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金融機構特點

Ⅰ 關於中國古代各朝代商業的特點

（1）商業興起於先秦時期

中國人很早就學會經商，商朝人善於經商。周武王滅商後，商朝的遺民為了維持生計，東奔西跑地作買賣，日子一長，便形成一個固定的職業。周人就稱他們為「商人」，稱他們的職業為「商業」。這種叫法一直延續到今天。商朝人使用的貨幣是貝類，有海貝、骨貝、石貝、玉貝和銅貝。銅貝的出現，說明商代已經有了金屬鑄造的貨幣。到了西周，商業成了不可缺少的社會經濟部門。當時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業由國家壟斷。在商業交換中，主要的貨幣仍然是貝，但銅也被用作交換手段。銅本身是一種重要的商品，同時也擔負著貨幣的職能，後來就發展為鑄造銅幣。春秋戰國時期，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現許多商品市場和大商人。春秋時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鄭國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貢和范蠡；戰國時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國的白圭、呂不韋。戰國時期各國鑄造流通的銅幣種類增多，形狀各異，有的模仿農具，有的模仿各種工具，也有的模仿貝的形狀。貨幣的數量大，種類多，反映了商業較過去發達。商品交換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

（2）秦漢時期商業初步發展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改變戰國時期貨幣種類繁多，度（長短）量（容積）衡（輕重）不一的現狀，決定統一貨幣，把原來秦國流通的圓形方孔錢作為全國流通的標准貨幣，這就是通稱的「秦半兩」。他還統一度量衡，修建馳道，這些措施都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特別是統一貨幣對後世影響深遠。以後各封建王朝大都掌握鑄幣權，錢的形制也保持著類似「秦半兩」的圓形方孔模式。兩漢時期，伴隨著統一局面的形成、鞏固和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兩漢政府實行「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政策，商業出現了初步的發展。當時的都城長安和洛陽，以及邯鄲、臨淄、宛（南陽）、成都等大城市都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中心。每個城市都設有專供貿易的「市」，長安城東、西有市，後來發展為九個市，當時官府對城市的商業活動採取嚴格限制的政策。市區與住宅區嚴格分開，周邊有圍牆。市內設有出售商品的店鋪、官府設有專職官員市令或市長進行管理，按時開市、閉市，閉市後不許再有經營活動。市內的物價也由官員統一管理。

與以往不同的是，兩漢又開通了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中外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張騫通西域之後，陸上絲綢之路開通，路線是從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或陽關、再經過今天的新疆進入中亞和西亞。漢武帝之後，還開辟了與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線，從事經常性的貿易往來，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兩條絲綢之路的開通，有利於中外貿易的發展。

（3）隋唐時期商業的進一步發展

隋唐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由於農業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特別是隋朝時開鑿的貫通南北的大運河，促進了商品流通范圍的擴大。唐代還出現了櫃坊和飛錢。櫃坊專營貨幣的存放和借貸，是我國最早的銀行雛形，比歐洲地中海沿岸出現金融機構要早六七百年。飛錢類似於後世的匯票。櫃坊和飛錢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它們的出現又促進了商業的便利與發展。

隋唐時期商業發達的城市，除黃河流域的長安、洛陽外，長江流域的揚州、益州也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唐代長安城有坊、市；市有兩個，東市和西市。市與坊用圍牆隔開，白天定時開市、閉市。東市和西市各占兩坊之地，各有220行。東市肆邸千餘，貨物山積，商賈雲集。唐朝政府允許外商在境內自由貿易，胡商遍布各大都會。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風」、「胡俗」流行。長安城的人口不下百萬，這樣龐大的人口對商品的需求，造成長安城商業的繁榮。農村集市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水陸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斷增多，有些還發展成重要的市鎮。

隋唐時期對外貿易不斷發展。唐朝前期陸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出現商旅不絕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亂後，對外商業交通的重點，由西北陸路轉移到東南海道。廣州是南方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是外國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這里設有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

（4）兩宋時期商業繁榮

兩宋商業空前繁榮，首先，北宋建立以後，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的局面，社會經濟得以正常發展，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次，政府逐漸放鬆對商品交易的限制。從唐代後期起，市坊嚴格分開的制度逐漸被打破，到宋代，店鋪已可隨處開設，買賣時間也一改日中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經營。第三，宋代市場上雖然仍然使用金屬貨幣，但在北宋時，四川益州的富商開始發行紙幣「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後來，官府在益州設立交子務，印製和發行交子。南宋時，紙幣使用的地區廣、發行量也大大增加。建議教師引導學生觀看課本插圖北宋的紙幣，歸納出紙幣的出現對商業發展的影響。紙幣的發行使用便利了商業活動的進行，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第四，兩宋時水陸交通便利，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暢通，有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

兩宋時期商業的繁榮首先表現為城市商業的繁榮。繁榮的大都會首推北宋的都城開封和南宋的都城臨安（杭州）。開封自五代開始日益繁華興盛，到北宋時已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超過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商業也空前繁榮。城內既有繁華的商業街區，又有專業交易場所。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形象地反映了開封城內商業的繁華景象。南宋定都臨安，全盛時期臨安的人口也達百萬，取代開封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內店鋪林立，貿易興隆，早市、夜市晝夜相連，酒樓、茶館、瓦子等錯落有致。

商品種類增多，各種類型的集市出現。許多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開始轉向市場，成為重要的商品。如蘇湖地區農民剩餘的糧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變成了商品。北宋時商品種類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裝，還注意為自己的商品作廣告。說明北宋時商人經商的水平已有大大提高。城市中還出現了定期和不定期、專業性和節令性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集市。商稅收入，越來越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

兩宋時期，邊境貿易繁榮。北宋與遼、西夏對峙，南宋與金對峙。兩宋在與遼、西夏、金相鄰的邊境地區設榷場，進行雙邊貿易，互通有無，獲利甚豐。

兩宋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宋代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政府還特別重視海外貿易。這樣，海外貿易發達起來。北宋時，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以至非洲，有幾十個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南宋時，海外貿易更加發展，外貿稅收成為國庫財富重要來源之一。

（4）元代商業的繼續繁榮

元代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重新疏浚了大運河，疏浚後的大運河從杭州直達大都；開辟了海運，海運從長江口的劉家港出發，經黃海、渤海抵達直沽（天津）；元政府還在各地遍設驛站，橫跨歐亞的陸上絲綢之路也重新繁榮起來，這些都促使元代商業繼續繁榮。

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華的國際商業大都會。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來到大都。城內各種集市三十多處，居民不下十萬戶。國內外各種商品川流不息地匯聚於此。「百物輸入之眾，有如百川之不息。」據說每天僅運入城中的絲即達到千車。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心，「貿易之巨，無人能言其數」。泉州是元代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經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國旅行家譽之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這里設有市舶司，嚴密控制對外貿易。

（5）明清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農產品商品化得到了發展；城鎮經濟空前地繁榮和發展，許多大城市和農村市場都很繁華。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的商貿城市，匯集了四面八方的特產。在全國各地，涌現出許多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其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徽商

徽商即徽州的商人。徽州有經商的傳統，徽州人很團結，注重互相幫助，並且還崇尚節儉。經過幾百年的經營，徽商積累起驚人的財富。建議教師利用課後閱讀與思考中引用的顧炎武的一段話歸納徽商致富的原因。徽商幾乎「無貨不居」，經營范圍很廣，但「首魚鹽」，對食鹽的經營尤為重視。徽商的興起就是從經營食鹽開始的。明代食鹽的生產由官府壟斷。為了解決邊疆守軍糧餉不足的問題，明政府允許商人將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點交納，然後給予他們販賣食鹽的權利。徽州距邊防地點遙遠，徽商起初在鹽業的經營中不佔優勢。但到明中期以後，明政府將納糧改為納銀，徽商紛紛投資鹽業而暴富。徽商經營鹽業積累起商業資本之後，又擴大經營范圍，經營茶葉、木材、糧食等行業，活動范圍遍及全國各地，民間俗諺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在海外諸國也留下他們的足跡，有「遍地徽商」之說。徽商憑借雄厚的商業資本，經營大宗商品交易和長途販運；並且插手生產領域，支配某些手工業者的生產活動；還經營典當等金融行業，獲取高額利潤。徽商從明初至清末興盛了數百年，出現了擁有資產百萬乃至千萬以上的大富商。建議教師請學生觀看課本插圖「徽商的房舍」，然後向學生指出：這是幾百年前徽商建造的房舍，到今天還完好無損。

晉商

晉商即山西商人。他們是和徽商齊名的明清時期我國又一大商幫。他們興起和發展的經過與徽商如出一轍。晉商的興起也是經營鹽業。晉商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邊防之便，為官府運送軍糧，獲取販鹽的權利，經營鹽業致富，成為富有的大鹽商。他們積累起巨額商業資本之後，逐漸擴大經營范圍，販賣絲綢、鐵器、茶葉、棉花、木材等。到清代乾隆年間，晉商開始興辦金融機構票號，經營存款、放貸、匯兌，也可以為官府代理錢糧。經過長期的經營和積累，晉商的財力不斷壯大，到清代時，資產達百十萬者不可勝數，晉商首富亢氏的資產多達數千萬兩。晉商的活動范圍極為廣泛，許多人甚至走出國門，到日本、東南亞、俄羅斯等地去做生意。

Ⅱ 明清時期的主要特點和影響

特點：
1、因為市民階層的擴大，明清小說發展迅速。
2、因為清初大興文字獄，導致清初的文人都不敢研究時政，紛紛將目光轉移到歷史和考古上，有了長足發展。
3、因為皇權的加強，使得宮廷文化發展較快，集中在建築領域。
4、科舉制中採用「八股取士」，導致文化衰退，文人都以陞官發財為目的而讀書，使得諷刺小說很流行。
5、清朝中後期，列強入侵，民族危亡，出現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潮，體現在文化上就是中西文化開始交融。
6、戲曲、繪畫大發展。

Ⅲ 概括明清時期棉紡織業發展的特點和原因

特點：棉紡織的范圍日益擴大；棉紡織業成為主要的紡織部門。

原因：人們生活的需要；政府政策的推動；棉花種植范圍的擴大。

棉花自宋代傳入中國後，因其滿足人們衣被之需的重要作用而為歷代統治者所督導推廣，到明代棉作已遍及全國各省區；到了清代中葉，人口急劇增長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推動棉花種植繼續向更廣大區域分散，另一方面又進一步推動各種農作物首先是糧食和棉花向著各自適宜的地區集中。

(3)明清時期金融機構特點擴展閱讀：

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經濟中能夠直接應用機器生產的棉紡織工場微不足道，棉紡織業的工業化，還缺乏可資利用的現存的手工業基礎。民族機器棉紡織業的紗錠數，截至1895年底止，「共為197396枚，工作紗錠162396枚，布機累積數4008台，工作布機3550台」。

1895年後，機器棉紡織業成為華商投資設廠熱潮的重點。據統計，「至民國2年(1913)，中國全國華洋各廠共有紗錠982812枚，其中華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國布機9389台，其中華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

Ⅳ 概括明清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

明清經濟的特點如下：

農業：棉花推廣，高農產品引進，農產品商業化，形成專業生產區域。

手工業：工具革新（紗綢機的出現），技術提高（雙色印套技術），分工細密，規模大，資本主義萌芽。

商業：國內市場擴大，農產品種類增多，國際長途販運貿易發展，江浙地區出現了以以工商業著稱的市鎮。

(4)明清時期金融機構特點擴展閱讀：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時代。明代經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上處於變革的重要時期，有諸多新現象、新特點，值得認真總結，深刻分析、取其精華，以資借鑒。

在明代270 多年中，經濟發展迅速，變化很快，內容豐富，種類龐雜。以明代經濟由單一經營向著農、工、商多種綜合經營過渡為主要線索，循其運行軌跡，稽其來龍去脈，以縱通為主，縱橫結合，力求多視角、多層面展示有明一代經濟發展風貌。

清代晚期，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的侵襲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資本主義產生並得到初步發展，長期以來閉關自守的中國經濟，從此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軌道。

Ⅳ 明清時期政治經濟特點

政治：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更加得到強化
經濟：商品經濟得到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生產力得到了提高

Ⅵ 明清時期的基本特徵

你是說哪方面的特徵

Ⅶ 用史實說明明清時期的特點

同意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社會危機 君權加強 列：

朱元璋在中央廢丞相與中書省 權分六部 在地方廢行中書省 設三思 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 八股取士 朱棣1421年遷都北京 削藩 設立特務機構東廠 清朝設內閣和六部 設軍機處 思想上大興文字獄
中外關系的沖突與交往列: 明朝鄭和下西洋 戚繼光抗倭 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澳門的居住權
清朝收復台灣 抗擊沙俄（雅克薩之戰） 統一多名族國家的鞏固： 加強對西北的管轄(平定回部叛亂（新疆）設伊犁將軍 在西藏冊封達賴與喇嘛 設駐藏大臣

明清經濟的發展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而閉關鎖國政策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

Ⅷ 明清時期我國經濟結構基本特點和發展趨勢

跟今天的中國一樣,僅生產力發展層次不一.

江浙一帶出現手工作坊式資本主義萌芽.中西部還處於根深蒂固的封建關系.
統治階級,當年剛正不阿的東林黨之類的士大夫階層,卻主要產生於高度發展的江浙地區,與富商地主資本勾結,政策向富裕地區傾斜.商業稅收幾乎沒有,稅收主要從土地中徵收,土地兼並嚴重,有地農民稅費沉重,無地農民形成流民,新興資本主義萌芽又不能容耐夠多的轉移勞動力.天災人禍一到,流民自然造反.流民本身即烏合之眾,鐵血手段是可以鎮壓下去的,偏又出了個,匪亦吾赤子的崇禎帝,讓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闖匪鑽了空子.

Ⅸ 概括明清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 高一

明清時期社會的發展情況，明清時期調整了一些經濟措施和賦稅

制度，這些措施有利於經濟的發展；明清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和緩慢發展，但明清腐朽的封建制度嚴重阻礙其成長；閉關政策的實行，使中國落伍於世界。

「董學」到底屬於什麼性質

即使撇看《三策》不談，人們圍繞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所體現的董仲舒學說即「董學」的內容，已經為學界所熟知，因而沒有必要在這里贅述，存在爭議的是關於「董學」的性質。

愚認為，「董學」是為適應漢代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從揉合「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入手，而精心炮製的一種專門為政治統一作理論解釋的學說。它適應加強一統的中央集權的需要，編造了適應大一統的「天人感應」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的政治理論；它適應加強君權的需要，敷衍了「君權神授」的神學目的論；它適應維護大一統綱常的需要，將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關思想改造成以「三綱五常」為基礎的「忠孝」理論（人們往往認為「三綱五常」 只是對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發揮，欠妥！因為至少「儒家」以外的韓非也提倡「忠孝」）；它適應維護和延續一統國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並，主張限田、薄斂、省役等主張等。總之，「董學」是在對先秦「六藝之科」與「孔子之術」進行揉合，對包括陰陽五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和方技等家在內的百家學說，加以雜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礎上，而炮製的一套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等學說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為其核心內容的，駁雜而又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體系。

因此，它既非以往之「儒術」，也非其它以往某一學派之「術」。因為從其融合陰陽五行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方技諸家的思想觀點來看，它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差別實在太大。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是以「仁」即人道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以民本主義為其施政綱領的學說，而「董學」則是以神學目的論即神秘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本主義」為其施政綱領的學說。「董學」所宣揚和強調的「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第二》），與孟子所主張的「民貴君輕」恰恰成鮮明的對比。所以，要是按照習慣硬把它說成是「儒術」的話，那麼這種「儒術」也絕非以孔孟為代表的原有「儒學」。而是吸納了包括陰陽五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和方技等家在內的等家思想在內的宗天神學。

至於人們已經習慣於把它稱之為「新儒學」，愚以為這是個以訛傳訛的歷史性誤謬。因為在世界觀和基本的學術旨意上都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相距甚遠的「新儒學」，也可以隨便換成其它什麼「新」的舊學說，如「新陰陽學」、「新雜家學」等等。

「董學」所帶有的鮮明的神學目的論、循環論和宗教的色彩，無疑播下了讖緯迷信和宗教化的種子，更是以往任何某個單一的學派所沒有的。所以，這個專門為適應大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而綜合「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再加上個人杜撰和臆造所精心炮製的，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創」無「新」的，帶有明顯的神學和宗教色彩的，龐雜的理論體系，還是稱之為「董學」為最妥。

當然，「董學」也可算作是一種「綜合創新」，但與以往的學說譬如「荀學」所不同的是：就其主觀動機而言，它至少不是完全出於探疑求真的目的，而主要是出於為適應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所進行的，因而帶有很大程度上的雜糅、敷衍、杜撰、臆造的成分。如果說李斯當年為適應秦始皇一統天下之政治需要，向秦始皇建議實行的文化專制方案，還十分簡陋、裸赤的話，那麼，到董仲舒出於同樣的動機所向統治者提供的實行文化專制的方案，則精緻、隱秘得多了。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如果說李斯是「君學」的肇始者，那麼，董仲舒則是「君學」的創始人。是董仲舒步李斯之後塵，在作為知識分子統稱的「儒」者中，第一個主動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專門為君王專制統治的維護和延續而吹喇叭、抬轎子，並殫精竭慮地編造相應的理論和學說。董仲舒是學者爭當統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學術屈從於政治，理論屈從於權勢，從而進一步強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

所以，清末民初的「國學」家如鄧實，把這類學問就其實質而稱之為「君學」，是非常確切的。

從「董學」開始，「君學」因為受到歷代君王的青睞，所以董仲舒一流的「儒者」不斷地涌現，隊伍越來越壯大，「君學」的內容和形式也相應地不斷被「創新」，成為「國學」發展中的主流。

「董學」作為「君學」，自然主要是為了衛護和鞏固皇權的專制統治服務的，但由於它所包含的災異祥瑞之類的預警內容，而董仲舒又偏偏篤信躬行，那麼，當災異等不祥的預警出現時，自然就會遭受迷戀權勢的統治者的疑忌。所以，這種學說本身所隱含的某種程度上的「雙刃」性質，就迫使它的創立者自己也處於誠惶誠恐之中。主父偃竊其書稿的一次告發，就使董仲舒遭遇牢獄之災幾乎丟掉腦袋，使其體驗到了其中的利害而從此驚魂不定。這大概是董仲舒雖為其君王編造了最有利於維護和延續一統天下的「君學」，卻終不得重用，而主動退居故里專門著述的一個重要緣由罷。從其退居而專門著述作為其主要著作的《春秋繁露》來看，董仲舒除了動機上的根由之外，確實還有認識上的原因，這從他篤信災異祥瑞之說也能看得出。不然就無法解釋一個已經在仕途上鑽營無望的人，為什麼還那麼專誠地堅持和著述他的學說。但是，也不能排除他可能存在的良苦用心：因為據《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茂陵乃漢武帝之陵寢所在地，其死後舉家遷徙到茂陵，足見其一家對皇帝的至誠至忠；而其「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又足見「董學」對其�鈾鎦�福蔭了。這其中的緣由，很值得品味！

從另一方面說，董仲舒似乎不知道任何專權的統治者，不管他們如何信誓旦旦地發誓遵循什麼學說、理論，而在實際行動上絕對不可能真正恪守。因為一切握有實權、大權獨攬的統治者，都是百分之百的實用主義者。他們所念念不忘、處心積慮地要維護的，只是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力，怎麼可能受某一學說、理論的約束呢！這也許是作為「君學」的「董學」即使表面上為漢武帝所採用，終究不可能為這個專權自用、好大喜功、征伐不斷、勞民傷財，而又酷好「封禪」、「祀神求仙」的君王所實行，而它的炮製者董仲舒也始終未被重用，反而幾乎招致殺身之禍的根本緣由。

四、「新儒學」非原儒學

人們將「董學」稱為「新儒學」，蓋與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關，但是，當某種學說一旦被冠之於「新」的桂冠時，那隻能意味著這種學說已經不便歸屬於原有的相關學說了。只要回看一番中外古今的學術文化史，就不難看清楚這一點。且不說其它，即以當今世界標榜「新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理論、學說而言，就很難從其中找到有一種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有的實不過為列寧說的是「被逼得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的敵人」而已。

董仲舒所精心炮製的一套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等學說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為核心的，駁雜而又系統化、理論化的「君學」體系，由於畢竟迎合了統治者維護和加強君王專制的需要，所以，盡管兩千多年時有沉浮，但總起來說成為維護和加強君王家天下專制的重要的理論基礎。

盡管「新儒學」的稱謂對「董學」並不確切，也並非原來的儒學，但既然已經成為史實，矯正也難，所以愚認為沒有必要再在這方面作文章，而關鍵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質：「新儒學」「新」就新在，不僅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根本不同，而且與以荀子等為代表的儒學也大相徑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學先立論，然後游說統治者實行的探疑求真的學術指向，而蛻變成為迎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絞盡腦汁地編造理論的所謂「君學」。董仲舒不愧為「傑出的理論家」，不過他的理論只是為專制君王服務而已。而中國的專制統治在他之後之所以得以一直延續兩千多年，正是得益於董仲舒這樣的「傑出的理論家」地不斷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