整個保險行業的穩定和發展。
他還強調，社會保險要姓「社」，不能姓「商」，以保證社會保險有一定的保費收入，避免社會保險擠占商業保險的市場。與此同時，行業自律應發揮作用，進一步完善對行業的服務。另外，在監管方面，我國償二代制度正式實施之後，應在探索中繼續不斷的完善。最後，我國的政策扶持要到位，法律也需進一步完善，各個政府部門之間對商業保險要起到協調、合作共贏的作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保險業要繼續立足於保障的根本屬性，為全社會風險管理提供有力支撐。要通過產品與商業模式創新，提升保險的滲透率，拓寬災害損失補償渠道，提高保險對災害損失的補償比例，從而更好地發揮經濟補償的功能，分散和轉移實體經濟運行中的風險。
在資本市場方面，朱俊生表示，此次會議提出要把發展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那麼，保險資金是資本市場上發展直接融資的非常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其體量大、期限長的特徵，理論上可以發揮保險資金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的作用。
推動經濟去杠桿
推進國有企業去杠桿 增強企業活力
國資國企改革研究人士劉興國7月16日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有企業改革是當前經濟工作中的關鍵任務之一，發展好國有企業也是鞏固執政基礎和提升國有企業形象的必然要求，所以，必須要在改革中著重推進國有企業去杠桿，降低國有企業財務負擔與風險，增強國有企業發展活力。另一方面，通過推進國有企業去杠桿也可以帶動民營企業加快降杠桿。從風控角度來說，扎實推進國有企業去杠桿，有利於降低企業運營風險，從而避免企業風險像金融體系蔓延，進而引發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事實上，按照國家的部署，國有企業已經在有針對性地推進去杠桿。蘇寧金融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江瀚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由於各地情況差異較大，因此，國有企業在去杠桿的過程中，其進度也存在較大的差距。
江瀚認為，國有企業在去杠桿的過程中，主要面臨以下三方面難點：一是所有企業的職能過多導致負擔較重。二是對於國有資產的處置較為敏感，如果處置不力的話，將有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等。三是國有銀行存在較大的資產損失壓力。除了資產端的阻力，國有企業還面臨著銀行端的問題，如果去杠桿速度過快，將有可能造成銀行不良資產率的增加。
防控金融風險與深化金融改革
上海財經大學銀行系教授曹嘯昨日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完善企業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對於金融企業尤為重要。
曹嘯表示，對於金融機構而言，採取合理的治理結構，約束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向投資者和債權人傳遞金融機構珍視自身聲譽的信號，從而建立起外部投資者和債權人對於金融機構的信任，是整個金融體系能夠健康發展的基礎。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曹興權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金融類公司治理監管成為金融監管三寺支柱中的一個重要支柱。公司治理包括內部治理與外部治理。前者為公司內部各機構的分權與制衡，並主要表現為治理結構。後者是外部市場的約束。因外部市場機制尚不完善，外部市場約束本身有局限，中國金融類公司治理應以內部治理為基礎。
上海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立新昨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應以優化股權結構作為突破口。目前推行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實際上就是股權結構的改革，而未來我國公司立法，還需要在《優先股試點管理辦法》的基礎之上，推行種類股（類別股）制度，允許公司將股份設置為兩種及以上在性質、權利義務和利益效果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股份，通過更加靈活的股權結構構架，實現更好的公司治理。
監管模式轉變 「機構監管」將成過去式
國泰君安(20.900, 0.00, 0.00%)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7月16日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防風險。」
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認為，此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確認監管模式為「功能監管、行為監管」，這是首次在如此高規格的層面對監管模式的改變進行確認，標志著「機構監管」將成為過去式，這是監管模式的重大轉變。
「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不能過高，否則會導致過度投機，這對於整個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一種傷害，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金融去杠桿以及規範金融業是非常有必要的。」林采宜表示。
「目前我國金融業面臨兩難的處境，需要平衡好金融深化改革和金融去杠桿兩者關系，而平衡好這一關系，推進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林采宜認為，在現有金融環境下，僅單純防風險、去杠桿，不深化金融改革，這是沒辦法服務好實體經濟的。因為目前一方面在金融領域存在部分過度投機現象，但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得到的金融服務是相當有限的，目前仍有很多嗷嗷待哺的企業得不到足夠的金融服務。總體來看，金融不是簡單的供求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因此當前深化金融改革非常重要。
「如果金融改革能夠做到位，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也會進一步市場化，很多風險防範尤其是微觀風險應該有金融機構的利益機制來解決，風險的問題和服務實體經濟的問題都應該放在金融改革的框架中來解決。」林采宜強調。
擴大金融對外開放
人民幣國際化助推金融市場開放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穩步推進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為全球金融治理架構提供一個新的選擇，為更多的經濟體提供公共產品；人民幣國際化自2008年起步，經過幾年的發展，可以在全球化逆流將現的背景下發揮積極作用。二是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成為進一步提升國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抓手。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提升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其中，債券市場的開放是釋放人民幣加入SDR制度紅利的關鍵所在。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昨日指出，當前貿易結算驅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動能大幅減弱，金融交易驅動力有所增強。在此背景下，向松祚建議，鑒於貿易項下人民幣國際化驅動力有所減弱，在國際交易活動中，金融交易規模又遠大於貿易結算規模，因此亟待發展和完善人民幣金融市場，挖掘資本金融項下人民幣使用潛力，增強人民幣的金融交易功能，提升人民幣在國際金融交易中的地位，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貿易+金融」雙輪助力、聯合驅動。

3.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有什麼意義

首先，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平衡金融體系結構，可以分散過度集中於銀行的金融風險，有利於金融和經濟的平衡性。像中國這種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體系中，銀行作為信用中介聚集了大量金融資產，也承擔了主要的金融、經濟波動的風險。在經濟快速成長時期，銀行業增長快；但是在經濟調整期，企業經營業績下滑，導致還貸困難，在間接融資體系中，一旦銀行貸款出現問題，整個經濟運行將面臨重大的下行危險，會引發經濟危機。如果出現銀行倒閉，影響到所有的資金安全，還將引發社會風險。
其次，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反映一國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的效率是否與實體經濟相匹配。銀行等金融機構適合大型企業、重資產企業，而小微企業、輕資產企業等得到銀行批貸的難度很大，而我國正處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鼓勵創業創新、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經濟轉型期，在這個過程中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特別是發展多種方式的股權融資，能夠彌補間接融資的不足，將有利於提高實體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此外，通過充分博弈直接引進交易，也有利於合理引導資源配置，發揮市場作用。

4. 信用債違約風險該怎麼防範

1.在宏觀經濟疲弱的背景下，信用債違約和貸款不良率上升是合理的。

雖然銀行可以通過貸款展期、監管部門可以通過鼓勵直接融資，防範企業資金鏈斷裂，阻止信用風險的發生，但必須看到，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經營狀態不佳的企業很難獲得銀行和資本市場的信賴。行政性的再融資只能延後風險，無法消除風險。容忍違約率的上升和適度的信用風險有助於推動金融市場市場化發展，有助於形成風險自擔的健康文化。溫和的信用風險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沖擊有限，需要防範的是突然的、不可控的信用風險爆發。明確央企、國企的債務償還責任，避免惡意逃廢債。中國信用市場以政府信用、央企、國企的信用為基石，央企、國企應盡力起到穩定信用市場的作用。長期來看，政府對於非關鍵性行業國企的信用背書需要逐步退出，但短期內一些央企、大國企的違約，特別是惡意的逃廢債行為會加劇市場恐慌，不利於金融市場穩定。

2.妥善處置地方政府債務，不能輕易打開地方債務違約的潘多拉魔盒。

政府項目、地方債務依然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推動力，地方債務的累積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停止。在地方債務置換順利推進的同時，必須承認包括城投債在內的多種地方債務形式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中國的融資市場多數圍繞政府信用展開，今年尤其如此，一旦政府相關債務出現超預期的違約，將動搖整個信用債市場的基礎、擾亂融資市場。

3.加強信息披露和合規性監管。

雖然經過多年的發展，發債企業的信息披露工作仍然差強人意，很多承銷商對於資金的監管也流於形式。在債券發行類注冊制的大趨勢下，監管層的工作重點不是去判斷發債企業的信用資質，而是保證發債企業和承銷商信息披露的合法合規與及時、詳盡

5. 金融中介機構變遷中的金融市場

下面是我整理推薦的金融中介機構變遷中的金融市場，歡迎各位金融畢業的同學閱讀，同時為大家推薦!

摘要： 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場的參與主體之一，在間接融資領域吸收發放貸款，在直接融資領域為籌資者和投資者牽線搭橋。我國的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的發展聯系應放到整個金融體系中去研究，二者的發展目標都是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分散管理風險的金融功能。為了共同的目標，二者相互協調，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具體表現形式的發展聯系。

關鍵詞： 金融;中介機構;金融市場;金融功能

從金融活動的角度出發，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場的參與主體之一，在間接融資領域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在直接融資領域為籌資者和投資者牽線搭橋。這一層面的聯系說明兩者間的發展會相互促進，金融機構的成長壯大有利推進金融市場提高效率，而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會為金融機構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發展動力。

從金融體系的角度出發，它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共同構成。經濟實體要在自有資本之外融資，不是直接找金融市場，就是找金融機構，它們是金融體系的兩個互補部分。從這一層面看，金融市場的發展並非意味著金融中介的高度擴張壯大。在整個金融體系中，二者中往往其一居主導地位。因而如果用規模和地位來衡量二者的發展，它們的聯系通常是反方向的。然而，用提高金融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來衡量二者的發展更有意義，此時它們的聯系是正方向的，即在以高效資源配置為目標的金融體系中，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共同發展。

具體到我國的金融中介機構與金融市場的發展聯系，基於特定的歷史政治因素，本文將從兩個階段進行研究，一是轉型初期的金融機構多樣化階段，二是全面改革的金融市場化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以金融機構的改進發展帶動金融市場的發展和活躍，第二階段是金融市場的高速發展不斷對金融中介的運作創新和改革提出要求和提供動力。所以，我國金融體系與結構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以更好的實現金融功能為共同目標與核心力量，促使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相互推進的過程。

一、轉型初期的金融機構多樣化階段

(一)金融改革初期的背景

在堅定了改革開放道路以後，我國實體經濟逐步向市場化深入。貨幣是有效的商品流通的重要保證，為規范貨幣流通就要建立經營管理規范化的金融機構。我國在缺乏經驗的改革初期，金融中介結構首先產生並居金融體系的主導地位，履行初級的金融服務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市場化初步階段的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

金融機構發展先行一步，是與我國金融改革的政府主導特性和中國缺乏私有資本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分不開的。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啟動後，中國政府財政能力逐漸弱化，在主觀上把通過對金融的控制來實現經濟調控作為一個自然選擇。與此同時，政府看到了實體經濟發展對金融機構的需求愈加迫切。金融機構對貨幣市場調節的間接性一方面可以作為強有力的中央宏觀調控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客觀地促進了資金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由計劃向市場的轉型過程中，各方利益相互作用，使存在的問題反映到當時的金融體系格局中。這就為經濟運行對金融功能提出更高要求，進一步優化金融體系指明了方向。

(二)金融機構多元化

1983年金融改革正式啟動以來，中國金融改革走過了一條機構多元化道路，改變“大一統”銀行體制下只有一家金融機構的形勢，中國初步構建起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信託、租賃等不同業務形態的多元化金融中介體系。此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形成，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區域性銀行開始出現，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信託投資公司迅猛發展。另外，中國銀行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之下的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轉為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

在面目一新的金融機構體系下，銀行等金融中介的業務與功能也在不斷擴大豐富。1985年，我國終於走向“實存實貸”的市場化資金管理體制，借貸資金不再是從前的完全由計劃指標分配，而是由中央銀行實行間接調控功能，邁出了資金自由有效配置的第一步。1986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明確規定“專業銀行之間的資金可以互相拆借”。同業拆借業務的展開使我國的貨幣市場加速融通，逐漸形成了全國范圍的以大城市為中心的跨地區融資網路。

二、轉型初期金融體系格局存在的問題

(一)投資利用率低下

改革開放以來，隨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多和儲蓄的不斷積累，我國的廣義貨幣M2超比例多於證券資產。甚至到改革新紀元的2001年底，M2仍維持在165%的高水平。而在資本高效利用的美國和日本，同期的這一比率為79%和113%。可見，我國巨大的潛在投資資源並沒有轉化為實際高效的產能，雖然這由眾多社會經濟因素導致，但當時存在的缺失金融功能的金融系統格局是難辭其咎的。

(二)殘余的計劃型管理經營思路

改革初期建立的國有商業銀行仍在很大程度上擔當著行政委派的角色，多年來在指令性貸款下不堪重負。另外，“實存實貸”仍受到信貸規模限額的控制。旺盛的市場需求、金融機構體系內的競爭、以及混業經營浪潮中跨國銀行的沖擊，進一步突顯了有較大控制力的國家乃至地方政府指令性資金配給的弊端。可見，有效的金融市場尚未形成，它正等待實體經濟與金融中介相互作用，從而使金融市場化需求不斷加強的`呼喚。

(三)缺乏規制與約束

90年代末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加快，新開工項目大規模建設，鋼鐵、水泥等建築性原材料行業也隨之大幅度提升融資規模，整個實體經濟呈現過熱趨勢。在缺乏內部和外部約束的情況下，金融中介機構盲目地進行高息攬存，又忽視對貸款需求企業或機構的信用評級與監督。統計資料顯示，1997―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依法關閉了42家有問題的吸存金融機構。

三、全面改革的金融市場化階段

(一)金融中介的市場化功能拓展為金融市場化做出准備

金融中介的發展為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步興起提供了一個突破口，它進一步刺激經濟發展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推動著金融改革的前進。如證券公司提供自營、代理證券買賣業務，便利了資本市場的交易;信託投資公司活躍在資金調劑之中，預示金融市場形成發展的巨大可能性;商業銀行的現代信用貨幣創造機制在實體經濟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的趨勢下，帶來金融規模的擴大，從而構建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場逐漸成為客觀需要。

(二)金融市場化新階段

西方國家為滿足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要求不僅全面加強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力量，鼓勵直接融資，還開拓出各種金融工具，乃至具有跨期選擇、虛擬等特性的衍生金融工具。相比之下，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全面的金融市場化也在加速推進。

這一階段里，我國的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基金市場相繼產生並逐漸壯大。主要表現如股票市場市價總值由1991年的0.51%上升到2003年的36.32%，國債發行額由91年的281.25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6 280.10億元。創新產業的成長，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實體經濟投資的擴大，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活動的參與度，金融市場有了很大發展，資源配置方式越來越多地通過金融市場進行。

(三)高效運轉的金融市場“反哺”金融中介

金融市場的發展使我國金融業以更加強勁的態勢沖擊傳統框架，金融中介必將在新的環境中迎來效率意義上的發展：市場競爭激勵傳統的金融機構進行制度革新和產品創新;金融監管市場意識加強，放鬆對金融機構業務范圍的嚴格控制;高端金融服務發展空間廣闊，等等。

在實踐中，市場化的金融創新不斷推進。如國有商業銀行實現了股份制改革，債轉股的處理不良資產模式就是金融市場發展下推動的金融中介的改革創新。有學者利用DEA方法，對1997年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規模效率進行了測度與排名，發現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最具活力，效率最好，特別是服務范圍跨地區、服務功能多樣化的商業銀行。

四、功能金融角度的整體分析

以上的論述說明在我國金融改革的實踐中，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的發展總體上起了相互促進的作用。然而我們還應看到在整個金融體系中，二者是各自具有比較優勢的不同體。這意味著金融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並成為主導時，以銀行為代表的間接金融領域的中介機構的地位會下降，競爭基礎上形成的市場基準收益率取代銀行利率成為金融體系和經濟活動的基準收益率，銀行體系配置的資金規模的絕對優勢地位動搖。

雖然二者在規模和地位上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但完全替代是不可能的，他們有著堅固的互補關系。從金融體系分散和管理風險的功能看，金融市場的作用是橫向風險分擔，而金融中介的作用是跨期風險分擔。前者通過匹配不同的資產組合、多樣的金融產品實現風險的分散;後者則為資產提供了長期的保值場所。另外，金融中介機構多樣化發展要靠市場開拓，金融市場的發展要靠中介機構提供優質的信息、服務和監督。

總之，我國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的發展聯系要放到整個金融體系中去研究。二者的發展目標都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分散管理風險的金融功能，為了共同的目標，二者相互協調，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具體表現形式的發展聯系。我們不需要對這些具體的形式進行定性的描述或判斷，而是應該就此發現二者在金融體系中的相互作用機制，並探索出更好的途徑，建立二者發展的聯系，從而更好的實現金融功能。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erton所言，現實中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金融機構的功能而非金融機構本身。因此，功能金融角度的整體分析能讓我們更好地認識並改進金融體系格局及其內部主體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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