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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誰知道闖入一大會場的那個密探是誰
巡捕程子卿.
1921年7月30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石庫門房子里秘密舉行閉幕式,一個陌生男子突然闖入。一大代表立即緊急疏散。就在代表們剛剛散去不久,那個陌生人就帶著一群法國巡捕前來搜查。
這個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果真是密探嗎?他究竟是誰?
密探突然闖入,馬林當機立斷
當時,出席中共一大閉幕式的總共有十四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沒有出席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兩人。
當事人後來在各自的回憶錄中這樣回憶那個陌生人:
包惠僧回憶他「穿灰色竹布長褂」;
李達說是「不速之客」;張國燾說是「陌生人」;陳公博說是「面目可疑的人」;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
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
———這便是留存在當時目擊者們腦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沒有更詳盡的文字記錄了。
由於沒有詳細的線索,多少年來一直沒有查清這個闖入中共一大會場的密探。
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筆者查清了這一歷史謎案。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上的「李公館」舉行。「李公館」是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的住所。1921年春,三十九歲的李書城租下這里兩幢房子,即108號與106號。他把兩幢房子打通,李書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號樓上,而他的弟弟李漢俊則住在106號樓上。不久,李書城帶著警衛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裡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務。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他和李達一起負責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李漢俊說,他家房子大,可供開會之用。這樣,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館底樓的餐廳里舉行。
7月30日夜幕降臨之後,李公館餐廳里又聚集了許多人。馬林來了,尼科爾斯基也來了。周佛海沒有來,據說他忽然腹瀉,只好獨自躺在離此不遠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處———博文女校。
8點多,代表們剛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定,馬林正准備講話。這時,從那扇虛掩的後門,忽然進來一個陌生面孔、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闖入餐廳,朝屋裡環視了一周。李漢俊發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那人隨口答道。
「這兒哪有社聯的?哪有什麼王主席?」李漢俊頗為詫異。「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了哈腰,一邊匆匆朝後退出。
馬林的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麼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復。
「砰」的一聲,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立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一聽,馬上站了起來,李漢俊領著大家分別從前門走出李公館。平日,李公館的前門是緊閉的,這時悄然打開……
李公館遭搜查,幸而「共產黨組織大綱」安然無恙
在不速之客走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緊急疏散,唯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留在那裡沒有走。李漢俊帶著陳公博上了樓,坐在他的書房裡。
陳公博不走,據他在《寒風集》中自雲:「我本來性格是硬綳綳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為難,現在有了警報又張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著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麼國燾對他有這樣的惡感……」
此後的情景,唯有在場的李漢俊和陳公博親歷。李漢俊死得早,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陳公博倒是寫過兩篇回憶文章。
陳公博寫的第一篇回憶文章,是中共黨史專家李俊臣所發現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發生這一事件後十來天內寫的。除了因在《新青年》雜志上公開發表而不得不採取一些隱語之外,所憶事實當是准確的: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鍾頭。……那個偵探告訴我,他實是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裡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思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
後來,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又補充了一個重要的情節: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里的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密探們仔仔細細搜查李公館,陳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煙。他竟把整整一聽長城牌四十八支煙卷全部吸光!
破解歷史之謎,巡捕程子卿浮出水面
密探為什麼會突然闖入中共一大會場呢?
經過中共黨史專家的查證,是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馬林,這個來頭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被捕又獲釋之後,成了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標。
馬林在1921年4月動身來華。因為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
到上海之後,密探們更是把馬林的行蹤查得清楚、准確,並記錄在案。7月23日當晚,馬林來李公館時就已經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然而那個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誰?1926年進入法國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先生說,他聽上司程子卿講起過1921年搜查李公館的情況。
薛耕莘回憶說,那是20世紀30年代末的時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館搜查———當時只知道一個外國的「赤色分子」在那裡召集會議。首先進入李公館偵查的便是程子卿!
薛耕莘說,程子卿是鎮江人,生於1885年,讀過三年私塾,後來在鎮江米店當學徒。
在1900年前後,程子卿從鎮江到上海謀生,在十六鋪碼頭做搬運工。他在那裡結識上海幫會頭子黃金榮,結拜為幫,人稱「黃老大」(黃金榮)、「丁老二」(丁順華)、「程老三」(程子卿)。又因為他的皮膚黝黑,綽號叫「黑皮子卿」,屬青幫的「悟」字輩人物。
1905年,經黃金榮介紹,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
程子卿連法語都不會講,怎麼會進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來,在米店裡不斷地拎米包,他練就了過人的臂力,這正是巡捕捕人時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後來升為刑事科的政治組探長。這個政治組專門處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組長為法國人薩而禮。隨著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斷增多,這個政治組後來擴大為政治部,程子卿擔任政治部主任。
薛先生有個習慣,凡重要的見聞,必定記錄於筆記本。他和程子卿當時的談話,亦被他記於本子上。新中國成立後,薛先生曾被捕入獄,筆記本被收繳。那個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關檔案部門保存。
薛先生說,身為法租界的華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樣,處於法國領事館、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勢力的夾縫中。
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時也為共產黨、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國民黨內右翼分子的不滿。1931年至1936年間,程子卿曾先後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後兩次還附有子彈。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匯路打浦橋附近遇刺未中。此後,程子卿上下班時,法租界巡捕房派員護送,前後達半年之久,直到抗戰爆發,才得以平安度過。
薛先生說,新中國成立後,程子卿意識到可能被捕,求助於宋慶齡。那是因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時,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黨員被捕,經宋慶齡等向他「疏通」而獲釋。這樣,宋慶齡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程子卿也就沒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於上海建國中路家中。
薛先生因為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裡的法文檔案,例如政治性案件歸在「S」類,捕人報告歸在「R」類。關於搜查中共一大會場的情況,可能會在法租界巡捕房當年的「S」或「R」類檔案中查到准確的原始記錄。
子夜緊急決定,李達夫人提議改赴南湖
在法國警察和密探們離去之後,陳公博才呷了幾口清茶,忽地又聞樓梯響,陡地一驚,以為警察和密探殺「回馬槍」。抬頭一看,只見從樓梯上來一個人———包惠僧!
原來,在馬林下了緊急疏散令之後,包惠僧和代表們走出李公館,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兒早已被密探們所監視。於是拐入漁陽里,走進二號———當時住著陳獨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達夫婦。在那裡等了兩個鍾頭,看看外面沒有異樣動靜,包惠僧便自告奮勇,前來看看。
「法國巡捕剛走。此非善地,你我還是趕快走吧!」陳公博簡單地向包惠僧介紹了剛才驚險的一幕之後,對他說道。
於是,包惠僧先走。李漢俊叮囑道:「你還是多繞幾個圈子再回宿舍,防著還有包打聽盯梢!」
包惠僧點了點頭,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館不遠,正巧遇上一輛黃包車,便跳了上去,在外繞了一大圈才步入漁陽里,來到了二號。已是午夜時分,李達家中還亮著燈光。一進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著包惠僧———因為漁陽里離李公館並不遠,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時未返,大家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述說了李公館的遭遇,果真是法國巡警出動,大家無不佩服馬林的高度警覺。只是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離開了李公館之後,怕甩不掉跟蹤者,未敢到漁陽里來,在上海城裡兜了幾個圈子,各回自己的住處了。
「我們要換一個地方開會。最好是離開上海,躲開法國巡捕。」李達說道。
代表們都贊同李達的意見。可是,離開上海,上哪兒去開會呢?
周佛海提議去杭州西湖開會。他原本因腹瀉未去李公館,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樓上。將近午夜,忽聽有人上樓,睜眼一看是毛澤東。經毛澤東一說,他才知李公館遭到了麻煩。「走,我們一起到李達家去商量。」周佛海這時腹瀉已好了些,便與毛澤東一起朝漁陽里二號走去……
不約而同,大多數代表都聚集在這里。
「我倒有一個主意。」坐在李達旁邊的王會悟聽了周佛海的話,開口了。王會悟不是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達的得力助手。「我是浙江桐鄉縣人,緊挨著嘉興。我在嘉興師范學校讀過書,對嘉興很熟悉。嘉興有個南湖,離火車站很近,湖上有遊船可以租。從上海到嘉興,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條船,在船上開會,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經王會悟這么一說,代表們都覺得是個好主意。
「從上海開往南方的火車,都要路過嘉興。」王會悟說,「最好是坐早上7點35分從上海開出的快車,10點25分就可以到達嘉興。另外,上午9點、10點,各有一趟慢車,不過到了嘉興,就要中午以後了。另外,下午2點50分,還有一趟特快。坐這趟車的話,得在嘉興過夜。」經王會悟這「老土地」一說,代表們心中有數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點35分這趟快車,當天來回。」李達說,「現在,我們的會議已經被法國巡捕注意,形勢緊張,事不宜遲,以早開早散為好。」
李達的意見,得到代表們的一致贊同。
考慮到馬林、尼科爾斯基是外國人,一上火車很惹人注意,代表們決定不請他們去嘉興。
李漢俊是李公館的主人,正受到密探們的嚴密監視,也就不請他去嘉興了。
陳公博說,當天夜裡大東旅社突然響起槍聲,發生兇殺案,使他再度受驚,決定不去嘉興……
7月31日早上7點35分,一列快車從上海北站駛出,朝南進發。
在各節車廂里,散坐著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們。只是他們彷彿互不相識,各自獨坐。到達嘉興之後,王會悟安頓代表們在鴛湖旅館內開了房間,洗了臉,吃個粽子,暫且歇息,然後便請鴛湖旅館賬房先生代訂畫舫。
王會悟還特意要了一桌酒席,借了兩副麻將。
訂好畫舫,代表們在「導游小姐」王會悟的帶領下,來到了湖邊碼頭。代表們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來回擺渡,把代表們送上一艘中號的畫舫……□摘自《講述》2007年第九期葉永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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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程子卿的成長經歷
1905年,經黃金榮介紹,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後來升為刑事科的政治組探長。這個政治組專門處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組長為法國人薩而禮。隨著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斷增多,這個政治組後來擴大為政治部,程子卿擔任政治部主任。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時也為共產黨、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國民黨內右翼分子的不滿。1931年至1936年間,程子卿曾先後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後兩次還附有子彈。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匯路打浦橋附近遇刺未中。此後,程子卿上下班時,法租界巡捕房派員護送,前後達半年之久,直到抗戰爆發,才得以平安度過。新中國成立後,程子卿意識到可能被捕,求助於宋慶齡。那是因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時,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黨員被捕,經宋慶齡等向他「疏通」而獲釋。這樣,宋慶齡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程子卿也就沒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於上海建國中路家中。
按說程子卿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闖入中國共產黨一次代表大會的事情卻使他在歷史上出了名。
1921年7月30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石庫門房子里秘密舉行閉幕式,一個陌生男子突然闖入。一大代表立即緊急疏散。就在代表們剛剛散去不久,那個陌生人就帶著一群法國巡捕前來搜查。當時,出席中共一大閉幕式的總共有十四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沒有出席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兩人。當事人後來在各自的回憶錄中這樣回憶那個陌生人:包惠僧回憶他「穿灰色竹布長褂」;李達說是「不速之客」;張國燾說是「陌生人」;陳公博說是「面目可疑的人」;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
一大代表遇險記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上的「李公館」舉行。「李公館」是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的住所。1921年春,三十九歲的李書城租下這里兩幢房子,即108號與106號。他把兩幢房子打通,李書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號樓上,而他的弟弟李漢俊則住在106號樓上。
不久,李書城帶著警衛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裡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務。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他和李達一起負責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李漢俊說,他家房子大,可供開會之用。
這樣,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館底樓的餐廳里舉行。
7月30日夜幕降臨之後,李公館餐廳里又聚集了許多人。馬林來了,尼科爾斯基也來了。周佛海沒有來,據說他忽然腹瀉,只好獨自躺在離此不遠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處———博文女校。
8點多,代表們剛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定,馬林正准備講話。這時,從那扇虛掩的後門,忽然進來一個陌生面孔、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闖入餐廳,朝屋裡環視了一周。李漢俊發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那人隨口答道。
「這兒哪有社聯的?哪有什麼王主席?」李漢俊頗為詫異。「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了哈腰,一邊匆匆朝後退出。
馬林的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麼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復。
「砰」的一聲,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立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一聽,馬上站了起來,李漢俊領著大家分別從前門走出李公館。平日,李公館的前門是緊閉的,這時悄然打開……
在不速之客走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緊急疏散,唯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留在那裡沒有走。李漢俊帶著陳公博上了樓,坐在他的書房裡。
陳公博不走,據他在《寒風集》中自雲:「我本來性格是硬綳綳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為難,現在有了警報又張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著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麼國燾對他有這樣的惡感……」
此後的情景,唯有在場的李漢俊和陳公博親歷。李漢俊死得早,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陳公博倒是寫過兩篇回憶文章。
陳公博寫的第一篇回憶文章,是中共黨史專家李俊臣所發現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發生這一事件後十來天內寫的。除了因在《新青年》雜志上公開發表而不得不採取一些隱語之外,所憶事實當是准確的: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鍾頭。
……那個偵探告訴我,他實是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裡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思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
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
後來,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又補充了一個重要的情節: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里的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密探們仔仔細細搜查李公館,陳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煙。他竟把整整一聽長城牌四十八支煙卷全部吸光!
密探為什麼會突然闖入中共一大會場呢?經過中共黨史專家的查證,是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馬林,這個來頭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被捕又獲釋之後,成了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標。馬林在1921年4月動身來華。因為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
到上海之後,密探們更是把馬林的行蹤查得清楚、准確,並記錄在案。7月23日當晚,馬林來李公館時就已經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進入李公館偵查的便是前文所提及的程子卿!由於程子卿的闖入,中共一大移至嘉興南湖召開了最後一天的會議......
最終的結局
1949年程子卿知道自己逃不出人民的手心,就給宋慶齡寫信求救。宋慶齡接到這封信之後,將程子卿在上海如何幫助她營救革命人士的事情詳細的向毛澤東做了闡述。根據當時處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則,對程子卿進行了寬大處理——未予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