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風險偏好原因

⑴ 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

對金融危機最普遍的官方解釋是次貸問題，然而次貸總共不過幾千億，而美國政府救市資金早已到了萬億以上，為什麼危機還是看不到頭？有文章指出危機的根源是金融機構採用「杠桿」交易；另一些專家指出金融危機的背後是62萬億的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麼，次貸，杠桿和CDS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它們之間通過什麼樣的相互作用產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機？在眾多的金融危機分析文章中，始終沒有看到對這些問題的簡單明了的解釋。本文試圖通過自己的理解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答案，為通俗易懂起見，我們使用了幾個假想的例子。有不恰當之處歡迎批評討論。

一。杠桿。目前，許多投資銀行為了賺取暴利，採用20－30倍杠桿操作，假設一個銀行A自身資產為30億，30倍杠桿就是900億。也就是說，這個銀行A以 30億資產為抵押去借900億的資金用於投資，假如投資盈利5％，那麼A就獲得45億的盈利，相對於A自身資產而言，這是150％的暴利。反過來，假如投資虧損5％，那麼銀行A賠光了自己的全部資產還欠15億。

二。CDS合同。由於杠桿操作高風險，所以按照正常的規定，銀行不運行進行這樣的冒險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個辦法，把杠桿投資拿去做「保險」。這種保險就叫CDS。比如，銀行A為了逃避杠桿風險就找到了機構B。機構B可能是另一家銀行，也可能是保險公司，諸如此類。A對B說，你幫我的貸款做違約保險怎麼樣，我每年付你保險費5千萬，連續10年，總共5億，假如我的投資沒有違約，那麼這筆保險費你就白拿了，假如違約，你要為我賠償。A想，如果不違約，我可以賺45億，這裡面拿出5億用來做保險，我還能凈賺40億。如果有違約，反正有保險來賠。所以對A而言這是一筆只賺不賠的生意。B是一個精明的人，沒有立即答應A的邀請，而是回去做了一個統計分析，發現違約的情況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總計可以拿到500億的保險金，如果其中一家違約，賠償額最多不過50億，即使兩家違約，還能賺400億。A,B雙方都認為這筆買賣對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歡喜。

三。CDS市場。B做了這筆保險生意之後，C在旁邊眼紅了。C就跑到B那邊說，你把這100個CDS賣給我怎麼樣，每個合同給你2億，總共200億。B想，我的400億要10年才能拿到，現在一轉手就有200億，而且沒有風險，何樂而不為，因此B和C馬上就成交了。這樣一來，CDS就像股票一樣流到了金融市場之上，可以交易和買賣。實際上C拿到這批CDS之後，並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億，而是把它掛牌出售，標價220億；D看到這個產品，算了一下，400億減去220億，還有180億可賺，這是「原始股」，不算貴，立即買了下來。一轉手，C賺了20 億。從此以後，這些CDS就在市場上反復的抄，現在CDS的市場總值已經抄到了62萬億美元。

四。次貸。上面 A,B,C,D,E,F....都在賺大錢，那麼這些錢到底從那裡冒出來的呢？從根本上說，這些錢來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資人的盈利。而他們的盈利大半來自美國的次級貸款。人們說次貸危機是由於把錢借給了窮人。筆者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筆者以為，次貸主要是給了普通的美國房產投資人。這些人的經濟實力本來只夠買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價快速上漲，動起了房產投機的主意。他們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貸款買投資房。這類貸款利息要在8％－9％以上，憑他們自己的收入很難對付，不過他們可以繼續把房子抵押給銀行，借錢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時A很高興，他的投資在為他賺錢；B也很高興，市場違約率很低，保險生意可以繼續做；後面的C,D,E,F等等都跟著賺錢。

五。次貸危機。房價漲到一定的程度就漲不上去了，後面沒人接盤。此時房產投機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房子賣不出去，高額利息要不停的付，終於到了走頭無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給了銀行。此時違約就發生了。此時A感到一絲遺憾，大錢賺不著了，不過也虧不到那裡，反正有B做保險。B也不擔心，反正保險已經賣給了C。那麼現在這份CDS保險在那裡呢，在G手裡。G剛從F手裡花了300億買下了 100個CDS，還沒來得及轉手，突然接到消息，這批CDS被降級，其中有20個違約，大大超出原先估計的1％到2％的違約率。每個違約要支付50億的保險金，總共支出達1000億。加上300億CDS收購費，G的虧損總計達1300億。雖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機構，也經不起如此巨大的虧損。因此G 瀕臨倒閉。

六。金融危機。如果G倒閉，那麼A花費5億美元買的保險就泡了湯，更糟糕的是，由於A採用了杠桿原理投資，根據前面的分析，A 賠光全部資產也不夠還債。因此A立即面臨破產的危險。除了A之外，還有A2，A3,...,A20，統統要准備倒閉。因此G,A,A2,...,A20一起來到美國財政部長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游說，G萬萬不能倒閉，它一倒閉大家都完了。財政部長心一軟，就把G給國有化了，此後A,...,A20的保險金總計1000億美元全部由美國納稅人支付。

七。美元危機。上面講到的100個CDS的市場價是300億。而CDS市場總值是62萬億，假設其中有10％的違約，那麼就有6萬億的違約CDS。這個數字是300億的200倍。如果說美國政府收購價值300億的CDS之後要賠出1000 億。那麼對於剩下的那些違約CDS，美國政府就要賠出20萬億。如果不賠，就要看著A20,A21,A22等等一個接一個倒閉。無論採取什麼措施，美元大貶值已經不可避免。

以上計算所用的假設和數字同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無法低估。

⑵ 簡述產生投資偏好的原因

C
[單選] 產生投資偏好的原因一般有（）。
A . 信息偏好、習慣偏好、風險偏好
B . 信息偏好、安全偏好、風險偏好
C . 信息偏好、習慣偏好、安全偏好
D . 市場偏好、習慣偏好、風險偏好

⑶ 為什麼信用利差可以衡量風險偏好

自2008年開啟中期票據發行以來，我國信用債券市場經歷了6年的高速成長期，信用債託管余額從當時的8000多億元迅速上升至目前的10萬億元，佔全部債券託管余額的比例也從6.4% 大幅提升至32.6%。信用債券的品種也越來越豐富，定向融資工具、中小企業私募債券、資產支持票據等品種不斷推出。同時，我國信用債發行人的信用資質也伴隨市場的擴容有所下沉，中低評級債券佔比不斷放大，宏觀經濟下行周期所帶來的信用事件爆發概率有所上升。如何實現信用債的精準定價、發現「信用利差」的內在變動規律也成為市場越來越關注的命題。
研究企業債券信用利差的決定因素不僅有利於信用風險的管理和信用產品的一級發行定價，也可以幫助二級投資者判斷企業債券相對於國債、金融債等利率品種的相對投資價值，進而為其把握投資時機、選擇投資品種提供研究支撐和決策依據。
雖然我國信用債市場起步較晚，但近年來投資者也經歷了比較完整的經濟和貨幣周期，我們希望藉此文總結出一些適合我國市場特色的信用利差運行特點及運行規律，發掘並提煉我國信用利差的主要影響因素，從而給投資者在二級市場把握信用利差變化、進行投資決策提供一定的參考。
信用利差理論概述
信用利差是指信用債收益率與市場無風險收益率之間的利差，可以理解為對投資者承擔的違約風險的補償。國外通常的計算方法是用信用債收益率減去相同期限的國債收益率。信用利差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Fisher（1959）對信用風險升水決定因素的開創性研究成果。之後Beaver對信用風險進行了定量研究，於1966 年首次驗證了公司財務數據中包含著豐富的違約信息。此後，Black&Scholes提出了期權定價的經典公式，Merton又將這個期權定價公式引入了債券信用風險定價中，被稱為「結構模型」。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2000 年以後發展的「分解模型」逐漸成為美國債券市場信用利差研究領域的前沿，代表人物有Edwin J. Elton（2001）、Driessen（2003）、Amato（2003）、Phihpov（2004）等。該模型認為影響企業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來自違約風險因素、稅收因素、流動性風險因素，以及其他系統性因素等。但是由於信用利差影響因素的復雜性，國外的研究也尚未找到一個通用的模型來解釋信用利差變化。
盡管國外信用利差理論模型仍無法非常精確地分解信用利差並解釋其成因，但並不妨礙我們把信用利差簡單分為風險溢價、預期損失、流動性溢價和稅收利差等幾個部分，以便分別研究可能影響這些部分的主要因素（見圖1）。

特別重要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影響信用利差的因素，必須先理解預期違約損失、實際違約損失和風險溢價的區別和聯系。預期違約損失主要是由歷史平均違約率決定的，與評級相對應，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數列。但違約並不是每年都按照歷史平均違約率發生，而是具有「密集性」「爆發性」的特點，即每年的實際違約率在很多年份低於平均違約率，在違約密集爆發的時段卻會顯著超過平均違約率。因此信用債投資者為了避免絕對的信用損失，除了參考評級外，還必須考慮整個宏觀趨勢和信用周期。
信用利差中的預期違約損失部分更多地反映的是評級的差別和變化，即對歷史平均違約率的覆蓋，而對宏觀信用周期及大規模違約的預期所要求的溢價則主要反映在風險溢價中。此外，投資者對信用風險要求額外的風險補償，還與信用風險的系統性傳染性特徵，以及信用債投資回報的偏態性特徵有關。這些特徵導致信用風險難以分散化，因此投資者會傾向於要求超出預期損失的補償。
由於以上問題的存在，投資者在進行信用債投資時，並不是按照「歷史平均預期損失」進行定價，而是按其預期的損失率進行定價，導致風險溢價的波動幅度可能遠大於實際違約率的波幅。總結來看，預期損失類似股票內涵價值，而信用利差類似股票真實交易價格，兩者的差異主要就是風險溢價（見圖2）。

中國信用利差歷史走勢回顧
探究信用利差的運行規律，最直接也最必要的方法就是「以史為鑒」，觀察過去不同的歷史時段、不同的供需關系因素影響下，信用利差是如何表現的。由於我國信用債市場創立時間還相對比較短，信用利差的歷史表現可能嚴重受制於市場發展初期的各種特點，歷史數據對未來的指導意義比較有限。但我們認為將影響歷史利差的因素梳理清楚，並判斷這些因素未來可能的變化，仍然可以對預期未來長期的信用利差走勢起到良好的指導作用。在本部分的回顧中，我們按照基準利率的走勢將歷史樣本大致分成了9個區段，每個區段中基準利率的變動方向基本是一致的，出現方向扭轉後就劃分到下一個區段。這樣可以更好地觀察信用利差變化與基準利率走勢的關系，而且也更容易在類似的宏觀環境中發現信用利差變化驅動因素的異同。
（一）2008年下半年
在這一段波瀾壯闊的債券牛市行情中，信用利差先收窄再走擴。高等級信用債的收益率在利率債下行的帶動下明顯下降，信用利差在年末和年中相差不大。低等級信用債表現不一，受負面事件打擊嚴重的江銅債等，年末收益率相比年中是提高的，其他個券雖然年末收益率低於年中，但信用利差相比年中是明顯走擴的，評級間利差顯著拉大，體現出典型的受違約風險影響的特徵。
（二）2009年全年
2009年年底與年初相比，銀行間AAA級和AA級信用利差都是小幅走擴，呈現出被基準利率逐步推升的特徵。利率債收益率上行速度快時信用利差被被動壓縮了一段時間，但利率債相對企穩後信用債收益率又繼續上行，信用利差主動擴大。除了基準利率上行的原因外，供給顯著增加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2009年是信用債市場大擴容的第一年，中票在2008年問世後，2009年放量發行，全年非金融類信用債發行量接近9900億元，凈增量達到7000億元，是2008年的2.7倍。供給釋放進一步加大了推升信用利差的壓力。
（三）2010年前8個月
市場處於通貨膨脹抬頭和經濟二次探底擔憂的夾縫中，利率債缺乏一個明顯的牛市方向。而在利率債收益率震盪緩慢下行的情況下，良好的息差收益則成為投資者追逐的對象，信用債受到青睞。加上由於2009年的信用債大擴容和收益率大幅上升，2010年信用債供給回落，整體供需關系改善帶動信用債收益率降幅大於利率債品種，信用利差和評級間利差都出現明顯收窄。
（四）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
這一階段幾乎匯集了所有對信用利差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基準利率大幅上行，另一方面信用債供給在2010年的低位基礎上反彈。此外資金利率中樞抬升和波動性增加導致息差保護空間收窄，後期又疊加了嚴重的違約風險擔憂情緒。收益率期初期末比較，信用債收益率大幅上行，信用利差走勢也基本呈現一路走高的態勢，高低評級信用利差均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評級間利差也顯著擴大。
（五）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
信用債在違約風險擔憂緩解以及資金面重歸寬松的帶動下收益率大幅下行，而信用利差的走勢體現出很典型的基準利率下行過程中，信用利差和評級間利差同時收窄的特徵。除了基準利率下行和資金利率下行的配合外，2012年金融脫媒化尤其是銀行理財等產品規模的擴張，是推動票息較高的信用債需求顯著改善，信用利差從高位收窄的重要原因。
（六）2012年下半年
2012年下半年的信用利差小幅走擴主要集中在三季度。當時也是利率債上行幅度相對較大，三季度貨幣資金利率中樞相比二季度趨緊，而且信用債整體供給壓力較大，導致在由牛轉熊時期，信用利差主動走擴。進入四季度以後，市場情緒較為平穩，利率債收益率出現震盪僅小幅上行，資金面也相比三季度出現緩解，息差價值恢復，信用利差變動不大。
（七）2013年前5個月
信用利差延續著牛市中收窄的特徵，同時資金利率中樞的平穩也功不可沒。此外，2013年3月份銀監會發布的《關於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8號文）要求銀行理財控制投資非標資產的比例，使得理財對標准信用債券的替代性配置需求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信用利差收窄起到了推動作用。
（八）2013年後6個月
此次熊市中的信用利差走擴，有機構止損導致信用債需求萎縮、資金利率中樞上移且波動性加大、非標投資旺盛擠壓債券投資資金等綜合因素，而經濟下行周期所帶來的違約風險擔憂也使得投資者對信用債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如果以國債為基準利率計算，高低評級信用債的信用利差均已超過2008年四季度的高點並接近2011年三季度違約風險擔憂最為嚴重的時點。交易所低評級公司債信用利差也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涌現出一批收益率超過10%的高收益債券。
（九）2014年上半年
信用利差走勢也比較明顯地體現了牛市收窄的特徵。推動此階段信用利差收窄的重要因素是債券配置資金經過2013年非標的「吸金大法」後重回脫媒化軌道。銀行存款被加速分流，銀行理財、券商和基金專戶等各類理財力量異軍突起。由於這部分機構的資金成本很高，非標配置資源又有限，只能轉向配置信用債，尤其是票息較高的低等級信用債以爭取盈利空間。因此此輪債券牛市在風險偏好提升和投資者結構變化的推動下，經歷了從利率債到高等級再到低等級的完美輪動。當然與往年類似周期不同的是，實質違約開始爆發，導致低評級信用利差的壓縮並非一帆風順，期間的波動也蔚為壯觀。
影響我國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
（一）違約風險及投資者對違約風險的預期
與違約風險相關的因素既影響預期違約損失，也影響風險溢價。其中前者主要是通過評級差異體現，後者主要是由投資者對違約風險預期的變化所決定。其一，不同評級的債券具有不同的信用利差，低評級利差在同一時點上總是高於高評級，而且利差波動幅度也更大。其二，評級調整會導致信用利差變化，而且評級下調帶來的負面影響通常要大於評級上調帶來的正面影響。特別是在國內，可投資券種和交易所債回購資格均與主體評級掛鉤，負面評級行動對於信用利差的影響更大。其三，由於違約具有集中性爆發性的特徵，再加上信用風險難以得到有效分散，當違約風險集中到來時，會大幅推升風險溢價、評級間利差顯著擴大。在國內，由於實質違約極其稀少，違約風險顯著影響信用利差的時期並不多。不過一旦發生，對信用利差的沖擊幅度要遠遠超過其他負面因素，典型的如2008年下半年、2011年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一季度等幾個階段。其中2011年三季度由於疊加了基準利率大幅上行、供給壓力提升和資金利率中樞抬升等多項負面因素，再加上違約風險擔憂情緒與機構資金撤出引發流動性危機互相負反饋，信用利差調整的幅度很大而且持續時間較長。
（二）流動性補償
在信用利差理論中，流動性風險溢價是指信用債券的流動性相對弱於國債而產生的溢價。對於單只債券來說，其發行規模、持有人結構、換手率、債券的年齡（新券還是老券）等因素共同決定了其在二級市場上的流動性溢價大小。就不同債券品種而言，由於信用債流動性明顯弱於利率債，投資者需要對此弱勢要求一定的溢價補償。與預期違約損失並不能覆蓋特定時期的違約風險類似，投資者要求的流動性溢價也無法覆蓋特定時間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流動性風險，因此交易員在市場流動性緊張時會傾向於要求相對更高的流動性溢價。比較典型的時期有2011年三季度的交易所城投債板塊，其收益率最初的大幅攀升來自於對信用風險的擔憂，但隨後機構紛紛集中拋售，大量的賣盤導致二級市場的深度捉襟見肘，並最終演變為流動性壓力集中爆發所產生的崩盤效應，帶動交易所城投債收益率以及信用利差大幅攀升至歷史最高的水平。
（三）杠桿操作便利性和息差空間
在我國，對信用債進行杠桿操作相對比較容易也很常見，當信用債收益率與資金利率之間的息差空間較大、資金面比較穩定、質押回購較為便利時，投資者加大杠桿配置信用債的力度就會加強，反之如果去杠桿，需求也會以很快的速度降低。杠桿投資模式是把雙刃劍，實際上放大了市場需求以及信用債收益率和利差的波動。當機構加杠桿時，信用債收益率會加速下行，推動信用利差收窄，而當機構去杠桿時，信用債收益率則容易飆升，使得信用利差大幅走擴。例如，在資金利率的中樞回落以及波動性下降的2009年上半年、2012年上半年以及2014年上半年，息差空間均處於高位水平，信用利差從高位出現一路收窄。而在信用利差大幅攀升至歷史高位水平的2011年三季度和2013年下半年，我們均能觀察到資金成本的高企以及資金利率波動性的明顯加大（見圖3）。

（四）投資者結構變化
國內信用債需求主體主要是銀行、保險和廣義基金三類，其中銀行和保險風險偏好偏低，廣義基金風險偏好較高，對票息的要求也更為剛性。2012年以來的金融脫媒化背景使得銀行理財、基金、專戶等投資者在信用債持有者結構中佔比大幅提升（見圖4），推動了投資者群體整體的風險偏好上升，信用利差尤其是評級間利差的趨勢性降低。2014年以來信用利差一直低於歷史均值水平，而且呈現持續壓縮狀態，這與金融脫媒化背景下各類理財資金成為信用債投資群體的絕對主力有著密切關系。由於理財資金成本居高不下，能夠覆蓋該成本的債券越來越少，而風險暴露非常有限，理財類投資者只能通過被動的信用下沉獲得相對較高的利差，從而推動評級間利差不斷壓縮。

（五）信用債供給壓力
信用債供給量主要是由企業融資意願以及債券與其他融資工具的比較決定的。其中融資意願來自企業的投資需求和再融資需求兩個方面。與其他融資工具的比較主要是看企業有哪些可以選擇的融資渠道，以及債券與其他渠道相比是否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國內，由於信用債市場處於發展初期，債券審批政策和發行品種創新也是影響供給的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潛在供給量才是影響供需關系和信用利差的本質因素，實際發行量已經是經過需求檢驗過後的結果。銷售困難導致的實際發行量降低本身就已經體現了惡化的供需關系，而不是意味著供給壓力的減輕。歷史經驗看，供給對信用利差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在新產品創新且大幅擴容時出現，其他階段則體現為較長時間內相對緩和的影響。歷史上比較典型的供給提升導致信用利差擴大的主要階段是2009年下半年和2012年下半年，而且這兩個階段都有新產品放量導致供給量大幅跳升，其他年份來看，供給的負面影響相對緩和，而且發生作用會較為緩慢。另外信用債供給量的波動也有一定的順周期性，容易加強債市的熊市或牛市走向。
中國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走勢的歷史關系
從我國2008年以來的信用債歷史情況來看，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的關系可以總結為如下幾個特點：
（一）一般情況下，信用利差和基準利率的走勢是同向的
也就是說，基準利率下行的牛市過程中，信用利差一般會收縮，而基準利率上行的熊市中，信用利差一般會擴大。
（二）當基準利率快速轉向時，信用利差可能會有滯後反應
其表現為信用利差短時間內與基準利率的走勢相反，經過一段時間後再轉為與基準利率走勢同向，也就是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走勢會出現短期背離。
（三）在不存在信用風險沖擊的情況下，無論熊市還是牛市，低評級債券的表現通常比高評級要好
也就是說，熊市中低評級債券收益率上行幅度通常比高等級小，而牛市中低評級債券收益率下行的幅度通常比高等級大。這體現出高票息較強的防禦性。熊市的例子有2009年、2012年下半年，牛市的例子有2010年前8月、2012年上半年、2013年前5月。我們認為形成這種規律與市場缺乏違約和金融脫媒化過程中投資者結構的變化有關。
（四）一旦出現違約擔憂情緒或實質信用風險，無論基準利率走勢如何，低評級信用利差和評級間利差都會擴大
如果違約預期的增強疊加利率債調整和資金面緊張，其對收益率產生的負面沖擊會更大。歷史上受到違約因素沖擊的階段主要是2008年四季度、2011年（尤其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尤其是超日債違約的3月）。其中2008年和2014年基準利率處於牛市環境，2011年處於熊市環境。違約導致的利差擴大歷史上持續時間不長，但殺傷力大。如果不能安全度過這些高危時期（避免大量違約並扛住流動性沖擊），就無從實現低等級相對高的票息回報。
未來中國信用利差可能出現的長期變化
正如前文提及，盡管我們從各個角度分析了中國歷史上信用利差波動的成因和規律，但如果從更長的歷史周期看，現有規律的成因很多可能是與中國信用債市場的初級發展階段有關的。未來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影響信用利差的主導因素也可能發生變化。站在當前時點，我們認為如下因素在未來更長的歷史周期內，可能推動信用利差出現與以往不同的變化：
（一）「剛性兌付」逐步打破，違約相關因素對信用利差的影響將明顯增強
在2013年以前，中國低等級信用債的信用利差與國際市場相比整體看是相對偏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在今年超日債違約前沒有出現實質違約事件，市場對信用風險缺乏足夠的溢價保護意識。這種剛性兌付的局面伴隨市場的發展和成熟是難以長期維持的，而且也不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優質企業融資成本的降低。雖然大規模和集中的違約仍然要看宏觀經濟周期的波動，但局部和個體違約的發生可能會成為常態，因此預期損失對於信用利差的影響必然越來越重要，會推高評級間利差的中樞，也會加劇低資質個券的收益率波動。
（二）內部評級法實施，有利於銀行降低對高等級債券的利差要求
目前只有6家銀行獲批採用內部評級法計算風險權重，大部分銀行對各類債權資產採用比較機械的權重分類法，即基本上所有的信用債都適用100%的風險權重，不同評級沒有區分。這就導致銀行購買資質最好的企業發行的債券也要佔用很多的資本金，因此必須要求較高的利差回報來覆蓋資本消耗。未來伴隨更多的銀行採用內部評級法，投資高評級債券在節約資本金方面會更有優勢，銀行對於高低等級信用利差的差異化要求也會更加明顯。
（三）低評級信用債杠桿操作難度增加，可能導致評級間利差拉大
前文提到，杠桿操作是中國信用債市場一個比較常見的操作策略。未來長期看，由於監管機構對債券市場杠桿操作的限定越來越嚴格，銀行從控制資本消耗和違約風險的角度出發，會越來越不願接受中低評級信用債作為抵押物融出資金。這都會導致利用低評級債券質押提高杠桿的難度越來越大，對高低評級之間利差可能產生推升作用，不過會杠桿操作帶來的收益率和利差波動幅度可能會相應減緩。
（四）投資者群體更加多樣化，CDS等對沖違約風險的衍生工具進一步發展，將使得信用風險定價更加敏感和精確
整體而言中國的信用債投資主體風險偏好相對較低，一方面是與中國債券市場風險零容忍的氛圍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在違約破產處置方面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的客觀環境有關。未來隨著有穩定資金實力和深入信用研究能力的機構越來越多，配合違約處置機制和法律制度的完善，風險定價也將更加真實和靈敏。另外伴隨實質違約的陸續出現，長期看信用違約互換等風險衍生工具可能會逐步發展成熟起來。由於信用違約互換類衍生產品將信用利差單獨分離出來並對其賦予流動性，對違約風險信息可以更加純粹和及時地在市場上加以反映，未來伴隨參與主體的多樣化，信用利差的定價也將會變得更加精確細致，波動性和流動性也會逐步增強，促進市場的價格發現，也能為市場提供更多的交易性機會。

⑷ 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

是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而造成的
次級房屋信貸危機(又稱次級房貸風暴、次級按揭風暴)是指由美國次級房屋信貸行業違約劇增、信用緊縮問題而於2007年夏季開始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震盪、恐慌和危機。 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近年美國等國家放鬆購房信貸標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證明，也不計較抵押單位的質素等)，形成次級房貸市場。次級房屋信貸經過貸款機構及華爾街用財務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組合、包裝，就以票據或證券產品形式，在抵押二級市場上出賣、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機構和對沖基金購買。
原先在美國次級貸款市場佔七成份額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由政府機構主宰，將貸款打包成證券，將貸款證券化背後的財務風險計算頗為復雜，通常得先分析被證券化的那一堆貸款案過去類似貸款案例之風險，計算出投資者能夠獲得本金和利率。當房利美和房地美還占房貸市場主導地位時，他們通常會制定明確的放貸標准，嚴格規定哪些類型的貸款可以發放。隨著這兩家公司的丑聞爆出，政府對兩家公司的業務增長加以限制，整個次貸市場開始爭搶這兩家公司所購貸款。整個過程中，新的市場參與者，出於逐利目的，過分追求高風險貸款。

由於全球成千上萬高風險偏好的對沖基金、養老金基金以及其他基金投資者的介入，原有的放貸標准在高額利率面前成為一紙空文，美國有許多中小型的銀行，因為資金有限並不想等二十年後才回收房屋貸款，所以樂意將手上的房貸債權轉賣出去，而且銀行也急著把錢放貸出去不然自己會被利息支出壓垮。新的市場參與者與華爾街經銷商不斷鼓勵放貸機構，嘗試不同貸款類型。許多放貸機構甚至不要求次級貸款借款人，提供包括稅收表格在內的財務資質證明，做房屋價值評估時，放貸機構也更多依賴機械的計算機程序，而不是評估師的結論，潛在的風險就深埋於次級貸款市場中了。
於是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常常隨之而來的信用緊縮，是一種貨幣需求快速增長大於貨幣供給的狀況。在幾十年前金融危機基本上等同於擠提，現在則多以貨幣危機形式出現。股市暴跌有時也是一種金融危機。很多學者提出很多理論來論證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但目前還沒有取得共識。
其特徵是人們基於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國家破產， 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盪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盪。
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⑸ 金融機構的風險偏好怎麼做

這是來多少人都病到看下來的源事實，中國的人比中國，這在美國這個美國的福利比努力工作拚命走，買房子在中國，雖然的中國的人，但中國的高稅收，不認為的房間稱為房地產賺去告訴你，事實上，中國政府知道開發商徵收的土地塊要交多少稅你的錢嗎？每一個建築的出售要交多少稅呢？有點跑題了，但他們的福利。為了爭取美國的戰爭必須獲得政府醫院，不同意，那麼美國可以不打

⑹ 引起金融危機的原因有那些

過度負債是根本誘因
距離美國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崩盤事件已有6年，但全世界依然沒能為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誘因——過度負債——找到解葯。多數經濟學家、央行銀行家和監管者們非但沒能預測危機的到來，甚至還相信持續保持低通脹就能確保金融穩定。2009年春季的官方預測既沒有預見緩慢復甦的到來，也不知道原本局限在美英兩國的危機竟會迅速在歐元區引爆。
缺乏遠見的一個原因就是那種對金融創新不加分辨的推崇；另一個原因是歐元區內在的結構性缺陷。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持續積累了數十年的高負債，而且私人部門甚至比公共部門更多。
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描述的那樣，債務可以推動過度投資的不斷循環。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地產泡沫正是由來於此。債務還能推動現有資產價格的上升與暴跌：過去幾十年的英國住宅市場就是最好例證。當年景好的時候，不斷提升的杠桿會讓潛藏的問題看似不復存在。事實上，在美國人正在遭遇實際工資水平停滯或者下跌之時，次級貸款反而使他們產生了虛幻的財富增加之感。但在危機後的經濟下行區間，累積的債務就會起到一個強大的遏製作用，因為過度杠桿化的企業和消費者都減少投資和消費以償還貸款。
因此，私人部門杠桿水平以及公共債務負擔都應作為關鍵金融變數來對待。經濟學理論以及相關政策在危機爆發前對這兩個變數的無視就是最重大的失誤，而許多國家的人民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如果我們不去面對那個自由金融市場可以催生有害杠桿水平的根本現實，就等於沒有從2008年危機中汲取最重要的教訓。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前主席阿代爾·特納
銀行業對風險的管制不足
金融危機的主要症結首先是銀行業對風險的管制不足，使許多貸款在金融體系中泛濫，拖累了整個銀行系統。
其次是小部分投機者暗中操縱價格和資源分配，扭曲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使小部分群體受益。一旦資本主義存在的漏洞被人利用，就會演變成一個大問題。
——新加坡大華銀行經濟分析師全德健
經濟脆弱性帶來政治脆弱性
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為各國經濟帶來了深重災難，直接導致了失業率升高、貧困增加和社會穩定性、安全性降低。但面臨這種金融亂局，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國家表現出了極大的免疫力。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提出了以拉動內需增長為基礎、反周期的宏觀調控政策，有效地緩解了經濟活動的波動性。

由此可見，經濟的脆弱性帶來了政治的脆弱性，國際政治關系的變化在此大背景下悄然到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面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傳統大國，國際話語權增加，政治上的自主性增強。這些國家抓住機遇，尋求更平等地治理世界的制度。
從另一方面來說，金融危機讓世界重新反思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巴西等國開始重整製造業發展。巴西「去工業化」問題已經引起了不少經濟學家的高度重視，政府加大力度從政策和資金上扶持本國製造業復甦，既要擴大規模，又要在高新尖技術領域有所突破。
——巴西經濟學家路易斯·愛德華多·梅林

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復甦重要引擎
應對危機所需的政策反應變得更為復雜
5年後反思這場金融危機，老的教訓是，過度杠桿化推動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危機和長時間的經濟下滑。新的發現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經濟的規模和重要性大大提高。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復甦的重要引擎，也是其他新興經濟體增長的重要拉動力；第二，如今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相互關聯性比以往更強。這意味著一個地區的危機會擴散到其他地區，成為更廣泛范圍內破壞穩定的因素。
因此，應對危機所需的政策反應就變得更為復雜，做出正確反應也更加困難。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
減少財政赤字需要下苦功夫
金融危機持續到現在已經5年，現在許多國家已經出現復甦跡象，但過於樂觀為時尚早。我認為，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太大，以至於兩三年後世界才有可能走出其陰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盲目借債，導致國家負擔嚴重而產生債務危機，現在這種情況又在某些歐洲國家上演，這些國家為了減少財政赤字需要下苦功夫。
近期在聖彼得堡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一直在努力尋找走出經濟危機的「葯方」，眾多建議的可行性和最終效果還有待時間檢驗。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弗拉基米爾·達維多夫
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體現
本輪經濟危機已走過5年，現在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國際壟斷資本的金融投機和金融掠奪是造成本輪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泛濫，各國政府放鬆金融管制，金融市場過度投機和全球金融體制不健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金融泡沫持續膨脹，世界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既是美國經濟體制弊端的產物，也是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即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發展階段的一次總危機，是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體現。
——南非工業開發公司研究與信息部主任馬亞
暴露資本主義制度性弊端
對於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人們在不同時期、不同立場上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如全球經濟失衡說、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說、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失衡說、金融家貪婪說、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說、宏觀經濟政策失誤說等等。無疑，這些解釋都有其內在的合理性。但我認為，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性弊端。
表面看來，這場危機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突出特徵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消費過度所引發的債務危機，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然而，在這種負債消費的背後是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生產與消費已經不再局限於本國之內。國家之間的分工、產業內的分工、產品內的分工影響著一國的生產與消費能力。更重要的是，不同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以及相對應的制度規則安排決定了他們的生產與消費能力。這和封閉狀態下一國的產能過剩與消費不足形成重大區別，而現行的國際分工體系基本上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
在國際分工的產業鏈中，發達國家長期處於頂端，並從中獲得巨大收益。以蘋果平板電腦為例，2010年的市場售價為499美元，其中蘋果公司獲得的收益佔30.1%，分包商（主要在發達國家）佔17.6%，原材料與零部件成本佔30.9%，批發與零售佔15%，剩餘為勞動力成本。作為平板電腦的組裝者中國只佔總價值的1.6%。如果這只是實體經濟內的分工格局的話，那麼在全球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分工中，發達國家因主導金融業而獲得的收益更大。這就是為什麼多年來發達國家把低端製造業、低端服務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原因所在。
國際分工與發達國家負債消費之間的另一個聯系機制是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即發達國家是世界貨幣的持有者，如美元、歐元。以美國為例，多年來美國一直有巨額的貿易逆差。對美國有順差的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之所以他們願意這樣做是因為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這些國家所積累的美元儲備並不能在本國流通，只能重新迴流到美國，購買美國的國債及其他美元資產。這樣做的後果是，一方面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美國人可以分享低利率的優勢，從事負債消費，購買房屋和有價證券；另一方面，資本流入推高了美元資產的價格，美國消費者可以通過財富效應進一步獲益。換言之，順差國的資本迴流為美國的負債消費奠定了基礎，當然也間接鑄成了資產泡沫。美國人的負債消費進一步擴大了美國的進口與貿易逆差規模，客觀上又拉動了新興經濟體的出口與生產。因而，在金融危機之前對此曾有一個形象的描述：再循環。美國的消費與新興經濟體的生產成為拉動全球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個引擎。不幸的是，資產泡沫不可能永遠膨脹下去，美國房地產泡沫的崩潰藉助於復雜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機制，把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擴展為全球金融危機。

在這個邏輯鏈條中，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失衡、發達國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失衡、金融監管跟不上金融創新的步伐、金融家的過度冒險投資行為、缺少對美元無序發行的國際監督機制、「9·11」之後美聯儲放寬貨幣政策等失誤都是客觀存在的，並在金融危機的不同階段和領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從根本上來說，國際金融危機還是來自於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

⑺ 什麼是金融危機表現是什麼造成金融危機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能把他搞定了。
但如果政府出來干預,就是打破自由市場(市場經濟)。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他們是奉承自由市場的，一切都由市場來調控。
下面是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介紹。包括它產生的原因和對我的啟示。
一場更大的金融危機正在醞釀中。（中國金融危機，不過現在還不會發生，還需要五年的時間）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原因:

一：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金融大鱷」「一隻假寐的老狼」是對這個金融怪才的稱謂。他曾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范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於這里，因為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游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並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麼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運作規則。我尊重那些規則，關心這些規則。作為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些規則，是有利於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我認為一些規則需要改進。如果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會支持它，因為需要改良的這個規則也許正是事件發生的原因。」
眾所周知，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線。他是一個絕對有實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過玩弄亞洲國家政權，來達到他獲得巨額資本的目的顯然是卑劣的。

二：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者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有了危機感。他通過強大的經濟後盾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韓國，日本，台灣直至東南亞，都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庸。這給亞洲一些國家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持。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
但是，1991年，蘇聯解體標志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當然不允許亞洲經濟繼續如此發展，於是，他開始收回他的經濟損失。對於索羅斯的行為，他是縱容的。

三：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新馬太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以泰國為例，泰銖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買賣不由政府來主宰，而他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金融家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而經濟決定政治，所以，泰國政局也就動盪了。

亞洲金融危機給我以深刻的啟示
（1）一個國家經濟的開放程度，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穩定的政權基礎上的，只有經濟實力雄厚，政權穩固才能談及真正的發展經濟。
（2）一個經濟學家，只有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否則，他將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並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
（3）只有提高綜合國力，才能使一個國家立於不敗之林。

⑻ 風險偏好與金融管理風險有關系嗎

金融風險管理與風險偏好兩者之間是存在一定的關聯性的。

• 金融風險管理

金版融風險管理就是營利性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衡量和控制風險及回報之間的得失。金權融風險管理這個詞彙是金融語言的核心。隨著金融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風險日趨復雜化和多樣化，金融風險管理的重要性愈加突出。金融風險管理包括對金融風險的識別、度量和控制。由於金融風險對經濟、金融乃至國家安全的消極影響，在國際上，許多大型企業、金融機構和組織、各國政府及金融監管部門都在積極尋求金融風險管理的技術和方法，以對金融風險進行有效識別、精確度量和嚴格控制。

• 風險偏好
  

風險偏好的概念是建立在風險容忍度概念基礎上的。針對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風險管理框架對企業風險管理提出風險偏好和風險容忍度兩個概念。從廣義上看，風險偏好是指企業在實現其目標的過程中願意接受的風險的數量。

• 風險偏好與金融管理風險之間所存在的關系可用圖表概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