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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2-01-17 22:35:28

㈠ 中國有哪些名門望族

最典型的就是中古時期的五姓七望,即:崔、盧、鄭、王、李,其次是:韋、裴、柳、薛、楊、杜。
要詳細點了解,請看下文:
中國最後的貴族
中國歷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於東漢中期,亡覆於唐朝末年。於是,在一種感覺上認為:士族政治,從東漢,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隨著經濟上的「占田蔭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兩大特權的消失,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因為,就歷史事實看,中國士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為輝煌,一是兩晉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時,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相反,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這並非簡單意義上的「迴光返照」。
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漢族士人講求門第出身,這種影響波及胡人政權,以至於鮮卑建北魏,出於與漢人高門達成政治合作的考慮,亦極重視門第,在孝文帝時代,曾十分隆重地對漢人腹地——「山東」地區的士族進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這里的「山東」(崤山以東),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東、河北大部與河南。在時人眼裡,「山東士族」最高門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門了。排姓氏時,隴西李氏擔心不在尊位,故乘駝星夜赴洛陽,但到時「四姓高門」已定: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沒有隴西李氏。其實,在當時,隴西李氏亦十分顯貴,孝文帝定士族,隴西李氏(雖然當時其房支已內遷至「山東」各地)雖未列「四姓高門」,但其李寶一支亦被定為甲族,最終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盧、鄭、王名列「四姓高門」,與當時掌握重權的隴西李沖有密切關系:「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特別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沖的推薦。但王家的影響力在北魏時已減退,至唐時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故唐時新「四姓」已為崔、盧、李、鄭。
崔、李均有兩支,所以唐時「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中的哪兩支一直為後世所爭議。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響力低於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時起,清河崔氏開始趕超,因至北魏時出現崔宏、崔浩、崔鴻這樣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達到頂峰,一舉超越了博陵崔氏。當時,清河崔甗對范陽盧元明說:「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陵)崔(氏)、趙(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響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干為天下第一門戶,且整個唐朝,來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來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為士族之冠」。至於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在北魏時,前者的地位要高於後者,同是到了唐朝,後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時,趙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並肩前進:「(帝)納隴西李沖女為夫人,納崔、盧、鄭、王『四姓』女充後宮。趙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風。世言高華以五姓為首。」有唐一代,趙郡李氏更為顯赫,出宰相17人,於世家大族中為最多。博崔、趙李之榮盛,是依整個唐朝而綜觀的,若按傳統理解,唐初時的「崔、盧、李、鄭」,仍指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不過,由於自唐起博崔、趙李已正式成為超級豪門,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說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向,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實際上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中唐開始,人們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間仍有著極深的鴻溝。「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如按北魏以來的傳統,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為婚姻;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為婚姻;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婚姻,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世代婚姻,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為婚。於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屬以韋、裴、柳、薛為成員的「關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見其影響。貞觀中,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當時,太宗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於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後在太宗的干預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實際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東士族」時是極不自信的,因為同時皇室又自稱其祖出自隴西李氏且以此為榮。高宗時代,依舊打壓世家大族,並以法律的形式頒布禁婚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結果依舊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們互相為婚,反倒在無形中增加了這些大族的資本:「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他們不僅蔑視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雖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但受懷疑,且有胡化之風,不為崔盧所重)。唐文宗時,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為此文宗無語:「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為嚴重。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盛唐時,「五姓」在朝廷上並無絕對優勢。原因一是,當時建唐的功勛---「關隴軍事集團」仍有很大勢力;二是皇帝有意壓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但「安史之亂」後,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藉助於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比如滎陽鄭氏,盛唐時為宰相者難尋身影,而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任宰相的僅有2人,事變後進入中唐,則陸續有8人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與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系,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制度後,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考試中佔有特別的優勢。如范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量令人驚異。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藉助於家風與知識之厚。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
但無論是北魏時,還是唐朝時,天下士族,崔氏始終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時代,於中國北方,唯一可於之抗衡的是范陽盧氏,後來的「崔、盧、鄭、王」、「崔、盧、李、鄭」、「崔、盧、李、鄭、王」、「崔、盧、王、謝」,都是崔、盧排在前兩位。而鄭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終在「四姓」與「五姓」之內,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變化。綜觀「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與實力,以5分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趨勢,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趨勢,打4分(12位宰相);范陽盧氏呈中幅下降趨勢,打3分(9位宰相)。缺乏標桿人物與重臣;滎陽鄭氏呈中幅上升趨勢,打4分(13位宰相);隴西李氏呈持平趨勢,打4分(12位宰相);趙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趨勢,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趨勢,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時,雖在「五姓」,但作為郡望——「太原王氏」這幾個字的影響力有限,在整體上已大大次於崔、盧、鄭、李。原因除了缺乏標桿人物與重臣外,還有自北魏時起就家風不顯有關。
在唐時,次於「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韋氏(16位宰相)、河東裴氏(17位宰相)、河東柳氏(3位宰相)、河東薛氏(2位宰相)、弘農楊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個為「關中四姓」。而京兆韋氏更是「關隴集團」的重要核心成員;河東裴氏則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東晉南朝四大僑姓王、謝、袁、蕭中的一員,蘭陵蕭氏累世與隋唐皇室聯婚,而成為「關隴集團」的重要成員,作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貫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時上面諸姓之實力與名望,排名為京兆韋氏、河東裴氏、蘭陵蕭氏、京兆杜氏、弘農楊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

㈡ 中國五大電力集團四小豪門中廣核全稱叫什麼

中廣核:為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的簡稱,是我國唯一以核電為主業、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的清潔能源企業。1994年9月注冊成立,注冊資本102億元人民幣。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是由核心企業――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和20多家主要成員公司組成的國家特大型企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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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網路·郡望的由來和演變

「郡望」一詞,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圍內的名門大族。

秦漢以後,隨著家族的繁衍遷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緣論親疏的文化內涵逐漸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貴賤的內涵成了姓氏文化最為突出的特點。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並以此而別於其他的同姓族人。歷代的姓氏書中,其中有一類是以論地望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論》和南朝劉孝標的《世說新語》)。《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個姓氏前面註明了「郡望」。如魏晉至隋唐在我國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陽(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帶)盧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帶)崔氏,滎陽(今河南省鄭州一帶)鄭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帶)王氏。

「郡」是由春秋戰國到秦代幾百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行政區劃。春秋時,秦、晉、楚等國在邊地設縣,後逐漸在內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後,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面積較縣為大。戰國時在郡下設縣,逐漸形成縣統於郡的兩級行政區劃制。秦統一中國後,分全國為36郡,後增加到40多郡,郡下設縣。郡、縣長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權組織的一個部分。漢至隋唐繼承了秦代的郡縣制,但是具體的郡縣劃分有所不同。隋唐時代,往往州、郡的名稱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數時期稱「州」不稱「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作廢。

但「郡望」作為專指某些地域內某一名門望族的習慣用語,卻保留下來。並與門閥制度緊密相連,在封建社會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沿用不衰。

所謂門閥,亦即門第閥閱,指封建社會中世代顯貴,影響大,權威高的姓族家門。這些所謂「高門大姓」一般地說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則顯赫無比,十分威嚴,並世代傳承。有時官方尚作明確規定,宣稱某姓為望族大姓,甚至具體劃分姓族等級,確定門閥序列,各姓族權益地位不等,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始於西漢,漢代劉氏皇族引經據典,論證其為帝堯之後,是高貴的血統,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西漢末年,王莽篡位,亦製造輿論,說王氏出於帝舜,他也是天生註定要當皇帝的,並用法律手段公開宣稱他們的王姓,是天下最高的望族大姓。

東漢時期,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親屬往往高官厚祿,數世不衰,如弘農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陽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望族。他們在社會上的勢力和聲望累代延續,各以門第自詡,互相標榜,組合成一種具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權利的社會集團。魏晉南北朝時,這些世家大族被稱為「大姓」、「高門」、「士族」、「著姓」、「冠族」、「右姓」。高門望族的子孫即便遷徙外地,習慣上仍舉原籍或始祖發祥地的郡名作為標志,後世稱之為「郡望」。

由於某一姓氏的姓源或發樣、聚集、變遷之地非止一處,於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以區別主從及尊卑。如趙姓有天水、南陽、金城、下邳四望,以天水趙最為尊榮。李氏有隴西、趙郡兩望,以隴西李為顯貴。而王姓由於姓源支脈繁多,分布廣泛,郡望多達二十一望,其中以太原王、琅琊王最為著稱。這樣郡望成為區別宗支派系、親疏、尊卑的一種重要標志,後世有關姓氏研究的著述,均把郡望列為主要內容,詳加考辨。

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財產,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但總的說來,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

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據門閥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採納鄉里輿論,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其結果便是只論門閥家世,不論才行品德。出身於名門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無才無德,總被列為上品優先入仕,得授清貴之職,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力,同時還左右朝政,國家法令又明文規定士族有蔭族、襲爵、免役等多種特權。士、庶之間有嚴格的區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士族自視甚高,不與庶族通婚。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稱為「婚宦失類」,是十分恥辱的事,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

在門閥制度下,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團中不同郡望、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梁」,有令、仆(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制度,載錄門第、區別族系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制度,不僅在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准則習俗。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里,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

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定,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級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在編修姓氏書時,也明文規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面干涉,改李姓為第一,外戚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武則天執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

唐時,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並稱「五姓七族」,門第最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門第。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也遭到拒絕。

最能說明姓氏貴賤,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當數宋朝編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當然位居榜首,錢為吳越王之姓,其餘六姓為皇後外戚之姓。

在門閥制度下,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以至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面坐次亦明確有別,西晉文學家左思在《詠史》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象做了尖銳的批評,詩曰:「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草。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磾和張安世,他們的後代憑著祖先的世業,七代為漢室高官。而奇偉多才的馮唐(即詩中之「馮公」)卻因出身微門,竟一生屈於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姓氏延續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展繁衍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歷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個郡望,說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根」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時期實行開科取士,任官選吏不爭論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權,但卻產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親貴和功臣元勛,即新的士族集團。到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取消,《百家姓》中所標明的「郡望」,乃是沿襲魏晉至隋唐時期所形成的名門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於長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以郡望標注姓氏的習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禎《池北偶談》雲:「唐人好標望族,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志之文亦然。」這里王氏說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由於唐代士人好標郡望、多題郡望,以致官方修史亦不詳細考辨人物之家鄉籍貫,而姑且題署郡望了事,時風所在,竟成為所謂修史之「原則」,造成了歷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制頗為不滿,他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的時候,因為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竟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隴西成紀人」(事見《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標,比如,劉攽有兩種著作分別題為《彭城集》和《中山詩話》,這里,彭城和中山均為劉氏郡望,並非其人籍貫,劉攽之籍貫在臨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鉉本是廬州人,卻自題郡望曰「吳興」。

明清時人也不乏標識郡望之例。如,明代鄭真本是浙江鄞縣人,其別集卻題為《滎陽外史集》,滎陽者,鄭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蘇州人,卻自題郡望曰「河東」。

郡望現象到現在尚不絕跡,歸因於人們的尋根念祖的觀念意識。現在人們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特別是現代寓居異國他鄉的華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譜視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來聯宗認親。據資料統計,在當今台灣2200萬人口中,漢族佔96.4%以上,幾乎每一個姓氏都保留著傳統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對故土先人的眷戀之情。台灣同胞每遇紅白之事,多在門前懸掛標有郡望的燈籠,以示世人。尤其近年來隨著全球尋根熱的興起,海外炎黃子孫紛紛歸國,族游觀先,尋根問祖。姓氏郡望成為他們追尋家世淵源,謁祖朝宗的重要依據。「姓氏郡望」這一傳統的歷史文化遺產,在團結海內外炎黃子孫,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等方面,仍具有現實的意義。
參考資料:作者:哈哈兒轉貼自:惡人谷珠樓|www.fpe95.com點擊數: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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