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歷史背景:二戰前國際金融領域處於一種無序狀態;戰後各國經濟政治實力發生重大變化,(或答戰後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盟主,實力空前強大亦可);美國對外擴張經濟,企圖掌握世界經濟霸權。主要特徵:是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
(2)變化:美元的中心地位開始動搖。(或答美元與
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亦可)原因:歐洲經濟的恢復;歐洲逐漸走向聯合。
(3)局面: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影響:動搖了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出現了多極化的趨勢。
(4)不能實現。原因:布雷頓森林體系由發達國家主導,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趨勢不斷加強的背景下,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不可能帶來一個透明、公正、合理的全球金融體系。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才能徹底避免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
(5)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結合國情採取措施拉動消費;各國聯合起來共同應對
C. 美國將人民幣從國際金融體系中剔除什麼意思
就是在國際貿易結算中取消人民幣。這是美國單方面的想法,人民幣的國際化,已經使其成為世界貨幣。
國際金融體系是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的不斷擴大而產生與發展的。由於各國之間商品勞務往來、資本轉移日趨頻繁,速度也日益加快,這些活動最終都要通過貨幣在國際間進行結算、支付,因此,就產生了在國際范圍內協調各國貨幣關系的要求。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的戰略。人民幣作為支付和結算貨幣已被許多國家所接受,事實上,人民幣在東南亞的許多國家或地區已經成為硬通貨。從近幾年人民幣在周邊國家流通情況及使用范圍可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韓國等國家。人民幣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隨旅遊業的興起而得到發展的。中國每年都有大批旅遊者到這些國家觀光旅遊,因而在這些國家可以用人民幣購買商品的購物店越來越多,可以用人民幣兌換本國貨幣的兌換店和銀行也開始出現。在韓國比較知名的購物商場、酒店、賓館等每日都公布人民幣與本地貨幣、本地貨幣與美元的比價。
人民幣同本地貨幣和美元一樣,可以用於支付和結算。在韓國幾乎所有的商業銀行都辦理人民幣與韓幣、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業務,也可以隨時用人民幣兌換歐元、日元、英鎊等所有的硬通貨。尤其在2004年12月29日,中國銀聯宣布,從2005年1月10日起正式開通「銀聯卡」在韓國、泰國、新加坡的受理業務。使持卡人在韓國、泰國和新加坡可以使用「銀聯卡」進行購物消費、也可以在這些國家的取款機上支取一定限額的本國貨幣。從2005年12月開始又在德國、法國、西班牙、比利時和盧森堡五國率先開通了中國銀聯卡ATM受理業務。這一切,都表明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而且使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得到進一步推進。
第二種,在中越、中俄、中朝、中緬、中老等邊境地區。人民幣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隨著邊境貿易、邊民互
人民幣
第三種,,在中國的香港和澳門地區。由於內地和港澳地區存在著密切的經濟聯系,每年相互探親和旅遊人數日益增多,人民幣的兌換和使用相當普遍。資料顯示,在香港已有100多家貨幣兌換店和近20家銀行開辦了人民幣兌換業務。很多賓館、購物商場、尤其是遊人的購物點都報出人民幣與港幣的匯率並直接受理人民幣。由於港幣可以隨時兌換成美元,實際上人民幣也可以隨時通過港幣這個中介兌換成美元。據專家估算,日前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幣已達700多億元,成為僅次於港幣的流通貨幣,
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研究人員調查統計,人民幣每年跨境的流量大約有1000億元,在境外的存量大約是200億元。中國人民幣供給量(M2)約為20000億元,這意味著境外人民幣大約是人民幣總量的1%。由此可見,人民幣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國周邊國家或地區廣泛接受,人民幣國際化處於漸進發展的階段。
D. 如何看待美元在當前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
美元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由於新興國家不斷掠奪原發達國家的就業機會,美版國的就業問題是老大難權。從而造成大量的政府財政刺字與銀行壞賬。
但美國的完備的教育體系、強大的創新能力、軍事力量依然非常有競爭力。
中國的失誤就是大量的錢浪費了,搞個鐵路總出事,公路爛掉,特高壓不敢上因為關鍵技術沒辦法突破。
中國把大量的錢浪費掉了而不投資於教育,必定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的。別想與美國競爭,與非洲的利比來相比是牛叉得多。
E. 美國是如何建立國際金融組織的
德黑蘭會議後,美國加緊為聯合國的成立作具體准備。此時,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內根索向羅容斯福提交了一份意義深遠的計劃,建議成立國際金融組織,促進美國外貿,避免1929年經濟大危機重演。羅斯福看到該計劃使他的戰後世界藍圖更加完善,欣然接受。
在美國的積極倡導下,1944年7月1日~22日,來自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舉行「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會議通過的《最後決議書》規定,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即各國貨幣直接與美元掛鉤,保持固定匯率,可按35美元等於1盎司黃金的比價,隨時在美國兌換黃金。為此,會議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附屬機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由於美國認購了世界銀行91億美元資本中的31.75億,並擁有基金組織中1/3的表決權,因而從一開始,美國人就從人事和資金上完全控制了這兩個機構。
F. 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有哪些
主要有五大風險:
美國不確定性風險——美國經濟金融的影響力使其前景格外引起關注,並將影響
國際金融市場較大的波動,尤其是美元資產的縮水,可能導致全球交易、結算和儲備系統的大調整,不利於金融穩定突出;而從國內看,美元貶值由於經濟恢復和結構性均衡,但不利於經濟信心維持。美元波動將會引起恐慌性反應,金融市場價格波動將會加大,進而不利於全球經濟復甦和穩定。而從當前形勢看,美國經濟前景難以確定,經濟政策和理念的變化將是美國經濟難以預測的重要因素,而經濟政策抉擇時機與理念的變化,將可能使美國經濟最終出現實質的變化,甚至惡化。
金價上漲恐慌性風險——從目前趨勢看,國際金價面臨進一步上揚的空間,甚至預測金價將可能達到350美元的水平,國際政治與軍事矛盾潛在惡化的可能以及突發事件的難以預測都將是金價上漲的依託;尤其是美國經濟不確定和美元超值風險都將是金價上揚的推力與依據,從而對市場心理恐慌具有重要影響,形成進一步刺激金價的重要因素。
油價不定性風險——從石油價格水平趨勢看,產油國與消費國之間的摩擦以及國際政治軍事爭端的連續不斷,都是油價不確定的因素;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復甦的需要,油價可駕馭更為艱難,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的不確定因素,並將對主要貨幣國的經濟環境具有負面影響與打壓,歐元區更為突出,歐元區通貨膨脹再度上升的壓力依然較大,並將直接加大匯率信心心理的波動與調整;而對於美國而言,在經濟不確定中經濟風險有所上升的形勢下,油價的上漲也將使美國經濟政策難以駕馭。油價再上30美元的水平不僅具有可能,而且也將是再度沖擊經濟金融政策的調整與變化的重要因素,對利率、匯率和股價等宏觀和微觀經濟波動與難以駕馭影響將更為直接。
利率差異波動性風險——全球利率水平的差異與不同步將是未來匯率水平和投資組合波動與調整的關鍵因素,利率調控的駕馭將直接影響和左右資金流動趨勢、方向與結構的變化,對美元的減弱、對歐元的傾斜以及對日元的難以定奪將使匯率和股價水平加大波動幅度,波動區間將難以預測且超出預期。尤為值得關注美聯儲關於改變永久性貼現率結構的建議,主旨是改變以往聯邦基金利率高於貼現率的狀況,使貼現率高於聯邦基金利率,以刺激存款機構、聯邦儲備體系在美國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最終穩定經濟。美聯儲這項可能實施的改革將會對美國金融市場,尤其是美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並對匯率具有直接牽動;而當前美聯儲利率調整的時機抉擇對匯率的影響至關重要。而利差將形成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的較大調整與變化。
金融格局潛在調整風險——隨著美歐日三種主導貨幣匯率的價格變化,尤其是歐元上升的加快,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將面臨提前的挑戰與修正。國際資本流動向歐元區間的加大,可能將導致資產信心和份額的調整,而目前美元貶值趨勢對與美元相掛鉤的機制沖擊將會加大,美元與歐元雙匯率機制將可能成為新的選擇與更新。從中長期看,美歐金融均衡性將會逐漸顯現,對美元沖擊明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具有影響與沖擊,但對金融均衡與風險規避十分有益,有利於國際金融公平、合理氛圍的發展。
G. 我們該不該放棄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
不應該,因為做不到。
1.美元成為當今主要國際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是市場選擇而非政策強制。戰後美國的經濟實力雖逐漸下降,但因為沒有替代貨幣,國際上仍普遍使用美元作為計價結算和價值貯藏手段。
2.全球化進程中新興市場國際收支危機頻發,更是進一步刺激了新興市場對於國際清償能力的追逐。從這次全球金融海嘯中的表現看,雖然俄羅斯、韓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均受到了劇烈的外部沖擊,但它們前期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確實起到了防洪堤的作用,避免了經濟崩潰。在前些年全球經濟景氣時期,各國大都從「美國買我商品、我買美國國債」的國際經濟雙循環中受益。因此,各國仍期望美國實行擴張性政策,刺激美國經濟復甦,以使美國繼續扮演世界最後消費者的角色,進而帶領全球經濟回升。
3.盡管國際社會對於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普遍不滿,但短期內卻無法改變現狀。隨著這次危機不斷蔓延深化,歐元、英鎊、加元、澳元等世界主要貨幣均對美元出現了大幅貶值,美元不跌反升。由此可見,美元在各國投資者心中的地位。
4.從長遠看,儲備貨幣多元化並不排斥美元主導。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解體後,世界就已進入儲備貨幣多元化時代。但截至2007年底,全球外匯儲備總量中美元資產比重仍佔到63.9%。可見國際對美元的依賴之深。超主權貨幣同樣是信用發行,其制度安排上不一定優於現在的美元信用本位,同時在實踐上也存在諸多技術難題,前景不容樂觀。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以該種貨幣計值的金融市場,超主權貨幣只是空中樓閣。未來,美元有可能繼續主導國際貨幣體系,這是以相當長時期內美國全方位的、超強的綜合國力作支撐的。
5.此次危機後,儲備貨幣多元化趨勢有望加快,但國際貨幣體系仍將是以美元為主的少數幾種貨幣為主導,並將呈現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循環特徵,即美國經濟強勢時,美元主導地位更為突出;美國經濟弱勢時,美元主導地位則稍有弱化。任何國家和地區既無能力也沒必要試圖去消除這種周期,而應象適應經濟周期一樣適應這種變化。中國積極參與和推進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不是要廢除或者取代美元,而是要通過有限的、可行的改革,最大限度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應通過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對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施加外部約束,要求其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要適時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逐步增強市場決定匯率的基礎性作用,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有效性,減少外匯儲備資產積累,減輕對美元的過度依賴。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贏得一席之地。
H. 當前國際金融經濟背景(美國日本等國家的態度,充當的角色之前採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
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
I. 美國二戰後主要採取的那些經濟措施,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哪些影響
一、1945年12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確立了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金融回體系。
二、1947年成立答的關貿總協定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成為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既標志著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也促進了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第二個「黃金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