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公司老總做述職報告，會後讓我們員工對老總進行評價。怎麼誇領導比較好
就是說他講述的真實，做事實干，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並且能夠做的更好的領導。
❷ 銷售管理述職談話"多對一"有什麼不好
一、加強學習，提高素質
作為管理部經理，要想作好本職工作，首先必須在思想 上與集團和公司保持高度的一致。我始終認為，只有認真執行集團公司文件，服從公司領導，才能排除一切干擾，戰勝一切困難，干好管理工作。為此我認真學習了 集團文件精神並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加以實踐，實事求是，公平公開。 在工作中，我堅決貫徹執行集團和公司領導的各項指示、規定。時刻不放鬆學習，始終使自己的思想跟得上公司的發展。
二、提高管理能力
作為一名管理幹部，能做到恪盡職守，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積極協調與集團公司及各部門的關系，作好後勤工作，配合各部門作好工作。去年剛到公司，為了熟 悉業務，我經常向公司領導學習，逐漸熟悉和掌握了管理部的工作方法，認真落實集團要求，實行公開、民主管理。在工作中，我積極向領導反映職工的意見和建 議，認真維護職工權益，積極為職工在生活方面創造條件，改善職工伙食，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等，將公司對職工的關心送達到每名職工心中。
三、推進工作的全面進步
在公司領導的帶領下，我帶領本部門同志，完成了各項工作指標和領導交辦的各項任務。未發生重大安全事故。開業初期，根據集團文件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制 定、完善了一些公司制度，包括伙房、宿舍、保安、考勤、電腦、處罰等，在公司領導帶領下，積極拓展外部關系，認真做好接待工作。積極向公司領導提出自己的 建議，力爭做到發展要有新思路，工作要有新舉措。春節過後，新建了車棚，方便職工停車，4月份，開始籌建蔬菜大棚，現已開始種植，很快就可以為集團和職工 食堂提供綠色無公害蔬菜。
❸ 節日期間廉政談話提綱
述廉制度領導幹部述職述廉制度是實施黨內監督的一種自律機制，也是將黨組織嚴格監督與黨員幹部認真自律結合起來的一種有效形式。述職述廉的主要內容是：學習貫徹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情況，執行民主集中制情況，履行崗位職責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情況，遵守廉潔從政規定情況，存在的突出問題和改正措施，其他需要說明的情況。《規定》要求，述職述廉分別在班子屆中和換屆前一年結合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進行；在地方黨委、政府領導班子中擔任兩個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員幹部，應分別在任職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上述職述廉；在縣委以上黨委、政府工作部門領導班子中擔任兩個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員幹部，可在任主要領導職務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上述職述廉。《規定》還要求，紀律檢查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派人參加述職述廉會議，了解有關情況；述職述廉後，結合當年的年度考核組織民主評議或民主測評。發現領導幹部在述職述廉中隱瞞、迴避重要問題，以及對存在突出問題不認真改正的，要根據黨委（黨組）意見，對其進行誡勉談話，情節嚴重的給予組織處理。廉政談話廉政談話是黨內監督的一項基本制度，是預防腐敗的一種手段。廉政談話作為一項制度時間不長，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暫行）》正式予以確認的。1、領導班子和本人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領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情況。2、個人執行《中國共產黨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試行）》以及廉潔自律各項規定情況。3、領導班子和本人執行民主集中制原則，接受監督情況。4、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開展反腐敗斗爭的意見和建議。5、本人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問題及整改措施。6、新提任領導幹部抓黨風廉政建設的打算和個人廉潔自律的措施。約談約談指的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一種制度。指擁有具體行政職權的機關，通過約談溝通、學習政策法規、分析講評等方式，對下級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糾正並規范的准具體行政行為。
❹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孟子言論向齊宣王闡述什麼觀點
四端」說是孟子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他對先秦儒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孟子的性善論、仁義論、仁政論等都與 「四端」說有關，是圍繞「四端」說展開的。可以說，「四端」說的提出，才真正標志著孟子思想的成熟。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對「四端」說形成的背景及時間這樣重要的問題卻較少涉及，與孟子研究文獻汗牛充棟現象的形成強烈反差，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有鑒於此，本文擬對此問題作一討論，以求方家指正。
（一）
孟子的「四端」是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認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情感是仁義禮智的萌芽，仁義禮智即來自這四種情感，故稱四端。《孟子》一書中共有兩章談到四端，一次在《孟子·公孫丑上》，為一般性的論述，沒有涉及到四端說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次在《告子上》，其文雲：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從這次談話看，孟子提出四端說同當時人性善惡的爭論、尤其是同告子的辯論密切相關。孟子主張性善論，故提出四端說予以論證，同時對告子等人的觀點進行批駁。那麼，孟子與告子辯論是在什麼時間呢？這無疑是我們討論「四端」說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現學者多認為這次辯論是在孟子首次到齊國時，時間大概是在齊威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30年）左右，如張秉楠說：「這場人性問題的爭論當發生在齊國。其時間亦當在孟子來齊之初。因為告子亦為稷下早期學者，他的人性論和另外幾種人性理論在當時較有影響，重視人性之辨的孟子一到齊國稷下，就不可能不對這個問題表明自己的態度」（1）。我們認為這一看法基本可取，下面再作幾點補充：
首先，是告子的身份。張秉楠認為告子是齊國稷下先生，根據是郭沫若的說法。郭沫若曾對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公孫丑上》）的修養方法與宋鈃、尹文作比較，認為告子的這兩句話「分明就是《內業》篇所說的『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對後者的發揮改造。因此，「告子也是一位宋鈃、尹文派的學者」（2）。而宋鈃、尹文是著名的齊國稷下先生，二人均長期在稷下活動，告子受到他們二人的影響，也應該到過齊國。孟子與他在齊國會面十分自然。另外，告子的思想特點也反映出他是稷下學者。稷下學者的一個特點博採眾家之長，融合儒、墨、道、法等不同思想，告子的思想也具有這一特點。據《墨子·公孟》篇，告子曾為墨子弟子，但他卻「毀墨行」，對墨子提出批評；他曾與孟子辯論人性善惡，卻不否定仁義；他又受到道家的影響，表現出道家的思想傾向，可以說是「非儒非墨或亦儒亦墨」（3）。從告子的思想傾向看，他作為一名稷下學者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從孟子的游歷來看，他與告子在齊國會面可能性最大。《史記·孟軻荀卿列傳》關於孟子的記錄十分簡略，只提到他曾來到過齊國、魏國，且多有錯誤。但自宋元以來，不斷有學者對孟子的生平進行考訂，特別是經過清代及現代學者的努力，現在大致已經弄清楚孟子生平活動（4）。孟子約出生於公元前372年（周烈王4年）左右，四十歲以前他主要在鄒魯一帶活動，四十歲以後開始在諸侯國間游歷，先後來到過齊國、宋國、滕國、魏國。其中曾分別在齊威王、齊宣王時兩次來到齊國，先後停留八年之久。而在宋國、魏國分別只有兩年，在滕國也不過三四年。孟子既然在齊國停留的時間最長，他與告子在此相遇的可能性也最大。
另外，更重要的，齊國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學術研究、文化交流中心，是學者雲集的重要場所。由於齊國採取開放的思想文化政策，許多著名學者如淳於髡、田駢、宋鈃、慎到、環淵、捷子、季真、鄒衍、鄒奭、田巴、王斗等都曾來到稷下，上說下教，爭鳴駁難，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雖然禮賢下士是戰國時期的普遍現象，孟子曾經到過的滕國、魏國也都有過設官開館、招徠人才的事例，但影響與規模均無法同齊國相比。孟子來到齊國時正是稷下學宮的繁榮時期，所以他在這里與告子相遇並展開辯論是完全可能的。
既然孟子與告子的辯論最有可能發生在齊國，那麼，這次辯論是在齊威王時還是在齊宣王時呢？在沒有旁證材料的情況下，我們不妨通過孟子和告子的年齡作一大致推斷。孟子的年齡前人多有考證，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孟子約生於公元前 372年，卒於公元前289年，約活了八十三歲（5）。而告子在《孟子》一書只有了了幾筆，僅憑此尚無法確定其准確年齡，然而慶幸的是，《墨子·公孟》篇中也有一個告子，據學者考證，他與《孟子》中的告子實為同一人（6）：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猶愈亡也。」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
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根據《公孟》篇的記載，告子曾上及見墨子（7），從他敢於批評墨子及墨門弟子稱其「勝為仁」等情況來看，他在墨門有一定的影響。墨子去世時，他至少也當在二十歲左右。前人考訂墨子的年代約為公元前468椆?87年（孫詒讓《墨子閑詁》），則告子當出生於公元前407年左右。孟子首次到齊國的時間，錢穆認為在齊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前（8），狄子奇《孟子編年》則列於齊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雖相差四年，但關系不大，今暫從狄氏之說。則孟子來到齊國時已約四十三歲，而告子為七十八歲。孟子第二次來齊國約為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9），此時孟子約五十四歲，而告子已年近九十，可謂垂垂老矣。因此從年齡上看，孟子第一次到齊國與告子相遇的可能性較大，若說孟子第二次到齊國才與年近九十的告子辯論，似乎很難講通。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場先秦思想史上的著名辯論原來是在壯年的孟子與暮年的告子之間展開的，孟子的能言善辯、咄咄逼人與告子的反應遲鈍正是這一背景的反映。雖然對這場辯論的地點、時間我們只能作出大致的推斷（10），但從孟子、告子的年齡關系來看，它應當發生在孟子周遊諸侯的早期則是可以肯定的，這對我們下面的討論已經足夠了。
（二）
孟子、告子辯論時，「四端」說是否已經形成了呢？以往人們往往根據《孟子》「公都子曰」章，認為四端說是針對告子提出來的，在孟、告辯論時這一思想已經形成。情況果真如此嗎？那麼，首先還是讓我們對孟、告辯論的內容作一番分析吧。從《孟子》一書的記載來看，孟子與告子的辯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 「生之謂性」的問題；（二）「仁內義外」的問題；（三）「人性善惡」的問題。這三個問題又存在著相互聯系，而核心則是「仁內義外」的問題。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告子上》）
「生之謂性」並非告子的發明，而是古代人性論的傳統，（11）其內容是指「如其生之自然之質謂之性」（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就這一規定而言，孟子的性善論其實也並非與「生之謂性」完全對立。他反對這一觀點，可能是因為告子主張「食色，性也」，把性僅僅理解為生理機能和慾望，在孟子看來，這勢必會混淆人獸的界限，降人類為獸類。故他在與告子辯論中，通過層層推理，由「生之謂性」推出「牛之性猶人之性」，由此證明告子主張「生之謂性」必然導致把獸性等同人性的結果。孟子主觀動機盡管不錯，但他的推理卻並不成立。因為作為高度進化的智能動物，人的 「生之自然之質」顯然要遠比禽獸復雜、豐富得多，二者並不相同。作為人的類規定，「生之謂性」除了生理機能、慾望外，還包括有其他方面內容，如同情、惻隱等等，孟子的「四端」實際也正是建立在人性這一方面內容之上。因此，「生之謂性」並不必然能推出「牛之性猶人之性」。細察孟子的推理過程，他是先設定「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從古代「生」、「性」可以互訓這一點來看，性之名就是生，「生之謂性」似乎也可以說是同於「白之謂白」。但二者實際並不相同，「白之謂白」只是同義反復，並無所表述；而「生之謂性」則不單單是同義反復，而是一定義判斷，其內容是說「如其生之自然之質謂之性」。更重要的，「性」是事物的本質規定，若無此性，則人不成其為人，牛不成其為牛；而「白」不過是事物的一般屬性，而非本質規定，雪、玉一時不為白尚不影響其為雪和玉，二者並不能簡單類比。告子如果明白此點，當回答「不然」。但因其年老智衰，一時不察，誤答曰「然」，結果被孟子步步緊逼，陷入被動之中。從表面看，孟子似乎在這一回合辯論中佔了上風，至少使告子一時語塞，無話可說。但從內容看，孟子的論述卻有誤，他的結論是通過錯誤的推理獲得的。
那麼，這種錯誤是孟子一時的疏忽，還是他思想不成熟所致呢？僅就此章而言，似乎很難確定。但從孟子認為四端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以及稱其為「才」來看（《告子上》），四端其實也是屬於「生之自然之質」，是「生之謂性」。這與孟子批駁告子的觀點不能不說存在著矛盾，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四端說失去了存在的基礎。當然，孟子的四端是一種道德情感，與告子「食色，性也」有很大不同，可以說孟子一方面反對以生理機能、慾望言性，認為不能把這看作人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他又在「生之謂性」的基礎上另闢蹊徑，發現了「異於禽獸幾希」的「四端」，以此作為人的本質規定，並強調通過後天的擴充、培養，使之成為超越之性、理想之性。從這一點看，說告子刺激、啟發了孟子，促使孟子思想走向成熟，大概是不為過的。孟子與告子另一個辯論是「仁內義外」問題。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無以異與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嗜炙亦有外歟？」（同上）
「仁內義外」與「生之謂性」一樣，也是當時學術界普遍討論的問題。除《告子》章外，《管子·戒篇》、《墨子·經下》都談到這個問題。而荊門郭店竹簡的發現，使我們更清楚認識到「仁內義外」曾經是孟子以前儒家學者普遍接受的觀念（12）。按照這種觀念，有些道德意識和行為（仁）是人內心具有的，而有些（義）則是由外部規定的，兩種道德意識和行為在人的成德過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告子的「仁內義外」則與此有所不同，他更強調仁、義的相互對立和沖突。在他看來，因為一個人年長，我去尊敬他，這種尊敬不是發自內心的，就象我們稱一個東西為白色的，是因為它的外表是白色的一樣，所以說是外在的。對於告子的這一看法，孟子進行了批駁，在他看來，告子用白色是外在的來說明「義外」是不恰當的，白馬的白和白人的白可能沒有什麼不同，但對馬和人的憐憫心則是不同的，如果告子認為「義外」，那麼，他所說的義是在老者呢？還是在恭敬老者的人呢？顯然，孟子使用的還是老伎倆，用人獸的差別為告子設置好了陷阱。他的意思是說，如果說義是外在的，那麼，對馬的憐憫之心難道不是來自於人而是來自於馬嗎？對於孟子的質疑，告子則指出「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表明自己所說的 「仁內義外」 是針對人而言，不應和禽獸輕易聯系在一起。同樣是針對人，愛也是不同的，我的兄弟便愛他，這是我自己高興這樣作的，所以說是內在的；而恭敬楚國的老者，也恭敬自己鄉里的老者，這是因為他是外在的老者的緣故，我內心卻不一定願意，所以說是外在的。可以看出，告子是從血緣情感來理解仁的，認為對自己親屬的愛是內在的，同時他把義理解為對外人的義務，認為這種義是外在的，不是發自內心的。對於告子的問題，孟子以「嗜炙」之心進行了論證。他認為喜歡吃秦國人的肉和吃自己的肉沒有區別，這說明喜歡吃肉之心是內在的，由此類推，仁、義也是內在的，不可能是外的。如果認為仁、義是外的，豈不是認為喜歡吃肉之心也由外引起的？且不說孟子以生理性的「嗜炙」與道德性的「敬長」進行類比是否合適，單就以這個類比本身而言，也尚不足以說明義是內在的。因為喜歡吃肉也完全可以看作是由外引起的，從這個角度看，正好可以說明告子的觀點。而且喜歡吃秦國人的肉，同樣喜歡吃自己的肉，前提條件必須是兩種肉沒有差別，否則「嗜炙」之心並不一樣，而告子主張義外，正是針對不同的對象——「秦人之弟」與「吾弟」——而言的。所以，孟子的論證不具有說服力。《告子》篇中還記載有「仁內義外」的一次討論，孟子的論述同樣是失敗的：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屍，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這場辯論可能與上面的辯論時間相差不久。公都子受老師孟子的影響，主張「義內」說，故孟季子提出疑問，讓他解釋什麼是「義內」。公都子認為恭敬是從我內心發出的，所以說是內在的。而孟季子則以平時從內心恭敬自己的兄弟，而在一塊飲酒時卻要先給同鄉年長的人斟酒為例，說明「義」並不都是從內心發出來的，有時也可以由外在原因決定，故說是「義外」的。對於孟季子的質問，公都子無法回答，只好向孟子請教。孟子的回答是，先向年長的鄉人敬酒，是因為鄉人處在受恭敬的地位，「在位故也，」這就象本來是先恭敬叔父，後恭敬兄弟，但當兄弟作為受祭的屍主時，則需先恭敬兄弟一樣。猛一看孟子的陳述，很難搞清他是在論證「義內」還是在論證「義外」，因為「在位故也」不正說明義是外在的嗎？孟子這樣回答，可能是為了解釋孟季子「所敬在此，所長在彼」的疑問，但這實際上已在其前提中承認了義是外在的。對於孟季子來說，他當然不只是想要知道為什麼會「所敬在此，所長在彼」，而是想要知道如何能從「義內」說明「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孟子的這個回答顯然難以讓人滿意，且有幫忙的嫌疑，所以在聽了公都子的轉述後，孟季子馬上表示「果在外，非在內也」，認為孟子實際論證了自己的觀點。對此，公都子只好重彈「飲食亦在外乎」的老調，而我們前面已經說明，這本身就是缺乏說服力的。
以上分析可知，在與告子辯論時，孟子尚不能對其作出有力的反駁。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因為告子的「義外」說本身就是建立在儒家的「親親」原則之上的，而這一原則是孟子自己也承認的，只不過告子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把「親親」原則中所蘊含的內在矛盾凸現出來，由此引起孟子的注意，並試圖從理論上予以說明。但這一過程是逐步完成的，在與告子辯論時，孟子的「四端」說尚未形成，故他在辯論中時有類推不當、偷換命題的錯誤。後來隨著「四端」說的形成，他才以「羞惡」、 「辭讓」等不同於宗法血緣親情的更為普遍的人類情感對人的道德實踐活動進行了說明、論證，以「辭讓之心，義也」的命題，說明作為道德准則的「義」乃是植根於人的「辭讓之心」中，它是內在而不是外在的，這時他才在理論上真正對「義外」說作出有力批駁，同時使先秦儒學理論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除以上兩個問題外，孟子還與告子就人性善惡問題進行了討論，在所有的討論中，惟有這個問題孟子的論述是少有錯誤而最為精當的：
告子曰：「性如杞柳也，義猶杯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杯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杯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杯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杯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主張性無善無惡說，便舉出兩個比喻，用杞柳作成杯棬，沒有固定的本質，說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樣，取決於後天的加工，而不在於先天的品質；又以水流無分東西，沒有固定方向，說明人性如水，在於後天的引導，沒有先天的善性。而孟子則針鋒相對，指出製作杯棬只能順從杞柳的本性，而不能戕害杞柳的本性，由此類推，仁義也是順從人性而來，而不能看作是對本性的強制。同樣，水確實無分東西，然而能不分高下嗎？人之性善就象水流向下，是其本性所然；而人為不善則象水流向上，是環境和外力的結果，並非出自本性。孟子的這段論述十分精彩，說明他此時已相信性善，並從性善的立場對告子的無善無惡論提出反駁。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此時孟子的「四端」說已經形成了呢？恐怕不能。因為性善與「四端」說雖然存在聯系，但二者並不是一回事。性善是人們對人性的一種看法，它的來源甚早，竹簡《性自命出》「未教而民恆，性善者也」，已有了初步性善論思想，而「四端」說則是孟子對性善作出的具體解釋和說明，是孟子獨特的理論創造。就孟子來說，他主張性善可以很早，也相對容易，而對性善作出理論說明則需要一個探索的過程。所以，不能因為孟子主張性善就認為「四端」說已經形成，就象不能因為孟子反對「義外」就認為孟子在理論上已經解決了「義外」的問題一樣。從這一點看，孟子的性善論實際也有一個形成、發展的過程，終歸孟子在這里只是對性善作了一種外在的類比，並沒有作出正面的論述。而這種類比論證的最後結果只能是誰也說服不了誰，這場辯論也只好不了了之，宣告結束。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在與告子辯論時，孟子雖然在仁義論、人性論等問題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如反對「義外」，主張「性善」等等，但作為他思想核心的「四端」說可能此時尚未形成。《孟子》「公都子曰」一章在記錄孟子的「四端」說時雖然提到告子，但也有可能是事後的概括，尚不能作為「四端」說已經形成的證據。所以，我們以前可能對《孟子》「告子」一章理解有誤，並非孟子用「四端」說對告子進行了批駁，相反，可能是與告子的辯論促使孟子「四端」說的形成。前者是因，後者是果，而不是相反。
（三）
如果說僅從孟子、告子的辯論中尚不足以判定「四端」說是否形成的話，那麼，我們不妨再對孟子的游歷作一番考察，看看他那著名的「四端」說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孟子》一書中容易確定時間的往往是孟子游說諸侯的各章，這些章節雖然不是直接討論抽象的人性問題，但在孟子那裡，人性論與仁政論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孟子提出「四端」說，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為他宣揚仁政尋找理論根據，所以孟子在游說諸侯中是否涉及到有關「四端」的內容，便是判定「四端」說形成的一個重要根據。
孟子的生平，前人多有考證，潭貞默《孟子編年略》雲：「孟子四十以前，講學設教；六十以後，歸老著書。其傳食諸侯當在四十以外。」是符合事實的，得到學者的認可。四十歲以前，孟子主要在鄒魯一帶活動。《孟子·梁惠王下》「鄒與魯哄」一章可能是記載中孟子最早的活動了。周廣業《孟子四考》說：「孟子之仕，自鄒始也。時方隱居樂道，厖會與魯哄，有司多死者，公問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根據這章的記載，鄒國與魯國發生爭斗，鄒國的長官（有司）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鄒國的百姓卻在一旁視若無睹，不去救助。鄒穆公便向孟子請教，該如何處置這些人。孟子對鄒穆公分析說，鄒國的長官缺乏仁愛之心，對百姓的死活不聞不問，現在他們完全是咎由自取，於是他勸鄒穆公「行仁政」。賈誼《新書》中記載鄒穆公行仁政的故事，可能就是受到孟子的影響。孟子這里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對如何施行仁政卻沒有具體說明，前人往往根據孟子「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孫丑上》）的言論，以為孟子的「四端」說與仁政說是同時形成的，二者是一個有機整體。實際情況是，孟子的仁政說形成在前，「四端」說形成在後，二者是一種先後關系。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雖然仁政說到孟子這里才發展到一個高峰，但「愛民」、「保民」的思想卻由來已久，而「四端」說作為探討「愛民」、「保民」的內在心理基礎和依據，則是孟子在宣揚仁政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二者存在時間上的先後十分正常。
孟子在鄒國時還曾到過魯國的平陸（13），見大夫孔距心，對其宣揚自己的仁政學說。《公孫丑下》記錄了這次會面：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孟子在這里連續用了兩個類比推理，指責孔距心不行仁政的過錯。一個是用某個戰士一天三次失職，類推孔距心不行仁政使百姓「轉於溝壑」、「散而之四方」，同樣是失職；當孔距心為自己辯解，孟子又以替人放牧為例，說明既然受人之命，就應該盡心盡職，否則就是自己的過錯了。孟子游歷的早期，往往用這種類推方式說明推行仁政的必要，這與他後來把仁政看作是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的外在表現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種外在的邏輯類比，意在用相關而特殊的事件說明推行仁政的必要，而後者則是一種心理分析，強調的是仁政的可能性和內在根據，這種論證方式的差別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應當是孟子思想發展、走向成熟的一種反映。
孟子在鄒魯活動一段時間後，約於齊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首次來到齊國，與告子進行了著名的「仁內義外」的辯論，由於此時孟子的思想還不夠成熟，故在辯論中多有錯誤。另外，《孟子》一書所記載的孟子與匡章交遊（《離婁下》），勸蚳鼃向齊王進諫（《公孫丑上》），齊王派儲子窺視孟子（《離婁下》），均發生在這一時期。不過《孟子》一書中並沒有記載孟子與齊威王的言論，可能是因為孟子此時影響還不太大。不過離開齊國時，齊威王曾「饋兼金一百」，但孟子以 「未有處也」為由拒絕接受。（《公孫丑下》）
孟子在齊國時，聽說宋偃王欲行仁政，（《滕文公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感到十分高興，於是來到宋國，對施行仁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施行仁政的關鍵是靠外部力量對宋君進行感化，而宋偃王身邊只有薛居州、戴不勝等少數幾個仁人善士，僅靠他們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於是建議在宋君周圍大量安排善士，對宋君施加影響，這樣仁政才有可能實現，而對「四端」說則隻字未提。孟子在文中稱宋君偃為「宋王」，可知他到宋國是在宋君偃稱王以後，據錢穆考證，宋君偃稱王為周顯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14），孟子來到宋國，當在此時稍後。不過事情並沒有朝著孟子希望的方向發展，由於宋偃王對仁政缺乏誠意，對孟子的許多主張都沒有採納，於是孟子離開宋國，途經薛，回到鄒國。
孟子回到鄒國後，有叫曹交的人來拜訪，問「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回答可以。並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告子下》）孟子認為堯舜之道是孝悌，並主張「服堯之服，誦堯之行」，可能是受到了曾子一派重視孝悌的影響，是他早期思想的反映。如果把它和孟子後來的論述作一比較，不難發現其間存在的差別： 「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
❺ 述廉制度，廉政談話，約談三者有何區別
述廉制度
領導幹部述職述廉制度是實施黨內監督的一種自律機制，也是將黨組織嚴格監督與黨員幹部認真自律結合起來的一種有效形式。
述職述廉的主要內容是： 學習貫徹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情況，執行民主集中制情況，履行崗位職責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情況，遵守廉潔從政規定情況，存在的突出問題和改正措施，其他需要說明的情況。《規定》要求，述職述廉分別在班子屆中和換屆前一年結合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進行；在地方黨委、政府領導班子中擔任兩個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員幹部，應分別在任職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上述職述廉；在縣委以上黨委、政府工作部門領導班子中擔任兩個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員幹部，可在任主要領導職務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上述職述廉。《規定》還要求，紀律檢查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派人參加述職述廉會議，了解有關情況；述職述廉後，結合當年的年度考核組織民主評議或民主測評。發現領導幹部在述職述廉中隱瞞、迴避重要問題，以及對存在突出問題不認真改正的，要根據黨委（黨組）意見，對其進行誡勉談話，情節嚴重的給予組織處理。
廉政談話
廉政談話是黨內監督的一項基本制度，是預防腐敗的一種手段。廉政談話作為一項制度時間不長，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暫行）》正式予以確認的。
1、領導班子和本人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領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情況。
2、個人執行《中國共產黨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試行）》以及廉潔自律各項規定情況。
3、領導班子和本人執行民主集中制原則，接受監督情況。
4、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開展反腐敗斗爭的意見和建議。
5、本人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問題及整改措施。
6、新提任領導幹部抓黨風廉政建設的打算和個人廉潔自律的措施。
約談
約談指的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一種制度。指擁有具體行政職權的機關，通過約談溝通、學習政策法規、分析講評等方式，對下級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糾正並規范的准具體行政行為。
❻ 述職評議會後,如何制定中層幹部談話提綱
制定學校發展戰略及規章制度方面的情況;中層幹部談話提綱中層幹部談話提綱按教育部黨組要求,巡視組的主要任務是重點了解學校在以下六方面的情況
❼ 述廉制度，廉政談話，約談三者有何區別
領導干復部述職述廉制度是實施黨制內監督的一種自律機制，也是將黨組織嚴格監督與黨員幹部認真自律結合起來的一種有效形式。
廉政談話是黨內監督的一項基本制度，是預防腐敗的一種手段。廉政談話作為一項制度時間不長，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暫行）》正式予以確認的。
約談指的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一種制度。指擁有具體行政職權的機關，通過約談溝通、學習政策法規、分析講評等方式，對下級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糾正並規范的准具體行政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