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託與憲政

Ⅰ 中信短投是大數據交易是正規的嗎

正規，因為中信短投是中信集團旗下的產品，而中信集團是1979年在鄧小平先生的倡導和支持下、由榮毅仁先生創辦的。成立以來，中信集團充分發揮了經濟改革試點和對外開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諸多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與創新，成功開辟出一條通過吸收和運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創新發展之路，在國內外樹立了良好信譽與形象，取得了顯著的經營業績。
拓展資料：
1、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成立初期曾被鄧小平同志贊譽為中國在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中信集團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堅持開拓創新，通過吸收和運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採用國際上先進、科學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在諸多業務領域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在國內外樹立了良好的信譽，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2、中信信託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秉承「無邊界服務、無障礙運行」的經營理念，充分發揮「集合-分享」的信託制度優勢，努力打造成為「綜合金融解決方案的提供商、多種金融服務功能的集成者」，力圖通過「金融普惠、資本民享」的新金融範式，積極推動憲政條件下公平、效率的實現，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中信信託擁有行業內最完整、最強大的信託產品線，范圍涵蓋企業年金、私募基金、資產證券化、股權信託、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資產（QDII）、產業投資基金、不良資產流動化、工商企業、信託投資等，先後推出了涉及三農領域、西部開發、環境保護、民生工程、公益信託以及藝術品等多個領域有影響力的信託產品。截至2012年12月末，中信信託管理資產規模已突破5900億元； 2012年12月12日，經中國信託業協會第三屆會員大會選舉，公司連任協會會長單位。

Ⅱ 形容階級的詩句

形容階級的詩句
《江村》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游山西村》陸游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朴古風存.
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社日》王駕
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正月十五夜》蘇味道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
游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過故人庄》孟浩然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追和柳惲》李賀
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
江頭楂樹香，岸上蝴蝶飛.
酒杯箬葉露，玉軫蜀桐虛.
朱樓通水陌，沙暖一雙魚.

Ⅲ 關於大小政府的辯論

帝制時代的政府權力與責任：關於「大小政府」的中西傳統比較問題

權力與責任：關於「最好政府理論」的考證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這句名言歷來被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小政府大社會」、「守夜人國家」等主張的經典表述。但如此有名的話最早出自何人？這卻是思想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至今為止，英語世界最普遍的說法是：此話出自美國開國元勛傑弗遜。但是現存的各種傑弗遜文集與書信中都找不到這段話。專門以搜集傑弗遜文字為務的美國傑弗遜遺產協會以及弗吉尼亞大學阿德爾曼圖書館傑弗遜電子資源庫中也檢索不到這段話。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99年，傑弗遜遺產協會主席科茨（Eyler Robert Coates）鑒於查詢此話的人之多，特在網上發表答貼，指出「幾乎可以肯定」傑弗遜沒有講過這句話乃至類似的話。除了現存傑弗遜文獻中查不到此言之外，科茨認為此話也不符合傑弗遜關於政治與政府問題的一貫思想。他引述了傑弗遜強調政府責任的許多言論，並總結說：「最小的政府最好」的說法過分集中地關注那作為一種體制化權力的政府，但傑弗遜的政府思想則是關注作為順從人民意願的服務者職能，武斷地讓政府「管得最少」未必有助於它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科茨還考證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實際是19世紀前期著名的政論家、傑弗遜的崇拜者、《美國雜志》與《民主評論》的撰稿人約翰. 歐蘇利文（John O』Sullivan）最早於1837年講的, 正是歐蘇利文最先把這句話歸之於傑弗遜。但問題在於：即便這句話是歐蘇利文而非傑弗遜最先講的，畢竟歐蘇利文是個當時公認的「傑弗遜主義者」，他那句話即便不是傑弗遜的原話，至少也是他歸納出來並自以為屬於傑弗遜的思想。那麼傑弗遜是否確有類似的思想？科茨對此的否認就大有爭議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眾所周知，美國建國之初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人與以傑弗遜為首的民主派進行的那場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論戰，正是以要不要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為爭論焦點的。雙方態度鮮明：漢密爾頓要，而傑弗遜不要。論戰中傑弗遜關於政府（尤其是中央——聯邦政府）權力太大會威脅公民權利與人民自由的言論可謂比比皆是。於是針對科茨的說法，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提出反駁。他們認為「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雖然由歐蘇利文首言，但的確是對傑弗遜思想的正確歸納。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與古典自由派的辯駁相反，美國與「保守主義（即古典自由主義）」對峙的「新政自由主義」（在歐洲常被認為類似社會民主主義）支持科茨的說法。事實上長期以來，「新政自由主義」一直陷於「傑弗遜困惑」。因為在傳統上傑弗遜與漢密爾頓通常被認為分別傾向於下層民眾和上層精英，分別體現了美國二元政治中的「左」與「右」、民主（或自由民主）與保守（或自由保守）兩支傳統。但是20世紀美國出現以羅斯福新政為路標的「自由主義轉向」後，自認為繼承傑弗遜平民傾向的新政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福利國家政策卻與傑弗遜反聯邦黨人時表現的「小政府」主張產生嚴重的緊張。如今科茨出來證明傑弗遜並未主張過「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並恰恰強調政府對人民的責任，這就消除了緊張，使新政在理論上更能自圓其說。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過，假如傑弗遜認為政府的權力應當受到最嚴格的限制——簡單化地說就是：最好的政府權力最小。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他必然主張政府對人民什麼責任都不必負？或者說：傑弗遜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負責任的政府」嗎？當然不。早在當年新政時代羅斯福支持者陷於「傑弗遜困惑」的時候，著名新政自由主義者沃爾特. 李普曼就指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這完全正確；但同樣正確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務最多的政府。」1其實，如果撇開那句原話而就傑弗遜的思想論，可以說如今雙方的解釋都是有根據的：傑弗遜既如「右派」所說的那樣堅決主張限制、縮小政府權力以維護人民的自由，也如「左派」所說的那樣堅決主張重視、強調政府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為人民提供「公僕」服務。換言之，所謂政府或國家的「大小」可以從兩個意義來談，這兩個意義是不能混淆的：傑弗遜主張權力意義上的「小政府」，但同時主張責任意義上的「大政府」。今天美國的「自由左派」與「自由右派」各自從一個意義上對此都作了成功的證明。但他們以今天的問題意識去套18世紀的前人，於是陷入了一場「雞同鴨講」的爭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實當年傑弗遜反對聯邦黨人時的親密同志喬治．梅遜在《弗吉尼亞權利法案》中就說：「最好的政府是能夠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即使後來人們普遍把「小政府」理論歸之於傑弗遜，但從沒有人把梅遜關於「最好政府」的這種說法看成是對傑弗遜的反駁。實際上梅遜與傑弗遜的立場是一致的。梅遜講的「大政府」是對國民的「幸福和安全」承擔「最大」責任的政府，而不是擁有無限「最大權力」的政府，正如傑弗遜講的「小政府」是權力最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最不負責任的政府一樣。傑弗遜與梅遜的共識實質上可以表述為：「最好的政府」是權力最小、而責任最大的政府。亦即從限制公民自由方面來說是「小政府」而從提供公共服務來說是「大政府」。2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這種「傑弗遜－梅遜共識」所追求的「最好政府」可能存在嗎？常識告訴我們：一個沒有權力的政府事實上是無法對公共服務承擔責任的。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世上沒有這樣的事。近代的民主憲政只能做到治權民授、權責對應，從而使人們有可能爭論什麼是「次好政府」，即民主憲政下的公民們打算授予他們的「公僕」多少權力？是授與政府更多的權力以便要求它承擔更大的責任、為社會提供盡量多的福利與保障，還是授與政府很小的權力因而也就無法要求政府承擔什麼福利責任？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與自由主義之爭，或曰「福利國家」與「自由放任」之爭。但是這種爭論迄今並沒有得出公認的結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麵包與馬戲」與「搖籃到墳墓」：「契約國家」與福利責任的西方傳統

不過歷史雖然並未「終結」，但歷史畢竟在「進步」。「傑弗遜—梅遜共識」如今並未實現，權力最小責任最大的「最優政府」今天與過去一樣在東方與西方都不存在。然而相反的情況，即權力最大而責任最小的政府，過去曾經在東方與西方都十分流行，今天它則已經日薄西山——在一些地方它已被歷史淘汰，在另一些地方它的合法性資源也日漸衰微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過去的時代並非如此。
我們知道18世紀時自由主義是在新舊大陸同時興起的，而且應當說美洲自由主義的源頭還是歐洲自由主義。但「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的想法卻只出自美國的傑弗遜、歐蘇利文、梭羅、哈里遜等人，18世紀的歐洲自由主義思想家強調權力制衡、治權民授、限權分權的言論很多，但沒有人像美國人那樣談論「小政府」。為什麼？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我看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已經實現治權民授、權責對應的美國，沒有人會設想很少承擔公共服務責任的政府還能擁有很大權力來剝削和禁錮人民。可是在18世紀絕大多數國家仍是專制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家天下」而非「公天下」的歐洲，國家機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為統治者私人或小集團服務的，在公共服務領域「最不管事」的政府同時卻擁有強權來汲取民脂民膏、侵犯國民自由，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在這種「既非福利國家又無自由放任」的狀態下，單純強調「不管事」並不一定意味著自由主義者心目中的「最好政府」——正如那時「管事最多」的政府也未必是社會主義者心目中的「最好政府」一樣（請想想馬克思對「重商主義」、對俾斯麥體制的憎惡）。專制政府是權力不受制約的政府，同時也往往是對人民不負責任的政府，因此在專制條件下，政府推卸責任並不必然意味著放棄權力或接受對其權力的約束，政府很少提供公共服務也不意味著它不會最大程度地弄權自肥。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責任意義上的「小政府」與權力意義上的「大政府」是完全可以同一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另一方面，「契約國家」的傳統在歐洲畢竟比較久遠。在這方面，過去人們常常講述西方的自由與個人主義傳統如何如何，而很少講述「福利國家」也是一種悠久的西方傳統。其實僅就城市景觀而論，西方古典城市那種到處是大型公共設施（圓劇場、競技館、大會堂、公共浴場等）的外觀就與中國城市中大面積的皇城宮城高度封閉而坊里間少見公共場所形成鮮明對比。在歷史上，古希臘和羅馬都建立過以公民授權為基礎的民主政體或共和政體，在這類體制下國家權力未必大於波斯帝國式的君主國家，但公共服務職能卻發達較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勞里昂銀礦等公民共同體控制的國家財源大搞公共設施，並且在財政上實行過一系列「古代福利國家」政策，從公款贖俘、債務豁免、貧困救濟等生活保障，到觀劇津貼、公職津貼這類資助公民參與公共生活與公共決策的措施。3亞里士多德記載說：當時雅典專門有稱為poleos argurion(「城市的錢」)的福利預算，雅典議會定期進行福利資格審查，無工作能力者與其他符合資格的雅典公民可以得到每天兩個奧波爾持續補貼、或者不超過300德拉克馬（即1800奧波爾）的一次性補貼。早在雅典民主初建的梭倫時代，城邦已有向老兵發放養老金的記載，而到庇西特拉圖時，雅典已經立法確立了軍人養老金制度。由於城邦實行的是公民兵而非職業兵制，這實際上也等於有了公民養老制度，稍後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又正式立法把養老金制度推廣到全體公民。泰米斯托克利執政時，為解決公民失業問題政府推出工賑制度，安排窮人到公益場所與艦隊供職。到「雅典式民主」發展至最高程度的伯利克里時代，國家負責補貼的公民達到兩萬人——對於這個一城之邦而言比例已相當大，同時還對孤兒、殘障人、為國犧牲者家屬等弱勢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公元前358年，雅典公民大會決議把觀劇津貼制度化，在城邦預算中設立泰奧里克專項基金，窮人觀劇只要不中途退場，每次可以得到兩個奧波爾。此外，城邦必須保證窮人能從市場上得到廉價糧食。雅典之外的一些希臘城邦實行過糧食分配，而雅典則是靠國庫與epidoseis(「自願公益捐贈」)建立儲備來平抑糧價。4城邦還有責任資助公民到海外開辟殖民地，並在其能夠自立前維持其在本邦公民身份下的福利待遇。5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羅馬共和國的福利更是發達，色普洛尼亞法（Lex Sempronia）是羅馬建立「有效的公共福利制度的開始」。6馬克思當年曾經有句名言：「現代的無產者養活社會，而古代的無產者被社會養活」，後者說的就是羅馬共和國對公民中的貧困者（ploretariate，即現代西語「無產階級」ploretarian的拉丁語源）承擔福利責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公元前後之交，羅馬的共和制度衰敗並開始向帝國轉變，經過元首（princip）制到皇帝（imperator）制，君權逐漸坐大而致不可制約。但是，從共和國的土壤上形成的羅馬帝制的成立過程與東方多數國家不一樣的是：在共和晚期的危機中「共和派」實際上是貴族寡頭派，而依靠平民與軍隊的支持挑戰貴族共和國的「民主派」領袖則在顛覆共和之後權力漸大，從「第一公民」（princip一詞的本義）變成的皇帝。這一背景使得羅馬君權的擴大是以「收買」「討好」民眾為主要手段的。終西羅馬帝國之世不管君主實際上已經多麼專制，沒有一個羅馬皇帝敢於宣稱國家是他個人或他家庭的私產，形式上羅馬帝位也一直不是世襲。因此羅馬帝國的專制制度頗有「社會主義」色彩，君權需要顯示自己的「人民領袖」身份，這就使得國家的福利責任隨君權的強化而擴大。羅馬公民在整個帝制進程中政治上雖然日益消極，享受的福利保障卻比共和國有增無減，實際上是被皇帝收買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就成為新興權力對民眾的剛性承諾，即國家不僅要對公民的物質生活（「麵包」），而且對公民的精神享受（「馬戲」）都要負責保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帝國黃金時代」，羅馬政府掏錢搞的公共娛樂設施（決非像我們的頤和園戲台那樣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娛樂活動越來越頻繁。為承擔福利責任，國家靠戰爭、索貢等方式來自外部的收入已經遠遠不夠，帝國初年已經實行了向富人征稅補貼窮人的「高稅收高福利」制度。7皇帝尼爾瓦建立的alimenta(兒童津貼)制度當時影響尤其大。這種津貼用於支付羅馬與義大利境內自由貧民子女的食品與教育。8在很長一個時期，alimenta資助的覆蓋率相當高，至今義大利境內還有當年留下的上百處alimenta分配記錄銘文，成為今天學者治歷史人口統計學的重要史料。9除了保障性質的津貼外，帝國時期國家還為貧民的需要發放低息無息貸款，在「羅馬黃金時代」,這筆錢實際上往往無須償還——圖拉真等皇帝都曾廢除過貧民積欠國家的債務並銷毀債契。文獻與「圖拉真圓柱」之類的古跡都記載著這種場景。必須強調的是：這里免除的是國家出於義務，應貧民要求貸給的錢，而不是國家憑借權力向臣民徵收而臣民無力交納形成的積欠。它與我國歷史上朝廷偶爾開恩免除百姓「積欠逋賦」是不同的。也與我國唐宋時期那種朝廷強制「抑配」發放「公廨錢」、「青苗錢」用以創收的「官高利貸」不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公民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國家要求「麵包與馬戲」，這一傳統影響久遠已經符號化，今天在歐美時常可以看到以「bread and circus」為招牌的超市、食品連鎖店、旅館與劇院等等消費場所，10取其便宜、實惠之意，與古代的國家福利完全不是一回事。不過以這個招牌之寓意實惠、大眾化，仍然可見歷史的影響。古羅馬國家的這種「高福利」也許並不是什麼好東西：今人可以指它只惠及自由民不惠及奴隸，指它造成公民的消極化寄生化和共和政治的消亡，指它最終造成帝國晚期的財政危機與崩潰，當今的不少古典自由主義學者還喜歡把希臘羅馬國家與文明的沒落解釋為「古代福利國家的破產」並藉以隱喻當今西方福利國家的困境、宣傳其自由放任的理念。不過價值上的褒貶姑且不論，古羅馬國家以「麵包與馬戲」相討好換取公民的「安靜」（圖拉真語），和中國古代朝廷以嚴刑峻法使草民畏服還是很不一樣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世紀典型時期，羅馬式的古代國家解體，歐陸成為教俗領地、村社、自治城市的世界。那時王權通常不振，自然也不會再有羅馬式的福利責任。但是那時的教俗領地和自治城市猶如一個個小國，其內部的統治權力與責任還是相對地比較對稱的。中世紀的封主與封臣之間的依附關系，包括領主與農奴（最下級封臣）的關系，都是束縛與「保護」的結合。封主的對封臣的束縛權力是以對後者有「保護」責任相聯系的。所以有人說，中世紀最窮和最富的都是自由人，而農奴居於中間。馬克思也說過：中世紀的農奴是有保障的，而近代（他所處的時代）無產者是沒有保障的。因此當年拿破崙在萊茵區解放農奴時曾經遭到被「解放「者的反抗：「沒有主人，誰來保護我們呢？」中世紀的采邑－村社體制下農民保有份地、使用公地均有保障，所以進入「近代」時自由租佃制打破這一傳統（即以往所謂的「圈地運動」）會引起劇烈反應。這是沒有這種保障的中國背景下難以理解的。11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而教會則是中世紀公共服務責任的最重要的承擔者。在王權不振、「王責」因而也不顯的當時，各派基督教會在社會上建立了大量的教會醫院、免費葯房、育嬰堂、孤兒院、養老院、救濟所。尤其是教育，從12世紀以三大教會學校（聖保羅學校、聖馬丁學校與聖瑪麗學校）為代表的普通教育之後又興起了教會辦大學之風。12今天西方的公共衛生、公共教育與其他公益體系都與教會傳統有關。在政教分離之前的中世紀，教會兼有社團與政府性質，教會公益因此也被視為近代民間自治公益與國家公益（福利國家）的共祖。1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世紀晚期歐洲重新出現強大王權，並在中央集權背景下產生民族國家。這種王權在侵奪領主與教會的傳統權力同時，也繼承了後二者負擔的公益責任，出現了上繼羅馬「古代福利國家」下接現代福利國家的前近代國家公益。以英國為例，宗教改革前教會基金曾佔全國公共財富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都鐸王朝強化王權，於1532、1545年兩度借宗教改革之機大舉沒收教產，同時也接管了龐大的教會公益體系。1601年英國國會通過《濟貧法》，規定國家有救濟窮人的責任。同年伊麗莎白女王頒布《慈善款使用條例》，規定慈善信託是「私人與國家共同參與的職能」，而且國家應當是全國「慈善基金的總建立者」，從而對信託者承擔最終責任。法學界一般認為這兩項立法是公益福利制度的「大憲章」，是關於福利社會的「盎格魯薩克遜法律之核心」，因而也是近代「福利國家」的源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當然，都鐸式專制制度使國家對福利責任的承諾缺少監督，因而口惠多於實至。在民主化使福利國家的責任約束剛性化之前，都鐸英國並未完全落實這些法律，以至有人認為直到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才實現了這份「福利大憲章」的原則。14但是前都鐸時代的社會公益特別是教會公益在都鐸時代至少是部分「國有化」的結果，也使得相當一批過去教會的衛生、教育、福利機構人員轉化為國家雇員。15如今有人算出都鐸王朝按人口比例的國家雇員數量比中國的清王朝多，便說清王朝更近於自由主義小政府。其實都鐸時代英國官僚群體因君主集權專制體制的發展而膨脹固然是事實，但近代民族國家公共服務職能擴展的因素也很重要。相對於擁有更強的專制權力卻不承擔多少公共責任的中國傳統王朝而言，後者主要僅為錢糧刑名之類壓迫職能而豢養的官僚群規模即便小些，與所謂寬容開明雲雲恐怕也絕不是一回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專制制度本質上的權責不對應並不會因特殊的「文化傳統」而消除。盡管希臘羅馬古典公民國家民本傳統與基督教倫理因素的影響使某些歐洲封建國家相對而言更多一些契約性，而少一些家天下和有權無責的霸道。「大憲章」、「無代表不納稅」、對民而言無權利不應有義務，對國而言無服務不應有權力的觀念形成較早。但是專制時代國家權大責小的總體狀況仍然存在。既然專制條件下少盡責的官府未必不會多聚斂，無「福利」的國家未必就會有「自由」，則歐洲人不像「民主早熟」的北美人那樣喜歡不辨權責地討論國家或政府的「大小」，也就不難理解了。都鐸王朝在17世紀初結束，下一個斯圖亞特王朝就發生了革命，接著美、法相繼變天。盡管如今強調美法革命之異已成時髦而且不無灼見，但從長時段看它們還是同方向的——即都造成了統治者權力更受制約，責任更難推卸。到如今即便是最少「福利國家」的英國，經過19世紀迪斯累里的「托利社會主義」，勞合喬治的社會福利計劃和20世紀麥克唐納的「工黨社會主義」三次政府公益大擴展，國家的責任也已比伊麗莎白《濟貧法》時代不知重了多少。而即便是最典型的福利國家如瑞典，「從搖籃到墳墓」的責任壓得國家如牛負重，但其權力的不可制約性不要說與「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比，就是與那個伊麗莎白老太太相比，無疑也要小多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於是如今「右」如美國，「左」如瑞典，都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實現了權責對應——雖然相對而言前者權小責亦小，後者權大責亦大。於是人們不分權責地爭論「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或褒瑞貶美，或褒美貶瑞，也就有了某種合理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在沒有憲政的時代，我們能說政府責小必定權也小？沒有「福利國家」的地方就必然有「自由放任」？不像瑞典的地方，就必然像美國？顯然，我們的常識無法接受這種邏輯。但是浸染在現代西方「問題情境」中的「漢學思維方式」卻往往就是按這種邏輯考慮問題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Ⅳ 中國中信集團公司的企業新聞

中信信託榮獲「全國金融五一勞動獎」
日前，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信信託」）榮獲中國金融工會全國委員會授予的「全國金融五一勞動獎」，這也是公司第二次榮膺該獎項。中信信託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秉承「無邊界服務、無障礙運行」的經營理念，充分發揮「集合-分享」的信託制度優勢，努力打造成為「綜合金融解決方案的提供商、多種金融服務功能的集成者」，力圖通過「金融普惠、資本民享」的新金融範式，積極推動憲政條件下公平、效率的實現，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中信信託擁有行業內最完整、最強大的信託產品線，范圍涵蓋企業年金、私募基金、資產證券化、股權信託、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資產（QDII）、產業投資基金、不良資產流動化、工商企業、信託投資等，先後推出了涉及三農領域、西部開發、環境保護、民生工程、公益信託以及藝術品等多個領域有影響力的信託產品。截至2012年12月末，中信信託管理資產規模已突破5900億元； 2012年12月12日，經中國信託業協會第三屆會員大會選舉，公司連任協會會長單位。
中信集團總部遷冊香港
中信集團將以境外子公司中信泰富增發和配售新股合共約3,000億港元收購母公司所有資產，同時將總部遷冊香港，成為一家名副其實的香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