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在高盛工作的女人什麼樣
經濟學家們最近就審視過喬丹·魏斯曼（Jordan Weissmann）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為什麼不能有更多的女人在高盛得到晉升》，文章試圖闡釋導致女人在工作中不如男同事的社會原因。根據這項研究，魏斯曼指出孩子是產生這一差距的主要因素：「事實上，家庭責任是阻礙女性向上層晉升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福布斯的赫萊茵·奧倫（Helaine Olen）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也許高盛（及其它銀行）通過晉升，或通過煽動一種使女性員工難於做好自己工作的氛圍，公然地歧視女性員工。魏斯曼更新了他的文章認可了這種可能性，他在文章中說到：高盛性別歧視案將通過法庭給出說法。 在投行業風起雲涌的1990年代，我曾就職於高盛。那是我離開大學後的第二份工作，我希望為我的經濟學學位增色，也希望可以掙足夠的錢來支撐我剛剛起步，但抱負遠大的作家生涯。與大部分我的常青藤校友不同，我並不是能給公司帶來豐厚回報的業務骨幹，而是股票研究部門的一個編輯——這基本上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職位，甚至任何一個英語專業的人，只要能學會那些金融行話就能做這個工作。我們只是高盛最一流的研究部門的一個小兵，就像一個車輪上的零件。在這個部門，分析師們在他們所研究的行業中做出投資預測（例如采礦、制葯、零售業等）和股票推薦——買進、賣出、持有——而這時，我們這些小編輯要做的，只是確保他們所有的專業術語引用都是符合文法的，同時確保他們遵從公司和《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這樣的行業期刊所共同設定好的既有模式。 當然，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記憶有可能是錯的。但是性別歧視案中，指責高盛在公平的薪酬與晉升方面的「敵意與邊緣化」，對我來說似乎還記憶猶新。這個案子中援引了一個1997年的事件——我還在高盛的時期——其中一個原告宣稱，在一次高盛贊助的赤裸上身俱樂部的外出活動後，她被一名同事強奸——是的，赤裸上身俱樂部，是的，由高盛贊助的。這些事實是毫無疑問的，不在這個圈子中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厭惡女人的文化在這個圈子中是有多麼的正常，尤其是像高盛這樣總是因為「優雅」的聲譽而自豪的公司。 我曾經和朋友們在一起討論我們的工作，每當這時，他們對我的工作的反應總是像這樣「這聽起來像一個強大的兄弟會。」在高盛的一間辦事室，就有一些人惡作劇地拿幾張不同《花花公子》女郎的半裸照替代公告女性新人加入的備忘中的證件照。人們都不覺得這么做顯得幼稚愚蠢，反倒是抖機靈的表現。但是當我對此提出異議時，卻被一個同事指責為「毫無幽默感」，說我也會讀女性色情雜志。 品評女性初級分析師是否性感是例行公事，編輯這個職位至少能讓我身處這種「主流」之外，就如同一塊女性化的「飛地」一般。我記得有一次在電梯里，一個穿著耶魯夾克的男分析師，向一個初級的女分析師吹噓他的光輝歲月，他說八月份的斯特林圖書館是「打野炮」的好地方。這可能是我聽過的最不性感的事情了，但是從那個女初級分析師的表情來看，她是贊同的。我的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同事經常被一個中年男分析師跟蹤。開始，這個男人看起來挺友好的，常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接著他們聊了很長時間。最後，她向我們透露，他坐在她的辦公室里，哭訴他可怕的婚姻狀況，這使她感到很不舒服，足以讓提出讓他不要再花這么多時間和她在一起了。 分析師們甚至自由出入我們的沒有門的辦公室，就像我們沒有任何私人空間。編輯這個職位卑微地下，就像《唐頓庄園》中洗碗的女僕一般，每天簇擁的，要麼就是萊昂·庫珀曼（Leon Cooperman）這樣的億萬富翁（對沖基金的CEO，當年還是個零售公司分析師，他最近在《紐約客》上撰文拿奧巴馬當選和第三帝國的崛起比較了一番）；要麼就是比爾·杜德利（Bil Dudley）這樣的經濟學家（他在紀錄片《監守自盜》中露過臉，片子是關於高盛在經濟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 大部分分析師都是男人，他們通常都隨時能夠得到想要的東西，而且從來不會質疑自己的這些行為。他們的秘書（大多是中年白人女性），就像妻子一樣為他們奉獻，在年底的時候會得到一大筆獎金，新的裘皮大衣和鑽石首飾讓這個地方看起來像鍍金時代歌劇院。大部分有名的分析師對待我們就像對待可替換的零部件一樣，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名字，肆無忌憚的在我們的辦公室里吃三名治，還一聲不吭的把他們的垃圾扔給我們。一次，一個分析師在我們的辦公室里用牙線清潔牙齒，當我阻止他時，他竟當眾辱罵我。 我受到冒犯，卻被指責缺乏社交技能，我得到了第一個不良記錄（由於我的反抗這個記錄被刪除了，但其實就是換了個詞，說我不夠服從命令）。由於觸犯了著裝方面的潛規則，我已經處在觀察期中：編輯及其以上的職位不得在大廈中穿運動鞋（那些光鮮的秘書除外），就好象穿高跟鞋走上一兩里路是輕松事一樣。事實上，女人穿高跟鞋被普遍認為是一種職業道德，跟兒越高越好。女人最被贊賞的著裝是緊身套裙，腳上踩著一雙跟兒和鉛筆差不多的高跟鞋，搖曳多姿。（我記得在一次公司的聖誕派對後，男分析師們開著車回家，而職位較低的女分析師都是徒步去做地鐵，她們當中半數的高跟鞋會被地鐵里的格柵卡到。） 甚至於一些能力很強的女人也是這樣的，我本以為她們至少會因為他們的年齡或者資歷，而免於受到這種奇怪而守舊的規則限制，這樣也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工作熱情。一個很特別的女人一直讓我很疑惑不解——她是第一個突破重重阻礙而被允許進入哈佛商學院的女人。 我的同事們告訴我，她一直在這家公司工作，節節攀升。她也是一個倔強的高盛信徒，每天最早來上班，也是最晚下班的。她似乎從來不需要休假，除非她辯解，她曾出差到高盛在日本的分公司，她從那裡給她的下屬帶了一些櫻花圖案的圍巾做為禮物：她的下屬是那些有很高的學歷卻最終淪為辦事員的女人們，她的」女孩們「，她這樣稱呼她們，以一種深情卻等級鮮明的口吻。這個女人一定比她的男同事要聰明得多才能有機會進入哈佛商學院，她不辭辛勞的為高盛工作，就彷彿高盛的成敗幾乎都要靠她了。據一些同事回憶，即使是在她與乳腺癌抗爭的那段日子，她依然在辦公室工作，有時會很疲乏，假發都歪到一邊了。其中一個人說，有一次，她們甚至委婉的提醒她，將乳房假體塞回到內衣里。 當然，從我這樣的小人物的視角來看，我對於公司的內部運作一點也不了解（當時，高盛完全是合夥經營企業），令人悲哀的是，這個女人徹底的為高盛奉獻了自己的人生：沒有結婚，沒有孩子的牽絆，按照社交禮節的需要，每天穿著讓人痛苦的4寸的高跟鞋。更讓人感到難過的是，她還以她認為的體面方式參與這種兄弟會文化，當男分析師讓僅有的幾個女分析師用新式吉列剃須刀修整腿毛的時候，她也跟著一起大笑。（當那個女分析師修整完畢之後，她甚至還用一張信用卡刮擦她腿上殘留的毛茬，來讓大夥兒高興。）。這一切看起來好像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給了高盛，但是作為回報，每一年高盛公布的合夥人名單中都沒有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她是否參與了角逐，但是我知道她不只在中層職位上很穩定，而且曾用盡全力並使用一些不太好的手段去爭取一個職位，但是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偶然的，她的鋒芒總是被掩藏。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女人在高盛能獲得成功。即使以一種良性的方式，這個地方也是一個的巨大的男人世界。被寫入《機構投資者》的年度行業評點，是分析師們奮斗的一個目標，但其中的遣詞造句，卻都是體育術語：領導「全明星」陣容，步入「名人堂」。對我來說，就好像為了成為一個有幽默感的「球員」，我得微笑著進球，你還得成為一個否定自己額外的X染色體，比如，你得否定真正的自己。什麼樣的女人，才能一邊正襟危坐地享受眼前晃來晃去的乳房，一邊接受同事與客戶拋丟過來的打情罵悄？ 當我的作家職業稍有起色的時候，我離開了高盛這個是非之地。雖然這份工作有著很高的福利待遇（有時候我去看牙醫都能享受額外的津貼），而且這個工作閉著眼睛我都能做好，這個地方真是的在折磨我的靈魂。Tom（非真實姓名）是一個合夥人，他是華爾街的明星，看起來與眾不同，一個腳踏實地的家庭型男人，即使是他，也要花一些時間才能記住我們的名字。即使是Tom這樣的人，也令我失望了，他被他的助手因為性騷擾起訴。這件事實是毫無疑問的，他們發生了性關系，而且是在他的辦公室，那裡掛滿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因為這件事，他好像被允許留下來直到退休）。 1999年，在我離開不久，高盛公開募股，回報差不多是美國教育協會獎學金的一兩倍。對於員工來著相當於中了彩票，即使是編輯這樣低的職位。周圍的人老是問我後不後悔？我也不知道，我曾經想過嗎？我只知道，一些堅持下來的編輯現在很有錢。對我來說，我一點都不後悔。剛才，我在Google上搜索了那個讓我既好奇又痛苦的哈佛女人。她離開了高盛，目前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家族企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