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馬可波羅行記》是一個什麼人寫的
《馬可·波羅游記》共分四卷，第一卷記載了馬可·波羅諸人東游沿途見聞，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記載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宮殿，都城，朝廷，政府，節慶，游獵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東地沿岸及諸海諸洲等事；第三卷記載日本、越南、東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諸島嶼，非洲東部，第四卷記君臨亞洲之成吉思汗後裔諸韃靼宗王的戰爭和亞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敘述一地的情況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書中記述的國家，城市的地名達100多個，而這些地方的情況，綜合起來，有山川地形，物產，氣候，商賈貿易，居民，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及至國家的瑣聞佚事，朝章國故，也時時夾見其中。
馬可波羅的這本書是一部關於亞洲的游記，它記錄了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地區的許多國家的情況，而其重點部分則是關於中國的敘述，馬可波羅在中國停留的時間最長，他的足跡所至，遍及西北，華北，西南和華東等地區。他在《游記》中以大量的篇章，熱情洋溢的語言，記述了中國無窮無盡的財富，巨大的商業城市，極好的交通設施，以及華麗的宮殿建築。以敘述中國為主的《游記》第二卷共82章，在全書中分量很大。在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關於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編輯本段]【關於漢滿蒙譯本】
七種漢文譯本是：
1.魏易：《元代客卿馬哥博羅游記》，1913年北京正蒙印書局出版。
2.張星烺：《馬哥孛羅游記》，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學圖書館發行。此前，張星烺曾將英人亨利·玉爾英譯本附註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訂補注本《游記》導言部分譯出，以《馬哥孛羅游記導言》書名於1924年由北京地學會發行。至1929年，始將所譯《游記》正文第1卷30章與《導言》合並印出。
3.李季：《馬可波羅游記》，1936年4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4.馮承鈞：《馬可波羅行記》，1936年11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國後中華書局曾於1954年重印。全書分上、中、下三冊。
5.張星烺：《馬哥孛羅游記》，1937年7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6.陳開俊等合譯：《馬可波羅游記》，1981年11月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7，梁生智：《馬可·波羅游記》，1998年9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從1913年到1981年68年間，出了6種譯本，數量可謂不少。至於各譯本質量，已有人撰文論及，無需贅述。就譯者所據版本而論，張星烺先生前後所譯《馬哥孛羅游記》較好。因為前者是英、法兩國對馬可波羅書深有研究的學者的英譯本，其中附有豐富而有學術價值的注釋，對理解馬可波羅書的記載極有幫助，可惜所譯正文僅30章，僅及全書七分之一；後一譯本是根據一種較新的《游記》版本，即稱為《Z寫本》的拉丁文寫本，由義大利的拜內戴拖教授譯為義大利文，又經人譯為英文，張先生即據英譯本譯出。這一版本有許多記載為其它版本所無，彌足珍貴。不足之處是沒有註解，因原英譯本即無註解；又因「力求忠實，所有語句，類皆照譯」（原書例言），使行文有欠簡練流暢，但作為史料，仍極有價值。
馮承鈞先生所譯《馬可波羅行紀》是據法國人沙海昂（後入華籍）的法譯本譯出的，沙氏譯本則系將法人頗節（一譯鮑梯）的舊法文體轉為新法文體，同時又將玉爾·考狄本注釋摘要附錄，頗節本所無而見於剌木學（一譯賴麥錫）本者亦為補入。據馮先生說，沙海昂譯此書僅出於業余愛好，非專家之作，其個人註解不免有誤，馮譯則「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加之馮先生對元代歷史頗有造詣，故所譯本書較前譯諸書在譯文及注釋方面具有獨到之處。魏、李譯本皆遭指責，張譯本一則不全（舊本），一則無注（新本），滿足不了讀者的需要。陳譯雖系較近出版，理應後來居上，但其所據譯本並非新版，譯文雖較通順，仍有一些錯誤，有些涉及專業知識的地方，錯誤更明顯。因此，就目前而論，仍以張、馮譯本為佳。
現在好的英譯本《游記》，當以1938年穆爾（A.C.Moule，一譯牟里或慕阿德）與伯希和（P.Pelliot ）合譯的《馬可波羅寰宇記》（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為最。此書綜合各種版本為一書，並於正文旁註明版本的縮寫，可稱為百衲本的馬可波羅書。注釋本除玉爾·考狄本尚有價值外，則以伯希和的《馬可波羅行紀詮釋》（Notes on Marco Polo）為精細深刻。伯希和這兩部書在國內都人在翻譯，但出版尚遙遙無期。我們希望，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現代化的發展，這兩部書能早日問世。
翻譯馬可波羅的《游記》，這是研究馬可波羅的起步或基礎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種漢文譯本雖各有短長，難以盡如人意，但譯書本身就是一項值得肯定的勞作，我國絕大多數學者和讀者都是憑借漢譯本這個階梯才知有馬可波羅其人並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於《游記》中涉及的事物極其廣泛，僅就他在中國所見所聞的事件，所游歷的地方，要將其和中國史籍一一對照和解釋，就是一件細致復雜的工作。茲舉一例，略作說明。
元世祖時期，有一個大臣阿合馬，由於善於理財，得到元世祖的寵信，卻引起漢人臣僚的嫉視和不滿，阿合馬也恃權做了一些不法行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漢人益都千戶王著為首的一夥人設計把阿合馬殺死。此事《元史本紀》和《阿合馬傳》及其它有關人列傳中記之頗詳。馬可波羅其時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記載了這一事件，正可以印證、補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現今的漢譯本都把這一為首者的名字譯錯了。如首譯此書的魏易譯為：「有契丹人名陳國者Chen-ku，軍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謀舉事殺阿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國者Van-ku，亦為軍官，率眾萬人。」（譯本卷二，第16頁）李季譯本說：「有一契丹人名張易，系一千夫長……他滿懷忿怒，遂與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萬夫長（按《元史》載王著為益都千戶）——密謀毀滅阿氏」（譯本第155頁，括弧內按語為李季原加）。
馮承鈞譯本說：「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陳著（Tchen-tchou）者，身為千戶……遂與別一契丹人身為萬戶稱王著（Wang-tchou）者同謀殺之。」（中冊第341頁）
張星烺新譯本說：「有一個契丹人，名叫張庫（Chencu，音譯）是一個千戶軍官……他盛怒之下，對另一個萬戶軍官契丹人王著（Vancu）謀殺阿合馬。」（譯本第163頁）
最後，陳開俊等譯本是：「有個契丹人，名叫張易（Chenchu），是個千戶……他滿懷悲憤，和另一個契丹人，萬戶王著（Vanchu）密謀殺害阿合馬。」譯者在「王著」名下附腳注說：「按《元史》，王著為益都千戶。」（譯本第113頁）
按，《元史·世祖紀》和《阿合馬傳》，王著是益都千戶，不是萬戶，譯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謀的人是高和尚，此人於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樞密副使張易推薦，說他「有秘術，能役鬼為兵，遙制敵人」，受命與大臣和禮霍孫將兵赴北邊，其後無驗逃回，是否封為萬戶，史無明文，但其人絕非張易。張易確有其人，但並未參與殺害阿合馬的現場，當時他任樞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黨崔總管假傳太子真金令旨，令其發兵，張易「莫察其偽」，即遣其部下領兵而去（《元史·阿合馬傳》）。至於陳國、王國、陳著、張庫，只是魏、馮、張三先生就字面譯音，更無其人；連他們譯為王著的那個人，也並非《元史》上的王著，他們都譯錯了。
這個問題，早為中外對馬可波羅學深有研究的學者所指出並解決了。約在1943年前後，西南聯合大學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題為《語言與歷史——附論〈馬可波羅游記〉的史料價值》的學術報告中就指出，馬可波羅在此章中所稱的Cenchu，應譯「千戶」，是官號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於Vanchu，應譯「萬戶」，不是王著，邵先生認為可能是阿合馬的同黨崔總管。總之，馬可波羅所指的兩個主謀人，一個是千戶官，一個是萬戶官，原文已說得很清楚，他並不知道這兩個主謀人的真名，漢譯者由於知道刺殺阿合馬的首領是王著，遂先入為主，用威妥瑪（T.Wade）譯漢音法，把 Vanchu 譯為王著，而另一個Cenchu，則《元史》並無其人，只能隨意而譯了。
外國學者解釋得更早。1927年，穆爾在題為《阿合馬伯羅之被殺》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確為千戶王著，Vanchu即萬戶，其人極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後伯希和更肯定其說。
由上可見，翻譯《馬可波羅行紀》，不僅是文字的轉譯問題，而是一項嚴肅而艱難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們不能要求漢譯者畢其功於一役，把書中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應在他們譯書的基礎上，作一些校勘、補注、考證等前人未竟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們已作了一些，以下分類述之。
順便提一下蒙文譯本。第一種是賽亞東根據李季的漢文譯本轉譯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種是葛爾樂朝克圖根據日本青木一夫所譯義大利拜內戴托發現的「Z寫本」譯為日文再轉譯為蒙文的。二書雖系一再轉譯之作，卻說明了我國對《馬可波羅游記》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