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看待稅收經濟效應
稅收效應是指納稅人因國家課稅而在其經濟選擇或經濟行為方面做出的反應,從另一個角度說,是指國家課稅對消費者的選擇以至生產者決策的影響.也就是稅收對經濟所起的調節作用.稅收效應可以分為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兩個方面.
稅收效應概念
稅收效應是指政府課稅所引起的各種經濟反應。政府課稅除為滿足財政所需外，總是要對經濟施加某種影響。但其影響的程度和效果如何，不一定會完全符合政府的最初意願，納稅人對政府課稅所作出的反應可能和政府的意願保持一致，但更多的情況可能是與政府的意願背道而馳。比如課稅太重或課稅方式的不健全，都可能使納稅人不敢去盡心盡力地運用他的生產能力。又如政府課征某一種稅，是想促使社會資源配置優化，但執行的結果可能是社會資源配置更加不合理。凡此種種，都可歸於稅收的效應。
稅收效應在理論上常分為正效應與負效應、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中性效應與非中性效應、激勵效應與阻礙效應等。在實際分析中，根據需要，稅收的效應還可進一步分為儲蓄效應、投資效應、產出效應、社會效應、心理效應等等。
一、正效應與負效應
某稅的開征必定使納稅人或經濟活動作出某些反應。如果這些反應與政府課征該稅時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一致，稅收的這種效應就謂之正效應；如果課稅實際產生的經濟效果與政府課稅目的相違背,稅收的這種效應則謂之負效應。例如，我國曾開征的燒油特別稅，課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通過對工業鍋爐和窯爐燒用的原油和重油征稅，以達到限制和壓縮燒油，實現以煤代油。如果有充分的數據說明，通過一年或若干年的課稅之後，政府課征該稅所取得的收入越來越少，則說明工業鍋爐和窯爐燒用應稅油品的現象在逐漸減少，該稅發揮的效應是正效應。稅收負效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1747年英國課征的窗戶稅，征稅的目的是想取得財政收入，但其結果是納稅人為了逃避該稅紛紛將窗戶堵塞。顯然政府通過該稅的課征不僅未能使財政收入逐漸增大，反而使納稅人將窗戶封塞而減少了舒適。
政府課征某稅究竟是在產生正效應還是在產生負效應，可用課征該稅取得收入的環比增長率來測定。用公式表示如下：
收入環比增長率＝（本期收入－上期收入）／上期收入×100%
如果政府課征該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籌集財政收入，上式中收入環比增長率為正時，則該稅產生的效應是正效應；如果比率為零或為負，則說明該稅沒有產生正效應甚或產生了負效應。
如果政府課征該稅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籌集財政收入，而是為了限制經濟活動向原有方向發展或促進其向新的方向發展，那麼上式中收入環比增長率為負時，則該稅產生的效應為正效應，如果比率為零或為下，則說明該稅無效應或產生了負效應。
在這里，政府的職責在於應經常對稅收的正負效應進行分析，要根據產生負效應的原因，及時修正稅則，使課稅產生的效果和政府的初衷保持一致。
二、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
從稅收對納稅人的影響來看，一般可產生收入效應或替代效應，或兩者兼有。所謂稅收的收入效應，是指課稅減少了納稅人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改變了納稅人的相對所得狀況。稅收的收入效應本身並不會造成經濟的無效率，它只表明資源從納稅人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但因收入效應而引起納稅人對勞動、儲蓄和投資等所作出的進一步反應則會改變經濟的效率與狀況。
稅收的替代效應是指當某種稅影響相對價格或相對效益時，人們就選擇某種消費或活動來代替另一種消費或活動。例如，累進稅率的提高，使得工作的邊際效益減少，人們就會選擇休息來代替部分工作時間；又如對某種商品課稅可增加其價格，從而引起個人消費選擇無稅或輕稅的商品。稅收的替代效應一般會妨礙人們對消費或活動的自由選擇，進而導致經濟的低效或無效。
三、中性效應與非中性效應
中性效應是指政府課稅不打亂市場經濟運行，即不改變人們對商品的選擇，不改變人們在支出與儲蓄之間的抉擇，不改變人們在努力工作還是休閑自在之間的抉擇。能起中性效應的稅我們稱之為中性稅。中性稅只能是對每個人一次徵收的總額稅—人頭稅，因為人頭稅不隨經濟活動的形式變化而變化，所以它對經濟活動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但人頭稅由於課及所有的人，它可能會影響到納稅人家庭對人口多少的規劃。所以，即使是人頭稅，在一般情況下，也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可以肯定地說，在現代社會，完全意義上的中性稅是根本不存在的。
與中性效應相反，非中性效應是指政府課稅影響了經濟運行機制，改變了個人對消費品、勞動、儲蓄和投資等的抉擇，進而影響到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共抉擇等。幾乎所有的稅收都會產生非中性效應，因而現代社會的稅收均屬非中性稅收。
四、激勵效應與阻礙效應
稅收激勵效應是指政府課稅（包括增稅或減稅）使得人們更熱衷於某項活動，而阻礙效應則是指政府課稅使得人們更不願從事某項活動。但政府的課稅竟是產生激勵效應還是產生阻礙效應，取決於納稅人對某項活動的需求彈性。彈性很少，則政府課稅會激勵人們更加努力地工作，賺取更多的收入，以保證其所得不因課稅而有所減少；如果納稅人對稅後所得的需求彈性大，則政府課稅會妨礙人們去努力工作，因為與其努力工作，賺取收入付稅還不如少賺收入不付稅。
經濟全球化的稅收效應
（一）宏觀稅收效應
從宏觀上講，經濟全球化的稅收效應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國的稅收主權受到侵蝕。眾所周知，稅收主權是國家經濟主權的主要形式之一，經濟全球化加強了各國對國際經濟的依賴程度，在各國經濟逐步走向協調的同時，也必然要放棄一部分本國稅收上的利益，以實現稅收國際化的目標。
1.經濟貿易區域化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不一、程度不同的經濟貿易一體化區域組織相繼成立，這些組織都是由成員國政府按照規定程序簽署文件並經法定機構批准而組成的。這種一體化組織，設有共同機構，肩負調節或管理一體化范圍內有關事項的重任，而各成員國則負有服從或遵守的義務。這就意味著，在組建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國政府與共同機構之間，客觀上已經發生了權力的轉讓與受讓。無論一體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形式如何，程度高低怎樣，都會產生一個超越國家的權力主體，而成員國則以承認這一主體並按規定向其讓渡一部分權力（包括一部分稅收主權）為條件，取得參與的資格。
稅收理論認為，國內稅收政策會對國內資源的配置產生扭曲效應，同樣，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稅收政策也同樣會對全球資源的配置產生扭曲效應，並會對經濟產生凈損失。這種扭曲是多方面的，比如，消費者會在不同國家的商品之間做選擇，廠商會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之間做選擇，勞動者會在不同國家工作與閑暇之間做選擇，居民會在國內與國外的儲蓄與消費之間做選擇等等。
此外，經濟全球化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全球化流動使投資者從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成為可能，從而增加了由稅收扭曲所帶來的福利成本。從歷史上看，經濟貿易區域一體化對於國家稅收主權的侵蝕，在歐盟的發展歷程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2.國際資本市場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國際貿易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一直佔主導地位。二戰後，資本逐漸脫去了民族主義的外衣，巨額瞬間貨幣交易以及貨幣實際需求量與名義需求量的脫節，使一國政府難以有效地監控這部分資本，更無法對其合理地課稅。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產品和交易形式對現有的稅收制度提出了新挑戰。此外，巨額貨幣交易引起的需求劇烈波動，嚴重地影響著匯率的短期變化，這種短期變化再加上投機產生的心理預期，往往演變成某種帶有長期性的走勢。匯率的動盪不定，尤其是突發性的和大幅度的升降，會對一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形成巨大的傷害，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稅收收入和稅收政策的有效性。
3.跨國公司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跨國公司的發展，給國際貿易帶來了重大的變化。據估計，目前國際貿易中大約有50%實際上是發生在跨國公司或多國公司的子公司之間。這種由母公司統籌管理的「公司內部貿易」和轉讓定價行為，是國際避稅的主要部分，對有關國家的稅收收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4.國際稅收協調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國際稅收協調發生在以政府機構為中心的上層建築領域，因而更加直接地涉及國家稅收主權問題。與參加區域化組織一樣，成員國無不以承認並服從國際稅收協調的權威性為前提。在協調的范圍內，一國的經濟活動和稅收政策已不再完全僅僅由本國政府管理和制定，而必須遵從協調組織的決議和規則。實際上，國際稅收協調就是參與協調的國家以讓渡一部分稅收主權為前提，從而達到一種整體的狀態優化。毋庸置疑，國際稅收協調的強化對國家稅收主權將起到越來越大的影響。
（二）微觀稅收效應
經濟全球化還會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一定的影響。首先，納稅人的消費范圍不再局限於其居住的國家。一國有可能將其他國家的消費者吸引到自己國家中來，並對這種消費征稅，從而增加稅收收入。相反，如果一國的居民從其他低稅國家購買商品，並且在將這些商品帶回本國時不需再繳納額外的稅收的話，那麼這對該納稅人的居住國而言，則是稅收的流失。其次，如果一國政府對生產要素課稅較重，但卻不能相應地提供較高水平的公共服務，那麼將對這些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力）產生「擠出」效應，使它們流向稅負較低的國家。再次，一國居民若將儲蓄存在國外，可能會少繳利息稅，或者在申報個人所得稅時可少報收入。此外，市場的全球化對不同類型稅基的彈性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其中，對金融資本的效應最強，對高技能的勞動力等因素的效應次之，對土地、已投資資本和低技能的勞動力的影響最小。另外，隨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的自由流動，至少必須在相關領域採取措施使得不同國家之間的稅負趨於均衡。否則，稅負的差異將進一步促使資本的國際流動，並帶來更大的扭曲效應，從而降低資源全球配置的效率。
二、我國現行稅制與國際標准化稅制的比較
經濟全球化對一國稅收制度的國際化、標准化提出了客觀要求。所謂國際化、標准化稅制就是在稅制結構及稅收管理等方面充分尊重國際慣例，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同時，強調稅收公平和「國民待遇」原則，確保較高的稅收效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關專家提出的標准，一個合理和「標准」的稅收制度應符合以下幾個基本條件：一是稅類、稅種較少，主要包括進口稅、貨物稅（有選擇地徵收）、一般銷售稅（包括增值稅）、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和財產稅；二是稅率檔次不多，邊際稅率不宜過高；三是稅收優惠和稅收減免應盡量地少，以減少稅收的管理成本；四是各個稅種基本要素的規定應基本一致。如增值稅、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及社會保障等世界性稅種的內容，只存在著大同小異的具體規定。此外，稅制建立以後，還應建立科學合理，並具有國際化標準的征管制度。主要包括：(1)為納稅人提供更多的便利，使納稅人能夠根據稅法規定自覺、切實地履行納稅義務，對納稅事項自行計算、自行申報和自行繳納；(2)稅務機關進行嚴格的納稅監督和稽查，並有權採取合適的強制措施對納稅人實施徵收管理；(3)徵收管理手段體現現代化和科學化，廣泛使用電子計算機技術，提高工作效率；(4)納稅人對稅收征管產生異議時，有權要求復議及至訴諸法律，政府有責任保護納稅人依法納稅的權利；(5)建立廣泛的信息網路，加強國際稅務聯系和合作，防止國際避稅行為，保護稅務信息的相互提供。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的稅收制度應更多地考慮與國際通行的規則和慣例接軌，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後，借鑒和運用國際上的稅收經驗和通行做法，顯得尤為必要。對照稅收國際化、「標准化」的原則和要求，比較和分析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尚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稅制結構功能缺位，各個稅類、稅種的地位、作用和稅種間的關系難以協調，稅制結構整體合力不夠。具體表現為：(1)各稅類、稅種功能結構不健全，存在著稅種重復與缺位的問題。世界上多數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是建立以增值稅、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結構。增值稅主要體現組織收入的功能，所得稅主要體現經濟調控的功能，社會保障主要體現穩定社會的功能。我國稅制的現狀是：增值稅實行「生產型」的增值稅，不能達到對固定資產的充分抵扣；社會保障稅尚未開征，導致稅收的穩定功能難以有效發揮；在所得稅上，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分別適用不同的所得稅法，稅種設置重復。(2)現行稅率結構與國際相比差異過大，企業稅負過高。1994年稅制改革，稅率結構進行了較大調整。稅率結構趨於簡化，名義稅率有所降低，但與國際上同稅種的稅率結構相比，我國的實際稅率仍然較高。在流轉稅方面，我國增值稅稅率分別為17%和13%，表面看，與西方經濟發達國家20%和5%左右的稅率差距不大，但在我國實施「生產型」增值型的現實約束下，外購固定資產扣除不同於西方國家「消費型」增值稅，其所體現的實際稅率水平高於西方國家。在所得稅方面，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在30%左右，乍看起來，與我國33%的稅率相差無幾。但實際上，在面臨的市場環境、資本結構及融資渠道與西方國家有根本區別的現實環境下，我國企業的稅收負擔遠遠高於西方國家企業，由此我國企業稅後的自我積累和發展能力明顯弱於西方國家的企業，不利於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第二，稅收制度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與國際規則和外國稅制存有沖突。加入WTO是我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朝著稅收國際化目標所邁出的實質性一步，其基本前提是我國的有關制度必須符合WTO有關協定的要求。烏拉圭回合最後通過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TRIMS協定）對傳統的國際法的內容進行了修改，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影響的投資法。該協議首次將關貿總協定中的國際貿易規范引入到國際投資領域，把「國民待遇」運用到投資活動領域。作為國際投資約束規則的TRIMS的核心之一就是取消一切與「國民待遇」不一致的投資措施，保證外來投資與本國投資的平等競爭。我國目前的對外商企業所實施的種種優惠政策，與該協議不相符合，這也對我國加入WTO後的正常經濟運行產生了消極影響。
第三，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不利於在全國范圍形成統一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按照現行稅制，內外資企業分別適用不同的企業所得稅法，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按區域或企業性質不同分別享受15%、4%和10%的低稅率。再根據數額的大小、貸款利息率的高低、時間長短、行業的不同、利潤匯出與再投資的差別，提供技術設備的先進與否等諸方面，從稅收減免期限、稅率的比例、退稅、所得額或銷售的計算、加速折舊等方面給予特殊優惠。內資企業除國務院批準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高新技術企業可適用15%的稅率外，均按33%的稅率征稅。這種內外有別的稅收政策，使外商投資企業享受的待遇優於內資企業，形成所謂「超國民待遇」，妨礙了內、外資企業的公平競爭。
第四，稅收政策與產業政策存在矛盾，造成了新的經濟結構失衡。自80年代以來，我國稅法逐步形成了對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沿海開放城市、內地城市分別實行不同的傾斜政策的格局。這種分地區、分重點、多層次的稅收優惠政策在促進重點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利於地區間的分平競爭以及地區經濟結構的相互協調和發展。此外，對各經濟特區不分行業，不分生產或非生產性企業都實行「一刀切」的稅收優惠政策，未能充分發揮稅收政策的產業及科技導向作用，最大限度地引導外資向我國急需發展的瓶頸產業和高科技生產企業傾斜，造成各經濟特區的低水平重復投資，不利於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稅制改革的取向
首先，深化稅制改革，完善現行稅制，構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新稅制體系。構建新稅制體系的總體要求是，建立統一、規范、科學、合理的稅收制度，使之滿足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並同國際慣例接軌。從我國稅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來看，要達到這個總要求的條件已基本具備。目前，我國稅制改革的重點應是：
對現行稅制結構逐步進行合理調整。適當降低流轉稅比重，提高所得稅比重；逐步建立以增值稅、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結構。
按照國際規范改革流轉稅。一是將適用於內資企業的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直接適用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使內、外資企業在流轉稅徵收上享受同等的待遇。二是盡快完善增值稅。適當擴大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將建築業、交通運輸業等與增值稅聯系密切的行業改徵增值稅；實現增值稅轉型，改「生產型」增值稅為國際通行的「消費型」增值稅；規范增值稅扣除，消除重復征稅。三是擴大消費稅、資源稅等稅種的征稅范圍。
完善所得稅制度並逐步與國際接軌。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所得稅制應盡快合二為一。要制定統一的稅前列支范圍和標准，統一稅基口徑。適當降低所得稅率，其兩檔優惠稅率政策應重點向高新技術企業、農業投資企業、基礎產業、社會環境保護企業傾斜。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比重，申報方式和稅目之間的稅負都要加以改革和調整。
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配合企業、勞動、人事、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彌補個人所得稅對高收入調節的不足，調節社會財富的分配，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目標的實現；開征環境稅，加強運用經濟手段對環境保護的作用；適時開征資本利得稅，對企業資產交易行為進行調節。
其次，以國際市場和產業及科技導向為目標，調整現行稅收政策，建立與國際慣例相協調的稅收運行機制。一是調整稅收優惠政策思路，努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加入WTO，「國民待遇」將更加普及。我們應以此為契機，規范稅收行為，大幅度削減名目繁多的減免稅。要改以往「以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思路為「以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外資」。盡快按照國際市場的規則，在改善政府服務、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功能，按國際標准和國際慣例制訂政策法規、增強政策透明度等方面花工夫，為外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二是以產業及科技導向為目標，調整優化稅收政策，培育和壯大高科技產業及企業集團，提高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我國企業大多規模小、技術含量低、實力過於分散，難以與國外壟斷企業進行競爭，因此，應充分運用稅收政策工具，培育和扶持高科技企業集團，鼓勵他們進行聯合、兼並，組建集團公司，培養一批具有支配市場實力的高科技企業，協力同外國大公司競爭，取得我國企業在國內、國際市場的應有份額。
第三，深化稅收征管改革，加強稅收現代化管理，確立納稅自覺、服務優質、程序簡化、手段先進、執法透明、權利與義務明晰的多元、規范、嚴密的稅收征管新格局。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制度在確保國家財政收入，正確貫徹落實稅收政策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從總體而言，征管質量、稅收服務水平仍然不高，參與國際經濟和國際稅收活動的能力仍然不強。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別是加入WTO必將促使我國進出口貿易量大增，同時貿易方式日趨多樣化，經濟成分日趨多元化，這對我國的稅收征管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因此，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必須按照國際慣例並參照先進國家、地區的經驗和做法，深化征管改革。具體而言，一是在簡化程序、便於征管、優化服務上下工夫。二是加大依法行政的透明度和依法治稅的力度，使稅收執法方式、手段、程序同國際接軌，為投資者提供更明確的信息和更優質的服務，形成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的高效、文明的稅收環境，給外國投資者以信心。三是加快稅收征管現代化建設，使稅收管理跟上經濟國際化、現代化步伐。加強研製開發網上稅收征管系統，實現征管業務的網路化操作，推行電子申報、網上申報、非現金結算等方式，提高征管效率。四是建立健全稅收司法保障體系，如建立稅務警察制度和設立稅務專門法庭等。
此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化的經濟活動將使我國的稅收管理變得更為復雜。外資企業特別是一些大的跨國公司、大財團利用各國稅收制度的不完備和稅收管理水平不高進行避稅和轉讓定價的現象將更為普遍，網上國際貿易、金融國際化等也給稅收管理帶來諸多難題。這些都對稅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未來稅收管理中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
稅收差別
多種跡象表明，稅收競爭作為經濟全球化對生產關系在全球范圍大調整的產物，已經對傳統稅制提出了挑戰，其實質是通過稅收分配的差別效應，使稅收利益關系在全球范圍內得到調整。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政府，通過減稅以刺激投資，從而增加供給，並加強了通過稅收對跨國經濟利益的競爭。實踐也證明，各國政府通過降低稅率，增加稅收優惠，實行避稅地稅制模式，可以減少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從而吸引國際資本流動並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進而影響到國內產業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及區域經濟發展。可以肯定，由經濟全球化引發的各國稅收競爭政策的啟用，加速了各國稅制對經濟全球化的適應，促進了本國與他國稅制的融合，使得世界經濟利益在各國合理流動中保持相對平衡。
2. 西方經濟學中的稅收效應
效應介紹
稅收效應是指政府課稅所引起的各種經濟反應。政府課稅除為滿足財政所需外，總是要對經濟施加某種影響。但其影響的程度和效果如何，不一定會完全符合政府的最初意願，納稅人對政府課稅所作出的反應可能和政府的意願保持一致，但更多的情況可能是與政府的意願背道而馳。比如課稅太重或課稅方式的不健全，都可能使納稅人不敢去盡心盡力地運用他的生產能力。又如政府課征某一種稅，是想促使社會資源配置優化，但執行的結果可能是社會資源配置更加不合理。凡此種種，都可歸於稅收的效應。
分類
稅收效應在理論上常分為正效應與負效應、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中性效應與非中性效應、激勵效應與阻礙效應等。在實際分析中，根據需要，稅收的效應還可進一步分為儲蓄效應、投資效應、產出效應、社會效應、心理效應等等。
正負效應
某稅的開征必定使納稅人或經濟活動作出某些反應。如果這些反應與政府課征該稅時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一致，稅收的這種效應就謂之正效應；如果課稅實際產生的經濟效果與政府課稅目的相違背,稅收的這種效應則謂之負效應。例如，我國曾開征的燒油特別稅，課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通過對工業鍋爐和窯爐燒用的原油和重油征稅，以達到限制和壓縮燒油，實現以煤代油。如果有充分的數據說明，通過一年或若干年的課稅之後，政府課征該稅所取得的收入越來越少，則說明工業鍋爐和窯爐燒用應稅油品的現象在逐漸減少，該稅發揮的效應是正效應。稅收負效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1747年英國課征的窗戶稅，征稅的目的是想取得財政收入，但其結果是納稅人為了逃避該稅紛紛將窗戶堵塞。顯然政府通過該稅的課征不僅未能使財政收入逐漸增大，反而使納稅人將窗戶封塞而減少了舒適。
政府課征某稅究竟是在產生正效應還是在產生負效應，可用課征該稅取得收入的環比增長率來測定。用公式表示如下：
收入環比增長率=（本期收入－上期收入）/上期收入×100%
如果政府課征該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籌集財政收入，上式中收入環比增長率為正時，則該稅產生的效應是正效應；如果比率為零或為負，則說明該稅沒有產生正效應甚或產生了負效應。
如果政府課征該稅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籌集財政收入，而是為了限制經濟活動向原有方向發展或促進其向新的方向發展，那麼上式中收入環比增長率為負時，則該稅產生的效應為正效應，如果比率為零或為下，則說明該稅無效應或產生了負效應。
在這里，政府的職責在於應經常對稅收的正負效應進行分析，要根據產生負效應的原因，及時修正稅則，使課稅產生的效果和政府的初衷保持一致。
收入與替代
從稅收對納稅人的影響來看，一般可產生收入效應或替代效應，或兩者兼有。所謂稅收的收入效應，是指課稅減少了納稅人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改變了納稅人的相對所得狀況。稅收的收入效應本身並不會造成經濟的無效率，它只表明資源從納稅人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但因收入效應而引起納稅人對勞動、儲蓄和投資等所作出的進一步反應則會改變經濟的效率與狀況。
稅收的替代效應是指當某種稅影響相對價格或相對效益時，人們就選擇某種消費或活動來代替另一種消費或活動。例如，累進稅率的提高，使得工作的邊際效益減少，人們就會選擇休息來代替部分工作時間；又如對某種商品課稅可增加其價格，從而引起個人消費選擇無稅或輕稅的商品。稅收的替代效應一般會妨礙人們對消費或活動的自由選擇，進而導致經濟的低效或無效。
中性與非中性
中性效應是指政府課稅不打亂市場經濟運行，即不改變人們對商品的選擇，不改變人們在支出與儲蓄之間的抉擇，不改變人們在努力工作還是休閑自在之間的抉擇。能起中性效應的稅我們稱之為中性稅。中性稅只能是對每個人一次徵收的總額稅─人頭稅，因為人頭稅不隨經濟活動的形式變化而變化，所以它對經濟活動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但人頭稅由於課及所有的人，它可能會影響到納稅人家庭對人口多少的規劃。所以，即使是人頭稅，在一般情況下，也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可以肯定地說，在現代社會，完全意義上的中性稅是根本不存在的。
與中性效應相反，非中性效應是指政府課稅影響了經濟運行機制，改變了個人對消費品、勞動、儲蓄和投資等的抉擇，進而影響到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共抉擇等。幾乎所有的稅收都會產生非中性效應，因而現代社會的稅收均屬非中性稅收。
激勵與阻礙
稅收激勵效應是指政府課稅（包括增稅或減稅）使得人們更熱衷於某項活動，而阻礙效應則是指政府課稅使得人們更不願從事某項活動。但政府的課稅竟是產生激勵效應還是產生阻礙效應，取決於納稅人對某項活動的需求彈性。彈性很少，則政府課稅會激勵人們更加努力地工作，賺取更多的收入，以保證其所得不因課稅而有所減少；如果納稅人對稅後所得的需求彈性大，則政府課稅會妨礙人們去努力工作，因為與其努力工作，賺取收入付稅還不如少賺收入不付稅。
稅收效應
宏觀稅應
從宏觀上講，經濟全球化的稅收效應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國的稅收主權受到侵蝕。眾所周知，稅收主權是國家經濟主權的主要形式之一，經濟全球化加強了各國對國際經濟的依賴程度，在各國經濟逐步走向協調的同時，也必然要放棄一部分本國稅收上的利益，以實現稅收國際化的目標。
1.經濟貿易區域化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不一、程度不同的經濟貿易一體化區域組織相繼成立，這些組織都是由成員國政府按照規定程序簽署文件並經法定機構批准而組成的。這種一體化組織，設有共同機構，肩負調節或管理一體化范圍內有關事項的重任，而各成員國則負有服從或遵守的義務。這就意味著，在組建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國政府與共同機構之間，客觀上已經發生了權力的轉讓與受讓。無論一體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形式如何，程度高低怎樣，都會產生一個超越國家的權力主體，而成員國則以承認這一主體並按規定向其讓渡一部分權力（包括一部分稅收主權）為條件，取得參與的資格。
稅收理論認為，國內稅收政策會對國內資源的配置產生扭曲效應，同樣，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稅收政策也同樣會對全球資源的配置產生扭曲效應，並會對經濟產生凈損失。這種扭曲是多方面的，比如，消費者會在不同國家的商品之間做選擇，廠商會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之間做選擇，勞動者會在不同國家工作與閑暇之間做選擇，居民會在國內與國外的儲蓄與消費之間做選擇等等。
此外，經濟全球化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全球化流動使投資者從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成為可能，從而增加了由稅收扭曲所帶來的福利成本。從歷史上看，經濟貿易區域一體化對於國家稅收主權的侵蝕，在歐盟的發展歷程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2.國際資本市場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國際貿易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一直佔主導地位。二戰後，資本逐漸脫去了民族主義的外衣，巨額瞬間貨幣交易以及貨幣實際需求量與名義需求量的脫節，使一國政府難以有效地監控這部分資本，更無法對其合理地課稅。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產品和交易形式對現有的稅收制度提出了新挑戰。此外，巨額貨幣交易引起的需求劇烈波動，嚴重地影響著匯率的短期變化，這種短期變化再加上投機產生的心理預期，往往演變成某種帶有長期性的走勢。匯率的動盪不定，尤其是突發性的和大幅度的升降，會對一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形成巨大的傷害，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稅收收入和稅收政策的有效性。
3.跨國公司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跨國公司的發展，給國際貿易帶來了重大的變化。據估計，目前國際貿易中大約有50%實際上是發生在跨國公司或多國公司的子公司之間。這種由母公司統籌管理的「公司內部貿易」和轉讓定價行為，是國際避稅的主要部分，對有關國家的稅收收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4.國際稅收協調對國家稅收主權的影響
國際稅收協調發生在以政府機構為中心的上層建築領域，因而更加直接地涉及國家稅收主權問題。與參加區域化組織一樣，成員國無不以承認並服從國際稅收協調的權威性為前提。在協調的范圍內，一國的經濟活動和稅收政策已不再完全僅僅由本國政府管理和制定，而必須遵從協調組織的決議和規則。實際上，國際稅收協調就是參與協調的國家以讓渡一部分稅收主權為前提，從而達到一種整體的狀態優化。毋庸置疑，國際稅收協調的強化對國家稅收主權將起到越來越大的影響。
微觀效應
經濟全球化還會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一定的影響。首先，納稅人的消費范圍不再局限於其居住的國家。一國有可能將其他國家的消費者吸引到自己國家中來，並對這種消費征稅，從而增加稅收收入。相反，如果一國的居民從其他低稅國家購買商品，並且在將這些商品帶回本國時不需再繳納額外的稅收的話，那麼這對該納稅人的居住國而言，則是稅收的流失。其次，如果一國政府對生產要素課稅較重，但卻不能相應地提供較高水平的公共服務，那麼將對這些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力）產生「擠出」效應，使它們流向稅負較低的國家。再次，一國居民若將儲蓄存在國外，可能會少繳利息稅，或者在申報個人所得稅時可少報收入。此外，市場的全球化對不同類型稅基的彈性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其中，對金融資本的效應最強，對高技能的勞動力等因素的效應次之，對土地、已投資資本和低技能的勞動力的影響最小。另外，隨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的自由流動，至少必須在相關領域採取措施使得不同國家之間的稅負趨於均衡。否則，稅負的差異將進一步促使資本的國際流動，並帶來更大的扭曲效應，從而降低資源全球配置的效率。
比較
經濟全球化對一國稅收制度的國際化、標准化提出了客觀要求。所謂國際化、標准化稅制就是在稅制結構及稅收管理等方面充分尊重國際慣例，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同時，強調稅收公平和「國民待遇」原則，確保較高的稅收效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關專家提出的標准，一個合理和「標准」的稅收制度應符合以下幾個基本條件：一是稅類、稅種較少，主要包括進口稅、貨物稅（有選擇地徵收）、一般銷售稅（包括增值稅）
3. 稅收政策的效應分析可以用哪些模型
這個問題，太籠統了，是論文用的吧。
稅收政策，基本是分行業分性質給與優惠的，要分析政策的效應，首先要分析本行業供銷存，然後依據相應政策去預計其效應。
4. 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一共調整了幾次，每一次都有什麼不同的要求和影響
近年來，面對嚴峻的形勢，我國政府已經採取積極對策幫助小微企業順利發展，各項利好政策紛紛出台，例如金融機構與小微型企業簽訂的借款合同免徵印花稅、金融企業涉及中小企業貸款損失准備金稅允許稅前扣除、員工制家政服務免徵營業稅等。本文在此僅以三個較新的稅收政策進行分析說明。
一、企業所得稅中小微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
（一）小微企業直接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是指從事國家非限制和禁止行業，對工業企業來說，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1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3000萬元；對其他企業來說，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8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
2011年11月經國務院批准，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6萬元（含6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與原來的政策相比，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范圍擴大了，不僅體現在時間上，也體現在稅基上。由原來規定的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到2011年年底的基礎上，又延長了4年。由原來應納稅所得額低於3萬元（含3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10%繳納企業所得稅，擴大到6萬元（含6萬元）的小微企業可以享受該政策。
（二）企業所得稅中小微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政策效應
企業所得稅中小微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政策效果是非常直觀的，只要是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都可以減少納稅，與大中型企業相比，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5個百分點，若是應納稅所得額低於6萬元，企業所得稅稅率將繼續下降10個百分點。這是稅率式減免，對所有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都適用，減稅幅度相同，更具公平性。更長遠的，小微企業將每年留下利潤積累起來，緩解了資金不足，有利於小微企業擴大再生產、科技創新、市場開拓、業務發展、產業鏈條的延伸等，促進企業進一步發展。
若設應納稅所得額小於等於6萬的小微企業（稅率為10%）、應納稅所得額大於6萬小於等於30萬的小微企業（稅率為20%）和非小微企業（稅率為25%）的應納稅額分別為0.6萬、6萬和60萬，使它們成10倍增長，由於稅率的不同倒推出應納稅所得額分別為6萬、30萬、240萬，分別擴大了5倍和8倍，就是說，假設沒有虧損彌補，利潤增加引起應納稅額更大倍數的增加，同理相反，小微企業的應納稅額成倍減少。其減稅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二、營改增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政策
（一）營改增中的小微企業應當遵照的稅收政策
營改增就是營業稅改徵增值稅，對在我國境內提供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的單位和個人按規定繳納增值稅，不再繳納營業稅。繳納增值稅的納稅人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應稅服務的年應征增值稅銷售額在500萬元以下的（包括500萬元）為小規模納稅人，小規模納稅人在計算增值稅時不得抵扣進項，所以增值額就是銷售額即應納稅所得額，只要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的就是小微企業，所以小微企業作為小規模納稅人按照小規模納稅人的方法採用簡易計稅方法計算繳納增值稅。
簡易計稅方法的應納稅額，是按銷售額和增值稅徵收率計算的增值稅額。小規模納稅人採用的增值稅徵收率統一為3%。
應納稅額=不含稅銷售額×徵收率（3%）
（二）營改增稅收政策的效應
從各試點地區來看，營改增政策貫徹實施效果反映情況，小規模納稅人稅負明顯下降。上海營改增共13.9萬戶試點企業中，其中有65.7%是小微企業，小微企業申報繳納應稅服務增值稅共計7.07億元，少繳稅款5.03億元，降幅為42%。小微企業在這次營改增中受益很大，緩解了小微企業惡劣的生存環境，為小微企業減輕稅負、增加利潤，增強了小微企業的生命力。
1、營改增使小微企業稅負降低
（1）實際稅率降低使得小微企業稅負降低
小微企業營改增後按照簡易辦法計算繳納增值稅，使用的是增值稅徵收率——統一為3%。對從事交通運輸的企業來說，原來繳納營業稅時，使用的稅率是3%，名義稅率沒變，但是營業稅是價內稅，增值稅是價外稅，剔稅後實際稅率必然下降，通過計算可以得出實際稅率為1÷（1+3%）×3%=2.91%，相比原來稅率下降了0.09%。對於部分現代服務業企業來說，原來繳納營業稅時，使用的營業稅稅率為5%，營改增後，光是名義稅率就下降2個百分點，在剔稅之後，稅率一共可以下降2.09%，下降幅度為41.8%。稅率的下降成為小微企業稅負下降的主要原因。 （2）增值稅延續營業稅的優惠政策使得小微企業稅負降低。
實行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解決重復征稅問題，對於原來通過稅收優惠來消除重復征稅的這部分稅收優惠予以取消，但是營改增尚在試點並且未擴展到全部服務業，有些原營業稅優惠政策還是需要延續的，原營業稅免稅的部分在改徵增值稅後繼續免徵。增值稅優惠政策主要有三部分組成：免徵增值稅項目、增值稅即征即退項目和增值稅零稅率。免徵增值稅的主要項目有個人轉讓著作權，殘疾人個人提供應稅服務，試點納稅人提供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和與之相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等。零稅率主要用於出口業務上，例如試點地區的單位和個人提供的國際運輸服務、工程、礦產資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務、存儲地點在境外的倉儲服務等。
2、營改增使小微企業利潤增加
小微企業由於其規模、資金的限制，使得其相對的利潤率也較低，所以增值稅稅負的較小變動就會引來利潤的較大變動。我們假設小微企業營改增前後營業收入都是10萬，只考慮稅金對利潤的影響。對於現代服務業，營改增前營業稅為5000元，利潤總額為95000元，營改增後營業收入剔除所包含的的增值稅還剩97000元，營業稅金為0元，利潤總額為97000元，使企業利潤增加了2000元。小微企業利潤增加後可以開拓市場、科技創新，從而降低成本費用，可以預見，第二年、第三年以後成本費用不斷降低，利潤進一步增加，有利於小微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
三、 小微企業享受的暫免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的稅收優惠政策
（一）小微企業所享受的暫免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具體稅收優惠政策
這是一項最新的專門針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通過調整支出結構盤活存量財政資金，緩解財政收支矛盾，按照公平稅負原則，從今年8月1日起，對小微企業中月銷售額不超過2萬元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暫免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並抓緊研究相關長效機制。
通常採用PMI指數估計小微企業的景氣度：
PMI=訂單×30%+生產×25%+雇員×20%+配送×15%+存貨×10%
PMI是用百分數來表示的，50%是劃分經濟強弱的分界點。PMI大於50%時，經濟處於擴張狀態；PMI小於50%時，尤其是PMI下降接近40%時，會被認為是產業疲軟，中小企業不景氣，是經濟蕭條的先兆。除了考察PMI的整體走向外，PMI中的支付物價指數及收取物價指數也被視為物價指標的一種，就業指數更常被用來預測失業率及非農業人口就業的表現。根據匯豐銀行中國製造業PMI數據統計，今年5月份PMI數值為49.2，6月PMI份數值為48.2，7月份PMI預覽值已經降至47.3，顯示中小企業製造業產出首次下降，新出口訂單收縮，用工減少，這些下降都創下了近一兩年的歷史新高，中小企業不景氣狀態加劇，政府的扶持已經刻不容緩。
（二）小微企業享受的暫免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效應
1、減輕小微企業稅收負擔，增加小微企業銷售盈利能力
我國從今年8月1日起，對月銷售額不超過2萬元的小微企業暫免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這些小微企業有營業稅納稅人，也有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小微企業的營業稅稅率為5%或3%，增值稅徵收率為3%。我們以最少的3%的營業稅稅率和增值稅徵收率為例，先對單個的企業一個月的稅負和相關財務指標進行分析。假設某小微企業月銷售額為20000元，毛利率為20%，除了營業稅和增值稅外的營業稅金不變且為A，其他成本費用損失不變且為B，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沒有調整項，除增值稅不得稅前扣除外，應納稅所得額等於利潤總額。
從表中可以看出，對一個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來說，可以減少營業稅或增值稅600元（最多可以減少營業稅20000×5%=1000元），利潤總額增加600元，這600元全部都由暫免徵稅帶來，扣除所得稅後的凈利潤分別增加了540元和600元（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不允許扣除增值稅），銷售凈利率分別增加了2.7%和3%，增加了企業的獲利能力。
通常認為工業企業中，營業收入300萬元及以上的為小型企業，營業收入300萬元以下的為微型企業。相比大部分小微企業，只對月銷售額不超過2萬元的小微企業暫免徵收增值稅和營業稅顯得有些微不足道，在財力范圍內當然是應該先幫助最微小的企業，這也體現了公平原則。
2、激勵創業，穩定就業
匯豐中國製造業PMI的就業指數通常被用來預測就業情況，通過對PMI指數分析顯示最近幾個月內中小企業用工數量不斷下降，是2009年初金融危機高峰期以來的最大降幅之一。
減稅短期可以看做是用來彌補在經濟不景氣下減少的營業收入，免稅政策的及時出台將促進小微企業的發展，增加小微企業發展信心，從而有利於減少失業，穩定就業。並且小微企業在我國企業中所佔比例重大，就業吸收能力強，預計有600萬戶小微企業從該項免稅政策中直接受益，這項措施將至少牽動6000萬人的就業情況，從這個方面來說該項免稅措施的覆蓋范圍還是很廣的。
此外，對小微企業暫免徵收兩大流轉稅，對創業具有十分積極的刺激作用。我國本就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許多小微企業每年稅費就要繳納很多，並且流轉稅是按照銷售收入或營業收入來徵收的，不論企業盈利還是虧損都要繳納。這樣的稅制下，對微利企業減稅無疑會刺激創業，帶動更多人就業。（作者單位：遼寧大學經濟學院）
5. 怎麼衡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效應
稅收優惠政策效應，稅收優惠政策是國家經濟杠桿和調節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應該通過稅務部門提供的數據，各部門產生的增量來衡量。
6. 國債的免稅效應
企業債券收益高於國債，但風險較大．．存在信用風險，道德風險，市場風險，經營風險等一些系統及非系統性風險．．
7. 結構性減稅的經濟效應分析可以用什麼模型來分析
當前世界經濟不振，按凱恩斯來講，這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導致了非自願失業，使經濟陷入蕭條。對此，市場本身沒有能力擺脫這場危機，只能通過政府幹預了。按凱恩斯本人的觀點，由於流動性偏好的原因，貨幣政策無效，只能由政府通過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也就是赤字財政，來刺激有效需求。按IS-LM模型，可以通過在增加財政支出，向右移動IS曲線的同時，增加貨幣供給量，向右移動LM曲線，來消除擠出效應，使增加的財政支出，在保持利率穩定不升的情況下，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增加國民收入，促進充分就業的效應。按AD-AS模型，目前經濟形勢可認為是處於AS曲線水平區段，在此情況下，可以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和增加貨幣量的辦法，來向右移動總需求曲線，以達到物價保持穩定的同時，增加國民收入的目標。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凱恩斯主義理論與政策，均為短期的、靜態的觀點和做法，並且是一種偏重於總量，忽視結構的做法。這種根據上個世紀的經驗來看，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結果很可能會導致經濟滯脹。事實上，經濟過熱或經濟蕭條都是經濟結構失衡的表現，其真正的病桶在於總供給結構不適應總需求結構。從長遠的、系統結構觀點來看，要想擺脫經濟蕭條，根本的出路在於調整總供給結構，而不是刺激總需求。 主要問題：面臨失業率飆升、財政赤字劇增和消費不振等諸多挑戰，經濟刺激計劃也將收縮或陸續退出，經濟全面復甦將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1、國內消費市場拓展空間廣闊，但難度增大2、國內投資增長具備潛力，但民間投資意願不強3、穩定出口政策成效明顯，但外貿形勢不容樂觀4、工業增長條件充足，但結構調整難度很大5、財政和金融環境良好，但通脹預期逐漸顯現1、內需不求，消費增長緩慢。2、經濟發展過份依賴出口、房地產行業。3、投資渠道少，制度不健全缺少監管機制。4、產業結構不合理，且轉變升級進度緩慢。5、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主要措施：1平穩調整財政貨幣政策 隨著經濟持續回升和增長動力結構的轉變，今年年初以來危機應對型政策已開始向常規型政策轉變。財政政策由擴大支出和結構性減稅並重，開始向穩定支出和增加稅收方向調整；貨幣政策則由著重於「寬松」轉向著重於「適度」。隨著經濟運行特點的變化，預計這些政策調整將進一步推進。2 上調存款准備金率1、戶藉制度、醫療制度、教育體制改革。生活和醫療有保障才會有願意去消費。2、出口市場多元化，開發新興市場，鼓勵中小企業走出去，進行產業升級。出口市場由歐美、日向拉美、非洲、中東等新興市場發展。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帶動就業同時進行產業升級轉變成大型企業。3、多元化投資市場，資金多股市、地產等投資領域分流，降低操縱風險。4、調整房價，讓房價趨於合理。地產行業的產業鏈非常長，因此對社會的原材料需求非常大會導致鋼材、水泥、資料等原材料的降格上漲。從而提高工業生產的成本。房價趨於合理投機的資本會流出，市場的原材料供應充足裕，價格自然下降。5、財政與貨幣政策可傾向國家中部、西部投資的企業。減少人口流動，緩解東部城市壓力。國家地區的產業結構更合理。減少東西部的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