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我國金融機構數量是不是很多
據不完全統計，各類金融機構已破百萬家，金融機構包括銀行
㈡ 我國證券公司現狀
論我國證券市場的現狀和發展構想
摘要：開放與發展金融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對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我國證券市場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起步較晚，在發展中也暴露出了不少問題。本文著重從我國證券市場的現狀分析入手，剖析證券市場存在的主要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證券市場的發展構想。
關鍵詞：證券市場；現狀分析；發展構想
Abstract：O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ancial market， especially the stock market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form of the city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ast few years， stock market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China， but many problems are exposed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late starting. This paper lays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main problems of stock market，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developing patterns of stock market in China.
Key words： stock market；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ing pattern
1 證券市場的現狀分析
作為資本市場的核心，證券市場在我國的建立和發展始於改革開放初期。 1981年到1987年國債年均發行規模僅為59.5億元，進入90年代以來國債發行數額年均達到千億元。 而1997年已達到2 412億元。在股票市場上，迄今滬、深兩地上市公司已達900餘家，上市股票市價總值達2萬億元。我國資本市場在短短十幾年，達到了許多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實現的規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經驗；但也存在如下一些問題，嚴重製約了證券市場自身功能的發揮，阻礙了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這些問題主要是：
1） 證券市場規模過小。以股票市場為例，雖然發展速度較快，但是從總體規模看，與國外還有相當大差距，參與股票投資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全世界平均為8%左右，發達國家的比例則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國目前股市投資者為3 300萬人，僅佔全國總人口的2.7%.另外，從股市總市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為30%左右，美、日、英等國均在80%以上，而我國為24.2%，況且在總市值中還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這一部分，我國股市總值佔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見，我國股市規模較小，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有較大差距，同時也可以看出在我國擴大股市規模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2） 資本市場主體缺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而目前我國企業主體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產權不清、權責不明、約束無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國企業的主要特徵，企業主體地位殘缺。另外，我國資本市場主體殘缺還表現在投資主體主要是個人，其投資的質和量均較低，以投資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比重明顯不足。相比之下美國等發達國家，機構投資者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其機構投資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業銀行信託部、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等。由於機構投資者是專業性金融中介機構，其投資活動具有投資量大、交易費用低、交易風險小的特點，很受大眾投資者的歡迎。如美國，每4戶人家就有1戶向投資基金投資。由於我國資本市場機構性投資者發展滯後，這使得僅靠若幹家大機構和數以萬計的小股民散戶所支撐的股市投機盛行，股價暴漲暴跌難以避免，阻礙了股市的健康發展。
3） 市場分割，整體性差。首先，一級市場的發行仍然按地區分配額度，限制企業進入資本市場，債券地區性發行市場也是按省分派額度（企業債券發行）和按銀行分支機構分派額度（政府債券發行）。至於二級市場分割則更為明顯，把股票市場劃分為A股、B 股和H股，構成中國股票市場發展中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即使在A股中，國家股流通與轉讓只限於極少部分，而且A股不允許在滬、深兩個交易所交叉掛牌，限制了全國性市場的發展。在股票市場中呈現出A股與B股、H股分割；個人股、內部社會個人股與內部職工股分割，個人股市場與法人股市場分割。如此繁雜的分割，不但不利於經濟體制改革，也不利於我國資本市場與國際慣例接軌。
4） 市場中介機構不完善。證券中介機構從廣義上講就是在證券市場上為參與各方提供服務的機構。我國目前的中介機構主要包括證券公司、信託投資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證券投資咨詢公司等，雖然其業務已涉足證券的承購包銷、發行、交易、自營、財務顧問等內容，但與國外投資銀行業務相比，還存在著較大的功能缺陷，例如投資銀行核心任務之一的購並業務對於我國中介機構來說幾乎還未曾涉及。西方國家的公司購並活動大多由投資銀行策劃完成，投資銀行起著搭橋牽線、籌劃交易過程、為交易籌措資金和參與交易談判等重要作用。我國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中介機構，這就嚴重製約了我國企業重組活動的順利開展。
5） 流動性不足。流動性是指市場中存在大量的流通性強的金融工具，同時又有大量參加流通的主體。檢驗市場流動性通常可從交易量和成交價的關系入手，二者的關系越密切，流動性就越差。美國股市中二者變化的關系指數為0.01，而我國滬、深A股市場的關系指數分別為0.52和0.40，說明我國股市整體流動性是比較差的。造成股市流動性差，一方面與資本市場中介機構投資者參與不足有關，另一方面與國家股不能進行交易、法人股在STAQ和NETS市場交易微弱有很大關系。流動不足使股票價格扭曲，資本流動失去了動力和方向，資源配置功能受到抑制。另外，由於國有股不能流通，這將對國有資產的結構調整產生不利影響。
6） 資本市場交易工具品種單一、結構殘缺。在發達的資本市場中，資本市場工具保持多樣化趨勢。以香港資本市場為例，目前國際市場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中80%以上已被其採用；在股票市場上，不僅出現了期指、期權、認股權證等投資品種，而且這類衍生工具的交投大有超過現貨市場之勢。香港上市公司在債券市場上的集資形式更為多樣化，在債券、票據和存款證3種形式的基礎上，先後出現了浮息工具、變息工具、可換投股債券、信用卡應收債券等多種形式，目前在聯交所掛牌買賣的債務工具已增至129種。相比之下，我國大陸的資本市場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幾乎沒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種種限制，這不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
7） 證券市場制度不健全。證券市場制度是支撐證券市場高效、公平運轉的基礎，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利益保障與實現制度等。我國證券市場的信息披露制度無論從制度本身還是從執行上看都存在信息公開不夠的問題，表現在一些重大信息披露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極大挫傷了股民、債券投資者的信心。利益保障與實現制度是指證券投資者在獲取有關信息後，被給予證券投資期收益以必要的保障和實現的制度。我國證券市場的利益保障與實現制度很不健全，使投資者面臨的市場風險過大，嚴重措傷了股民的投資積極性。
近年來我國已制定了《公司法》、《股票發行與交易暫行條例》、《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等。然而證券交易的基本法規《證券交易法》尚未制定，證券法規沒有形成完整體系，導致證券交易的某些環節無法可依，加之對已頒布的法規執行不力，證券交易的違規和不規范行為時有發生，我國1995年發生的「三。二七」國債期貨的嚴重事件，主要原因就是證券法規不健全、監管不嚴造成的。
2 證券市場的發展構想
2.1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推進資本市場主體發展
證券市場主體質量的高低，對我國證券市場能否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資本市場主體的發展。
1） 取消額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債券市場的額度管理是一種典型的計劃經濟手段，由於對證券發行標准制定較低，這給行政部門行使權力提供了較大空間，政府為企業包裝上市，後患無窮。為此，國家主管部門應該嚴格上市公司審批，提高上市標准，取消或減少行政干預，將證券市場的額度管理換之以核准制，使符合上市標準的企業都能通過競爭達到上市的目的。這樣既增強了市場參與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促使企業經營者把精力真正放在如何轉換經營機制、提高企業效益上，而不是通過旁門左道達到上市的目的。國家可以對不同行業制定不同的上市標准，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在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前提下，增加上市公司的數量，實現股市的擴容，促進經濟快速協調發展。
2） 強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股份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轉軌，更要轉制。而目前有些股份公司上市後不思進取，「穿新鞋，走老路」，把股市看作「圈錢」場所，效益下降甚至虧損。 1997年有11.8%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小於0.05元，如此低的回報會打擊股民參與二級市場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股市的擴容。因此，建議對於那些業績長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證券管理部門應給予警告、停牌直至摘牌，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只有上市公司質量提高了，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和擴容才會有保障。
2.2 增加資本市場的交易品種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應根據居民、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的不同投資與籌資需求，在考慮流動性、安全性、盈利性不同組合的基礎上，發展並完善門類齊全的資本市場交易工具。特別是可通過發行可轉換債券增加證券品種，拓寬融資渠道，完善資本市場結構。可轉換債券是具有雙重身份的證券，它首先作為一種債券，享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時能以一定條件換成股票，兼備了債券和股權證兩種證券的性質。可轉換債券的雙重性質決定了它對活躍證券市場的特殊作用與獨特地位是其它證券品種無法替代的。應該說，可轉換債券對於處於起步階段的我國資本市場具有更大的激活作用，可以豐富證券品種，扼制過度投機。除可轉換債券外，還可考慮進一步發展期貨、認股權證等其它金融衍生工具。因為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價格風險將會突出，必然要求金融市場提供風險轉移機制和價格發現機制，而傳統金融工具難以完成，只有引入衍生金融工具才可達到轉移風險、重新分配的目的，進而滿足市場需要。衍生金融工具還能促進相關基礎市場的流動性，形成均衡價格，合理安排資源配置。在發展金融衍生工具時應立足國情，著重發展以規避風險和保值為主的衍生金融工具，而且要做到立法與監管先行，對於投機性過強的諸如股票指數期貨等可暫緩發展。
2.3 大力發展以投資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
發展投資基金，增加機構投資者是改善當前投資主體結構失衡、提高市場活動水平、使資本市場逐步趨於規范的重要措施。這對於擴大證券市場規模、強化投資功能、減少投機性和盲目性，使我國股市長期穩定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為了更好地推動投資基金的發展，應做好以下工作：
1） 擴大投資基金的發行數量。我國目前的投資基金僅一百多億元，在股市中所佔比例還很小，遠不能起到穩定股市、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高達近5萬億元，如果有10%用於基金投資，就會給證券市場注入近5 000億元的資金，這將極大緩解股市的擴容壓力，又能化解一部分銀行風險，可謂一舉兩得。同時，投資於基金的風險較股票小，收益又較債券高，是一種較為理想的投資工具。
2） 增加投資基金的種類。在今後基金的發行中，可以開設多種不同投資方向、不同投資風險的基金品種。例如，可設立企業重組基金為企業重組提供資金支持，也可設立專門投資於高科技產業的基金來支持國家產業政策，還可設立在債券與股票市場有不同投資比例要求的基金。這樣可以使廣大投資者根據自身喜好，選擇不同風險基金，從而大力推動投資基金的發展。
3） 逐步發展其它機構投資者。目前可對保險公司開展證券投資進行試點。在總結經驗，完善法規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導養老基金等進行證券投資，以起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2.4 逐步解決國有股上市流通問題
國有股上市流通是我國證券市場進一步規范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是因為，第一，國有股作為股份資金本身就要求具有資本的流動性，這是市場條件下進行資源配置的基礎。第二，國家作為國有股的股東常常因為需要調節財政收支平衡或調整產業結構而收回投資，可是國家股不能上市流通，以上目標就無法實現。有人認為國家股上市流通，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其實，資產與資金只是形態上的改變，不存在流失問題，資產不流動、不能發揮效益才是國有資產的最大流失。此外，國家也需要通過國有股上市流通來迴避或降低投資風險。第三，國有股上市流通也是我國證券市場進一步開放發展並與國際接軌的要求。當前國有股上市可以採取以下兩種模式：
1） 國有股單獨設市流通。這種方式可以滿足國有企業實現戰略性改組的需要，同時由於未與A股、個股並軌流通，也不會對A股、個股市場形成直接沖擊。將國有股單獨設市流通還可使國企間的收購、兼並等重組活動公開化、市場化，促進國企增強危機感和緊迫感，以自覺努力增強競爭力，加快國企改革步伐。
2） 國有股與A股個股合並流通。可以根據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額來對國家股、法人股和內部職工股進行縮股，從而大大縮小上市公司中的國家股、法人股和內部職工股的規模，以便在縮股後分階段上市，這樣可以大大減小對個股的沖擊，同時也不會對新股發行造成過大壓力。否則按現在的路走下去，每上市100億新股，市場的總面值就會增加400億，這樣，矛盾的累積會越來越多，一旦經濟形勢發生大的變化，股市就會有崩盤的危險。
2.5 加快立法進度，規范證券市場
證券市場是高度信用化的市場，只有建立起嚴密的法律體系，各交易環節嚴格按法規操作，才能保證交易活動的安全和可靠，保護交易各方的合法權益，降低證券交易風險，使證券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因此，應盡快制定《證券法》及與其相配套的法規制度，使證券交易活動的各環節有法可依。同時在法規制定後，嚴格貫徹執行，加大監管力度，對在證券交易活動中的違法違規活動，一定要嚴肅查處，對那些置國家政策法規於不顧，從事嚴重證券交易違法活動的當事人要給予堅決打擊，使我國證券市場盡快走向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軌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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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我國經濟總量與改革初期比較怎長了多少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全景分析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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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5年改革開放的經濟騰飛，21世紀初期的中國發展，更加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即在加入WTO的新世紀里，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著怎樣的環境、機遇、挑戰和可能前景？這是所有的人——無論是國內國外、政府企業、理論還是實踐等，都十分關注的問題。本文試圖將中國宏觀經濟的熱點問題，劃分為傳統的十大領域，並進行較為深入和全面的剖析。
一、經濟總量將繼續保持較長期的高速增長
1979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79-2002年，我國GDP高速增長、年均增速達到9.4%，見圖1，比同期世界平均增長水平高出一倍、比同期發達國家平均增長水平高出兩倍等，展現出世界經濟「一枝獨秀」的明顯特徵和勃勃生機。這使得我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在穩步、持續和顯著的提高。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1979年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其核心原因在於我國的改革開放。即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逐步改革為市場經濟，以市場化的價格來調整人們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在此基礎上，更多的與國外進行市場化的交流與合作等。
在農村，重點是進行土地承包制的改革，同時鼓勵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民進城務工。在城市，首先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90年代後開始了市場化改革的全方位的探索和推進，如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等。這使得我國兩方面的生產資源，得到了更高效率的發揮。即一是顯性生產資源，如土地和廠房等；二是更為重要和核心的隱性生產資源，即人們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等。
內外因素的完美結合，造就了我國經濟25年來的空前繁榮。即內因是我國生產資源效率的更高發揮；外因是我國與國外的大量交流、經濟的巨大差距、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後發優勢等。
25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80年代上半期，重點是解決農產品短缺問題；80年代下半期，重點是解決工業品短缺問題；90年代上半期，重點是解決原材料、基礎設施等的「瓶頸」問題；90年代下半期，重點是解決經濟結構的矛盾和優化問題；21世紀的前幾年，可能更多的是考慮加入WTO的國際接軌問題等。
回顧25年的歷程，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四個顯著的歷史性起點或標志：一是1978年開始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二是1984年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三是1992年初的小平南巡講話；四是2001年底的正式加入WTO等。
由於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如20-30年，我國與世界經濟格局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觀，因此，我國經濟仍將持續過去25年的較高速增長。例如到2002年底，我國人均GDP僅為1000美元，還不到發達國家的1/30等。雖然兩個時期微觀的影響因素或結構可能會有一些差別，如前期的體制性釋放動力可能更強、後期的市場性規范活力可能更充沛等，但是綜合的比較，兩者的增長潛力可能不會有本質的太大差異。這一觀點目前同時也為我國經濟專家所普遍的接受或認同。例如見表1。大多數專家之所以預測後期的經濟增長為7%左右，可能更多的是出於穩健的心理、以及對其能否達到前期的9%缺乏足夠的信心等。
美聯儲預測，未來10年美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為3%；世界銀行預測，2001-2010年，美國GDP增長率年均為2.7%、歐盟為2.4%、日本為2%等。因此在今後一段時期里，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仍將進一步的縮小。
當然在今後的發展中，我們也將面臨著一系列艱巨的任務。例如：1、國有經濟要深化改革。2002年底，國有和國有控股的工業企業資產總量是4.27萬億、占我國工業總資產的50%、佔用約65%的工業貸款，卻只創造了35%的工業產值等。2、農村市場要啟動。目前居住在鄉村的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65%，但鄉村消費品市場卻只佔全國消費品市場的25%；努力促進農村經濟、收入和教育的良性互動和循環，這對於提高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無疑是具有歷史階段的關鍵性意義等。
與此同時，我們也將面臨著一系列的風險，並需要我們更加審慎和認真的對待。例如：1、社會風險。收入差距拉大、下崗人員增加、社會保障不健全等，可能會孕育著一定的社會穩定風險。2、經濟風險。例如國有商業銀行巨額累積、並且仍在繼續增加的不良貸款，可能會對整體金融體系乃至經濟體系的健康運行造成一定的危害等。
二、物價走勢將呈現較長期的低速徘徊
80年代，我國出現了兩次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但其背景是商品供不應求的宏觀環境。目前我國的經濟狀況，與90年代以來的商品供過於求現象可能有著更大的相似性和繼承性。見圖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90年代以來，我國的物價走勢——通貨膨脹，可明顯的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1992-1996年的高通貨膨脹時期；二是1998-2002年的通貨緊縮時期。
1992年小平的南巡講話，是我國全面推進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由於此前我國經濟已經持續兩年低迷、而且中央政府也缺乏對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靈敏的調控手段和機制等，因此在大利好的激勵下，我國經濟迅即出現一輪過熱的建設高潮。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直線攀升。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發布，簡稱「十六條」，全面、大力度的治理經濟建設的過熱問題。其中最關鍵的三條是：緊縮信貸、開倉放糧和壓縮項目等。
經過3年多的宏觀調控，我國經濟基本實現了「軟著陸」，經濟增速和通貨膨脹都進入了中長期的合理區間。
90年代上半期的經濟過熱，給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重大影響。例如整個「八五」時期，我國投資每年平均增長36.5%，遠高於「六五」時期的19.5%和「七五」時期的16.5%。林毅夫教授測算，這使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增加了兩倍甚至更多。
據原內貿部商業信息中心統計，1997年上半年，在全國605種主要商品中，供過於求的商品佔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佔27.8%、沒有一種商品供不應求。這可以看成是我國經濟由供不應求——供給制約型經濟、全面轉向供過於求——需求制約型經濟的歷史性的開始或起點。同時，它也是迄今我國經濟始終處於通貨緊縮陰影之中的、最重要的宏觀環境之一。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經濟在「軟著陸」之後，迅即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巨大壓力。
1998年，宏觀調控政策由「適度從緊」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新組合；同時，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以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增強其貸款的能力。1998-2002年，中央政府共發行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用於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等，並帶動了3.2萬億的社會總投資規模。
通過種種擴大需求的努力，1998-2002年我國的消費價格指數，也僅在輕微的通脹和緊縮之間徘徊。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四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特別重視的。即：1、需求不足：包括改革使人們的預防性儲蓄增加，缺少中意的消費對象，以及投資需求不能有效實現等。2、供給過剩：包括生產的簡單重復競爭，假冒偽劣泛濫等；並且資金供給的缺乏有效約束，可能助長了這種傾向。3、勞動力因素：勞動力供給的無限增長、以及其效率的持續提高，可能對價格有著較大的向下壓力。4、國際接軌：包括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新技術和新材料的運用，以及市場化的改革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等。
近年來，國際社會中出現了「中國輸出通縮」的較多議論。這從某種程度上看，也是對中國的生產能力及佔世界經濟比重不斷提高的一種過度的輿論反應。
三、勞動就業將始終面臨較大的壓力
由於人口的持續、迅速增長，因此多年來我國的勞動力和就業人數也在同步的迅速增加。例如1979年我國城鄉就業總人數為4.10億人，到2002年就迅速增加到7.37億人。見圖3（其中1989-1990年就業總人數有統計口徑的調整）。
同時，城鎮登記失業率近年也在迅速增加——90年代後半期基本維持在3.1%左右、2001年和2002年分別上升到3.6%和4.0%，2003年的政策目標是控制在4.5%以內等。
從總體上看，今後一段時期里，我國的就業問題仍將是一個突出和嚴峻的問題。因為從供給上看，它包括800萬的城鎮登記失業人員、1000多萬的下崗職工、1.5億的農村富裕勞動力、以及每年1000萬的新增勞動力等；從需求上看，按經濟增長速度8%、就業彈性系數為0.15計算，每年能夠新增加的就業崗位僅為1000萬左右；也即我國勞動力的供求之間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缺口，未來的就業壓力將更加沉重。這也是部分學者，呼籲我國應當實施「以就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的核心原因所在。
圖3：我國就業總人數與城鎮登記失業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在就業總人數穩步增加的同時，我國的就業結構也在發生著巨大和深刻的變化。其中最為重要和突出的兩大特點是：
1、就業的產業結構變化。即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979年的69.8%下降到2002年的50.0%，平均每年下降0.86個百分點；同期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由12.6%上升到28.6%，平均每年上升0.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在80年代有著較顯著的攀升，1997年達到23.7%相對高峰，近兩年有所回落。見圖4。
從目前的趨勢和國際比較上看，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仍將持續下降，同時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仍將持續上升。例如，2002年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為28.6%、產值比重為33.7%，而發達國家同期的指標分別為60-75%和70-80%；差距和潛力都是巨大和明顯的。
圖4：1979年以來，一、二、三產業就業結構的比重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2、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變化。即城鎮國有及集體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在大幅度下降，從1980年的99.2%下降到2002年的33.4%，平均每年下降2.99個百分點；同時，城鎮個體及私營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以及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鄉村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在經歷了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半期的高速增長後，近幾年仍然保持了明顯的攀升勢頭。見圖5。
圖5：1980年以來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變化單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其中在城鎮總就業人數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城鎮國有及集體單位就業人數的絕對數，都在迅速下降。如1991-1996年，城鎮國有及集體單位的就業人數一直保持在1.4億以上的高峰，其後持續下降，到2002年下降到0.83億。其中的核心原因，仍是在於體制的轉軌或釋放。
從目前的情況上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消化和盤整後，我國個體和私營企業的從業人員，無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比重，仍將會有持續和較大幅度的增長，無論是城鎮還是鄉村。
目前我國就業的嚴峻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極大關注。從理論上看，部分失業的存在對於經濟的健康發展可能是非常必要的。包括：1、經濟結構此消彼長的蓄水需要。2、勞動力有更充裕的時間更新和提高自己。3、促使在職勞動力更加努力和有效的工作，這也是某種程度的鯰魚效應等。
從客觀上看，嚴峻的就業問題對於我國勞動力轉變或提高市場觀念，可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當然其前提是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等。
四、外資外貿在入世下將有更大的接軌性發展
從1983年以來我國利用外資的情況上看：1992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超過對外借款，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2001和2002年兩年，我國對外借款的數額為零，因為同期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2000億美元的規模，並仍然在以每年35%左右的速度迅速增長。見圖6。
從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上看，1983年以來有兩個重要的時點：一是1992-1994年三年，接連上了三個百億美元的台階。1993年以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就一直居於發展中國家的首位。二是2002年，達到527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和高速增長；二是「911」以及安然、世通事件，使人們對部分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可能有著更現實的憂慮。
從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上看：80年代，可能更多的是偏向高級賓館飯店等；90年代上半期，政策積極引導外資投向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國民經濟的「瓶頸」部門；90年代下半期以來，無論是政策還是外商，可能都更關注在技術領域的突破等。
圖6：1983年以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情況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從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上看，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例如：一批國內企業在海外的上市；政策積極鼓勵外商，參與對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的股權並購和資產重組、以及參股入股基金券商等。後者如《關於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以及第一家中外合資基金公司——國安基金公司的獲准成立等。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中，已經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到2002年底，我國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2.4萬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480億美元；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的人數近2300萬人，佔全國城鎮勞動人口的10%；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52%，其中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甚至高達80%等。
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政策的法制化和規范化的程度不夠；二是「高國民待遇」與「低國民待遇」的並存矛盾等。例如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享受「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另一方面還有著較多的行業准入限制等。
原國家計委發布的《「十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規劃》中分析，未來我國利用外資的局面將出現四大變化：重點從引進國外資金向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現代化管理和專門人才轉變；領域從加工工業為主向服務領域大力推進；方式在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為主的同時，向多方式引資拓展；政府管理將從行政性審批為主，向依法規范、引導、監督轉變等。這四方面的總結十分精闢透徹。當然，同時我們還可以加上：利用外資的總量仍將有較長時期、較大幅度增長的未來預測等。
1979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迅猛增長，即從當年293.3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6207.7億美元，增長21.2倍、年均增長14.2%。見圖7。
圖7：1979年以來我國外貿的進出口情況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在總量迅速增長的同時，我國對外貿易結構也呈現出三方面的顯著運行特徵：一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始終占據著主導的地位。如2002年前三甲——廣東、江蘇、上海的進出口額分別為2254、745和728億美元，合佔全國進出口總額的60.0%。二是進出口的產業或技術結構在不斷優化。如機電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1995年為29.5%、2000年為41.4%、2002年進一步上升到48.2%等。三是外商投資企業和集體私營企業，越來越在對外貿易中占據著核心性的地位。如2002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和集體私營企業的出口額為2027.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2.6%，占同期我國出口總額的62.3%、比上年提高4.9個百分點等。
25年來我國外貿體制的逐步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突破外貿代理制、也即外貿經營權的限制，賦予地方和企業更多的外貿經營權。例如1999年1月、2000年1月以及2001年7月的三次改革，最終取消了對進出口經營資格的審批制度，改為登記和核准制度，從而使得民營經濟能夠更加順利的進入外貿領域。
到2002年底，我國已有4萬家私營企業獲得了外貿經營權。
回顧25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理論的發展，最值得一提的可能是1988年王建的「國際大循環」理論。同時它也因為被政策的高度採納——「兩頭在外，大進大出」而影響轟動和深遠。
據統計，到2002年底，我國進出口總額在世界貿易中所佔的比重由2001年的4%上升到4.7%，成為全球第五大貿易國。
五、企業投資將逐步走向主體的市場化平等
回顧20多年來我國經濟的投資歷史，四方面的顯著特徵可能會引起我們更多的關注。即：
一是民營投資的顯著增長。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投資主要是國有的投資，集體的投資很少，私營及外商的投資就幾乎沒有。隨著政策的逐漸放開，集體、私營及外商的投資穩步增長。例如據統計，1980-2002年，我國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3%，高出國有投資6個百分點等。如果考慮到投資的有效及持續性，那麼民間投資在經濟中的作用，無疑就應當進行長期的和更高倍數的估量。
二是1992-1994年，以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連續幾年迅速躍上新的台階，見圖8，同時投資觀念也實現了較大的突破或轉變，雖然同期海南等的房地產炒作，也給我國留下了慘痛的教訓。
圖8：1981年以來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三是1998年以來，為了抗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連續五年平均每年發行1320億元的國債，擴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全社會投資的增加，以保持社會總需求的適度增長、避免或緩解轉軌時期的較大就業壓力等。這時期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從每年不到3萬億元、到迅速突破4萬億元，實現了較快的增長。當然，由於政府投資項目的質量和效益都會存在一些問題，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會引起學術界的長期爭議。
四是2000年正式啟動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國家目前已經安排總投資6000億元。其中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以及一批水電樞紐工程，進入全面建設階段；退耕還林、天然林資源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天然草原恢復與建設試點等生態建設工程正在積極推進等。這將極為重大和深遠的影響和改變著，我國的投資乃至整體經濟發展的地區架構等。
當然同時，開發區的建設、創建二板的爭議、國內企業的國外投資等等，也都是國內投資界所極為矚目的問題。
從創建我國規范的市場化投資體繫上看，目前兩方面的問題可能具有較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即：
一是經濟主體面臨著不同的行業准入制度。目前較常用的數量實證是對東莞市的調查結果。即在東莞市的80個行業中，全部對國有企業開放，而對外資企業開放的只有62個、對民營企業開放的只有42個；這種情況在一些低風險高收益的服務領域表現得尤其明顯或嚴重。
二是經濟主體面臨著不同的資源獲取能力。例如鋼材、能源、土地、上市、貸款等的額度或指標等。據統計，1997-2002年全國金融機構向民間投資者的貸款，佔全部貸款的比重不到10%等。民營企業主要是靠自身有效的投資和積累，來實現不斷的發展和壯大。
據統計，目前在37個工業大行業中，民營經濟的增加值所佔份額超過50%的有：有色金屬、紡織、傢具、化工原料等16個行業。顯示出民營經濟的強大活力和生機。
因此，重新有效配置我國現有的生產資源、使其發揮更大的效益，這仍然是具有較大的制度空間或潛力。同時，我國目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儲蓄率、以及儲蓄總額等，為我國投資的繼續高速增長，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或背景。
當然，制度的改革和建設也極大的改變著我國投資的規模和結構。例如，1998年國家決定實行住房分配製度改革，到2002年底，全國房地產個人貸款達到7000億元，個人購房比重高達95%左右等。這是支持我國房地產市場，近年來持續景氣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居民消費在總量增長中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和沖突
由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因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見圖9。
圖9：1979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增長率單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即從總量上看，1979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率達到14.5%的較高增長速度，同期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年均增長率甚至達到28.3%的更高增長的水平。
回顧25年來我國消費特徵的衍化過程，我們可以粗略的將它劃分為四個階段：80年代上半期，是農產品生活資料的極大豐富；80年代下半期，是普通彩電、冰箱、洗衣機的逐步、普遍的進入家庭；整個90年代，是生活質量全面和總體的提高，如大屏幕彩電、高檔電冰箱、多功能洗衣機等家電開始了升級換代等；進入21世紀，汽車、住房等大宗消費開始群體出現、並引領時代潮流，同時電子通訊、計算機、旅遊等也逐步成為大眾化的消費熱點。
從國際通用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標上看，我國的恩格爾系數——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費總支出中所佔的比例，25年來也是在穩步下降。例如，1980年農村和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61.8%和56.9%，到2002年就下降到46.2%和37.7%，呈較大幅度的下降趨勢等。
然而在總體迅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目前我國的消費結構，也存在著一系列較大的問題。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消費率或消費傾向偏低。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基本接近80%，而我國一直在60%左右徘徊。其中的原因：一是體制改革，使人們對醫療、教育、住房等的預期支出增加。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使更多支出沉澱或滯後。1995年以來，我國有關機構和學者，基本都測算或認為，我國的吉尼系數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收入分配警戒線。三是消費信貸的體系或習慣還沒有形成。如美國的消費信貸是企業信貸的兩倍，而我國目前僅為10%等。這是近幾年我國需求不振、增長乏力、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
2、城鎮和農村的差距仍然在繼續拉大。雖然從1979-2002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2%，高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7的水平，但是農村收入的增長，主要集中在「六五」時期，其後——除1995-1997年三年，農村收入的增長基本就是明顯低於城鎮收入的增長。見圖10。這導致城鎮與農村收入差距近18年來的持續拉大；以及占我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村，與現代化主流的城市經濟，無論是供給還是需求上，都遠遠不能協調或吻合等。
圖10：1979年以來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單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3、地區發展差距依然存在和明顯。1979-2002年，東部對全國GDP的貢獻率為58%，中部為28%，而西部僅為14%。即使在實行西部大開發後，2002年東、中、西部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也是分別增長11%、10%和9%，差距明顯並且仍在繼續擴大。
雖然為了解決消費總量和結構的問題，政策在持續做著規范市場體系的諸多努力。如今年全面啟動的農村稅費改革、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以及加快西部大開發的步伐等等，但是，在充分肯定25年成就非凡的同時，我們可能也應當清醒的看到，其中所蘊含著的、諸多的經濟乃至社會的矛盾和問題。
七、財政金融努力塑造市場化的運行體制
90年代以前，我國財政收入、以及相應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十分緩慢。這是因為同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以放權讓利為主要核心的。1994年以來，我國進行了分稅制體制改革，初步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和預算約束，以及同時由於宏觀經濟的多年高速增長、「盈而自溢」，因此財政收支的增長速度從1996年以來持續高於經濟的增長速度。見圖11。
圖11：1979年以來我國財政收支的變化情況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1979年，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為28.4%，到1995年下降到最低點——10.7%；此後逐年上升，到2002年達到18.5%的相對高峰。如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或說如果加上預算外資金等的話，那麼目前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可能已經基本達到了發展中國家25%的平均水平。
1998年以來，我國重點推進財政支出體制改革，包括部門預算改革、國庫管理制度改革、以及政府采購改革這三個方面，從而形成財政收支兩條線改革齊頭並進的基本格局。
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財政體制主要還是建設財政，公共財政的比重還是偏小。例如20多年來，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2%以下，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同期30%以上的比重。這在今年發生和應對非典的危機中，問題暴露的更為明顯和突出。
1998年以來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有效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中央政府背上了較重的債務負擔，同時其成本收益比也受到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尤其是2001-2002年的國有股減持政策，可能會受到更多和更明確的批評。
李揚教授認為，我國財政支出存在著四種越位現象：有些企業的挖潛改造資金、流動資金等由公共財政負擔；各種補貼過多；各類事業費龐雜；以及行政支出負擔過重等。三種缺位表現在：對社會保障的支持不足；對社會公益事業供給乏力；以及對城鎮公共設施建設投入偏少等。
2001年6月1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登文章《制定財政政策應當努力遵循客觀經濟規律》。文章認為：制定財政政策存在著三大基本原則——政府與社會的邊際資金使用效率相等、財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負稅等；因此制定財政政策必須努力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否則將會造成社會資源低效使用的各種後果等。這對國內外財政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和意義。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因此其具有相應的復雜性和深奧性。
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可以說是從1993年正式和全面啟動的。這也可以看成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1979-1984年重點的農村土地承包、1985-1992年重點的城市工業體制、到1993年開始的全國金
㈣ 加入WTO後，我國銀行業的「威脅」是什麼
世紀之交的緊要關頭，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漫漫征途上邁出了舉足輕重的一步。對銀行界來說，這意味著經過一段減讓階段後，大約2005年中國商業銀行市將完全向世界洞開。屆時外資銀行（經由中央銀行依照國民待遇審批）可以在我國經營任何銀行業務。這對尚處於幼稚期的中國銀行業來說，不啻是一個令人寢食難安的事實。如何策略地引導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金融市場，減弱「入世」沖擊，扶持本國銀行業，已是迫在眉睫的課題。
一、外資銀行在我國發展現狀的理性分析
二十世紀80年代我國引進外資金融機構以來，截止到1998年底，經國務院批準的可以設立營業性外資金融服務機構網點的城市已達24個。我國正式批准在華外資銀行已達172家。其中外國銀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合資財務公司6家。除人民幣業務外，金融領域幾乎所有業務都已向外資金融機構開放。實際上，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也在積極的試點之中。
由於我國金融服務領域所具有的廣闊市場，外資銀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礎管理水平及靈活的經營作風，特別是我國政府為外資銀行創造的良好的經營環境，使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處於十分有利的競爭地位。具體分析我國「內外有別」政策對外資銀行發展的影響如下：
（一）稅收和政策優惠為外資銀行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稅收優惠。我國內地一般企業的所得稅率為33%，與國際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國國家專業銀行的所得稅率為55%，其他商業銀行為33%，而設於特區和沿海地區的外資銀行則享受15%—30%的優惠稅率，同時營業稅也大多獲得減免，稅收方面明顯低於中資銀行。不同的稅率使本地金融機構在擴大經營規模上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導致中外銀行競爭中的不平等。（2）業務優惠。雖然外資銀行目前尚不能經營某些業務，但與此同時，外資銀行卻可以合法經營另外一些本國銀行不能經營的業務。例如，國內金融機構一律不準在境內經營投資業務，而外資銀行則可從事外幣投資業務。（3）政策負擔上的差別也不容忽視。我們的銀行特別是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時至今日還要承擔相當一部分《商業銀行法》規定業務內容以外的所謂「社會責任」，已設立的一些政策性銀行並沒有將商業性銀行從社會義務上完全解脫出來。外資銀行對國家政策所承擔的義務遠弱於本地銀行，各地政府對外資銀行也極少提出政策性貸款要求，而本地銀行卻經常為此承受巨大壓力。此外，外資銀行也較少受到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約束。
（二）金融監管比較薄弱，放縱了外資銀行的違規行為。由於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善，各地為吸引外資，積極扶持外資銀行，而放鬆金融監管。這就導致了對外資銀行監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競爭的問題。外資銀行在經營活動中存在不少違規行為。比較常見的有：（1）轉利潤現象嚴重。一些外資銀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總行借款，同時把在中國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匯往總行，從而向國外轉利潤，致使我國稅收遭受重大損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資金融機構、中外合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規定：「外資金融機構、中外合資金融機構從中國境內吸收的存款不得超過該行在中國境內的總資產的40%」。但目前外資銀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現象相當嚴重。（3）營運資金不到位。少數外資銀行將營運資金存放於境外，或多次調撥，使營運資金不真實到位。更有一些外資銀行的流動資產達不到規定的比例。按規定，外資金融機構的流動資產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於25%，實際上有的還達不到10%。（4）提取呆賬儲備不合理。相當多外資銀行計提呆賬儲備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標准不按我國規定，而按其總行規定辦，有的則是在有壞賬發生或可能有壞賬發生時才提取，並按壞賬金額大小等額提取或近似等額提取，若無壞賬發生，則不予提取。（5）結算業務中違規經營。不少外資銀行在結算業務中採用不合理競爭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續費標准、邀請客戶出國等。在辦理匯出業務時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憑證。（6）少繳、漏繳存款准備金。按照我國現行的外資金融服務機構的規定，外資銀行應按照一定的標准向中國銀行交納存款准備金，但一些外資銀行想盡辦法少繳、漏繳存款准備金。
上述現狀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國長期堅持「提供優惠政策與嚴格進入和限制業務范圍相結合」的對外資銀行的基本政策。具體地說，就是通過提供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銀行，通過嚴格限制業務范圍保護國內不發達的金融業。貫徹到實踐中，這種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劇了競爭的不平等性，「自我」強化了對內資銀行的威脅，對中資銀行的業務經營和發展帶來了強烈的沖擊和影響，使中資銀行在競爭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對外資銀行過多的業務限制則被對方指責為歧視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這種政策已不能適應我國加入WTO的原則與要求。因此，改變原先的「優惠政策加業務限制」的做法，採取放寬業務范圍與嚴格監管相結合的辦法，以業務吸引外資，以嚴格監管來制約外資銀行的不利影響，扶持本國銀行業乃根本出路。
二、外資銀行是入我國金融市場的策略引導
為減弱「入世」對銀行業的沖擊，現階段我們應當充分利用WTO有關原則和條款，按照放寬業務范圍與嚴格監管相結合的策略，對本國銀行業實施適度保護政策。
（一）靈活運用WTO有關原則和條款
1.國民待遇原則的准確把握。在關貿總協定中，國民待遇原則是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來予以規定的，而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中，國民待遇是作為一項具體承諾來予以規定的。根據WTO關於服務貿易的談判規則，各成員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選擇、有秩序地開放某些服務部門或分支部門。換言之，作為一項義務，有關成員只在承諾開放並給予國民待遇的服務部門向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提供國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諾開放而沒有提供國民待遇的領域，有關成員可以只依據最惠國待遇原則向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開放有關市場而不提供國民待遇；在沒有列入承諾表的部門，各成員就更無義務提供國民待遇了。
2.不對稱原則的具體適用。不對稱原則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基本原則之一。其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展中國家「再多參五」，另一個是「逐步自由化」。所謂「更多參與」主要見於第4條，它要求通過協商，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給予幫助，增強其國內服務業的能力，並提高其效率和競爭性，以便發展中國家能更多地參與世界服務貿易，而且應特殊考慮對最不發達國家給予幫助。所謂「逐步自由化」，主要見於第19條，它是指各個發展中國家成員在少開放一些部門、放寬較少類型的交易和逐步擴大市場准入等方面，應根據他們的發展情況給予適當的靈活性。據此，我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可以根據我國的政策目標及銀行服務業務發展水平、區域分布狀況，擇優引進，優化布局，逐步進行，以便為中資銀行適度延長緩沖時間。
3.最惠國待遇條款的靈活運用。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是關貿總協定的最核心的條款，雖然服務貿易總協定仍保持了這一原則，但許多締約方都堅持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主張最惠國待遇應根據各國服務業的競爭能力來確定，或者以各受惠國的不同發展水平而在給予的待遇上有所區別。對於發達國家，還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傳遞、金融服務技術的出售及其在勞動密集型服務的進口方面，根據關貿總協定中有關差別待遇和特殊發展中國家狀況的規定，承擔更多的優惠義務。據此，我國一方面可以援引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原則取得跨國經濟的對等待遇，另一方面應積極以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要求對方給予更多的優惠待遇。具體實踐中，我國在開放金融市場時，完全可以通過談判對市場准入和國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條件，並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適當控制外資銀行來源國分布、總數及分支機構數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資銀行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壟斷或控制，確保國有商業銀行在我國銀行體系中的份額和地位。
4.保障條款和例外條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條的保障條款規定，由於達成具體承諾後發生了未能預見的變化，以至某項服務的進口規模劇增，從而對國內相同的服務及其提供者造成嚴重損害或有此威脅時，東道國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達成的承諾。第12條規定，當東道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或對外金融領域內發生嚴重困難時，可以重新實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貨幣轉移的限制。第14條規定東道國出於維護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護居民和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詐，保護個人隱私和賬戶秘密，保證國防安全等需要時可以採取相應的限制措施。最後，在附錄（四）中規定，東道國出於謹慎的原因，為了保證金融體系的完整和穩定，以及保護投資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這些條款，給我國提供了合理保護國內銀行業的機遇和條件。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區別情況，對國內金融業實施有效保護。
（二）實行放寬業務與嚴格監管策略的法律調整
在國內法規與國際規范的關繫上，我國已頒布施行的法規、規章中不少規定與國際公認的准則與規范不一致。例如我國有關外資機構經營人民幣必須遵守國內准備金、存貸款利率和資金拆借等規定，均是根據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和金融條件制定的，與國際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為適應「入世」的需求，真正對外資銀行實行放寬業務五嚴格監管的策略，金融領域就要加快國內立法與國際立法潮流的接軌。
1.在市場准入的立法模式上，應採取「內外合一」的單軌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經濟立法，已由原來的「內外分立」的雙軌立法模式向現在「內外合一」的單軌制立法模式轉化，亦即實行涉外經濟立法與國內經濟立法的並軌。我國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參考這一做法，例如在《商業銀行法》中增加「外資銀行機構」一章，從而在國內金融立法與涉外金融立法之間調整好相互關系。從目前的立法實踐來看，《商業銀行法》規定的設立商業銀行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的規定與《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件》對外資銀行、合資銀行的最低注冊資本的要求明顯不協調，而「內外合一」的單軌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這種不協調，通過將後者最低注冊資本提高的辦法，使兩者統一起來。
2.在外資銀行進入管制方面，要通過制定嚴格的進入標准和審批條件來加以控制。在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的組織形式上，我國目前引進的銀行類外資金融機構有3種形式，即外國銀行分行、外資（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還有一種不能進行實際經營服務的代表處。從金融管理當局的角度看，外國資本參與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處，最危險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於分行可以經營為東道國所允許的包括存、放款業務，信託業務在內的各種銀行業務，而且分行是外國法人，其業務被列在其總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受東道國金融管理機構的監督最少，無法加以控制。我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件》對分行與其他形式金融機構的設立條件不僅沒有嚴格的區分，而且實踐中偏重於分行這種形式。要糾天上這種偏向，使外資銀行的引進最有利於我國銀行業的發展，必須針對不同開業形式，在審批條件和程序上有所區別。例如，盡可能簡化對代表外的審批；允許設立外國銀行參股的合資銀行，但在法律上必須訂明外資參股的最高限額；對外國銀行在我國設立分行的條件，要堅持高標准，其要求比對其他形式外資金融機構的審批應更嚴格；對外資銀行實行許可的單獨審批制度，許可證統一由中國人民銀行發放。
3.在業務管理方面，在開放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問題上，適當放寬業務管制，應該是一個有層次性和選擇性的漸進過程。首先，要求開辦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必須是業績顯著、信譽良好、而且在我國經營有一定時間、具有一定規模的外資銀行；其次，可選擇部分經濟特區的外資銀行開放經營人民幣業務。
㈤ 根據我國經濟新常態,談談供給側給社會帶來的變化
經濟新常態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積極影響
當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如何看待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怎樣的挑戰？又將迎來哪些機遇？要理解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
態，就必須將我國經濟發展目前所處的新階段及其所表現出的新特徵、需要的新改革等結合起來系統理解。
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
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
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
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
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
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
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
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
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
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
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
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
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
「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
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
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
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
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
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
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
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
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
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
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
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
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當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機遇，將各種戰略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增長和發展，這不僅需要我們有效解決「新常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同時還需要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合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
㈥ 經濟新常態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積極變化
經濟新常態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積極變化
當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如何看待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怎樣的挑戰？又將迎來哪些機遇？要理解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
態，就必須將我國經濟發展目前所處的新階段及其所表現出的新特徵、需要的新改革等結合起來系統理解。
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
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
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
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
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
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
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
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
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
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
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
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
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
「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
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
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
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
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
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
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
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
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
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
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
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
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當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機遇，將各種戰略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增長和發展，這不僅需要我們有效解決「新常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同時還需要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合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
㈦ 全球金融市場是怎樣影響我國
對銀行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入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入全球—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因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決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剖析主流資金真實目的，發現最佳獲利機會！)
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入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 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一1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 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經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遣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
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它政策工具都有抵銷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而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三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銀行業應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決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敢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入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止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 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 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 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 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㈧ 大家覺得步入2013年後的中國，財務觀念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銀行業的未來十年
在未來十年中，適應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中國銀行業將努力追趕世界銀行業發展的步伐，融合到國際金融大家庭中，與世界共舞。未來十年將是中國銀行業發生深刻變化的十年。
1、在銀行機構上
一方面，為適應境內各種不同經濟主體和不同經濟階層的需求，促使銀行業能有效競爭、充分籌集和運用金融資源、更好地提供優質服務，具有法人資格的商業銀行會逐漸增多，估計在「入世」5年後外資銀行享有完全的國民待遇時，國內法人銀行機構將停止增加，並進入銀行機構調整期。另一方面，為參加國際經濟和金融競爭，爭得中國應得的利益，將會出現幾個資產規模、資本總額、主營收入較大的混業經營的銀行集團，以抗衡外資銀行沖擊和主動出擊國際金融市場，這些銀行集團的組建，將主要在政府的推動下進行。
2、在組織架構上
由於改革開放後，銀行業隨著國家經濟快速發展，銀行業務量大幅度增長、金融產品極大增多，人員急劇膨脹、管理幅度和跨度增大等因素，導致現有運行了幾十年的「直線參謀式」管理架構，已經不能適應較大銀行管理和發展的需要，預測這種低效率「直線參謀式」的組織架構，將逐步被大銀行的「事業部」制經營管理模式取代。
3、在管理結構上
由於計算機技術在銀行廣泛使用，銀行大多數標准化產品的業務操作、會計處理等，可以像加工廠那樣集中處理，這樣可以大大地提高處理速度和效率，並節省人力。由此預測現行的銀行管理層次結構將發生變化：處於「金字塔」頂端的決策管理層將會有更多的相關方面專家參予而增寬；處於「金字塔」中間的管理層將由於這部分業務處理採用專業化、工廠式的集中處理方式、信息及命令的傳遞通過內部網路進行；因而中間管理層人員將會大量縮減，處於「金字塔」底層的人員也會因計算機技術大量代替手工而縮減。因而現行的「金字塔」型的管理層次，會逐步演變成「啞呤」型的高效管理層次，即決策層和操作層人員相對多、中間管理人員相對少。
4、在銀行形態上
隨著計算機技術、網路技術、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網上銀行、家居銀行、自助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自動存取款機、零售終端機等以高科技技術為支撐的另類銀行形態將大量出現，彌補並延伸了傳統銀行的服務功能，擴大銀行服務領域和服務空間，降低成本。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由此，傳統的銀行分支機構將會有較大幅度的縮減，預計未來十年中，在大中城市這類無人銀行機構將佔有銀行機構的三分之一。
5、在經營形式上
根據《商業銀行法》規定，國內商業銀行實行分業經營模式，這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國家之一，由於業務迅速發展、產品的不斷創新、科技的不斷進步，傳統的、簡單化的、人為的切斷金融產業鏈的分業經營已不能適應現代金融業發展的需要，加之經濟大國、金融強國均實施混業經營模式、並為了本國利益紛紛組建超大型銀行集團競爭的壓力，預測「入世」二年後將逐步放寬混業經營的限制，「入世」五年後將會在商業銀行全面實施混業經營。
6、在金融產品上
隨著今後央行放寬商業銀行混業經營的限制，將出現引進和創新各種金融產品和工具的浪潮，售後哪家銀行所提供的產品技術含量高、附加量高，哪家銀行就能吸引客戶，金融市場將面臨重新洗牌的機會。
7、在盈利空間上
隨著本外幣存貸款利率市場化逐步推進，商業銀行受國家政策保護的存貸款利差收益將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程而逐步減少，商業銀行未來為了彌補這部分利差收益的減少，而不得不擴大業務規模、優化資源配置、創新產品、提高管理效率等；加之，外資銀行在零售業務、中間業務等領域，憑借其規模龐大、資金實力雄厚、資產質量優良、操作規范、管理先進、金融產品高科技含量高、銀行體制與機制適應市場、創新能力強等優勢，在風險小、成本低、利潤高的產品和服務上、在績優客戶爭奪上、在應用網路銀行等方面，將與中資銀行展開競爭。所以未來的銀行業競爭將比現在更加激烈，由此商業銀行在與客戶搏弈中也會逐步走向微利時代。
8、在金融安全上
入世以後，中國政府根據加入WTO的雙邊協議安排，將逐步兌現有關條款。因此加速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是當務之急，否則我們所要的國內穩定就難以實現。我們必須加強對軍事、外交、經濟、金融等戰略的深入研究，以經濟進一步改革，推動經濟發展來支撐軍事和外交，同時軍事和外交的強勢又促進經濟發展，從而實現國家安全，否則看起來今天是安全的，但這是暫時的，缺少可持續性。
9、在銀行卡市場上
據資料顯示，在發達國家持卡消費的達90％以上，現金消費僅僅佔10％，而國內持卡消費僅僅佔10％，現金消費佔90％；在美國人均銀行卡持有量為2．3張，而國內僅僅0．14張。隨著全國銀行卡聯網運行的實現，銀行卡市場正不斷擴大，其促進消費的功能也將逐漸顯現，中國銀行卡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在發展空間。隨著加入WTO後，加之信用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資銀行將在這一領域與中資銀行展開重點競爭。銀行卡的大量使用，會使流通中的貨幣需求減少，從而給央行的監管帶來新的挑戰。
10、在客戶經理制的內涵上
客戶經理制的核心價值是從現在的以產品為中心轉變到以客戶為中心，推行客戶經理制要把滿足客戶需求放在首位，根據客戶需要開發產品，經營理念要由圍繞產品向圍繞客戶轉變，根據不同客戶特點，以量身定做方式開發他們需要的產品，以隨時隨地為客戶提供產品和服務來延伸客戶市場，提高市場份額。今年隨著不同客戶需求的多樣化、現在銀行統一開發和管理產品模式遠不能適應客戶的多樣化需求，那時從事金融產品和工具的金融工程設計人員將是銀行最為搶手的人才□
星星[44791598] 2005-01-01 16:35
題目：Re:中國銀行業的發展趨勢
眾所周知，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雖然國有銀行已有20年的歷史，但商業銀行經營經驗不足十年，並且發展不規范。今後，隨著WTO進程的推進，中國銀行業將面臨具有百年歷史的大型外資銀行的競爭。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銀行業在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狀況下將如何發展並形成何種局面呢?
從歷史的角度看，以銀行業為主體的中國金融體制從建立之初就是高度集中的國有金融體系，國家對金融業絕對壟斷。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金融體制雖然也在逐漸改革，但是國家作為產權所有者的地位始終沒有改變。國家作為主要的利益主體，讓作為金融業基礎的銀行業為其利益服務的行為也不會有多大改變。從這個角度講，目前中國正在進行以政府為主要推動力的自上而下的金融體制改革仍然是為了滿足政府的偏好和效用。從理論上講，一種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為了減輕金融交易費用，但是在中國現實上它卻主要為了融資。所以說，中國銀行業的改革短期內仍然是以為企業融資為主體。由此，中國企業的二元化融資現狀也就決定了銀行業的二元化發展趨勢。
道格拉斯·C·諾斯曾說過：「歷史總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而且還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
國有企業融資現狀
中國在經濟轉軌之前，國有企業的資金來源是由財政撥款，而銀行作為財政的配角投放信貸資金，同時資本市場尚未建立。而處於經濟轉軌時期的國有企業的融資現狀卻是「內外交困」：財政資金的枯竭、銀行信貸資金的緊縮以及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完善。
1財政職能轉換與直接融資的衰減
由於財政職能的改變，作為一般國有企業主要來源的財政撥款已近枯竭。在整個社會總投資中，由各級政府完成的投資(近似於國有資本形成)從1978年的64％降為1998年的18％， 在20年中，平均每年的遞減速度達到25％。另一個重要的指標是國有企業的自有資金(資本)比重也由1978年的65％降為1998年的12％。企業融資方面，除了從銀行及其他方面舉債外，已根本無從獲得資金的投入。顯然，財政繼續維持原有投資格局已不可能，也不符合市場經濟體系下企業經營的基本原則。而問題是，沒有新的渠道來填補財政退出的空缺。
2銀行的使命與商業化經營使信貸資金緊縮
國有銀行商業化以前階段。國有銀行在轉軌前的角色首先是財政的配角，其信貸資金的投放也具有非交易性質，即財政化的信貸資金。然後，在財政逐步收縮投資撥款功能後，國有銀行便部分地填補了由此而產生的資金空缺，成為國有企業最大的資金提供者，在銀行體系未做根本改造前，銀行資金與財政資金本質上是一家。企業從國有銀行所獲得資金從改革前的約35％上升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72％左右，而且這種勢頭很難得到有效抑制。在這種角色下，銀行的虧損要由財政最終承擔責任，銀行資金的呆滯與不良資產的處置也同樣要由財政來解決，如沖減資本金、注入增量資本，以及沖銷銀行上交利潤。而這一體系存在是以銀行業本身的非市場化經營為代價的。可是現在國有銀行業競爭與市場體系要求而必須進入市場，從事企業化經營，原有的融資體系有陷入了矛盾之中。
國有銀行商業化。國有銀行向商業銀行過渡與實行企業化經營，是銀行自身擺脫困境， 解決不良資產累計的根本出路。而國有銀行轉化為商業銀行以後，按照商業化原則就勢必調整原有的資產業務方式及結構，以改變自身的境況並增強競爭力。按分業經營原則，銀行中止對企業資本金的投資與貸款；按交易原則，放棄原有的財政性的信貸業務；基於三性原則 ，銀行選擇則完全市場化，而國有企業因歷史債務包袱，現有經營業績等因素，處於十分窘迫的狀態，在一般情況下，已很難進入商業銀行貸款的視線。企業的外部資金注入幾乎完全中斷。
實際上，轉軌後國有企業融資關系變革一下切斷了兩條資金融入的基本渠道，即財政與銀行。那麼對於企業來說，必須要有新的融資渠道。在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完善的條件下，企業通過市場進行證券化融資是一個重要的渠道。
3直接融資下的融資空間
企業生存發展與競爭力要求有外部資源的注入作為替代。這個外部資源就是社會資金，從改革之初的約占社會總資金流量的10％擴張到1998年的80％以上。從絕對量上看，以居民儲蓄存款的近似值，從1978年的300億元人民幣增長到1998年的約600000億元人民幣。這種變化表明已存在著企業獲得資金的巨量資源，關鍵是有否合理的渠道來引導它。
在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直接融資的發展是漸進式的；而企業融資結構的改變是為了尋求有效的、必須的資金供給，而不僅僅是一種融資成本差異的選擇。在轉軌經濟體系中，企業首要的問題是獲取新融資渠道，而不一定是更低的成本。企業之所以願意更高的成本於更大的風險進入市場融資，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財政撥款與銀行貸款等體系內容已趨於枯竭，沒有外部債務資金的輸入已無法使企業在急速的市場擴展中獲得新份額與發展，權衡這種成本與機會，企業必定會選擇擴展機會；二是從企業的組織體系看，其擴張的風險最重要的承擔者是作為出資人的產權主體，即國家，或其他股東，企業管理層實際風險，如自身的收益、職位等居次要，而一旦擴張成功，企業管理層實際的收益要高於其可能承擔的風險損失，由此造成了企業低估風險的擴張性傾向。
但是，資本市場的容納空間有限，只有一部分國有企業可以進入市場進行直接融資，這就導致企業資本結構出現二元化。在自身積累不足的條件下，企業必須設法追求外部資金的注入，形成了資本注入為主與債務(或集資)注入為主的二元化資本結構。市場內企業融資傾向已具有選擇性，即選擇股票發行的資本性擴張，吸收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企業，或者選擇發行債券和向銀行融資貸款的方式實施債務性擴張。在設定兩種融資方式可自由選擇條件下，現有市場企業則呈現出強烈的股票偏好傾向，企業通過股票發行來獲得更多的社會資金，其利益所在是沒有財務風險與清償成本，沒有到期還本付息的流動性要求；外部股東缺乏足夠的能力影響與控制企業；沒有強制的支付要求；外部經營市場的競爭壓力微弱使企業管理層不必認真的考慮出資人的利益，這一切顯然是市場內企業的股權融資成本大大低於債務融資，且沒有任何的清償成本與財務風險。相對的債務融資，其財務約束與風險成本要遠高於股權型融資。市場外的國有企業，因不存在股票融資的選擇機會，只能靠自身積累資本與外部債務融資的兩種選擇，如不考慮企業自身積累資本的能力(在短期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企業的融資與擴張選擇惟一的只能採取債務型擴張方式，這必然使市場外企業的資本結構偏向於債務。(市場外的國有企業的平均負債比重在1998年後已超過了85％，集體企業也達到了75％的水平，而其他非公有企業則在55％左右，而外資企業的平均負債率平均不足50％) 市場外國有企業形成了其高居首位的債務型資本結構，這對企業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性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民營企業
有資料顯示，目前中國中小企業已超過1000萬家，佔全部注冊企業數的99％；中小企業工業總產值和利稅分別佔全國企業的六成和四成左右，在流通領域里，中小企業佔全國零售網點的90％以上。中小企業近年提供的就業機會約佔全社會的75％，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絕大多數在此就業。但是中小企業融資卻面臨瓶頸制約。
首先，中國尚未建立二板市場，中小企業無法在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
其次，由於融資渠道單一，銀行貸款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首選。但銀行貸款條件高、手續繁瑣和抵押擔保難等問題卻為企業融資設下了重重關卡。並且，銀行經營理念存在誤區，認為貸款給大企業和小企業其花費的時間和人力相差無幾，而有可能產生的效益是不同的，所以寧可做「批發」而不願意做「零售」業務。另外，在當前需求不旺、消費疲軟的市場環境下，一些中小企業或者銷售不暢，庫存積壓嚴重；或者產品售出後，資金不能及時回籠；或者產品不適應市場需求，又無資金開發新產品，根本無力償還銀行貸款。為保護自身的利益，銀行只能被動地提高貸款標准。這在無形中又加大了中小企業融資的難度。
由此，民營企業成為了另一批排除在資本市場以外融資困難的企業。
企業融資狀況決定銀行的二元化發展趨勢
企業的這種融資狀況使銀行和企業出現了新的錯位，其特徵是，資金越是充足，獲得銀行貸款越是容易，資金越是緊缺，或說需求越是強烈，則越是難以獲得銀行的貸款。市場內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造並發行股票從而成為上市公司，資本化融資使上市公司的資本比例上升、負債比重下降，而與此相應，自由資本比重的上升，又使市場內企業具備了商業銀行要求的負債能力，其能夠為貸款提供必要的抵押與擔保，因此內部資本充足的企業，即可獲得必要的信貸融資形式，引起新的交易關系。相反，市場外的企業，主要是中小型企業及民營企業，因無法進入直接融資市場而無法獲得社會資本的注入，當然它的資本比重也就不可能提高，其債務比重也難以下降。
為了改變這種融資狀況，給企業注入新的資金資源。銀行業的改革趨勢也不可避免的向二元化發展。現有的國有銀行向金融控股集團改造，為市場內的這部分企業服務；而應市場外企業的融資要求，大力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以滿足它們的資金需求。
銀行的二元化趨勢
筆者認為，企業資本的二元化結構決定了銀行業二元化的改革趨勢，由此中國金融體制的漸進式改革也會走上與國有企業改革相同的道路，試圖從體制外增量改革入手推進體制內存量改革；首先引入其他成分的中小銀行及金融機構滿足市場外企業的融資要求，然後對國有銀行進行改造成為大的金融控股集團以滿足市場內企業的資金需求，最後形成兩種金融機構模式並存。
中小型銀行：中小型銀行主要是非國有金融，由民營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出資建立，不受政府的干預，以股份制的產權形式形成有效經營機制，平衡中外金融發展速度，最主要的是為中小企業融資。所以，中小金融機構應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它的服務對象應當定位於 以中小型企業及個體工商戶為主，原因在於我國的民間資本較為分散，集中大量資本不但籌資過程難，而且核心資本較小使銀行缺乏必要的凝聚力。2建立在存款保險制度建立的基礎之上。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是實行市場化「退出」的必要配套措施，同時，存款保險還有助於提升中小銀行的社會信譽，有利於拓展業務。
金融控股集團：國有商業銀行改造的根本在於解決產權問題，而其核心是實現產權主體的多元化(包括國家、企業、個人，及適當的外資)，形成金融控股集團。由於目前我國股票 市場還不發達，國有銀行包袱重，向社會廣泛融資還有許多限制，所以國有商業銀行應先建成有限公司，等條件成熟後，在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上市公司，這一過程至少兩三年時間。由此，在資本市場健全發展的基礎上，國家指引國有商業銀行走向資本市場籌集一部分股本來充實自由資金，實現產權多元化。（
中國銀行業的發展趨勢
目前，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事實上是在享受類似國家主權的信用，其信用程度相當高，只要不在現金流通上出現問題、發生支付困難，就能維持正常運轉。這一問題的極端就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金融業務，銀行實行粗放經營，忽視金融服務質量，片面追求規模效應，盲目擴大營業網點。迄今為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全國金融業務中仍占絕對優勢。1995年，76％的存款由四大銀行收納，82％的貸款由其支出。至1999年末，我國金融機構各項存款總量已達到12.7萬億元，貸款總額達到10.6萬億元，銀行系統分支網點總數達到11萬個。四大商業銀行的職工總數是美國商業銀行從業人員的三倍以上，但管理的總資產卻大大低於美國商業銀行總和，所提供服務的種類和質量更是相去甚遠。
盡管中國銀行業在過去的20年中，有令人信服和滿意的增長，但由於歷史和體制性原因，與西方大銀行相比，尚有較大距離，若以國際通用且最能反映銀行業綜合實力的資產回報率來分析，1998年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回報率不足0.2％，低於當時問題叢生的韓國銀行0.85％的水平，而西方全球性大銀行的這一比率為2.2％左右，高出中國銀行業綜合實力的10倍。因此，加入WTO，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不容樂觀。
一、「入世」後中國銀行業面臨的沖擊
（一）銀行業機制面臨嚴峻挑戰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外資銀行將緊隨大批外資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而來，這將對我國企業形成較大沖擊，不可避免地會對我國銀行的客戶結構產生重大影響。外資銀行的介入對國內銀行的激勵機制、分配機制、以處理巨額不良貸款為核心的風險管理機制和以產權明晰為基礎的發展機制等方面都將形成一種挑戰，國內銀行如果不加快發展進程，將面臨人才流失和風險累積的巨大壓力，從而影響自身的發展。
（二）外匯儲備存款出現轉移
吸收企業存款和個人儲蓄是大多數外資商業銀行覬覦已久的業務。過去，我國法規限制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吸收存款的規模和范圍，吸收境內存款規模不能超過其總資產的40％，存款范圍僅限於境外和境內三資企業，所以外資金融機構負債中的國內存款並不佔重要地位，從境外借入款項通常占其負債的較大部分。加入WTO後，外資銀行可吸收的外匯和人民幣儲蓄存款范圍拓寬，外資銀行數量也會逐漸增加，企業及居民部分存款和儲蓄可能轉存到外資銀行，這是國內金融機構最為擔心的。據分析，若外資銀行分行數量，從目前的179家，在中國「入世」三年內增加100家，達到279家，增加55％，估計外資銀行吸收的外匯存款會增加1倍多。1998年179家外資銀行共吸收了45.5億美元外匯存款，平均每家2500萬美元，如果按照每家增長50％的速度計算，279家可吸收的外匯存款規模可達104.6億美元，相當於從我國目前600多億美元的儲蓄存款中轉走10％。
（三）外資銀行會下大力增加人民幣儲蓄存款所佔份額
目前外資銀行有人民幣經營權的共有25家。1998年吸收人民幣存款37億元，與我國龐大的儲蓄規模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目前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價值，而經營本幣業務是每一個外資銀行追求的目標。加入世貿後，如果人民幣業務對所有外資銀行都放開，中外資銀行爭奪人民幣存款和儲蓄的競爭必然加劇。目前25家銀行吸收的人民幣是37億元，平均每家1.48億元，假若在這個基礎上增加10倍，每家吸收14.8億元人民幣的存款，以279家外資行計算，它們所吸收的人民幣存款規模可達4129.3億元，與我國目前76178多億元的各項存款余額相比，估計可佔到5％的份額。因此，加入世貿後，控制外資銀行可吸收人民幣資金的上限十分必要。當然，企業和居民在轉移存款、儲蓄到外資銀行的同時還要克服外資行網點少、存儲不便的困擾，並要承擔由於國際政局和雙邊政治、經貿關系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所以，預計企業和居民的人民幣儲蓄存款實際轉移到外資銀行還要有一個過程。
（四）貸款業務爭奪趨於激烈
貸款是商業銀行的一個基本業務。通過貸款，銀行與客戶建立起良好的信譽關系，客戶有了多餘資金就會存入銀行，從而保證銀行資金來源的穩定性。通過貸款，又可帶動銀行其它業務發展，所以貸款是銀行發展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利潤的主要來源之一。外資銀行為發展自己的市場份額、擴充實力，必然要以信貸為手段去爭奪市場，展開激烈競爭。而且外資銀行一般會選擇向國內一些優質企業發放貸款，風險相對小些。這些優質企業為擴大生產，增加出口，降低成本，出於自身考慮，往往也會選擇那些服務方式靈活、效率高、態度好的外資銀行，久而久之，國有商業銀行會丟失一批優質客戶。目前，外資銀行貸款對象主要是三資企業的製造業，1998年貸款額達到109.77億美元，占貸款總額44％。其中機械行業貸款17.67億美元，佔7.07％，電子行業貸款26.56億美元，佔10.63％，化工行業貸款22.51億美元，佔9.01％，輕工行業貸款27.34億美元，佔10.94％。隨著外資銀行貸款業務的拓寬，外資銀行除繼續保持對上述行業或相應優質企業的貸款外，還將與中資銀行爭奪客戶。
二、中資銀行的發展前景及設想
（一）堅持金融業的開放有一個緩沖期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金融領域全面引入國際競爭，將使中國金融業面臨世界開放市場的挑戰，在全方位的國際競爭中無疑要經歷一個痛苦的調整、轉換和再生的過程，並有可能使國民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出現一定程度的困難局面，將使民族金融業在業務、人才、管理以及監管等方面面臨直接沖擊。中國許多銀行業人士對於對外開放銀行業務反應強烈，認為在5年內徹底開放銀行業，時間是十分過於急迫了。
在經濟轉軌關鍵時期對外資銀行開放過快不利於金融穩定。中國政府在三年內，使國有大中型企業轉虧為盈的決心不會改變。因此，今後一年中，將有較多國企，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會因得不到各級政府繼續支持而破產。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仍將持續上升。所以，中國的銀行體系，正面臨國內強化改革壓力的嚴峻考驗。在此關鍵時刻，過快開放銀行業，尤其是過多、過快開放本幣業務，可能使外資銀行實力短期內迅速增強。
據世界銀行一位對中國銀行業界有研究的專家拉迪指出，大約需要10年，中國銀行業才能作好准備，而不至於陷入險境。原因之一是中國銀行業普遍存在資本充足率不足的情況，補充資本金不是短時間內能完成的；其次，國內銀行不良貸款在5年內難以清除。現已有計劃將這部分債務以折價或證券化的方式出售，但此過程需花上數年甚至更長。銀行業普遍認為，重建中國脆弱的銀行系統，是中國政府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完全進入本國市場，而不引發國內金融危機的重要先決條件。
因此，對金融業的開放，必須有一個緩沖期。
（二）混業經營是銀行業在國際發展趨勢下的必然選擇
在全球金融市場格局變動下，全球銀行業格局也不斷發生變化。90年代中期以來，商業銀行的購並活動從未停息，其跨業經營發展勢頭越來越迅猛，變動產生金融混業經營和管理的原因：一是科技發展和電腦網路技術的發展，使技術手段對金融的監管能夠嚴格實施；二是由於金融業競爭的需要。展望歷史，美國在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在1934年通過了《美國證券法》，此後走上了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道路。但在1985年公布的世界十大總資產規模和競爭力最強的商業銀行中，美國只有一家花旗，名列其中第七位。為此，美國在1986年一月破例批准J.P.摩根成為第一個商業銀行開始經營證券和保險業務的金融機構。在隨後的十年來，美國有數十家金融機構進入了跨業經營，1999年11月4日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標志著自此美國金融業開始走上混業經營和混業管理的道路。
中國金融業的現實選擇該怎麼辦？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後一塊分業經營和分業管理的陣地，而且1995年中國頒布實施商業銀行法開始實行商業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的分業經營和分業管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走完這一步。我們認為，盡管就目前而言，條件不太成熟，但是混業經營和混業管理是必然的選擇。
不要著急，最好的總會在最不經意的時候出現。
㈨ 加入WTO後，我國銀行業的「機會」是什麼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
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參考資料：全國政協21世紀論壇
㈩ 在當前國際金融環境下,談談你對我國資本與金融項目開放的理想和態度.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