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投資

1. 基礎設施投資特徵是什麼

特徵:具有所謂「乘數效應」，即能帶來幾倍於投資額的社會總需求回和國民收入。一個國家或答地區的基礎設施是否完善，是其經濟是否可以長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基礎設施投資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所需要的基本消費服務，能夠為社區提供用於改善不利的外部環境的服務等基本設施建設的投資。

(1)基礎設施投資擴展閱讀:

當前，為了應對由於全球性金融危機及國內諸多因素造成的經濟下滑的巨大風險，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投資的經濟刺激計劃，「四萬億」經濟刺激預計每年拉動經濟增長約1個百分點；

其中近一半資金投向交通基礎設施和城鄉電網建設，這不僅可以使中國加快擺脫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作用，還可以擴大內需，刺激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消費的增長。

配合中央政府的計劃，全國各省市政府紛紛以基礎建設項目為重點，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2008年全社會總投資將超過16萬億元。

2. 請舉例說明財政支出中哪些屬於基礎設施投資項目

財政支出用於基礎設施的包括修建的公共道路，包括一些農業基礎設施等等。

3. 基礎設施的投資方式有哪些

當前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模式主要有dbfo（設計-承建-投資-運營）、tot（轉讓-經營-移交）、bot（建設-經營-移交）三種模式，另外還有一種ppp（公私合夥制）模式主要是前三種模式的綜合用，不是一種單純的經營模式。
1.dbfo模式，設計一建設一融資一經營模式是指從項目的設計開始就特許給某一機構進行，直到項目經營期收回投資和取得投資效益。它一般是一份長期合同，合同期在25-30年之間。
2.tot是英文transfer-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移交——經營——移交。tot方式是國際上較為流行的一種項目融資方式，通常是指政府部門或國有企業將建設好的項目的一定期限的產權或經營權，有償轉讓給投資人，由其進行運營管理；投資人在約定的期限內通過經營收回全部投資並得到合理的回報，雙方合約期滿之後，投資人再將該項目交還政府部門或原企業的一種融資方式。
3.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是私營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方式。中國一般稱之為「特許權」，是指政府部門就某個基礎設施項目與私人企業（項目公司）簽訂特許權協議，授予簽約方的私人企業（包括外國企業）來承擔該項目的投資、融資、建設和維護，在協議規定的特許期限內，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潤。政府對這一基礎設施有監督權，調控權，特許期滿，簽約方的私人企業將該基礎設施無償或有償移交給政府部門。
此外，還有根據這三種模式簡化出來的bt模式以及三者綜合的ppp模式，但操作原理不外乎這三種基本情況。

4. 基礎設施投資的介紹

隨著專項債和資本金管理兩項財政逆周期政策的落實，基建項目融資能力將顯著提高，2020年基建投資增速有望明顯回升。在政策多措並舉打破基建投資瓶頸的宏觀環境下，市場熱情也將持續高漲，當前市場對周期板塊的高度關注便是最好例證。

展望2020，基建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以「鐵公基」為代表的傳統基建，以及「基建補短板」、「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中長期項目都有望提振經濟。當然，在大幅「加力」之外，繼續「提效」仍然是基建發展重點，補齊投資短板、提高投資效益，應是下一階段逆周期調節加力的重點。

經濟下行壓力之下，當前基建投資受地方財力不足和嚴控隱性債務制約較大。提前下發專項債和降低項目資本金比例，有助於基建項目擴大投資規模，強化逆周期調節。當然，被寄予厚望的基建投資能否贏回市場期望，仍有待政策及時落地、配套措施精準實施。

5.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風險有多大

「一帶一路」戰略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具體包括：一是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盪不穩；二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四是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五是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
「一帶一路」戰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踐行區域合作共贏與全球協商共治的宏偉戰略，其願景藍圖非常美好，已經贏得了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也必將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進沿線國家人民的福祉，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但是，「一帶一路」戰略也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一是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盪不穩。「一帶一路」所涉國家大多是處於政治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度體制上存在巨大差異，既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實行西方式政黨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實行君主政體的阿拉伯國家等，特別是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國內政治形勢復雜，政局變化頻繁，政策變動性大，甚至內戰沖突不斷。而「一帶一路」實施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有關合作國家的政策政治穩定和對華關系狀況。兩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治風險。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還可能出於自身政治目的誤解或歪曲「一帶一路」戰略，借機煽動新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擴張論」，蓄意阻撓「一帶一路」建設。近年來，中國在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敘利亞等國家遭遇的投資困境和風險損失值得高度重視。
二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一帶一路」聯通亞歐非三大陸，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歐洲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經濟體，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極為不同。有些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市場發育程度較高，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為企業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也有一些國家市場封閉，進入難度大，增加了企業投資評估的復雜性，制約了建設成果的合作共享。「一帶一路」從滿足沿線國家的發展需求出發，降低了經濟合作的門檻，一方面有利於沿線國家和企業的廣泛參與，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參與國和企業主體在合作規則認知與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此外，盡管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並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的優勢，以優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線有關項目建設，但中國單方面畢竟實力資源有限，也面臨著攤子大、後勁不足等風險。
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帶一路」涵蓋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大多數國家民族眾多，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並存，一些宗教內部還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間的歷史紛爭復雜，增加了沿線各國合作的難度。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活動猖獗，地區局勢長期動盪不安。這些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的凸顯，既惡化了當地投資環境，威脅企業人員和設備安全，也可能借「一帶一路」建設開放之機擴散和滲透到中國國內，甚至與國內不法分子內外勾連、相互借重，破壞中國安定的國內社會環境，對「一帶一路」戰略及沿線工程建設構成嚴峻挑戰。
四是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由於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的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文明豐富多元，既有中國、印度等東方傳統國家，也有西方傳統國家，既有俄羅斯、土耳其等「歐亞國家」，還有新加坡等東西文化交融的國家。國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種程度上塑造國家對利益的認知，從而影響著國家行為和內外政策選擇。「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領域廣，沿線國家在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對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現出差異性。沿線國家特別是大國從精英到民眾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知、理解不盡相同，對中國戰略意圖的不信任與猜忌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面臨的重要風險。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等沿線地區部分國家圍繞有關領土、領海主權爭端的不穩定因素短期內無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戰略實施區域外因素的干擾，不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發沿線國家更多的安全疑慮，甚至還會引爆局部的地緣沖突。
五是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雖然中國政府頒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但「一帶一路」戰略的長遠規劃還有待完善和細化，特別是有關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的談判協商還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相關國家的實質性對接與具體合作還沒有全面展開。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局限，中國政府在有效供給與推行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上和經驗上還需要更多實踐；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和跨國經營管理、大范圍國際拓展的經驗也不足，在配合戰略實施的國際化專業人才的培養和相關核心技術的輸出上還存在較大缺口，適應「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和對外大開放所需要的國民的文明法制素養、市場誠信意識等均有待提升。

6. 中國用50萬億投資新基建，它能給我們帶來什麼

在我國的快速發展下，我國技術是越來越成熟的，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基建等方面的技術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技術也是越來越成熟的，如今在中國可以看到很多了不起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建設也拿下了多個世界之最，就連外國人看到後都對我國稱贊不已，西方媒體還因此稱呼我國為“基建狂魔”，而我國的基建技術在世界上也是遙遙領先的。

我國的發展依然在不斷向前進步，但是由於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打破了人們的生活節奏，人們的生活不得不按下暫停鍵，疫情期間人們都待在家裡，不外出，很多行業都處於停工狀態，國家的經濟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為了加速經濟的發展，我國決定加快新基建的進展步伐，新基建的建設一定會在很大程度上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

其實在2018年我國就提出了新基建的概念，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新定義了基礎設施建設，把5G、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定義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新基建與先前我們理解的基建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新基建的內容有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涉及諸多產業鏈。

新基建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路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

在2020年我國對新基建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要以整體優化、協同融合為導向，統籌存量和增量、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發展，打造集約高效、經濟適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另外在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提出，加快5G網路、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除了5G基站建設、人工智慧以外，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這五大領域也會在很大的程度上帶動國家的經濟，人們的生活水平也被極大地提高，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都會提高人們生活的效率，相信在新基建的推動下，我國的經濟發展一定會越來越繁榮。

那麼大家對於這件事情還有什麼想說的呢？歡迎大家在評論區里留言。

7. 基礎設施投資支出有何特點,其提供方式有哪些

基礎設施是抄處在「上游襲」的產業部門，基礎設施投資是一種「社會先行資本」。它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構成其他部門(也包括本部門)必需的投入品和服務，如供電、供水、道路和交通等等。基礎設施在產業鎖鏈中屬於這樣一類產業，即當基礎產業、加工工業和服務業發展時，一般要求適度加大基礎設施投資，要求基礎設施的適度超前發展。從價值構成上分析，基礎設施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構成其他部門產品成本的組成部分，因而它們的價格變動具有很強的連鎖效應，會引起整個產業成本的波動。從我國的實踐來看，基礎設施投資的提供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1、政府籌資建設，或免費提供，或收取使用費。2、私人出資、定期收費補償成本並適當盈利，或地方主管部門籌資、定期收費補償成本。如：貸款修路，收費還貸。3、政府與民間共同投資的提供方式。4、政府投資，法人團體經營運作；等等。

8. 基礎設施投資特徵是什麼

特徵:具有所謂「乘抄數效應」，即能帶來幾倍於投資額的社會總需求和國民收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基礎設施是否完善，是其經濟是否可以長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基礎設施投資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所需要的基本消費服務，能夠為社區提供用於改善不利的外部環境的服務等基本設施建設的投資。

(8)基礎設施投資擴展閱讀:

當前，為了應對由於全球性金融危機及國內諸多因素造成的經濟下滑的巨大風險，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投資的經濟刺激計劃，「四萬億」經濟刺激預計每年拉動經濟增長約1個百分點；

其中近一半資金投向交通基礎設施和城鄉電網建設，這不僅可以使中國加快擺脫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作用，還可以擴大內需，刺激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消費的增長。

配合中央政府的計劃，全國各省市政府紛紛以基礎建設項目為重點，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2008年全社會總投資將超過16萬億元。

9. 從財政政策類型角度談談你對中國現階段財政基礎設施投資的看法，急急急急！

擴大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既是醫治經濟緊縮的救急良葯，也是積累長期經濟增長後勁的有效舉措。但是，財政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也有一個優化和合理選擇的問題。本文認為，只有在投資領域、融資方式與體制等方面進行科學地選擇與安排，才能實現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最大經濟效益與社會福利後果。我國經濟發展的指標顯示，進入90年代中期，國民經濟已開始從短缺經濟轉為結構性的過剩經濟。為了拉動經濟增長，擴大投資、啟動內需的需求治理政策便成為宏觀調控的主旋律。1998年下半年以來，我國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即通過擴大政府公共投資來增加投資需求，帶動消費需求的增長，目前已初見成效。但是，由於我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欠帳太多，加之投資體制改革的滯後，現有的投資仍不能為日益增大的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提供有效的供給。在現有的財政投資中，由於我們對財政職能的轉換方面的理論積累相對薄弱，實踐中仍不能抵禦舊體制的慣性沖擊，使投資不能產生理想的預期經濟效益。因此從理論上探討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亟待解決的問題，將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試從這方面提出自己初淺的看法。一、財政投資基礎設施產業最適領域的界定和行業選擇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最適領域的界定和行業選擇，是首先應解決的問題。過去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只有單一的政府投資渠道。無論是新增的基礎設施投資，還是對原有基礎設施的更新改造，都完全由財政撥款來滿足。這種投資體制，一方面造成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匱乏，財政枯竭，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礎設施有效供給的嚴重不足和有效需求日益增長的尖銳矛盾，使得反映我國基礎設施擁有水平的許多指標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如人均發電量只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人均擁有道路面積只是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平均污水處理率只有10%，電話的普及率也很低。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的基礎設施產業欠帳較多，它在未來需要有個大發展，以滿足國民經濟增長的需要。可是，政府的財力又十分有限。根據聯合國的推薦，基礎設施投資額佔GDP的比重應為3－5%，而我國在1953－1983年這一比重僅為0.37%，近幾年也只有2%。目前，在財政還要承擔大量的體制改革成本的條件下，基礎設施建設完全依靠財政增加投資來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是很難辦到的。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一方面必須擴大投資渠道，使投資主體多元化。另一方面，更要優化投資結構。由於基礎設施產業的特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未來財政投資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領域，但不能是全部。因此，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益，這首先就需要明確界定財政投資基礎設施的最適領域。一般地說，基礎設施產業按照其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程度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完全不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純公共產品生產領域，如電力傳輸、有線通訊、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統、城市街道照明和綠化系統、環衛環保和防災系統。這些產品生產的增加，並不引起邊際成本的增加，其個人使用也並不排除他人的使用。二是具有完全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產品。如出租汽車，無線傳呼等。三是具有不完全競爭性和排他性的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如一座橋梁，在不過分擁擠的條件下，增加一輛車的通行並不增加邊際成本，故具有非競爭性，但要阻止輛通行設一個崗就可以做到，所以又具有排他性。有的物品具有競爭性而不具有排化性，如私人建造一座花園，即使設置圍牆，也不能排除路人聞到花香並享受凈化空氣的好處。上述三類物品，因性質不同，提供方式和途徑也不大一樣。私人物品可完全由市場提供。因為市場交換要求客體的可分割性和利益邊界的精確性，而私人物品具備了這個要求，因此完全可以通過市場的交換來提供。而公共產品，它的需求和消費是公共的或集合的，其享用一般是不可分割和無法量化的，利益邊界也無法精確計算。假如由市場來提供，每個消費者都不會自願掏錢去購買。可見，市場只適合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務，對提供公共物品是失效的。所以對純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投資的最適領域。至於混合的物品，它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雙重性質，可以採取公共提供的方式，也可以採取混合提供的方式。最終採取哪種提供方式，取決於稅收成本和稅收效率損失同收費成本和收費效率損失的對比，即通過成本收益分析來解決。綜上分析可知，對於生產和銷售純公共產品的基礎設施領域，必須由財政投資來發展。因為這些產品不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公眾不可能且不應該通過生產交換來獲得，而只能通過政府安排支出來滿足。對財政投資基礎設施最適領域的確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施時，不至於發生「擠出效應」，保證對基礎設施投資的不斷增長。實際上在1998年下半年，啟動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也發生了一些「擠出效應」，主要是財政政策擴張時，適當的投資領域界定不清，項目預備不充分，出現了搶項目的情況，擠出了一部分外資預備投資和地方政府自籌的項目。對於純粹的私人產品的基礎設施領域，原則上財政要退出，完全由市場提供。至於一些准公共產品的生產領域，根據我國的目前情況仍然要保證適度的財政投資。這些領域可以採取三種投資方式:一是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採取社會化的投資形式，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財政可採取參股的形式投資。二是可以利用外資，以優惠的政策吸引外商對基礎設施投資，對微利和投資回收期較長的項目，財政可通過貼息和風險擔保形式投資，以提高投資人的投資回報率和減少風險。三是在條件成熟時，鼓勵保險基金和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公共基礎設施，財政可在稅收等方面給予支持。財政對這些准公共產品的投資形式，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二、財政投資基礎設施產業最佳資金來源和投資方式選擇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財政作為計劃資源配置的重要部門，承擔了大量的經濟建設的支出，其中也包括了全部的基礎設施投資支出，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高達30%以上，由於當時財政收入主要是來自稅收和國企的利潤上繳，沒有債務收入，因而基礎設施的投資直接反映在國家預算中的經濟支出項目上。改革開放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國家開始對國有企業實行放權讓利，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開始下降，1996年已下降到11.57%的最低點。另一個變化是國家為了適應經濟發展和實現體制的轉軌，開始建立了國債制度。1981年開始發行國債，到1998年底內債余額已達7，100億元，預計2000年可達11，311億元。因此，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和形式也必然發生變化。一般地說，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應包括:財政資金、銀行的信貸資金、外資和向社會集資。就財政資金來說，可有預算內、預算外和國債資。下面，我們重點分析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最佳資金來源與形式。對於生產和銷售純公共產品的基礎設施領域，必須採取財政預算內的直接支出形式，它的資金來源應主要是稅收和規費收入。這種資金來源具有強制性和無償性，與純公共產品提供的性質是相吻合的。因為征稅雖然是可以精確計量的，但公共產品的享用是無法量化的。所以，納稅人的負擔與純公共物品的使用之間的關系缺乏精確的經濟依據，使得這類產品的生產成本只能通過國家稅收收入來彌補，免費向社會提供。對於大多數准公共物品的投資要採取多元化的投資方式。財政投資的重點是為基礎設施提供基礎條件的部門，其最適的資金來源是國債資金。因為國債資金也是國家可支配的資金，毫無疑問應該投向那些私人無力承擔或不願意承提的公共工程項目。但國債資金又與其他財政收入在性質上不同，是以償還和付息為條件的。假如將它投到那些完全無法收回成本的純公共產品項目上，勢必造成國家未來償還債務的壓力，很可能使國債資金陷入借新還舊的不良循環之中，國債資金的這種投向即不符合還本付息的使用原則，也不能使其發揮調節經濟的作用。我國目前財政對國債的依存度較大，1997年當年的發行額佔中心財政支出的比重達70%以上，還本付息佔中心財政收入的比重也達26.9%，因此必須考慮國債的投資收益。實際上1995年底，我國國債余額的3，300億中的80%是投在財政性的建設領域，主要是這些准公共產品的生產領域。1998年下半年，財政對四家商業銀行增發的1，000億特種國債也全部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由於我國目前國債余額還僅僅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今後，國債發行還有很大的潛力，因此，要很好的探索國債的最佳投資領域，建立合理的國債結構，既包括期限結構，又包括收益結構，安排好盈利、微利和無利項目的投資比例。建議國家可考慮建立基礎設施建設專項國債基金，專門用於准公共產品生產領域的投資，這樣既保證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的不斷增長，又使國債資金運行於良性循環之中。財政投資基礎設施可以採取多種形式。純公共產品生產領域，可採取直接投資的形式。而准公共產品領域可採取間接投資形式，這些形式包括財政資金的參股和控股形式，財政貼息，對各種基礎設施項目的風險擔保和補償。這些間接的形式，可以用較少的財政資金支持和推動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三、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治理體制的改革和投資效率的提高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最適領域是私人不願意和無力投資的純公共產品和准公共產品生產領域，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的投資可以不計成本，不講效率，非凡是用國債資金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還要考慮增殖性問題，以保證到期償還。因此，必須改革現有的基礎設施治理體制，提高投資效率。具體地說，應注重解決以下幾個問題:1、改革基礎設施企業的經營方式，建立內在的激勵機制。過去，政府擁有和經營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其理由是它的生產經營特點和涉及到的公共利益需要國家壟斷。這種經營方式和治理體制，使得基礎設施的提供者缺乏內在的激勵機制和外在的競爭壓力。投入產出不需核算，使用者的滿足程度無需顧及，經營效率低下，服務質量不高。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負責提供基礎設施的企業沒有為其順利運營所必需的生產經營和財務上的自主權。因此，必須在組織上和治理體制上進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生產和經營基礎設施的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使其經營方式多元化，運營原則商業化。對生產純公共產品的基礎設施企業，可以繼續採取國有國營的方式。因為這些部門投資額大，回收期長，累積了大量的沉澱資本，增加一個單位的產出，其邊際成本為零，生產經營具有規模性或稱自然壟斷性特點。這樣的部門，由一家或幾家國有企業壟斷經營，能減少單位成本，實現效率最大化。採取國有國營必須實行政企分開，以防止自然經濟壟斷導致行政壟斷。改革的第一步是將政府的一個部門轉變為國有企業，使其與政府明確脫鉤，並賦於經營自主權。這一步改革我國已進行並卓有成效。第二步是對這些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造，使其具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成為市場的主體。公司化的直接益處是建立商業化的會計程序，明確運營成本和收益，使國有企業和政府的成本與收益更具透明度。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造後，還必須引入激勵機制，通過政府與這些企業簽訂經營協議，激勵這些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為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也可以將國有的基礎設施企業交給民營和私營。國有民營和私營可通過租賃和特許權的方式，即公共部門可以把基礎設施的經營(連同商業風險)以及新投資的責任委託給民營和私營。也可以採取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的方式，政府把由國有單位承擔的某一重大項目的設計、建設、融資、經營和維護的責任轉給民營和私營，使其在某一時期內(稱為特許期)，對此項目擁有所有權和經營權，並設法償還所有債務，獲得預期回報。特許期過後，將所有權再轉給國有企業。2、制定恰當的政策法規，創造有效競爭的制度機制。由於大多數基礎設施行業，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然壟斷和規模經濟的特點，使它們缺少競爭活力。這就使政府的政策制定者總是面臨著規模經濟和競爭活力的兩難選擇，必須很好地協調二者關系。政府在制定有效競爭政策時的基本思路應該是:首先區分自然壟斷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業務，分別制定不同的有效競爭策略。對於自然壟斷業務，建立模擬競爭機制的治理體制，即通過經營許可證制度和恰當的定價策略，提高其競爭意識，規范其經營行為。對非自然壟斷業務，可完全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這樣才能使整個基礎設施產業處於規模經濟與競爭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競爭狀態。3、以經濟原則為基礎，建立高效率的價格治理機制。過去我國對基礎設施產業的價格治理，採取從低定價的原則。大多數產品的價格都低於其邊際成本，違反效率原則。因此，改革基礎設施產品價格的治理體制，是提高投資效率的重要手段。價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經濟效率為准則，根據公眾的承受能力以及分配體制的改革，使其既反映價值又反映供求，既具有刺激企業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功能，又不損害公共利益維護社會分配效率。我們在制定基礎設施產品定價策略時，可借鑒英國政府的做法。英國政府對基礎設施產業價格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實行最高限價模型，即RPI－X價格治理模型。RPI為通脹率，X為政府對企業所規定的生產效率增長率。最高限價模型，可以促使企業自覺優化配置生產要素，積極地進行技術創新和加強企業治理，使生產效率的實際增長率高於政府規定的X值。這種價格治理體制，既對企業有內在激勵機制，又使價格控制在政府期望的范圍內。4、整體規劃協調發展，降低基礎設施建設的社會成本。許多基礎設施企業有一些共同需要，如電力、郵電、自來水、燃氣等部門都要使用地下管道。過去，由於各自為政，許多城市每年都需要挖開大小上百條路，挖了填，填了又挖。這種重復建設一方面增加了基礎設施整體建設成本，另一方面又影響了城市交通、環衛和市政治理，是城市建設和治理的一大難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各地政府應考慮從共同使用地下管道的有關行業中，籌集一筆共同基金，組建地下管網公司，對地下管網進行統一規劃，統一施工，統一治理。在電信業中也存在此類問題，是否可由政府牽頭，將公用網和專業網進行統一協調和共同建設，這樣就會大大節省網路建設的社會成本。在交通運輸方面，政府應做好各運營企業的協調工作，以利於對現代交通進行綜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