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大會評選國際金融城市

『壹』 馬雲外灘峰會說錯了什麼

馬雲在大佬雲集的金融峰會批判傳統金融。

他陳述：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太老舊了，不適合時代的發展；鑒於監管體系太老舊，應該放開監管。避免越監管越容易阻礙創新；要用區塊鏈、雲計算、大數據等這些「科技手段」構建未來的信用平台，拋棄傳統金融機構的抵押質押手段。

這場演講的主題圍繞著電子金融，監管環境。還有行業創新。馬雲呼籲不要老想著在中國填補歐美行業空白，學人家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巴塞爾協議金融監管和風險管理。

當然，馬雲在外灘大會上的講話讓科技企業振奮，也讓傳統金融部門感到憤怒，這種兩極分化的輿論情緒說明科技企業與金融機構在競爭與合作當中產生的矛盾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科技公司的話語權從未如此之高，這也說明時代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金融市場的底層邏輯正在顛覆性改變。

近期數字貨幣的快速推進，意味著監管部門正在著力打造一個全新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可以想見，中國社會將迎來一個數字科技時代。

『貳』 上海外灘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地區概述

外灘來金融中源心位於黃浦區外灘金融聚集帶的核心位置，也是黃浦江兩岸開發的重點區域。
項目北鄰老外灘，西接上海老城區，東與陸家嘴隔江相望，南有世博會園區，西北方向有人民廣場、南京路、淮海路商圈，地理位置十分優越。
外灘金融中心定位為外灘金融集聚帶首個城市國際會客廳，匯聚金融、商業、旅遊、文化、藝術等多種功能，涵蓋企業會館、企業總部、購物中心、藝術中心及精品酒店等業態。

『叄』 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開幕，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信息

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主要聚焦金融開放、資產管理、金融科技等相關議題，參加會議的有政商學各界代表，他們或來自國外或來自國內，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分享各自的意見。

今年由於疫情的擴散給我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新浪潮中我們要加快推動經濟復甦，以金融開放深化國際合作，促進經濟循環。我們可以先加到先行先試的力度，豐富跨境金融服務的種類，在高水平開放方面爭取突破。

金融天然具有逐利性，尤其是在如今經濟衰退或比較寬松的大背景下，更容易偏離服務於實體經濟的本源。

『肆』 馬丁·沃爾夫：拜登上台後的「變」與「不變」

「 以美國為主導建立起來的戰後全球機制，無法持續地維持和管理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在經濟與貿易領域 。」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說道。
他表示，新冠疫情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帶來了劇烈震盪， 但疫情本身並不會帶來新的變化，而只是此前既有趨勢的加速劑 ——疫情爆發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全球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經濟貿易自由化進程早已放緩。
他認為，各國「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與繁榮，各國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二要就如何應對全球挑戰達成最低限度的協議，開展有紀律的、基於規則的合作。
特別地， 在貿易協商方面，超級大國需要就產業政策、知識產權、貿易開放、投資開放這四個主要領域重啟談判 。「在理想情況下，談判是在國際多邊框架下進行，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樣，在純雙邊的框架下進行。」馬丁·沃爾夫表示。
談及美國大選及其影響，馬丁·沃爾夫稱「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會改變一切，因為拜登政府會重新參與多邊框架、重新加強與盟友的關系、重新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重新擁抱科學。
它什麼都無法改變，因為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大國，比過去更具防禦性、更崇尚保護主義。最重要的是，比起過去，美國會對中國的 科技 發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態度。
「總之， 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盡可能在多邊框架下、在不導致國際關系完全崩潰的前提下，盡可能有效地管理國際關系。解決中美沖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他強調。
以下為馬丁·沃爾夫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的演講全文 。

中文實錄

我的基本觀點是，我們當前面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

我接下來要談的幾個問題是：世界經濟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新冠疫情帶來了哪些影響？在當前大國競爭的時代，全球治理將會如何演變、應該如何演變？區域主義（regionalism）在當前國際環境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美國大選結果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首先談談基本觀點——我們當前面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

自二戰以來，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兩個相互對抗的超級大國——它們在所有領域都堪稱超級大國，且兩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彼此之間也深度融合。

這種關系與冷戰有著根本不同 。冷戰時期，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與蘇聯在經濟上是完全割裂開來的。冷戰實質上是戰略和意識形態的競爭，這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現在的情況與後冷戰時代也有著本質區別，因為從所有重要的領域來看，當時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

今天的國際形勢更像是一戰前。工業革命之前，不可能出現當下的格局，因為當時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但是，在一戰前，世界上至少有五六個強國，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經濟，而且那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占絕對主導地位。當時的強國有英國、美國、德國、法國、俄羅斯和日本。20世紀初，中國還未能入列全球強國。

所以當前的國際局勢是前所未有的。在此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出， 以美國為主導建立起來的戰後全球機制，對於調節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並不十分奏效。

這些全球機制無法持續地維持和管理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在大國關系最發達的領域——經濟與貿易。

這種機制失能有五個根本原因：

第一 ，國際規則與機制的結構不完整，在貿易、技術和投資領域有著重要缺陷。

第二 ，目前的國際規則對超級大國行為構成的約束力非常薄弱，這是一個內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第三 ，目前的國際規則無法迅速適應全球競爭格局發生的深刻變化。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2001年的中國了，但我們卻未能及時應對這種變化、相應調整國際規則與大國關系。

第四 ，目前的國際規則從根本上深刻依賴於主權國家之間的信任，這是支撐其運作的根本。主權國家的合法權威與權力永遠是支撐國際秩序的根本。

第五 ，恰恰是在我們最需要大家都信任的全球規則體系時，這種信任不可避免地會崩潰。就是因為這種信任的瓦解，國際規則體系才無法繼續發揮作用。

第二個問題：長期來看，全球經濟是如何演變的？新冠疫情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沖擊，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帶來了劇烈震盪。比起以前，此次經濟衰退對更多國家產生了不利影響。 與以往危機相比，今年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陷入衰退，經濟大幅下滑。 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人能倖免。

預計中國將是今年唯一一個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但也不會增長太多。我此前也提到，疫情將對經濟產生長期影響，因為其沖擊太強，會嚴重損害全球經濟和各國經濟。總體來看，目前的形勢正在印證這一判斷。

但我們需要更清楚地認識新冠疫情發生的背景——疫情來襲時，我們其實已經面對著諸多挑戰。上一場金融危機僅僅過去了12年。因此，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經歷的最大兩次震盪，都發生在這短短的12年間。

尤其是在西方世界，我們普遍未能恢復危機前的增長率，所以比起我們13、14年前設想的情況，我們目前實際上要窮得多。 同時，疫情爆發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全球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大多數人收入增長非常不理想，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事實上在所有西方國家——都廣泛存在，在美國尤為突出。

金融危機加上長期的不平等加劇，導致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抬頭，特朗普（的當選）集中體現了這一點。

事實證明，金融危機也成為了全球化進程包括貿易發展過程中的轉折點。危機後，全球貿易增長經歷了大幅放緩，再也未能恢復到危機前的活躍程度。

此外，我們要清楚，最近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重要事件是中國入世，而那已經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因此， 早在金融危機之前——更是早在新冠疫情之前——經濟貿易自由化進程就已經開始放緩了 。新冠疫情是全球經濟經歷的又一負面沖擊。

第三個問題：新冠疫情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我認為疫情是此前所有既有趨勢的加速劑。疫情本身並不會帶來新的變化，只是加速了之前的各種變化。

疫情凸顯了不平等現象，尤其是西方 社會 的不平等——疫情對欠缺專門技能的勞動力、年輕人、帶孩子的母親和少數族裔產生了更大的沖擊，加劇了 社會 的不平等。

疫情也凸顯了各國之間的深刻的不平等，特別是享有政策空間的國家和缺乏政策空間的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疫情極大地加速了 科技 的運用，讓國際經濟更迅速地適應、轉向更加「虛擬」的當下與未來；疫情也加速了大國關系的破裂，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各國就疫情問題相互推諉責任。

以上這些是顯而易見的，但我還想強調， 我們目前還是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不管是疫情的走向還是經濟的發展 。這可能涉及到我們經歷的這些震盪所產生的長期影響。

第四個問題：在當前大國競爭的時代，全球治理會如何演變？

我們需要對「基本的共同利益」有一個清晰的定義。我認為，各國「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與繁榮。

第一，為了捍衛「繁榮」這一共同利益，我們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應對全球挑戰，特別是氣候變化。

第二，各國需要就如何應對全球挑戰達成最低限度的協議 ，才能維護和平與繁榮。根據過去的經驗，要做到這一點，我們要需要開展有紀律的、基於規則的合作。

在貿易領域，超級大國需要在兩個方面發力——

第一，它們需要在國內政策的自由度上達成更多的統一和一致， 主要包括技術空間（technology space）、調整過程（adjustment process）、暫時性保護（temporary protection）措施以及產業政策（instrial policy）四個領域的國內政策。各國應享有怎樣的國內政策空間？應共同遵守怎樣的規則？

第二，為了更好地管理上述領域的關系，需要在哪些重要國際規則上重啟協商？這是超級大國需要考慮的問題。 鑒於中國當前的經濟規模與近年來的發展，相關協商必然涉及到中國應承擔怎樣的責任。

貿易協商涉及四個主要領域：產業政策、知識產權、貿易開放、投資開放。我認為這些領域的規則都需要重新談判。在理想情況下，談判是在國際多邊框架下進行的，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樣，在純雙邊的框架下進行。

我認為，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的 歷史 表明，大國在多邊框架下達成協議要比在雙邊框架下容易得多，因為在雙邊框架下達成的協議中，總有一方會認為自己做出了「有失顏面的」（humiliating）妥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做出這種讓步。

所以，我們該做什麼、該怎麼做其實已經很清晰了。當然，我對於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並不特別樂觀，但是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第五個問題：區域主義（regionalism）在當前國際環境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我認為區域主義必定會不斷增長，而且這會導致幾個大問題。

全球性的大國有著全球性的利益，而這些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重疊和沖突。全球性大國沒有純粹的區域性利益，所以區域主義對它們來說永遠不夠。

當然，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規則，來管理區域關系，這恰恰就是世貿組織成立的初衷。否則，區域主義就會演變成圍繞特定范圍利益的戰爭，而區域之間的界限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界定不清的情況。這也是美國政治家Cordell Hull推崇非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的原因。

最後一個問題：美國大選及其影響。

我認為，美國大選的結果會改變一切，同時，什麼都無法改變（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會改變一切，因為拜登政府會重新參與多邊框架、重新加強與盟友的關系、重新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重新擁抱科學。

它什麼都無法改變， 因為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大國，比過去更具防禦性、更崇尚保護主義；最重要的是，比起過去，美國會對中國的 科技 發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態度。

總之， 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盡可能在多邊框架下、在不導致國際關系完全崩潰的的前提下，盡可能有效地管理國際關系。解決中美沖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英文實錄

It』s a tremendous honor to participate in this high-level discussion. I』m going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that we were asked by the organizers of this session in the Bund Summit, which I thought were very relevant.

They are very broad. So, I』ll deal with this in a broader, more strategic way than quite a few of the comments so far have done. I』m assuming we』ve already had some wonderful,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rade relations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politics associated with that. I』m going to try and present my overview of where we are. I』m going to make one statement and then address five questions.

My opening statement is that the situation we are in globally is essentially unprecedented. Tha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I』m going to address are: How has the world economy got to where it is now? What is the legacy of COVID-19? How will or should global governance evolve in a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How does regionalism fit into this global context? And finally, what might 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The opening statement is that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II, we have in the world two rival superpowers. They are superpowers on all domains. They are also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economy and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ld War when the US and the West more broadly were completely economically separa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So that was essentially just a strategic and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This is als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ost-Cold War era when the US was the dominant power essentially in all important respects.

Today looks a bit like the pre-World-War-I situation. Nothing before the instrial revolution could have been like this, because that wasn』t really a global economy. But in that pre-World War situation, there were at least five great powers all integrated to some degre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at that stage no one power was dominant. They were the UK, the US, Germany, France, Russia and Japan. China was essentially out of the world power syste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 the world we are in now is really different. In this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apparent that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created in the post-second-world-war era, largely under the US aegis, do not work very well for relations between superpowers.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been unable to contain and manag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economic sphere where those relations were most developed, namely, trade. This inability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uperpowers is so for five fundamental reasons.

First,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of rules and institutions is incomplete. It has very important lacunae in trade,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Second, the disciplin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give on the behavior of superpowers is inherently and inevitably very weak.

Third, the rules cannot adjust quickly enough to profound changes i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The China of today is simply not the China of 2001. But we can』t adjust the rules and relations quickly enough to cope with this change.

Fourth, they depend profoundly and fundamentally on trust among the sovereign states that ultimately underpin them. It is always the legal authority and the power of sovereign states that underpins the global order.

Fifth, such trust inevitably collapses exactly when one most needs a global system of rules that people believe in. It is the breakdown of trust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is to work. So that』s the first issue I wanted to address – the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e are in and the implications it ha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has the world economy evolved in the longer term and where does COVID-19 fit in?

COVID-19 is obviously an enormous economic shock. It has created the biggest global recession since the 1930s, a very brutal, sharp shock, and that recession seems to have affected more countries than ever before. This year more countries will be in recession or have big economic declines than probably ever before. That is to say everybody has been affected.

China looks like being the only large economy to grow this year, and it won』t be by very much. We risk suffering, as I argued in my column this week, from what I call a long economic COVID, that is a long economic legacy of the disease, because the shock is so big that it is do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damage globally and domestically. This looks increasingly plausible.

But it is also vital to remember the background. COVID-19 came at us in a rather unfortunate context. We had a huge financial crisis only 12 years ago, so we』ve had the two biggest shocks to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1930s within just 12 years.

In the western world particularly, we have failed to recover pre-financial-crisis growth rates, and that』s pretty well universal, so we are much poorer than we thought we would be 13 or 14 years ago. That shock also followed a long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weak income growth for most people in many of our economies - in fact, in all the western economies, in particular the US.The crisis then combined with that long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has had a marked populist legacy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of which Donald Trump is one key symptom.

The crisis also proved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globalization, including trade, with a marked slowdown 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occurred. Again, it has never been as buoyant as it was before that crisis.

Finally,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the last really big significant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was China』s WTO accession, which is now nearly 20 years ago. So, the liberalization thrust died long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long, long before COVID-19. This is another shock on top of many previous shocks.

The thir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legacy of COVID-19?

The way I think of it is that it is an accelerator of these prior trends. It is not so much something new. It』s mainly accelerating various prior changes. It has underlined deep inequalities particularly within western societies with a very unequal impact on the unskilled, the young, mothers with children, and minorities.

It has underlined global inequalities betwee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policy space and those without. It has dramatically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adoption, shifting the world economy more rapidly into our more 「virtual」 present and future. It has accelerated the breakdown in relation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a post-pandemic 「blame game」 being the most obvious symptom of this breakdown.

While these things are reasonably clear it has to be stressed that there is a huge amount that remains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 disease and the economy. I』m guessing these are the longer-term implications of some of the shocks that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fourth question is: how might global governance evolve in a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essential common interests. I define essential common interest as peace and prosperity. Prosperity includes successful shar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lobal commons, notably the climate challenge.

My second key point i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reach minimum agreements on how to manage those challenges, to preserve peace and to preserve prosperity. To do that, it would certainly, we know that from past experience, take disciplined and rules-governed cooperation.

In trade, the superpowers have to move on two fronts.

First, greater convergence and agreement on what freedom they need to have on domestic policy - the technology space, the adjustment process, the temporary protection issues, and the instrial policy issues. What freedoms do they need to have and what rules must they share?

Second, they need to consider re-negotiating crucial global rules governing these relations, which all have to include the question of what obligations China now has given its enormous scale and development.

There are four main areas for negotiation in the trade agenda area: instrial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nness to trade, and openness to investment. My view is these are all going to need to be renegotiated, but ideally in a global setting, not in a purely bilateral context as has happene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 believe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GATT/WTO shows that it is far easier for great powers to reach agreements in that multilateral setting than it is in a purely bilateral setting. Because concessions made in a bilateral setting are always seen as humiliating, and countries won』t make concessions that they see as humiliating.

So, the agenda is pretty clear and the way to do it is pretty clear. Obviously, I』m not terribly optimistic that it can be achieved, but I think it』s what we have to do.

The fifth question is: how does regionalism fit into this global context?

Regionalism is bound to increase, but it creates several huge problems. Global powers have global interests which unavoidably overlap and often conflict. There are no purely regional interests for global powers. So, regionalism is never enough for them. And there have to b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relationships. That』s what the WTO is for. Otherwise, regionalism turns into a war over spheres of interest, with inevitably unclear boundaries. This is why Cordell Hull promoted non-discrimination.

The last question is: what might 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My view is the outcome of the US election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because a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re-engage multilaterally, seek to revitalize alliances, re-engage on core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and embrace science. It will change nothing because the US remains a deeply pided country and power, one that is far more defensive and protectionist than in the past. Above all, it will remain far more suspicious of China』s rising power, technological ambitions,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To conclude, the challenge ahead of us is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management of global relations within, if at all possible, a multilateral context, and without a total breakdown. Resolution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impossible, but management is possible and essential.

『伍』 國務院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的全文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上海有比較完備的金融市場體系、金融機構體系和金融業務體系，有雄厚的製造業基礎和技術創新能力，有先進的現代航運基礎設施網路。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現代國際大都市，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和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突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制約，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繼續發揮上海在全國的帶動和示範作用的必然選擇。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時期，要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重要性，努力推進上海率先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率先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此，提出以下意見：
一、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重大意義
（一）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既是上海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服務於全國發展的需要。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發展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集中體現。提高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就業比重和產值比重，提升產業附加值和國際競爭力，是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適應全球化新格局和對外開放新形勢，加快構築新的競爭優勢，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有效途徑。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有利於上海突破資源環境承載力逐漸下降的制約，增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有利於拓展金融資源運作空間，提高金融資產配置效率，更好地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有利於強化航運樞紐中心地位，更好地滿足周邊地區和全國的國際航運要求；有利於通過改革開放和創新的先行先試，加快形成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開放的體制機制，奠定科學發展的體制基礎。
（二）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有利於更好地夯實並充分發揮上海的比較優勢。上海具有比較完善的現代市場體系、現代金融體系、先進的港口基礎設施、高效的航運服務體系，以及便捷的交通運輸網路；有廣泛參與全球競爭的周邊經濟腹地，具有加快形成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有利條件。採取有力措施，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大力發展金融業、航運業等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率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可以使上海更好地發揮綜合優勢，更好地發揮帶動示範作用，更好地服務長三角地區、服務長江流域、服務全國。
二、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指導思想和原則
（三）指導思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改革開放，進一步發揮優勢，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充分發揮對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的帶動和示範作用。要堅持科學發展，不斷擴大發展規模，完善發展機制，提高發展水平；要在發展中優化經濟結構，優先發展金融、航運等現代服務業，以及以高端製造和研發為主的先進製造業，不斷增強服務功能，提高核心競爭力；要在發展中創新發展思路，堅持先行先試，不斷創新體制機制，提高體制運行效率；要在發展中堅持市場化、國際化和法治化，不斷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對外吸引力；要在發展中發揮比較優勢，努力完善區域分工，不斷擴大輻射帶動效應，提高專業分工和協作水平。
（四）把握的原則：處理好深化改革與加快發展的關系，堅持以改革促發展，以改革解難題，以改革建制度，為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發展營造良好體制環境；處理好先行先試與制度規范的關系，通過創新和探索，加快與國際慣例接軌，為全國性的制度規范奠定實踐基礎，發揮示範作用；處理好突出重點與全面推進的關系，以金融業、航運業和先進製造業為重點，不斷創新服務業態，不斷提高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和附加值，全面提升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的發展水平；處理好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與發展先進製造業的關系，形成現代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相互支撐、相互帶動的產業發展格局；處理好推進金融創新與完善金融監管的關系，在推進金融改革、創新和開放過程中，努力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處理好推進上海自身發展與區域協作發展的關系，按照國家明確的戰略定位和分工，加強上海與長三角地區以及國內其他中心城市的相互協作和支持，加強與香港的優勢互補和戰略合作，形成分工合理、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
三、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
（五）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基本形成國內外投資者共同參與、國際化程度較高，交易、定價和信息功能齊備的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基本形成以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為主體、各類金融機構共同發展的金融機構體系；基本形成門類齊全、結構合理、流動自由的金融人力資源體系；基本形成符合發展需要和國際慣例的稅收、信用和監管等法律法規體系，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發展環境。
（六）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航運資源高度集聚、航運服務功能健全、航運市場環境優良、現代物流服務高效，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基本形成以上海為中心、以江浙為兩翼，以長江流域為腹地，與國內其他港口合理分工、緊密協作的國際航運樞紐港；基本形成規模化、集約化、快捷高效、結構優化的現代化港口集疏運體系，以及國際航空樞紐港，實現多種運輸方式一體化發展；基本形成服務優質、功能完備的現代航運服務體系，營造便捷、高效、安全、法治的口岸環境和現代國際航運服務環境，增強國際航運資源整合能力，提高綜合競爭力和服務能力。
四、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主要任務和措施
（七）加強金融市場體系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核心任務是，不斷拓展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形成比較發達的多功能、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不斷豐富金融市場產品和工具，大力發展企業（公司）債券、資產支持債券，開展項目收益債券試點，研究發展外幣債券等其他債券品種；促進債券一、二級市場建設及其協調發展；加快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互聯互通，推進上市商業銀行進入交易所債券市場試點。根據投資者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的需要，按照高標准、穩起步和嚴監管的原則，研究探索並在條件成熟後推出以股指、匯率、利率、股票、債券、銀行貸款等為基礎的金融衍生產品。加大期貨市場發展力度，做深做精現有期貨品種，有序推出新的能源和金屬類大宗產品期貨，支持境內期貨交易所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內探索開展期貨保稅交割業務。拓寬上市公司行業和規模覆蓋面，適應多層次市場發展需要，研究建立不同市場和層次間上市公司轉板機制，逐步加強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主板地位和市場影響力。研究探索推進上海服務長三角地區非上市公眾公司股份轉讓的有效途徑。優化金融市場參與者結構，積極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社保基金、保險資產、企業年金、信託計劃等各類機構投資者。根據國家資本賬戶和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總體部署，逐步擴大境外投資者參與上海金融市場的比例和規模，逐步擴大國際開發機構發行人民幣債券規模，穩步推進境外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適時啟動符合條件的境外企業發行人民幣股票。在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框架下，積極探索上海與香港的證券產品合作，推進內地與香港的金融合作和聯動發展。積極發展上海再保險市場，鼓勵發展中資和中外合資的再保險公司，吸引國際知名的再保險公司在上海開設分支機構，培育發展再保險經紀人，積極探索開展離岸再保險業務。
（八）加強金融機構和業務體系建設。根據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的需要，大力發展各類金融機構，重點發展投資銀行、基金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貨幣經紀公司、融資租賃公司、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等有利於增強市場功能的機構。積極推進符合條件的金融企業開展綜合經營試點，培育和吸引具有綜合經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金融控股集團，在試點過程中探索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鼓勵發展各類股權投資企業（基金）及創業投資企業，做好上海金融發展投資基金試點工作。積極拓展各類金融業務，推動私人銀行、券商直投、離岸金融、信託租賃、汽車金融等業務的發展，有序開發跨機構、跨市場、跨產品的金融業務。開展商業銀行並購貸款業務，為企業並購活動提供資金支持。鼓勵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由財政部、稅務總局、保監會會同上海市研究具體方案，適時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產品試點。根據國家金融對外開放總體進程，穩步推進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支持設在上海的合資證券公司、合資基金公司率先擴大開放范圍。
（九）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健全金融服務方式和手段，大力發展電子交易，促進各類金融信息系統、市場交易系統互聯互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完善金融服務設施和布局規劃，進一步健全為市場交易服務的登記、託管、清算、結算等統一高效的現代化金融支持體系，提高上海金融市場效率和服務能力。加強陸家嘴等重要金融集聚區的規劃和建設，全面提升金融集聚區的服務功能。規范發展中介服務，加快發展信用評級、資產評估、融資擔保、投資咨詢、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中介服務機構，加強監管，增強行業自律，規范執業行為。在上海建立我國金融資訊信息服務平台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務市場。充分發揮上海金融市場種類齊全、金融機構體制健全、金融發展環境良好的優勢，先行在上海開展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等方面的改革和創新。制定並完善促進金融創新的政策，形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金融市場和金融企業為主體的金融創新機制。
（十）改善金融發展環境。加強金融法制建設，加快制定既切合我國實際又符合國際慣例的金融稅收和法律制度。完善金融執法體系，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金融糾紛審理、仲裁機制，探索建立上海金融專業法庭、仲裁機構。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以金融業統一徵信平台為載體，完善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資料庫建設，促進信用信息共享。適應上海金融改革和創新的需要，不斷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改進監管方式，建立貼近市場、促進創新、信息共享、風險可控的金融監管平台和制度。加強跨行業、跨市場監管協作，加強地方政府與金融管理部門的協調，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
五、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主要任務和措施
（十一）優化現代航運集疏運體系。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要求，在繼續加強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基礎上，整合長三角港口資源，形成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競爭有序的港口格局，增強港口綜合競爭能力。加快洋山深水港區等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港口吞吐能力。推進內河航道、鐵路和空港設施建設，優化運輸資源配置，適當增加高速公路通道，大力發展中遠程航空運輸，增強綜合運輸能力。促進與內河航運的聯動發展，充分利用長江黃金水道，加快江海直達船型的研發和推廣，從船舶技術和安全管理方面採取措施，推動洋山深水港區的江海直達，大力發展水水中轉。充分發揮上海蘆潮港集裝箱中心站及鐵路通道作用，做好洋山深水港區鐵路上島規劃研究，逐步提高鐵水聯運比例。
（十二）發展現代航運服務體系。積極研究採取措施，降低國際集裝箱中轉成本，鼓勵我國外貿集裝箱在上海國際航運中心轉運。充分發揮上海靠近國際主航線的區位優勢，以及工業基礎、人才資源、商務環境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大力發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航運經紀、航運咨詢、船舶技術等各類航運服務機構，拓展航運服務產業鏈，延伸發展現代物流等關聯產業，不斷完善航運服務功能。完善航運服務規劃布局，進一步拓展洋山保稅港區的功能，發展北外灘、陸家嘴、臨港等航運服務集聚區。引導和規范船舶交易市場健康發展，充分發揮上海航運交易所的船舶交易和運價信息發布功能，加快建設全國性船舶交易信息平台，在上海形成具有示範作用的船舶交易市場。建立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綜合信息共享平台，促進形成便捷高效的長三角區域及長江干線港口、航運信息交換系統。
（十三）探索建立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研究借鑒航運發達國家（地區）的航運支持政策，提高我國航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施國際航運相關業務支持政策。將中資「方便旗」船特案減免稅政策的執行截止日期由2009年6月30日延長至2011年6月30日。對注冊在洋山保稅港區內的航運企業從事國際航運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對注冊在洋山保稅港區內的倉儲、物流等服務企業從事貨物運輸、倉儲、裝卸搬運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允許企業開設離岸賬戶，為其境外業務提供資金結算便利。在完善相關監管制度和有效防止騙退稅措施前提下，實施啟運港退稅政策，鼓勵在洋山保稅港區發展中轉業務。探索創新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管理制度，更好地發揮洋山保稅港區的功能。
（十四）完善現代航運發展配套支持政策。加快發展航運金融服務，支持開展船舶融資、航運保險等高端服務。積極發展多種航運融資方式，探索通過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等方式，為航運服務業和航運製造業提供融資服務。允許大型船舶製造企業參與組建金融租賃公司，積極穩妥鼓勵金融租賃公司進入銀行間市場拆借資金和發行債券。積極研究有實力的金融機構、航運企業等在上海成立專業性航運保險機構。優化航運金融服務發展環境，對注冊在上海的保險企業從事國際航運保險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積極研究從事國際航運船舶融資租賃業務的融資租賃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條件具備時，可先行在上海試點。研究進出口企業海上貨物運輸保費的有關稅收政策問題。豐富航運金融產品，加快開發航運運價指數衍生品，為我國航運企業控制船運風險創造條件。
（十五）促進和規范郵輪產業發展。允許境外國際郵輪公司在上海注冊設立經營性機構，開展經批準的國際航線郵輪服務業務。鼓勵境外大型郵輪公司掛靠上海及其他有條件的沿海港口，逐步發展為郵輪母港。為郵輪航線經營人開展業務提供便利的經營環境。研究建立郵輪產業發展的金融服務體系，在保險、信貸等方面開設郵輪產業專項目錄，促進郵輪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六、加快推進先進製造業和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的發展
（十六）以現有製造能力為基礎，以調整、優化和提高為方向，以研發、創新和增值為重點，不斷提高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和產業附加值。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技術，著力提升汽車、裝備、船舶、電子信息等優勢製造業的研發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加快發展航空航天、生物醫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製造業和戰略產業；優化發展精品鋼材、石油化工等基礎製造業；增強先進製造業發展的技術支撐和服務能力。在浦東新區開展鼓勵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發展政策試點工作，支持從事軟體研發及服務、產品技術研發及工業設計服務、信息技術研發及外包服務、技術性業務流程外包服務等業務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的發展。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對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職工教育經費按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8%的比例據實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對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離岸服務外包業務收入免徵營業稅。設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引導創業投資企業加大對先進製造和先進技術服務領域初創期企業的資本投入。
七、加強組織領導和協調服務
（十七）建立健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指導協調機制。建立由發展改革委牽頭，有關部門參加的協調機制，加強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指導、協調和服務。進一步細化相關政策措施，認真研究解決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十八）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政府服務，營造良好環境。上海市政府要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增強責任感、緊迫感和使命感，精心籌劃實施方案，扎實推進各項工作。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新，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加快構建服務型政府，深入推進浦東綜合配套改革，使上海成為全國行政效能最高和行政收費最少的地區，成為中介服務最發達的地區。要加快淘汰落後產業和弱勢產業，積極推進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完善有利於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加快發展的政策和體制環境。要建立健全有利於人才集聚的機制，研究制定吸引各類高層次人才的配套措施，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營造良好、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使上海成為國際化高端人才的集聚地，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提供人才支撐。

『陸』 上海外灘直播視頻在哪裡看

支付寶。上海外灘大會匯集了全球金融人才、科技等最前沿的資源，這里有來自全世界的科技公司、金融機構、技術牛人，該節目聯合支付寶播出，需觀看只能在支付寶或官網進行觀看，聚在這里共同探討全世界金融的未來、科技與生活、社會等社會議題。除此之外，外灘大會還組織了70多場論壇，參與人數超1000萬。

『柒』 綠地國際金融城的簡介

武漢綠地國際金融城項目位於長江大橋和長江二橋之間的武昌濱江商務區，與漢口百年外灘隔江相望，是武漢市新一輪城市發展的重點區域。項目建築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總投資超過300億元人民幣。
商務區核心部位將建設一棟606米的超高層綜合體建築，計劃打造為集超五星級酒店、國際甲級辦公、高檔商業、頂級公寓等為一體的超高層城市綜合體。5年內全部建成後，該樓將刷新武漢樓高的新紀錄，成為僅次於正在興建的上海中心大廈之後的中國第二、世界第三高樓。
該項目是武漢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後的一大力作，代表武漢的新高度、新未來，也標志著武漢的騰飛。
當前，武漢正在謀劃「十二五」規劃，著力打造全國重要的先進製造業中心、現代服務業中心、綜合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綜合交通樞紐基地，鞏固中部地區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加快建設全國「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要實現這一目標，離不開上海等東部城市和企業的幫助支持。自去年上海與武漢簽署《關於進一步加強滬漢全面戰略合作的協議》以來，雙方合作越來越緊密。武漢綠地國際金融城是滬漢合作以來，單筆投資最大的項目，也是滬漢合作的標志性項目，建成後，將成為武漢嶄新的地標、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載體、城市功能開發的新亮點。
綠地集團總部位於上海，為中國房地產龍頭企業之一。今年的經營收入將超1200億元，目前房地產項目分布在全國22省份的41市，在建面積近2400萬平方米.

『捌』 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為了貫徹實施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營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發展環境，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結合本市實際，制定本條例。第二條本市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工作適用本條例。第三條本市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應當按照國家統一部署，以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為核心，以改革創新和營造環境為重點，將上海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第四條市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本市推進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相關工作的領導。

本市設立的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議事協調機構，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下，負責協調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有關工作，組織有關部門制定和落實階段性目標和各項措施。

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區縣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協作配合，具體落實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各項工作。第五條市人民政府負責組織編制金融產業發展規劃，並將其納入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第六條市人民政府安排上海金融發展資金，用於對金融人才、金融創新的獎勵和金融產業發展的扶持。第七條本市應當按照國家明確的戰略定位和分工，加強與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及國內其他中心城市在金融領域的相互協作和支持，增強本市金融業的服務功能，推動金融要素市場、金融機構為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加強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金融市場建設、金融產品創新、金融風險防範、金融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優勢互補和戰略合作；推動在本市的金融機構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金融機構的合作、交流。

市人民政府應當加強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交流，鼓勵金融要素市場、金融機構、金融教育研究機構等開展國際合作、交流。第二章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第八條市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按照國家關於形成多功能、多層次、國際化金融市場體系的要求，配合國家金融管理部門推進貨幣、外匯、債券、股票、商品期貨、金融衍生品、保險、黃金、產權等市場的建設。

市人民政府應當配合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優化金融市場參與者結構，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社保基金、保險資產、企業年金、信託計劃等各類機構投資者。第九條市人民政府應當制定相關政策，加強金融機構體系建設，支持銀行、證券、保險、信託、期貨、基金、融資租賃、貨幣經紀、財務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的發展；鼓勵國內外金融機構在本市設立總部和分支機構；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第十條本市配合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將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和國債收益率培育成為金融市場的基準利率。

本市支持金融機構開發、推廣有利於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符合國家金融監管要求的各種金融產品和業務；支持有關機構研究探索以股指、匯率、利率、股票、債券、銀行貸款等為基礎的金融衍生產品；推動離岸金融、股權投資、並購貸款、私人銀行、券商直投、信託租賃、汽車金融等業務的發展，鼓勵有序開發跨機構、跨市場、跨產品的金融業務。第十一條市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配合國家有關部門促進各類金融信息系統、市場交易系統互聯互通，建設、完善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功能相匹配的登記、託管、清算、結算等統一高效的現代化金融支持體系。第十二條本市鼓勵發展金融外包服務，支持金融軟體開發、數據處理、客戶服務、電子支付等金融專業化服務產業發展，鼓勵設立金融專業化服務機構。第十三條本市支持信用評級、資產評估、融資擔保、投資咨詢、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與金融相關的中介服務機構發展，規范中介服務機構的執業行為，增強行業自律，提高中介服務機構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能力。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配合國家有關部門建設金融資訊信息服務平台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務市場。第十四條本市支持金融機構加強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和職業道德教育，培養誠實守信、服務至上、嚴格規范的職業操守，提升金融服務水平。第十五條市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支持金融行業協會發揮規范、協調、服務、自律等作用。第三章區域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第十六條市人民政府應當根據陸家嘴金融城、外灘金融集聚帶、張江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洋山保稅港區以及其他區域各自的發展優勢，完善本市金融業空間布局。

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應當組織編制金融集聚區布局規劃，按照國家規定的程序報經批准後，納入相應的城市規劃。

『玖』 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在上海哪個地方開會

是在黃浦區的上海外灘國際金融服務中心（B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