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農村投資

⑴ 關於運城的經濟問題

運城市經濟形勢看好問題不容忽視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經濟繼續在高位運行，且呈逐步加快之勢。1月—9月，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99.1億元，增長速度比去年同期高出1.4個百分點，比全國高出4.1個百分點，比全省高出3.2個百分點，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

1.一產平穩增長，二產高位運行，三產較快發展。前三季度，我市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47.5億元，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223.1億元，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128.6億元。

2.工業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引擎。前三季度，我市實現全部工業增加值223.1億元。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增加值168.8億元，以四大方陣為主的大企業大集團共實現工業增加值131.6億元，以有色金屬冶煉、黑色金屬冶煉、煉焦業為主的三大行業共實現工業增加值123.2億元。全市重點監控的工業產品產量大部分保持平穩增長。

3.產業結構繼續向第二產業傾斜，第二產業的主導地位越來越突出。前三季度，我市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所佔比重為55.9%，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所佔比重分別為11.9%和32.2%，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所佔比重越來越大。

4.投資較快增長，消費穩中趨旺，進出口平穩增長，三大需求共同拉動經濟較快發展。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14.2億元。全市房地產業投資完成11.8億元，增幅較去年同期回落26.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住房、汽車、旅遊、購物、休閑娛樂等為主的消費亮點升溫，消費市場趨旺。1月—9月，全市累計實現進出口總額56147萬美元。

5.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均較快增長。前三季度，我市實現財政總收入54.7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99元，農民人均現金收入2174.9元，在崗職工平均工資8672元。

6.縣域經濟全面增長。前三季度，我市13個縣(市、區)經濟全面增長，其中，增速在10%以上的有7個縣、市，分別是河津、永濟、垣曲、稷山、新絳、臨猗、萬榮。

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前三季度，盡管我市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質量提高，但存在問題也不容忽視。一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上漲，既影響到農民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又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加。二是農產品缺乏銷售市場，抑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三是畜牧業整體效益下滑，影響農民牧業收入增加。四是資金、運輸等瓶頸約束比較突出。五是能源、原材料購進價格還比較高，既加大了企業生產成本，又造成企業流動資金短缺。

對加快經濟發展的建議

下一階段，我市應進一步落實和完善國家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在鞏固成果、防止反彈的同時，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變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為內涵式擴大再生產，變粗放式經營為集約式經營。要切實把著力點放在產品結構調整上，加快傳統產業新型化、新型產業規模化；要通過深化提高、採用高新實用技術、延伸產業鏈條、提高產品附加值等手段，進一步提升企業的實力和市場競爭力。


來源：國家商務部網站

⑵ 溫州的簡介！

溫州市位於浙江省東南部,北緯27*03'一28*36',東經119*37'一121*18',面積11784.00平方千米,人口771.99萬,,轄鹿城,龍灣,甌海3區及瑞安,樂清2縣級市和洞頭,永嘉,平陽,蒼南,文成,泰順6縣.以氣候溫和而得名,年平均溫度16.10度一18.20度,年均降水量1500一1900毫米,交通有金溫鐵路,104國道縱貫南北,有瀋海,溫麗,諸永高速公路,有瑞東,分泰,文泰,仙清,岱青,南霞,溫強等公路干線,溫州港是全國20個主樞鈕港之一,溫州機場航空線通全國主要城市,,溫州市旅遊資源豐富有雁盪山,百丈湀一飛雲湖,喃渓江等國家風景名勝區.
主要風景:
雁盪山,百丈湀一飛雲湖,楠溪江,澤雅,寨寮溪,九峰,濱海一玉蒼山,洞頭列島,烏岩嶺,瑤溪,仙岩,玉海樓,承天氡泉,聖井山石殿.
土特產品
甌桔,甌綉,甌塑,皮革製品,蘆筍,蠣蟥,毛峰茶,雁盪香魚,磐石灰鵝,芝灣蝤蛑,魚粉,蝦米,楊梅,紅柿,香柚,板栗,竹絲畫簾,明礬石,髙嶺土,花崗石,珍眉茶,甜橙,四季柚,南田雪梨,白毫茶,黃湯茶,茗眉茶.

⑶ 晉商的育才文化是怎樣的

晉商從貧窮落後的鄉村陸陸續續走出來，身後是站在黃土高坡上送行的親人，唱著凄楚的民歌“走西口”。這是電視劇在人們心中留下的粗淺印象。其實，山西商人從明初就開始背井離鄉做邊貿生意。那時，誰曾料想他們能成“大器局”。正是這群普普通通的莊稼漢開創了“萬里茶路”、“百年票號”及海內最富的五百年商業輝煌。他們成功的秘訣是什麼？就是“育才文化”。

<1> 以商養儒 興基礎教育

晉商在創業之初是靠勤勞而致富的，他們很快就悟出一個道理：要成就大事業， 僅僅依靠勤勞節儉是遠遠不夠的，必需廣納賢良和培育人才。

晉商的人才戰略是分兩步棋走的：第一步是“納才”。招納家鄉初通文墨的子弟 “學生意”，稱為“學徒”或“小伙計”，包吃包住培養三年，然後擇優錄用。第二步是“育才”。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土地貧瘠，十年九旱，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那有餘錢供子弟讀書。

晉商卻以其驚人的膽略和超人的智慧，橫跨歐亞，飄洋過海，在日本的東京、橫濱、神戶、大阪；朝鮮的新義州、仁川；俄羅斯的莫斯科、彼得堡等地開設山西合盛元銀行xx支店，堂堂正正的掛牌營業，賺取洋人的錢財，為中國人爭了光。合盛元銀行不僅為留學生和海外僑胞提供了匯兌方便和優待而且維護了國家的經濟利益和民族尊嚴；不僅開創了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新紀元，而且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了晉商的雄才大略。合盛元銀行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家國際化的銀行 。

<4> 文脈延綿 促社會教育

由於外資入侵和官僚資本的重重擠壓，連年戰亂和兵匪掠搶等不可抗拒的原因所致，晉商五百年鼎盛春秋大勢已去，經濟實力整體衰弱了，大多數商號關門息業了。但是他們精心培育的人還在活動，文脈還在延續，被迫分流到社會各界的人仍然發揮著他們的專業技術和才能。

山西商人素有跨國經商和海外游學的經歷，使他們豐富了知識，開闊了眼界，洞明了世事，認識道中國被動挨打的原因是政局腐敗和科技落後。為了復興家業，為了振興中華，那些受過良好家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晉商後裔並未因商運衰敗而一蹶不振。

他們不惜傾家盪產棄商從教，甘為人梯。如榆次常贊春曾就讀於京師大學堂，獲文學學士學位，他棄商從教，專心致志在山西大學文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執教。常乃德北京高等師范史地科畢業，後赴日本留學，歸國後歷任燕京大學、山西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教授。他們有的放棄高官厚祿，甘守清貧，致力於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

如：祁縣渠本翹曾任大清駐日本橫濱領事，不久便棄政歸國。他一面投資民族工業，與喬雨亭創建雙福火柴公司，投資運籌同蒲鐵路建設，參與保礦斗爭從英國商人手中奪回礦權。同時與各界人士籌辦山西保晉礦務有限公司，自己開採煤鐵礦；一面創辦新式學校，籌資擴建“昭餘”書院，改革舊式教育。為培育科技人才，特從北洋大學堂聘請英語教師，從山西大學堂聘請數學、物理、化學教師。如：渠晉山在祁縣城內創辦“亮新”小學校，開設國文、英語、算術、音樂、美術、體育等新課程。

人才輩出的榆次常氏家族，以教育求啟迪民智、以振興實業求富國之途。常望春、常麟書、常贊春等有識之士先後創辦“篤初”學堂、“篤初”中學堂、“知恥”女校，為山西第一所私立中學堂和第一所私立女子學校。為了激勵學生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榆次常家“篤初學堂”還自編了愛國歷史、地理教材。此時，晉商的育才“觀念” ，育才 “宗旨”，育才“方法”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打破了單純“以商養儒、以儒興商 ”的傳統理念，由單純“為振興商業而育才 ”的辦學宗旨，升華為“為振興民族、挽救中華而育才”的宏圖大志。

與此同時，一大批學貫中西的晉商後裔摒棄了狹隘的鄉土觀念，在全國各地投資興辦近代教育。為了革除傳統教育的弊病，他們紛紛將家庭學館改為新式學堂；積極與名人學者合作辦學；引進新學科、開設新課程，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才。如：山西蒲州鹽商王氏的後代在天津開辦“中和煙店”，專營蘭州青黃絲煙，歷時350餘年，譽為“天津八大家”之一，其後人王奎章是著名南開學校的創始者之一。1904年在張伯苓的倡導下，王奎章將其家庭學館與嚴氏學館合並，創建了南開學校，第一屆招收學生僅有96名，其中有著名教育家梅貽琦等。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無數愛國晉商子弟投筆從戎、棄商抗戰。如：著名銀行家賈繼英精心培育的金融人才賈汝瑜，以財經督導員的身份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第一兵團轉戰新疆伊寧、新源、綏定等30多個州縣。一邊接管國民黨的銀行，一邊組建地方人民銀行和實施新的金融體制，使新疆貨幣局面很快得到平穩。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各地科技、教育、工商、金融、財貿系統工作人員中，許多人來自晉商字型大小。

晉商利用經濟杠桿不斷地撬動歷史車輪前進，他們精心培育的人才已經改變了中國社會。晉商不僅在世界商業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同時晉商培育的人才對於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發揮過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

⑷ 溫州龍灣區都有什麼鎮

截止2019年，溫州龍灣區沒有鎮，龍灣區轄10個街道：永中街道、永興街道、海濱街道、蒲州街道、海城街道、狀元街道、瑤溪街道、沙城街道、天河街道、星海街道。

1、永中街道

永中街道位於溫州市區東部甌江下游南岸，是龍灣區政府所在地，緊靠溫州龍灣國際機場機場和龍灣萬噸碼頭，機場大道、永強大道、甌海大道、溫州大道等貫穿全境。

2、沙城街道

沙城街道是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下轄街道。沙城街道位於龍灣區中部，背靠大羅山，東瀕東海。北連永興，南接天河，交通極為便利，地處溫州市城郊結合帶。辦事處駐駐永強大道。

3、天河街道

天河街道位於溫州市龍灣區的南部，北與沙城鎮接壤，南鄰海城街道，東連星海街道。天河街道是華東地區最大的民用電器生產基地。

4、狀元街道

狀元街道是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下轄街道，位於龍灣區西部，甌江下游南岸。面積14.15平方千米，轄狀元、龍騰、龍澤3個居民區（社區），狀元橋、橫街、御史橋、山西嶴、三郎橋、西台、甘嶴、大嶴溪、響動岩、石坦10個行政村。

5、星海街道

星海街道成立於2011年4月，以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現有濱海園區邊界范圍和常住人口組建而成，東起濱海塘河中心線，南自緯十路南側經三支路西側、公園路南側路（天河段）起，西至濱海大道西側，北止濱海一路北側、濱海三道東側、濱海六路北側，總面積14.9平方公里。

⑸ 運城的經濟

運城市按照「一產調優，二產調強，三產調大」的發展思路，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優勢產業集群：一是重型卡車、農用車、商用掛車、動車機車等現代裝備製造產業；二是電解鋁、氧化鋁、金屬鎂等鋁鎂深加工產業；三是食品飲料、紡織服裝等農產品加工產業；四是鹽化工、日用化工、煤化工、焦化、醫葯化工等新型化工產業；五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術產業。運城市2013年地區生產總值完成1140.1億元，比上年增長9.2%；財政總收入完成91.1億元，比上年增長13.8%；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008.9億元，增長22.0%；三大產業比重為17.2:44.3:38.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1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7198元。
2014年，運城市實現生產總值1201.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5%。財政總收入完成101.7億元，增長11.4%。公共財政預算支出238.9億元，增長4.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697萬元，比上年增加1227元，增長9.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2226萬元，比上年增加1818元，增長8.9%；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125元，比上年增加840元，增長11.5%。 「嫘祖養蠶」、「後稷稼穡」、「舜耕歷山」等與農業有關的傳說均發生在運城。四、五千年以前，河東先民已掌握了種植高粱的技術，開中國高粱栽培之先河。三千多年前，已有勞動人民在黃河、汾河谷地建立了農業據點。新中國成立後，運城一直是重要的麥棉基地。轄區13個縣市中的11個被列為山西省商品糧基地縣，六個被確定為全國商品糧基地縣，兩個被列為國家商品棉基地縣，運城被稱為「山西的烏克蘭」。運城的農業形成了果、畜、菜、糧、棉五大主導產業。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發展到232家，其中，粟海、忠民、新絳蔬菜產業集團等企業跨入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運城久負盛名的十大特色農產品：冬小麥、棉花、蘋果、板棗、王過酥梨、絳縣山楂、蒲州柿子、臨晉醬玉瓜、萬榮大黃牛、黃河鯉魚。
運城市2013年農作物種植面積801.7千公頃，比上年增長1.2%。其中，糧食種植面積686.4千公頃，增長2.9%；棉花種植面積21.4千公頃，下降35.2%；油料種植面積11.2千公頃，增長2.6%；蔬菜種植面積57.6千公頃，增長0.5%；果園面積158.8千公頃，增長7.2%。全年農林牧漁服務業總產值為366.2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同比增長4.6%。其中，農業產值282.8億元，增長3.9%；林業產值5.3億元，增長15.7%；牧業產值51.7億元，增長5.8%；漁業產值2.4億元，增長15.1%；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23.9億元，增長5.5%。 2014年，運城市糧食播種面積990.4萬畝，糧食總產量31.6億公斤，比2013年增長1.6%。農林牧漁服務業總產值為394.8億元，比2013年增長5%。 2013年，運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552.1億元；貨物進出口總額完成174567萬美元，其中出口完成48257萬美元，進口完成126310萬美元。接待國內遊客2889.4萬人次，其中接待入境客者17.8萬人次，旅遊總收入212.6億元。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余額1507.3億元，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829.2億元。證券市場各類證券成交額329.8億元。年末全市共有保險公司30家，全年保費收入45.5億元。零售業完成430.3億元，批發業完成61.8億元，住宿餐飲業完成60.0億元。
2014年，運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620.3億元，比上年增長12.3%。旅遊總收入268.8億元，增長26.4%。外貿進出口總額15億美元，同比下降14.2%。
圖冊部分圖片來源

⑹ 晉商是怎麼衰落的

晉商曾在明清商界馳騁長達5個多世紀，足跡不僅遍布中國大陸,而且遠涉蒙古、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壟斷了對這些國家的進出口貿易；他們經營項目廣泛，尤以金融業名震海內外，幾乎壟斷了全國的金融匯兌，山西票號被稱為「匯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譽為「第一商人」。

然而，由於晉商本身寄生於封建社會的衰弱病體上，加之自身的軟弱性、保守性、落後性等特徵，在本國封建統治者的壓榨，西方工商業者的不平等競爭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社會暴動的沖擊下，清末民初晉商最終無法適應近代中國的劇變，整體性地衰落了。

晉商崛起於明而鼎盛於清。明代謝肇制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於新安。」[1]據史載，明嘉靖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藩曾為當時天下富豪排名，資產在白銀50萬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親、貴戚、權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賈中，晉商佔了3家，徽商佔了2家。[2]可見，晉商在當時已是一支與徽商共執中國商界牛耳之勁旅了。有清一代，晉商臻於頂峰，足跡不僅踏遍中國大陸，還遠涉俄羅斯、朝鮮、日本、新加坡等地。《康熙南巡秘記》中載：「故晉之人長於商，車轍馬跡遍天下。齊、魯、秦、燕、趙諸大市，執商市之牛耳者晉人。故晉人之富甲於天下」。

《五台新志》載：「有麻雀之處即有山西商人」。晉商不僅活動地域廣闊，而且經營業務也非常廣泛，並且在許多行業居壟斷地位。何秋濤《朔方備乘》載：「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由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清人衷斡《崇市雜詠》記載：「清初茶葉，均系西客(晉商)經營」。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壟斷了對日銅貨貿易，占當時洋銅進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辦量達130萬斤左右。山西的 「大盛魁」、「復盛公」等曾壟斷了對蒙貿易。素有「第一商人」之稱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時，票號遍布全國，並在日、朝等國家設立分號，進行跨國經營。庚子事變後票號存放匯兌業務激增，光緒三十二年，匯兌總額達三四億兩，[3]稱雄中國金融界，被譽為「匯通天下」。

晉商活躍時期之長，范圍之廣，積累財富之巨，影響之大，在中外商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際，曾經在明清商界縱橫馳騁，叱吒風雲達5個多世紀的地域性大商幫——晉商卻步入了整體性的衰敗之路，給世人留下無盡的慨嘆、教訓。

晉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內部因素。

(一)

首先我們從外在因素來分析，主要有三點：

第一，清政府對晉商的肆意壓榨，使晉商不堪重負。

中國作為一個封建農業國家歷史悠久，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秩序和小農經濟結構基礎，往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清末，隨著封建制度的進一步衰落，政府對商業控制雖相對減弱，但對商人的壓榨卻愈加苛重。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慾望使得統治者加大了對商人的剝奪。上至皇帝公卿貴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皇帝出巡，所經之處，「各商預輸蘇杭間彩鍛與奇玩，路旁結棚如物形，或樓台狀，旁極眩彩。店鋪間待皇帝經過，眾商山呼如雷。」[4]

再如，慈禧六十歲生日時，京城各處張燈結綵，結撰樓閣，金銀宮闕，剪綵為花，鋪錦為屋，每數十步一戲台，令人眩目。而這些奢侈生活的維系，大多是通過巧立名目，增加稅賦，強迫商人捐獻報效等方式而來的。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的腐敗統治，內外矛盾激化，鎮壓起義和對外戰爭都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而歷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伴隨而來的都是巨額的戰爭賠償，而政府財政匱乏，於是便將賠償的重負轉嫁給整個社會。商人首當其沖，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晉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擔沉重的苛稅、捐輸、攤派。

史載，光緒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設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從白銀9萬兩上升到22萬兩，葯稅、票稅、鹽價加斤等雜稅每年增加多達20萬兩。[5]如果說，商稅的濫征、重征僅僅使商貿成本加大，利潤減少，競爭能力減弱的話，那麼捐輸攤派的掠奪則使晉商流動資金減少，給晉商發展帶來很大困難，傷了元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鴉片戰爭賠款，清政府向晉商攤派捐輸金額達白銀200餘萬兩。[6]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清王朝為了籌集巨額軍費，推行捐借政策。咸豐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晉商捐銀1,599,300餘兩，佔全國新捐銀37.65%，[7]為全國各省捐輸之首。清人徐繼畲（山西人）曾雲：「吾省前後捐輸已達五六次，數逾千萬」，至使出現「富民膏血已罄竭」的嚴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敗無能，使晉商在同外商競爭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圖市約》簽訂後，恰克圖成為中俄貿易的中心，為雙方計價便利，條約規定雙方以暢銷貨為單位（1800年之前用中國棉布，此後改用茶葉），晉商瞅准時機，迅速佔領市場。恰克圖茶葉出口完全由50餘家山西茶商壟斷。平等的商貿給雙方都帶來好處。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間僅恰克圖一地，中國對俄國茶葉出口每年平均達800餘萬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約合白銀320萬兩之多，而同期俄國每年由恰克圖向中國出口的商品也達600—700萬盧布。[8]1812—1859年間恰克圖的俄國對華貿易額佔俄全部對華貿易的40%--60%，而中國出口商品的16%和進口的19%也都是經過恰克圖貿易的。

然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沙俄攫取了許多商業特權。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邊境以及張家口和天津、上海、漢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權。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這樣沙俄在天津獲得享受低於列強1/3稅率的優惠及海關免徵茶葉稅的特權,從而使俄商的貿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晉商則因國內關卡重重，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使販運成本高出俄商許多。

此外俄商還利用特權在漢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現代磚茶廠，採用蒸氣設備，進行規模經營，使生產成本降低。同時，由於西伯利亞鐵路，中東鐵路以及京張、京綏鐵路的開通，使俄商運輸成本大大低於晉商所開辟的草原絲綢之路的運輸成本。便利的交通也利於俄商深入中國腹地同晉商爭奪市場。這樣晉商競爭力大為削弱。迫於形勢，晉商只好改變經營策略，採取賒銷茶葉給俄國中小茶商，以吸引顧客，結果大多俄商因破產或惡意拖欠，使晉商遭受沉重損失。1900年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損失達白銀62萬余兩。[9]宣統元年（1909）俄政府又違約宣布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中國商人。而清政府軟弱無能，毫無對策，晉商無法在俄立足，紛紛回撤國內，這次中俄茶戰，晉商遭到重創。

在這種不平等競爭下，曾稱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擠出蒙古市場。國內市場中，晉商發展也遭到嚴重扼制，例如曾作為「匯通天下」的晉商票號由於外國銀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權展開不平等競爭，損失嚴重。江西巡撫李勉林在二十世紀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山西票號）之利，稍為所奪。」[10]關於這一方面，天津匯兌業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天津對上海棉紗款項的匯兌年約白銀100萬兩，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竟達半數，錢庄、銀號30%、票號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災害、戰爭頻繁，社會動盪使晉商失去了安全的經商環境。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自然災害，社會動亂連綿不斷，規模之大，次數之頻，世所罕見。全國幾乎無一年無一地不發生災害，「餓殍布滿於道」[12]據駐天津的萬國救濟委員會估計，僅在光緒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飢荒中，就有900萬到1300萬人死於非命。山西有句民謠：「光緒三年，死人一半」。曲沃縣在三年旱災中人口從285，911人減至35，705人，人口減少了87.52%。而以富康著稱的平遙大災之後人口也從30萬銳減到19萬。[13]遭災之慘，不可言狀。

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庚子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等社會暴動又使晉商發展蒙上了陰影。天災人禍使人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線上，購買力下降，這樣商品貿易額必然隨之減少；不穩定的社會秩序，還使正常的商貿活動受到侵害，商家被搶、商隊被劫。

我們以晉商票號來分析一下。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起義軍所向披靡，很快攻入兩湖地區，漢口一帶成為戰火的聚焦點。而晉商票號在此設置分號最多，達33家，由於社會動盪無法經營，只好回撤。[14]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京師的工商業受到極大摧殘，「十室九空，生計殆盡」，晉商中的票商京師分號大多遭搶劫，由於與總號失去聯系，無法經營，只好倉促回撤，而事後倖存下來的也都紛紛縮減存款，收縮規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各地戰火紛紛，許多商號破產，晉商票號或被搶，或由於放貸巨款無法收回，各地發生擠兌風潮，資金周轉不靈而面臨破產倒閉危險。據統計，1911年還有24家山西票號，過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閉，1家改製成商業銀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撐。[15]

以上為晉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臨的問題，但為什麼同樣條件下，粵商、浙商等卻經過危機轉化為現代商業資本呢？可見，這是與晉商自身的內在因素有關，以下我們分析一下晉商衰敗的內在原因。

（二）晉商衰敗的內在原因有四點：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勢力，使晉商走到了死胡同。

晉商在其長達5個多世紀的發展中，一直與明清政府關系密切，將自己的命運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進的車輪上，這雖然對晉商的產生與興盛有很大促進作用，但當封建王朝走向最終衰落時，晉商由於失去政治依託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稱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號為例，我們知道，票號創立本為解決商賈困難，但票商們很快意識到要想生意穩定發展，必須為政府為官員提供服務，尋求依靠。這就密切了票商與政府的關系。

以19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及捻軍起義為界，山西票商為清政府和官員的服務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為官吏個人服務為主，第二階段則與清政府財政管理相連接。由於清政府大肆賣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買官，這些人一旦達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無息存入票號，票號再高利放出，從而獲利。

另外，清政府為解決餉銀以及賠款等問題，為便利、安全多求助於票號。例如：左宗堂票號從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晉商票號借款880餘萬兩白銀。[16]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的巨額賠款也是通過晉商票號匯解的。[17]

庚子事變後，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晉商票號的大力支助，感激之餘，大量官款都通過晉商票號存匯，如京餉、地方協餉、涉防經費、鐵路經費、賑款、河工經費等都由山西票號匯解，一時山西票號成為清政府財政管理活動的代理機構，山西票號得到空前發展。山西票號中日升昌票號1906年14個分號共匯兌白銀3222多萬兩，而其中官款就達白銀2257多萬兩。 [18]山西票號被時人稱為「匯通天下」。

然而隨著清政府的瓦解，貸給清政府的大量款項也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無法收回，同時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聯系，獲取新的政治依託，這樣，晉商票號的政策優勢也因而喪失了，面對近代新式銀行的競爭壓力最終隨著封建社會沒落而走向了盡頭。

第二，由於晉商本身僅只是一種封建體系下的變種，所以具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後性的東西，從而無法適應近代劇變，最終走向衰落。

晉商中許多大商號總部都地處晉中一隅，在其剛興起之時，還可利用山西的地理優勢，但到清末民初時，由於商業重心的轉移，商道改變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地方再作為總部，交通滯後，信息閉塞的弊端便顯露出來了。

以票號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號」總部在平遙，曹家「太谷標 」總部在太谷，喬家「在中堂」總部在祁縣等，這些地方狹小偏僻、信息不靈，不能夠從外界汲取足夠的生存養分，無法適應新舊轉換時期的經濟要求，當發生變故時不能適時的做出相應的反應。當近代中國經濟重心轉移，上海等日益成為全國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銀行興起，舊式票號業無法與之競爭時，山西票號大多採取保守態度，無所作為。

光緒三十年（1906年）當時清戶部尚書鹿鍾霖，奉命組建大清戶部銀行並力主官商合辦，邀請山西票號入股時，山西票號各總部卻加以拒絕。[19]仍盲目迷信傳統的舊式經營，而喪失了商機。當組建新式銀行已成趨勢，各分號紛紛要求總號組建銀行，並於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齡，渠本翹等發起倡議組建山西票號聯營的新式商業銀行時，各總部卻由於不了解分號已面臨危機和創設新式銀行的重要性，便堅決反對，致使山西票號又一次錯失了發展機遇。

晉商的鄉土觀念很重，他們常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發展成商幫，著名的平陽幫、澤潞幫、蒲州幫就是由同鄉組織、發展起來的。這種商幫帶有很大的封建封閉性，盡管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內部團結，避免了內部競爭，也有利於同外部競爭，但從長遠來看卻不利於商業發展，帶有一種濃重的行會色彩。在人員的選用上，晉商更重同鄉、血緣關系，「肆牛執事，不雜以解籍人」，不利於真正廣泛地吸收人才。

晉商中的「商伙制」或稱「伙計制」即東家出錢，有本土本鄉相知的貧窮者出人營運以充「伙計」，不少地方的「伙計」世代相襲而成為世襲商奴。[20]顯然，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封建性束縛非但不能適應時代，反而成為晉商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此外晉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思想上不自覺地帶有了小農的保守性，行為中又缺少高層理論力量的支撐，他們奮鬥了五個多世紀，卻從來未出現一個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這和徽商等產生了明顯的差別，他們出發點和歸結點都集中在農村，他們的人生規范不自覺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晉商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失誤是造成晉商整體衰落的又一至關重要的內在因素。

晉商廣泛採取無限責任的股份公司經營方式和總經理負責制。以票號為例，票號資本，以幾家財東合資者為多，也有獨資經營的。票號宣告成立後，財東便根據自己查訪或聽人介紹，選擇能力可信任的人擔任票號總經理，把票號管理全權委託給總經理，平時的業務往來及人事安排等，財東都不能隨便干涉，任其經營，靜待其按期做出決策報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喪失資金，財東不但不責經理失職，且加慰勉，立即補足資金，令其重振旗鼓」。

總號經理對分號經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經營。同時利潤分配上，票號採取銀股，人力股分紅制，凡投資者為銀股，一般以白銀10,000兩或8,000兩為一股，凡憑資歷，能力頂生意者為人力股，一般經理頂人力股1—1.2股。下面夥友按資歷、能力大小依次減低，最少為一厘。[21]以上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票號的發展，但是卻存在嚴重弊端。

首先這種無限責任公司制，當資不抵債時，財東必須用家產償還債務，大大降低了抗風險的能力。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號由於光緒八年（1880年）的一件「雲南報銷案」受牽連，大筆官款被收回，許多儲戶聞訊前來提款，而總號，分號由於周轉不靈，財東只好從自家積財中支取，當時用五輛大車整整拉了一天銀元寶，風波平息了，可元氣卻大傷。後來庚子事變時，乾盛亨數家分號被焚，損失慘重，當面臨再次的擠兌時，東家只能破產，典當家產還債。[22]

其次，晉商經營中片面重視人的因素，例如票號中總經理負責制，一定程度上這一制度使票號前途系於一人之手，而無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約機制，再加上總號經理等對票號利潤分配只「分盈不分虧」，使的一人決斷失誤，往往殃及整個票號。

1909年，當蔚泰厚分號的李宏齡等介於激烈的時局變遷，要求總號經理毛鴻翰決策，組建新式商業銀行時，卻因毛個人堅決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機。[23]再次，票號經營多有號規，但是其內容中濃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號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慾望，而不利於提高其人員的經營積極性。比如：不準接眷外出，若干年歸家一次等等。同時，內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盡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華」,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來約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遠在千里之外的分號經理是否盡職，往往不能及時得悉，一旦捲款潛逃、偽造帳目，便無法補救。這在清末表現的更為突出，「心離思叛者，十居八九」。辛亥革命時，票號受到重大損失，就與此有關。《晉商盛衰記》載：「武漢一呼，四海響應。各票莊於此… …多攜款逃歸，自圖安逸… …於是乃束手待斃，一敗塗地矣」。

晉商經營往往資本小、業務量大或資本雖大卻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這樣當對方破產或惡意拖欠時，往往倒帳的風險極大。例如：太谷志誠信末期盡管其帳面上放款有白銀400萬兩，欠款只白銀200萬兩，但由於時局混亂，放款無法收回，所以在大規模的擠兌面前只有破產倒閉。[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競爭中採取賒銷茶葉給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結果由於對方破產或惡意拖欠，損失慘重。

第四，晉商晚期所滋生的「奢為貴」思想進而揮霍無度也為晉商衰落埋下了伏筆。

晉商中許多著名的商業或金融大集團其創業者都出身貧寒，大多以儉創業守業。例如喬家「在中堂」其創業者出身貧困，迫於生計走西口至塞外謀身，憑著勤儉，在包頭經歷多年的奮斗，才誕生了後來著名的「在中堂」，「復字型大小」。因此其後代多以極其嚴格的規定約束自己，以儉守業。 [25]太谷曹氏也如此，從磨豆腐起家，發展成為跨國經營集團，一度襲斷對俄的茶葉經營。在其所開的當鋪，帳庄大廳上常擺一小磨，並教育其家人及從業人員「勤儉起家」的道理。[26]

也正因為如此，晉商才能稱雄商號5個多世紀。但隨著業務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晉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為貴」的思想，以票號業中的龍頭日升昌為例，其後期經營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業務。由於不斷與官場結交，到光緒年間，號風為之一變，無論總號分號，個個穿著華貴，趾高氣昂，對小型匯兌往往一概不接。經理們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轎，中飽私囊。再看蔚盛長票號也是如此，其漢口分號經理王作梅非常講排場，他夏日所穿的綢衫專門從杭州購來，用名貴的機綢織成，家中各種珍貴的皮貨如金絲猴、水獺、猞猁皮無所不有。 [27]許多商號經理財東醉心於享樂、聽戲、吸食鴉片，為票號經營帶來無窮後患。許多號規被打破，總號分號脫節，管理日益混亂。

蔚子五聯號的號規記載中有這樣一段話：「（近日票號）無如奢風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盡心力秉公辦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遷就者亦屬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獨自鯨吞，我聯號竟有如此人，其與監守自盜何殊」。在號規中記載此事，足見「奢」風的嚴重程度。

在這一風氣影響下，清末民初晉商中許多發生了蛻變，上上下下只圖享樂無心經營，內部隱含著許多敗亡的危機，加快了晉商衰落的速度。曾經稱雄兩個多世紀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個典型。1924年被擠出蒙古市場後，其許多掌櫃卻仍不思進取，只知揮霍，中飽私囊，到1929年最終倒閉了。[28]

正是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外交困的狀況下，作為封建社會經濟與專制政治制度結合的傳統商業——晉商，整體性地衰落了。它的衰落極生動地展示了封建商業資本的這種悲劇性進程，它不但最終沒有創造出新的生產力方式，反而自身卻湮沒在了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腐朽泥潭中了。

⑺ 北京富平學校的核心業務

微型金融服務是北京富平學校啟動最早的項目。1993年，在山西臨縣湍水頭鎮龍水頭村從500元試驗開始，至今已發展到山西永濟、四川大邑及北京，累計發放貸款超過1萬筆，貸款金額近1億元，3千餘戶農戶從中受益。
近20年來，富平微型金融紮根農村，堅持服務於農民，致力於解決農民因缺少資金、限制生計改善的問題，促進農民收入提高；致力於解決農村金融短缺問題，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致力於培育農村金融專業人才，增加農村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致力於通過金融服務和社區服務，促進農村社區綜合發展。
富平微型金融通過與農村社區（農民）組織的合作，將資金、技術和人才投向農村，用孵化培育當地微型金融機構、培育當地微型金融專業人員的方式，為農戶家庭提供用於生產、消費、教育和醫療的小額信用貸款。
富平微型金融作為服務於農民的小額貸款，具有自己的獨特性：
1. 信用貸款為主，重視誠信培育，單筆貸款額度3萬元以下，無需抵押或擔保
2. 以家庭為貸款單位，支持以生產為主的各類經濟用途
3. 營業網點設在鄉村，便利、快捷，服務上門
4. 以本地信貸員和管理人員為主的團隊
富平微型金融通過提供金融服務和支持社區發展，幫助了農戶自身發展，改善了社區發展環境，並促進了當地誠信文化的建設。
社會評價：
「公司顯著改善了農戶融資狀況，信貸服務得到客戶認可，使農戶生產規模擴大、收入增加效應明顯。同時，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對民間借貸會產生擠出效應。」
——摘自《永濟市富平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績效評估》
中國農業大學農村金融與投資研究中心 2010 年6 月
「公司有明確的社會目標，並建立了社會績效管理體系。而且，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公司在制度、運營和財務方面的表現就已達到行業標准，屬於積極向好的投資級。 「
——沛豐評級，2011年4月
富平微型金融成長足跡：
1993年，在山西臨縣開始小額貸款實驗
2005年，富平小額貸款獲得聯合國小額貸款年「中國微型金融創業獎」一等獎
2006年，在山西永濟與蒲州果品協會合作開展小額貸款項目
2007年，在北京開始農民工創業小額貸款實驗
2009年，成立山西永濟市富平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
2012年，成立四川成都市大邑縣富平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 富平生態信任農業始於 2009 年底。項目與日本知名社會企業——守護大地協會合作，為講誠信、熱愛土地並重視生態保護的合作農戶及專業合作社提供技術和管理培訓、研討等活動，形成由 20 余家專業合作社、 200 余名農戶參與的生態農業交流網路。
富平生態信任農業的目標是：
推動農村社區對土地採用環境友好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規模化的農業生產組織方式，實現對耕地及自然生態的保護，實現農民收入改善、農業持續生產力的培育；建立新型農產品交易市場，為城市消費者提供安全健康的農產品，搭建基於信任的生產和消費關系。
富平生態信任農業通過以下路徑來實現上述目標：
1、建立農民學校，培育富有生產效率的、從事信任農業的家庭農場和特色專業合作組織；
2、發展基於良好耕作生產規范、而非簡單生化標準的生態信任農業；
3、培育基於信任的安全健康農產品消費群體。
富平生態信任農業建立在富平自2006年開始的農村社區發展基礎之上。富平通過在山西、四川、河南等中西部農村地區建立社區學習中心，已培訓18000多名農民掌握農業技術及相關IT技能，為60多家農民組織提供農業發展方面的信息服務和學習支持。
富平生態信任農業將於2012 年成立一家社會企業，在北京市場開展宅配業務，以求建立新型的農產品交易市場。一方面，將基於透明和公平的供應鏈為城市消費者提供安全、健康的農產品，另一方面將為農村社區生產者提供長期訂單、技術支持和直接與消費者市場對接的信任平台。 富平兒童早期教育始於2010年12月。2011年10月，在前期合作的基礎上，由北京富平學校、北京小橡樹幼兒園及幾位長期研究和從事兒童早期教育的專家共同創辦了一家社會企業——北京穀雨千千樹教育咨詢有限公司。
千千樹希望凝聚社會資源、以社會創新的方式提供優質價廉的兒童教育產品和服務，解決低收入家庭兒童和農村幼兒園、流動兒童幼兒園難以得到優質學前教育的問題，推動中國兒童教育公平發展。
為實現提高低收入家庭和農村幼兒園、流動兒童幼兒園學前教育質量，富平兒童早期教育採用如下方式：
1. 建立兒童早教研發中心，開發兒童學前教育產品及幼兒園系列課程；
2. 自辦核心示範幼兒園，在全國不同地區發展區域性示範幼兒園；
3. 為普惠性幼兒園及幼兒園創業者提供幼兒園管理培訓和幼兒園師資培訓；
4. 建立普惠性幼兒園公益發展網路；
5. 探索網路化學前教育服務。
目前，已開辦了一家流動兒童幼兒園「千千樹兒童之家」。兒童之家位於北京通州區於家務鄉果村，這里可容納一百多孩子，現已引入了千千樹研發的符合兒童發展特點、經濟實用有效的幼兒園課程體系，改善了幼兒園的衛生、安全條件，並通過圖書館、兒童劇場、親子課堂等方式，加強幼兒園與家長、社區的互動。「千千樹兒童之家」將辦成提供優質價廉兒童早期教育服務的示範園，以及培訓農村幼兒園、流動兒童幼兒園師資的基地。 富平家政與社區服務始於2002年。北京富平學校成立之初，就一直致力於幫助中西部貧困家庭的女性在城市實現體面就業和發展。截至2011年12月31日，培訓就業了21400名家政服務員，其中90%來自偏遠山區，累計為11600餘戶北京市居民提供了放心、專業、有保障的家政服務。同時，富平家政與社區服務在引領和推動北京家政行業建設和健康發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0年來，富平家政與社區服務主要通過「民辦公助」的模式，通過專業的技能培訓，通過互助公益網路的支持和後續服務等方式，幫助貧困家庭女性去實現「擺脫貧困，開拓新的人生「的目標。
10年來富平家政與社區服務對行業引領的作用，重點反映在對政策推動與行業推動。
對政策的推動：
在家政和社區服務實踐的過程中，通過富平員工和富平理事的努力，項目獲得政府的認可，並由此推動在全國范圍啟動「家政服務工程」，促成政府對家政培訓服務行業進行支持和補貼。
對行業的推動：
1、在北京市率先實行家政行業培訓，推動了家政服務職業化。
2、推動了家政工權益保障。2000年以前北京市家政服務員是沒有休息日的。富平家政成立伊始，就為家政服務員爭取到了每月休息兩天的權益。從2005年開始，富平的家政服務員每月的休息日增加為四天。2010年富平又為家政服務員爭取到了國家法定節假日加班客戶付雙倍工資的權利。富平家政這些權益保障措施，被其它家政公司紛紛仿效，並成為行業慣例。
3、推動了家政保險的出台。2002年起富平為家政工購買保險，如家政服務員在工作中因過失造成客戶人身損害或客戶財產損失、或家政服務員自身發生意外人身傷害，可獲得一定比例的人身賠償及財產賠償,以此保障客戶的權益，也免除了家政服務員的後顧之憂。現在北京不少正規的家政公司也都為家政服務員購買了不同類型的家政保險。
針對女性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和上崗就業，富平家政與社區服務一直在進行各類創新實踐。回顧10年，有著一條不斷探索的成長軌跡。
成長足跡：
2002年3月，富平家政學校正式成立。
2002年8月，富平與安徽省扶貧辦簽定合作協議，這標志著富平「民辦公助」模式的開始。此後富平分別與甘肅、湖南、河南省扶貧辦簽定協議，合作組織貧困地區農民進城培訓就業。
2002年10月，富平家政學校正式成立了「富平家政服務中心」，迄今有三家直屬門店。
2003年12月，由國務院扶貧辦、世界銀行、福特基金會和富平學校四方共同主辦的「貧困地區農民工培訓就業新模式研討會」在京召開。
2005年6月，成立「富平家政互助小組」，為在京工作的家政服務員提供後續服務。定期組織小組學員學習家政專業技能、電腦、英語等課程，提高學員工作技能、城市生活適應能力及其他綜合素質。並不定期組織市內游園活動，開闊視野，增長見識。
2005年7月，設立了「北京家政女工醫療緊急救助基金「，救助對象為在北京工作3個月以上、因患大病急病無法完全承擔醫療費、乃至喪失自救能力或勞動能力的家政服務員。
2009年，富平家政學校被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北京市商委評為「家政服務定點培訓機構」、「家政服務示範工程培訓機構」、被全國婦聯評為「全國巾幗家政培訓示範基地」。
2010年，被通州區民政局授予「服務民生先進機構」稱號。
2011年，富平家政學校被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評為「全國百強家庭服務企業「、被北京市東城區商務委員會掛牌為「東城區家政服務培訓基地」。 富平的社會創新研究與人才培養，定位為：社會創新知識的生產與傳播, 及社會創新人才培育。作為富平的一項重要發展方向，此業務依託於富平社會創新與社會投資研究中心開展工作。目前開展的項目有提高高校貧困生能力項目（Pathways to Higher Ecation，簡稱PHE）及社會創新卓越領導人培養計劃（LEAD & Beyond）。
北京富平學校社會創新研究與人才培養三大方向：
1、對富平生產的社會創新知識進行歸納、總結，形成富平的社會創新知識產品，並對內外進行傳播。
2、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研究和社會企業社會影響評估。
2、建立發現和培育社會創新領導者的平台, 並構建社會創新實踐者及其支持者之間的交流及行動網路。
PHE項目
PHE（Pathway to Higher Ecation）是福特基金會發起和資助的提高高校貧困生能力項目，中國地區由北京富平學校執行。PHE於2002年啟動，現已進入到第三期，希望通過創新實踐推動傾向於貧困生發展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進，使貧困生上得起學、上得好學，推進中國高等教育的公正與公平。
LEAD & Beyond項目
中國社會創新卓越領導者培養計劃(LEAD and Beyond)由在中國社會長期從事創新實踐、對此有經驗和洞見的四家機構聯手發起，它們是北京富平學校、北京大學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該計劃基於幾家機構多年跨領域實踐的經驗展開人才培養，並邀請各學術領域的大家和實踐的先行者深度參與。
LEAD & Beyond的目標是在中國培養一批有出色的經濟、社會、環境平衡感的社會創新卓越領導者，並構建社會創新實踐者及其支持者之間的深度交流及行動網路。

⑻ 河北任丘的歷史

歷史沿革任丘境內的出土文物和遺址挖掘證明，早在距今8千餘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即有人類聚居。上古傳說中的五帝時代有顓頊城，春秋時期境內有虢邑，屬燕國。《左傳》記載，東周景王十年（公元前535年）正月癸已日，齊惠公統帥軍隊伐燕，駐扎於虢，2月戊午日，齊燕兩國，締結「濡水之盟」。戰國時代境內有鄭邑、狸邑，轄屬多變占據《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惠文主五年（公元前294年）趙割郊、易兩地給燕國。史書還載：秦王贏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趙遣名將龐暖率師伐燕，攻取狸地（今任丘東北）。又據史料記載：東周顯王三十五年至赧王四年（公元前334至311年），「燕國築南長城以防秦、趙、齊等國。燕長城大部以易水堤為基礎修築。起於易縣西南，經定興、徐水、安新、鄭邑北部而人文安再向東南，止於今大城縣城西南，全長約300公里。據此，當時郊邑以南屬於趙國，以北屬於燕國，當是可信的。
西漢時期，境內有郊縣、阿陵縣，屬幽州。先後封有3個侯國。
阿陵侯國 據《史記?高祖功臣表》，郭亭原為楚之連敖，後自單父（今屬山東）「從塞路人漢」，投於周呂侯呂澤部下。在「還定三秦」的征戰中，官至都尉。高祖六年（公元前200年）七月受封阿陵頃侯，侯國治所在阿陵，在位24年。死後，其子歐於漢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6年）嗣爵，為惠侯，在位22年。死後，其子客於漢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嗣爵，是為勝侯，在位八年，因罪免。漢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郭延居接續被封為阿陵靖侯，在位15年，死後其子則於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嗣爵，在位18年，於元鼎五年（公元前109年）因欠交給皇帝進貢的「酬金」，被免侯爵。五十一年後，郭亭的玄孫茂陵公郭乘，「以賢名著稱」。漢室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又「詔命復家」。
從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09年，阿陵侯國存在了91年，歷經頃侯郭亭、惠侯郭歐、勝侯郭客、靖侯郭延居和最後被免爵的郭則等五代。如果加上茂陵公郭乘，則阿陵侯國存在約在百年以上。
高郭侯國 據《漢書?王子侯表》記載，西漢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四月，河間獻王之子劉瞌，被封為高郭節侯，都邑在原虢邑（今任丘城西十六里）。在位十一年。死後其子久長於神爵三年（公之前57年）嗣爵，是為孝侯。以後，項侯劉菲、共侯劉稱，哀侯劉霸相繼嗣爵。哀侯劉霸死後，因無嗣，其弟劉異眾於漢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被接續封為鄚侯。至此，高郭侯國絕，共傳四世歷五侯，約56年。
鄚侯國 《漢書?王子侯表》記載，漢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高郭侯劉霸之弟劉異眾被徒封鄚侯。其傳承情況不詳。不過，到新奔時期（公元9—25年）鄚改名言符，阿陵改名阿陸，高郭改名廣堤，所以，鄚侯國存在時間當在20年左右。
此外，西漢末年，郊縣境內建立了任丘城，為當時的巡檢海使駐地。邢子頤《三郡記》稱：「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巡檢海使中郎將任丘築此城以防海口，即以為名」。宋代《太平環宇記》一書，也有「任丘古城在任丘縣南26里」的記載。「巡檢使」是官職，主要設於關隘要地，負責防要塞、禁走私、維護地方治安，「多以武臣為之」，「兼管數州縣或專管一州縣」。「中郎將」是勛級，當時「秩比二千石」，相當於郡守待遇。中郎將任丘在此地築城，鎮守海口，可見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因為西漢時期，古黃河人海處附近的黃驊沿海一帶「私鑄鐵器、傍海煮鹽」的很多，此地距沿海口較近，鹽鐵走私嚴重，所以專設職官查禁。
東漢初年，阿陵再次被封為侯國。初被封的是任光。《後漢．任光傳》記載：他少時忠厚，「為鄉里所愛」。青年時曾任過鄉嗇夫、縣吏。漢兵人宛時，見他衣服鮮明，想把他殺掉而奪其衣。恰值光祿勛劉賜趕到，看任光的長相不是普通人，便把他救下。從此，任光率其「黨人」跟隨劉賜，官至偏將軍。更始初年（公元23年）任信都太守。不久發生王郎叛亂，河北許多郡國皆降之，「獨任光不肯與隨」。更始二年（公元24年）春，劉秀自薊（今北京）回河北，被王郎叛軍追殺，「狼狽不知所向」。聽說信都守「獨為漢拒王郎」，於是投奔信都。任光等正憂慮孤城難以保全，得知劉秀到來，大開城門迎人城中，「吏民皆稱萬歲」。劉秀拜任光為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守南陽、信廣、兼領信都太守。建武元年（公元25年），劉秀在洛陽即皇帝位，建立東漢王朝。封任光為阿陵侯，食邑萬戶，治在陵城。建武五年（公元30年）又召任光入朝任奉朝詣，其子任隗嗣爵。
任隗字仲和，少好黃老之學，清靜寡慾，所得俸祿常用來賑恤宗族，收養孤寡。孝明帝在位期間（公元58—75年），歷封任隗為奉朝詣、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長水校尉等職。孝章帝劉炬即位後（公元76年），升任他為將作大將。建初五年（公元80年）遷升太僕，八年為光祿勛，章和元年（公元87年）拜司空。任隗為官持重耿直，不阿權勢；義行內修，不求名譽。孝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3年）去世，其子屯嗣爵。後任屯擢升步兵校尉，徒封西陽侯。阿陵侯由屯之子勝嗣。任勝死後，其子世嗣爵。以後，任世徒封北鄉侯。阿陵侯國撤銷，並人郟縣。東漢阿陵侯國存在約百年，傳四世，歷五侯，即：任光—任隗—任屯—任勝—任世。
東漢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置鄞縣，治所在原郊侯國都邑。
兩晉時期，鄚縣屬冀州河間國。
南北朝時，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鄚縣治所遷至阿陵城，北齊（公元560至577年）置任丘縣，與鄚縣同屬瀛州河間郡。
隋開皇元年（公元581年），「秋，大水，任丘城淹沒。居民溺死大半」。是年撤消任丘，並人鄭縣。以後在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又復置任丘。不過僅僅維持了十一年，到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任丘再度撤消，分別並人高陽、鄚縣。
唐代，境內建置變化頻繁。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蒲州（又稱滿州，治在今高陽縣舊城），轄鄲縣。五年（公元622年），從郊縣、高陽各劃出一部分，復置任丘縣，屬瀛州。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蒲州撤消，郊縣復歸瀛州轄。景雲二年（公元711年），置鄭州，轄郊縣、任丘、文安、清苑、唐興、歸義等六縣。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割文安、任丘各一部置利豐縣（後改長豐，治在今任丘長豐鎮）。十三年（公元725年），因鄚、鄭二字易混，將鄚州改為莫州，鄚縣亦改為莫縣。十四年（公元726年），莫州置唐興軍，屬范陽節度使節制，改置文安郡。治所仍在莫州，轄莫縣、文安、任丘、清苑、長豐、唐興（治在今安新縣安州東南）六縣。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罷文安郡，復置莫州，仍屬河北道。
五代時期，後晉天福元年（公元963年）莫縣、任丘、長豐三縣均隨莫州淪於契丹。至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收復。
北宋時，莫州屬河北東路，轄任丘、莫縣、長豐、大城等縣及高陽部分地區。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撤消莫縣和長豐，並人任丘縣。元祜二年（公元1087年）莫州治所移至任丘。
金貞枯二年（公元1214年），於莫縣故城改置莫亭縣。與任丘同屬河北東路莫州。
元代，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任丘、莫亭一度撤銷並人河間縣，不久又恢復原建制。這期間，莫州治所改移莫亭縣。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水災，「任丘城沒於水」。
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廢莫州，撤消莫亭並人任丘縣，屬河間府。此年，知縣雲霄重建任丘縣城。
清沿明制，任丘屬直隸河間府。
中華民國時期。民國二年（1913）二月，廢州府之制，實行省、道、縣三級行政管理，任丘屬直隸省渤海道。（1914年改津海道）。民國十七年（1928）6月，直隸改稱河北省。二十六年（1937）3月，河北省劃為17個行政督察區，任丘屬河北省第六督察區。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成立了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下轄晉東北、察南、冀西、冀中等4區56縣，任丘屬冀中九分區。解放戰爭時期改屬冀中八分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任丘屬河北省滄縣專區管轄。
1952年改屬天津專區。1958年11月，文安、大城二縣撤消並人任丘縣，屬河北省天津市管轄。1961年5月與文安分縣，恢復原任丘建制，改屬滄州地區。1986年5月撤消任丘縣改置任丘市（縣級），由滄州市代管。2005年3月，被河北省確定為22個第一批擴權強縣（市）的縣市之一，享有計劃直接上報（省，下同），財政直接結算，用地直接報批等11個方面62項管理許可權。

⑼ 苪城縣經濟怎麼樣

芮城縣位於中國山西省西南端，黃河中游。地勢北高南低，北為中條山，南為黃河。全縣國土面積1178.76平方公里。礦產有金、鎂、銅、磷、煤、石油、大理石、石灰石、紫砂石、白雲石、石英砂等。土特產主要有芝麻糖、無核蜜棗、麻片、醬菜、泡泡油糕。名勝古跡主要有永樂宮（大純陽、萬壽宮）、西侯渡遺址、大禹渡。芮城縣轄7個鎮、3個鄉：古魏鎮、風陵渡鎮、陌南鎮、西陌鎮、永樂鎮、大王鎮、陽城鎮、東壚鄉、南衛鄉、學張鄉。
2002年底全縣總人口39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0萬人，耕地面積為93萬畝，其中林業產值938萬元，牧業產值5992萬元，漁業產值291萬元。全縣農村經濟總收入140402萬元，農村經濟純收入81597萬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296元。2001年，全縣農作物播種面積634903畝，糧食作物531718畝，總產量93552噸；其中夏糧、小麥面積430007畝，產量68490噸；秋糧101711畝，總產量25062噸；油料39611畝，總產量2534噸；棉花41156畝，總產量3317噸；葯材4380畝，總產量(元)3399320元；蔬菜8059畝，總產量17155噸；蘋果142674畝，總產量230276噸 。
芮城縣地處山西省最南端的晉、秦、豫三省交界處，是山西的南大門。北隔中條山與永濟市、鹽湖區毗連，西南西面以黃河為界，與陝西大荔、潼關縣和河南靈寶市為鄰。芮城商末為芮國，周初為魏國，秦屬河東郡，漢為河北縣，北周明帝二年始改芮城縣至今。全縣轄7鎮3鄉，2003年總,人,口38.1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4.4萬人。全縣共有5個少,數,民,族，為回、滿、蒙古、藏、苗，總,人,口300多人，其中回,族,人,口最多，約270人。
芮城地勢北高南低，一面陽坡，呈階梯狀分布，屬暖溫帶大陸性半濕潤氣候。全縣總面積1178.8平方千米，耕地面積5.1萬公頃，森林覆蓋率37.8%。農作物主要是小麥、棉花、蘋果、大棚菜等。現已探明的礦產資源有磷礦石、石灰石、紫砂石、銅、金等20餘種。
2003年，芮城縣生產總值14.6億元，比2002年增長15.4%。財,政,總,收,入1.22億元(不含農,業,稅,退,庫210萬元)，增長11.9%；一般預算收,入3894萬元，下降10.6%。糧食總產量12.3萬噸，增長15.1%。農,民,人,均,純,收,入2608元，增長10.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37.6元，增長14.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33億元，增長26.3%。
新型工業化步伐加快。 一是結構調整有了新成果，全年投資50萬元以上的工,業,調,產,項,目14個，其中小兒腹瀉貼、納米碳酸鈣和2，3，5-三甲苯酚3個高,科,技,項,目入圍全省「1311」調產規劃，丁桂兒臍貼、PE管材、洞賓系列酒產品被評為全省名優產品。二是亞寶工業園、華泰工業園、金鵬綠色食品工業園等6大工業園區初步建成。三是全年通過招商引資上各類項目30多個，總投資4.45億元。四是民營經濟有了大發展，民營總產值比2002年增長15.7%，增加值增長15.2%。五是工業經濟保持高速增長，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3.25億元，增長41.4%；實現利稅1.07億元，增長17.5%。
農村經濟全面發展。 農業基礎設施得到加強，完成了大禹渡修復工程、南乾渠修復改造等一批工程。農業產業化進一步發展。全縣以9大特色產業為依託，以龍頭企業為載體，實施工農鏈接，延長農業產業鏈，深化農業結構調整。全縣10大龍頭企業帶動了6666.7公頃復播玉米，3333.3公頃蘆筍，2000公頃芋仔、青刀豆，1333.3公頃日光溫室等10大特色產業基地建設，訂單農業發展1.3萬公頃。同時通過稅費改革，全縣減負1340萬元，農民人均減負39元。
風陵渡開發區發展勢頭強勁。全年招商引資2.5億元，協議投資58億元，意向投資60億元。入區投資的7個項目運行良好，特別是4家出口創匯企業年創匯額突破1000萬美元，在全省41個省級開發區中位居第二。隨著投資120億元的大唐電廠、亞寶工業園等企業建成，風陵渡將步入跨越式的高速發展期。
基礎設施進一步加強。 完成了臨風(臨猗——風陵渡)線7千米路基工程、平風(平陸——風陵渡)線岳村溝橋大修主體工程、縣城至永樂鎮二級公路的拓,寬,改,造,工,程、農,村,二,級,網,改,工,程、35千,伏,原,村,變,電,站,增,容,改,造,工,程、風陵渡110千,伏,變,電,站,建,設、架,設,電,信,光,纜,工,程、廣,播,電,視,縣,城,光,纜,改,造,工,程、45個村92千,米,通,村,油,路,和,通,水,泥,路,工,程、縣城1600米的排,水,道等10大工,程。
運城市地勢平坦，氣候溫和，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是傳統的農業大區。年平均降雨量525毫米，日照 2350小時，氣溫13攝氏度，無霜期212天，農業生產條件較為優越。歷史上「嫘祖養蠶」、「後稷稼穡」、「舜耕歷山」等與農業有關的優美傳說均發生在這里。在四、五千年以前，河東先民已掌握了種植高粱的技術，開中國高粱栽培之先河。在三千多年前，已有勞動人民在黃河、汾河谷地建立了農業據點。春秋末期，這里的汾河谷地就因農業發達、人口聚集而興起了著名的城市絳州(今新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運城一直是山西省乃至全國的麥棉基地。13個縣(市、區)中有11個曾被列為山西省商,品,糧,基,地,縣，其中六個被確定為全,國,商,品,糧,基,地,縣，兩個被列為國,家,商,品,棉,基,地,縣，一度被稱為「山西的烏,克,蘭」。近年來，堅,持,科,技,調,產，形成了初具規模的果、畜、菜、糧、棉五,大,主,導,產,業，糧經比例由過去的8：2調整為5：5。僅蘋果一項就達300多萬畝，成為全國優質果品基地之一。龍頭企業發展到232家，32家初具規模，帶動全市22萬農戶從事產業化經營。粟海、忠民、新,絳,蔬,菜,產,業,集,團跨入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
全市負有盛名的十大農產品是：小麥、棉花、蘋果、稷山板棗、王過酥梨、絳縣山楂、蒲州柿子、臨晉醬玉瓜、萬榮大黃牛、黃河鯉魚，一批優質農產品已經打入首都和國際市場。
運城市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山西省新興的工,業,基,地。
這里有全國最大的無機鹽化工基地南風集團、裝備規模居世界第一的運,城,制,版,集,團、亞洲最大的鋁工業基地山西鋁廠、全國第二大銅冶煉基地中條山有色金屬公司、鐵道部的龍頭企業永濟電機廠等大型企業。近年來，初步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六大產業群體。即：鋁電材聯營、鋼鐵和鎂業等冶金產業群，日用化工、煤化工和醫,葯,產,業,群，機械及精密鑄造產業群，新型材料、玻璃器皿等亮點產業群，農副產品加工產業群，以旅遊業為龍頭的第三產業群。
培育了海鑫、陽光、通達、振興、忠民、粟海、龍門、南風、關鋁、製版、亞寶、豐喜等一批年產值達到10億元、30億元、50億元以上的大企業、大集團。海鑫、陽光、通達、振興、粟海、龍門等6家民,營,企,業,進,入,全,國500強，海,鑫,集,團成為全,國,民,營,企,業,最,大,納,稅,戶。

⑽ 山西永濟孟盟橋的由來

孟盟橋位於蒲州鎮東南方向，緊鄰高速公路永濟西進（出）站口。全村耕地面積1923畝，水澆地1200畝。孟盟橋村由2個自然村組成，橋南和橋北。橋南由二三組組成，橋北由一、四組組成。有現有居民310戶1240人，共有勞動力676人，其中外出打工300餘人，約占總人口的25%。現村內共有低保戶29人，五保戶4戶。全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有1200人，參合率達到96%。
孟盟橋村村民就業面較廣，設計工、農、商、牧等多個行業，有在外務工的農民工，搞農副產品加工的商品化、市場化的農產品經營模式，近年來，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小的推動作用。孟盟橋村依照良好的自然環境，農民主要生產玉米、小麥、豆類基礎農作物。在農副產品加工中，重點以蘆筍為主，在2006年成立了由西班牙獨自企業-----晉西食品有限公司，該公司加工果蔬產品，以蘆筍加工為主。該企業佔地38畝，總投資1000萬元，年加工蘆筍3000多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