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金融市場的現狀分析

Ⅰ 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現狀與問題

債券市場發行情況

2020年3月份，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5.3萬億元。其中，國債發行3700.0億元，地方政府債券發行3875.2億元，金融債券發行1.06萬億元，公司信用類債券發行1.61萬億元，資產支持證券發行1156.2億元，同業存單發行1.7萬億元。

——以上數據來源於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債券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Ⅱ 關於我國金融業發展現狀及前景分析

2019年隨著人工智慧的興起以及金融業對風險控制的需求，智能金融應運而生。智能金融對金融業成本控制和效率提高方面起到促進作用，但由於其技術的制約和金融行業特性的制約，現階段的智能金融行業仍處於緩慢推進階段。

智能金融發展的驅動因素 內外部同時驅動

智能金融發展的驅動因素主要分為內部驅動和外部驅動兩大方面，內部驅動包括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產品服務滿意度、提高風控能力，而外部驅動則為促進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

—— 更多數據及分析請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Ⅲ 中國金融業現狀

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國有銀行、 國有企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金融風險因素。 但三資企業及股份制企業健康發展的基本因素未變； 外資也保持較穩定的增長，投資項目也越來越大， 而且大多是長期投資，外商不會輕易放棄。
因此推斷， 中國在三五年內不會出現類似東亞其它國家那樣的金融危機。但是， 真正的危險是在三五年之後， 當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的壓力， 對他們的經濟及金融體制進行全面開放，徹底改革， 建立起與國際完全接軌的先進體系以後， 將會對中國形成巨大的競爭壓力。如在二戰之後， 美國接管日本及德國，輸入美國的經濟體制， 使日本和德國的經濟較快地發展起來， 而將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中國漸漸拋在後面。 因此，中國必須抓住各國在金融風暴後進入調整期的有利時機， 盡快改革金融和外匯管理體制，改善銀行服務， 進一步提高出口競爭力，吸引外資紮根中國， 使中國的經濟保持實際高質量的調整增長。因為要真正避免危機， 就必須保證基本經濟因素的健康。
中國要維持一種實際高質量的高速增長， 就必須打破過去的傳統發展模式，即：發展經濟—銀行增加貸款— 國有企業—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實現經濟增長。中國大陸的經濟， 已經形成兩個不同的部分，一個是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部分； 另一個則為三資企業、股份制企業部分。 後者在近五六年內得益於先進制度與優惠的政策，發展相當迅速。 由於外資進入中國後，在中國最先進的地區引進最先進的技術、 管理，建立了基本上與世界經濟相接軌的企業。 三資企業與一些股份制企業成為中國最健康、最有活力的部分， 是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增長的源泉。 現在中國正進入一個關鍵時刻。 隨著一些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的完成，中國投資環境的「硬體」 部分逐漸完善起來，中國現在吸引外資的外部條件越來越好。 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是勞動力最便宜、土地（用於發展製造業基地） 最多、市場巨大和最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資目的地。現在是「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東風是什麼，就是中國的政策。 政策成功不成功，有效沒效，不在於降低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 也不是看中國有沒有市場， 而主要是看能不能降低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投資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和實物成本不一樣。實物成本，如勞動力的成本、 土地的成本、資本的成本， 都是可以根據一個國家的供給和需求決定的。但「交易成本」 卻是一個人為造成的成本，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 但是不可能避免，做生意時，可能不容易看到而不去考慮， 但最終成功與否，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在中國，交易成本很高， 主要體現在政府、會計、法律、銀行業和資本市場的服務方面， 整個都跟不上。政府部門有重重人為的障礙要打通， 銀行和律師根本不能適應面向國際市場經濟的需要， 這些都增加了中國市場的「交易成本」。 外國投資者很想來中國投資，但他們都感到來中國投資不容易， 故爾採取了一種觀望的態度。中國市場高額的「交易成本」 主要存在於金融服務中。 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金融業的問題。因此， 建議中國在現階段採取一種有限制、有控制的金融開放政策， 包括向外國銀行開放貸款業務，允許三資企業運用美元進行交易等。 一方面可以使外國投資者看到中國有決心開放金融業，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開放風險。

Ⅳ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Ⅳ 分析目前中國金融市場的狀況

—— 以下數據及分析均來自於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科技金融服務深度調研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金融科技發展歷程

金融領域的科技應用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金融電子化、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第三階段金融科技強調利用前沿技術變革業務流程，推動業務創新，突出在大規模場景下的自動化和精細化運行。

Ⅵ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Ⅶ 中國國際金融服務貿易的現狀與態勢

一、當前宏觀金融形勢總體運行平穩，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隱憂

今年以來，國民經濟繼續快速增長，消費需求穩定增長，城鄉居民收入穩步提高，對外貿易增勢強勁，財政收入大幅提高。當前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值得注意的是，經濟運行中仍然存在投資需求膨脹過快、貨幣信貸增長偏快、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等問題。

據初步統計，3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23.18萬億元，同比增長19.2％；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17.90萬億元，同比增長20.66％，本外幣貸款一季度新增9122億元，其中人民幣貸款增加8342億元，同比多增238億元。為了防止貨幣信貸過快增長，引發通貨膨脹或資產價格泡沫，形成新的銀行不良貸款，防範金融風險，中國人民銀行開始採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將自4月25日開始再次提高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實行差別准備金率制度和再貸款浮息政策等。此外，中國人民銀行提高了央行再貸款利率和再貼現利率。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貨幣供應量增幅偏快，今年以來M1和M2實際數據均高於預測；信貸增長速度偏快，比年初預期高出10個百分點。提高存款准備金的政策，將有助於控制貨幣投放和貸款增加速度，保證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第二，我國直接融資所佔比例依然過低，間接融資比重過高。雖然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證券市場不發達，企業直接融資困難，直接籌資不便利的問題，但是如此高的間接融資比例為全社會的資產負債管理和風險控制帶來一定的難度。第三，M2佔GDP的比重過高，到2003年，我國M2佔GDP的比重已經接近200％，這種高比例除了在極其個別的國家外，在全球范圍內是沒有的。雖然中國經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是過大的M2表明，中國經濟發展中融資過多依靠銀行體系，風險集中度偏高。第四，總儲蓄率依然偏高。2003年我國的總儲蓄率進一步上升到47％，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消費需求所佔比重有待進一步提高。上述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討論，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金融市場的發展。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金融市場發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首先，金融市場體系已經初步建立。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了證券期貨市場、貨幣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其次，金融市場參與主體日益多元化，不僅包括商業銀行、社會保障基金、信託公司、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自2003年起，還引入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三，市場產品的逐步多樣化，不僅包括金融債、國債、中央銀行票據，公司股本和債務性債券，而且在證券和銀行業產品方面不斷推陳出新。ABS、MBS和CDO等銀行類創新產品、開放式基金等證券類創新產品都有強烈的需求。第四，跨市場的金融創新產品不斷出現，例如貨幣市場基金的出現，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發展等。

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市場還是存在產品匱乏、簡單化的問題，金融深化程度還不足，在不少方面還存在創新壓抑的現象和問題。

三、經濟不斷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要求我國金融市場必須進一步發展，要求有關部門適應形勢，轉變觀念。與此同時，金融產品必然發生相應的轉變

首先，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的結束，隨著國民待遇的實現，市場准入的逐步放鬆，金融業面臨的國際競爭將進一步加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和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均要求我國必須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其次，隨著市場的逐步開放，經濟全球化的不斷進展，2003年我國經濟貿易依存度已達60％。越來越多的企業涉足國際業務，客觀上需要我國的金融機構為企業公司客戶提供包括套期保值、風險控制、外匯理財等在內的一系列金融服務。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為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產品的發展提供了契機。第三，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我國將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取消不適宜的外匯管制措施，最終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這些都要求金融市場進一步發展，金融產品要進一步多樣化。這一點在有關文件中明確為要發展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

四、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我國在金融產品的創新過程中，雖然曾經有過一些挫折，但是今後必須充分重視金融產品創新工作，不可因噎廢食。在此過程中，要處理好實踐經驗的積累和健全規則制定之間的互動關系，可以採用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的方式加以規範金融創新產品

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開放的初期階段，由於人才不足、技術不新、管理薄弱以及在監管方面存在的不足，我國在金融產品創新方面曾經走過一些彎路，導致一些產品的廢止和有問題的金融機構的關閉。金融業產品和其他行業產品一樣，在創新過程中也需要經歷一定的學習過程、人才培養過程、機構成長過程、市場成熟過程以及監管發展的過程。某些條件不成熟時，可能會引發一些風險。另外，對於有問題金融機構的關閉，也暴露出我國法律體繫上的一些薄弱環節，例如在破產關閉上還存在相當大的難題。

當然，不同的決策部門和不同的專家學者會對金融產品創新的監管思路和發展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由於存在歷史彎路，因此在發展新的金融產品時，必須要先建立規則，充分借鑒國際經驗。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實踐中是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國際范圍內的經驗和教訓並不相同，不同國家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例如英美模式和歐洲大陸模式以及韓日模式就存在比較大的差別，有需要進一步分析、判斷並加以選擇的過程。

另外，在缺乏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規則，往往花費很長時間，甚至始終不得出台，建立的規則其可操作性和健全性有待進一步觀察。從方法論上看，一切必先建規則才能實踐，也有悖於人類通過實踐提高認識的客觀規律。在現階段可以採取的方法，可能更多可以借鑒產業政策的有關做法，通過設立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的方法加以規范和解決。對於那些國際范圍內較為成熟產品，對於那些具有較強風險控制能力的金融機構在開展創新業務時，採取負面清單的做法，也就是說「未經法律明確禁止的業務品種，均可以開發」。對於那些不是十分成熟，有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的金融產品，採取正面清單的方式加以規范。

在金融創新產品的過程中，要合理明確金融產品的定位。注意區分面向機構投資者和面向居民個人的產品。鑒於機構投資者一般擁有機構優勢，有較強的分析判斷和抗風險能力，由此面向機構投資者的產品在許可上可以更為寬松。面向居民個人的金融產品在准入方面應更為謹慎，在信息披露和監管方面應更嚴格要求。其中，針對高端客戶的金融創新產品應和普遍服務的金融創新產品應有所差別。此外，對於一些包括衍生產品在內的定價和風險控制更為復雜的面向復雜型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產品，也需要在監管上加以區別對待。

金融創新產品的發展將為金融機構資產負債結構轉化提供可能。以銀行業創新產品為例，目前資產方管理就逐步出現了消費信貸、資產證券化、不良資產打包進行證券化處理以及信貸風險的轉讓等新的金融產品。負債方管理，可以看到儲蓄替代產品的不斷出現，例如基金產品、證券投資產品、保險產品等。此外，收費類業務發展方興未艾。在國際范圍之內，人們已經不再把銀行僅僅視作從事存貸匯業務的機構，更多人看到了銀行是擁有龐大網路分支系統的商業與服務骨架，越來越將銀行看作具有應對多種產品能力的銷售和服務網路，同時把金融服務看作是由電子網路聯系在一起的進行信息加工業務。

五、市場需求的不斷變化和業務交叉性產品的不斷出現，日益要求樹立功能監管觀念，適應形勢，加強協調。

在建立了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之後，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了功能監管的格局，為金融業的穩健發展和金融風險的有效防範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應該看到，市場需求的不斷變化，客觀上要求金融資源能夠在不同的市場之間進行合理有效配置。因此，我們觀察到，一些交叉業務的需求逐步產生，例如公司客戶在貸款需求的基礎上，有更多的投資理財、套期保值、保險業務的需求，居民個人在存款需求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消費信貸、住房貸款、甚至投資理財、養老保險等多種需求。交叉業務的產生和發展為改變不合理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關系帶來了新的可能。

業務品種的交叉客觀上要求機構具備更加全面的服務功能。從中國當前實際情況看，監管機構對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和發展事實上採取了默認的態度。應該說金融機構廣泛的網路分支機構、所掌握的長期的特殊的客戶信息資料都為業務交叉的發展創造了機會。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隨著市場需求的發展，資源共享的要求，過去的一些根據「出生證」由誰來發放而畫地為牢式的監管理念已受到沖擊。事實上，功能監管、機構准入和業務產品發展之間不需要相互設置障礙。隨著經濟發展，不論機構設立該由誰來審批，都不應阻礙有市場需求的業務創新。功能監管和業務發展之間並不必然發生矛盾。監管機構已在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轉變觀念，加強協調。此外，為了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協調發展，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報告中也進一步明確，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與三家監管機構之間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這一趨勢在有關立法中已有所體現。

六、外資銀行的內在優勢使得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潛力巨大，外資銀行的發展應配合宏觀金融形勢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開始進入中國市場，為我國金融體系的完善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外資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風險控制、風險管理、信貸文化、決策程序、激勵機制以及資產管理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優勢，外資銀行發展空間巨大，特別是在促進金融市場發展和產品發展方面潛力很大。

外資銀行的發展也應考慮配合中國宏觀金融形勢的需要。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在發展階段和發展潛力存在一定的差異。外資銀行可更多關注中國經濟轉軌中一些薄弱市場和產品、薄弱環節的發展，關注經濟結構的變遷，支持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支持大西北的建設，與中資金融機構既有競爭，也是對中資金融機構的有益補充。我們還希望在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能夠更加配合中國宏觀金融形勢需要，不僅在順利周期階段，共享中國經濟快速穩定增長的收益，也能夠在逆境周期階段，甚至危機期間，堅持長期經營、追求長遠利益，這也是今年二月國際清算銀行會議上大家討論和研究的一個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