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司金融案例

1. 近幾年中小企業融資失敗的案例有哪些

你要找什麼類型的例子，絕大多數創業公司都是在中小階段失敗了的，恩美路演上有大把各種案例可以看

2. 說幾個著名對沖基金的金融案例

著名的對沖基金

對沖基金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及朱里安·羅伯遜的老虎基金，它們都曾創造過高達40%至50%的復合年度收益率。採取高風險的投資，為對沖基金可能帶來高收益的同時也為對沖基金帶來不可預估的損失。最大規模的對沖基金都不可能在變幻莫測的金融市場中永遠處於不敗之地。

量子基金

喬治·索羅斯1969年量子基金的前身雙鷹基金由喬治·索羅斯創立，注冊資本為400萬美元。1973年該基金改名為索羅斯基金，資本額躍升到1200萬美元。索羅斯基金旗下有五個風格各異的對沖基金，而量子基金是最大的一個，也是全球最大的規模對沖基金之一。1979年 索羅斯再次把旗下的公司改名，正式命名為量子公司。之所謂取量子這個詞語是源於海森堡的量子力學測不準原理，此定律與索羅斯的金融市場觀相吻合。測不準定律認為：在量子力學中，要准確描述原子粒子的運動是不可能的。而索羅斯認為：市場總是處在不確定和不停的波動狀態，但通過明顯的貼現，與不可預料因素下賭，賺錢是可能的。公司順利的運轉，得到超票面價格，是以股票的供給和要求為基礎的。

量子基金的總部設立在紐約，但其出資人皆為非美國國籍的境外投資者，其目的是為了避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監管。量子基金投資於商品、外匯、股票和債券，並大量運用金融衍生產品和杠桿融資，從事全方位的國際性金融操作。憑借索羅斯出色的分析能力和膽識，量子基金在世界金融市場中逐漸成長壯大。由於索羅斯多次准確地預見到某個行業和公司的非同尋常的成長潛力，從而在這些股票的上升過程中獲得超額收益。即使是在市場下滑的熊市中，索羅斯也以其精湛的賣空技巧而大賺其錢。至1997年末，量子基金已增值為資產總值近60億美元。在1969年注入量子基金的1美元在1996年底已增值至3萬美元，即增長了3萬倍。

老虎基金

1980年著名經紀人朱利安·羅伯遜集資800萬美元創立了自己的公司——老虎基金管理公司。1993年，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對沖基金——老虎基金攻擊英鎊、里拉成功，並在此次行動中獲得巨大的收益，老虎基金從此名聲鵲起，被眾多投資者所追捧，老虎基金的資本此後迅速膨脹，最終成為美國最為顯赫的對沖基金。

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老虎基金管理公司的業績節節攀升，在股、匯市投資中同時取得不菲的業績，公司的最高贏利（扣除管理費）達到32%，在1998年的夏天，其總資產達到230億美元的高峰，一度成為美國最大的對沖基金。

1998年的下半年，老虎基金在一系列的投資中失誤，從此走下坡路。1998年期間，俄羅斯金融危機後，日元對美元的匯價一度跌至147：1，出於預期該比價將跌至150日元以下，朱利安

3. 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案例

是的，中小企業融資難是現在普遍的問題，政府也想了很多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可是效果真的不太好，希望中小企業能走出這樣的困境，找到有力的資金支持，發展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4. 互聯網金融的典型案例

四大商業銀行推出的網上銀行，騰訊推出的微信聯合人保財險的手機端支付，淘寶聯合天弘基金開發的余額寶，還有包括：易付寶、百付寶、快錢等多家第三方支付平台。
2013年全球私募股權與互聯網金融相關的領域延續了過去幾年的火熱。僅5月份，Twitter宣布收購大數據創業公司Lucky Sort；IDG宣布兩宗與虛擬貨幣相關的投資；微軟擬出資10億美元收購Nook Media公司數字資產。
2014年7月國內某P2P公司完成C輪融資，三年內累計融資金額超6億元。C輪融資主投資方是蘭亭投資，為新加坡主權投資公司淡馬錫子公司。此外，前兩輪投資方光速安振中國基金、紅杉資本、凱鵬華盈中國基金都追加了投資 微金融又稱微信金融 ，是2012年左右新興的一種金融模式。即藉助微信等典型的社交媒體平台，為用戶提供相對理財，投資，貸款等規模較小的金融行為環境，一般情況下，指的是為中小微企業、創業者、個體工商戶、小額投資者等提供的金融服務。日前有第三方平台發布了微信金融平台排名，以其中名列前位的「閃電借款」為例，2015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其閃電借款平台7、8、9三個月撮合交易額分別有1.95億、2.28億、2.67億，增長極其迅猛。
隨著微金融信息服務體系的不斷壯大，微金融信息服務的概念也在擴大，現在其最為准確的定義是：專門向小型和微型企業及中低收入階層提供的，小額度的、時間短的、可持續循環的微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活動。」
微金融信息服務的特點有兩點：一是以中小微型企業以及貧困或中低收入群體為特定目標客戶；二是由於客戶有特殊性，它會有適合這樣一些特定目標階層客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以規模龐大的線下POS收單市場來說，越來越多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對線下收單市場的拓展，未來線下支付將給整個綜合支付市場格局帶來重要影響。

5. 企業該如何進行金融風控建設，參考案例有沒有

可以參考天御（TenDI）智能風控服務。這個解決方案，是中國銀行、華夏銀行等數十家銀行的選擇，安全防護效果一流。

6. 求國內外金融風險案例！！！麻煩各位了~~

海南發展銀行的關閉
一、案例分析
1998年6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表公告，關閉剛剛誕生2年10個月的海南發展銀行。這是新中國金融史上第一次由於支付危機而關閉一家有省政府背景的商業銀行。海南發展銀行成立於1995年8月，是海南省唯一一傢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其總行設在海南省海口市，並在其他省市設有少量分支機構。它是在先後合並原海南省5家信託投資公司和28家信用社的基礎上建立和壯大的。成立時的總股本為16.77億元，海南省政府以出資3.2億元成為其最大股東。關閉前有員工2800餘人,資產規模達160多億元。
海南發展銀行從開業之日起就步履維艱，不良資產比例大，資本金不足，支付困難，信譽差。1997年底按照省政府意圖海南發展銀行兼並28家有問題的信用社之後，公眾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出現擠兌行為。隨後幾個月的擠兌行為耗盡了海南發展銀行的准備金，而其貸款又無法收回。為保護海南發展銀行，國家曾緊急調了34億元資金救助，但只是杯水車薪。為控制局面，防止風險漫延，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當機立斷，宣布1998年6月21日關閉海南發展銀行。同時宣布從關閉之日起至正式解散之日前，由中國工商銀行託管海南發展銀行的全部資產負債，其中包括接收並行使原海南發展銀行的行政領導權、業務管理權及財務收支審批權；承接原海南發展銀行的全部資產負債，停止海南發展銀行新的經營活動；配合有關部門施實清理清償計劃。對於海南發展銀行的存款，則採取自然人和法人分別對待的辦法，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儲蓄一律由工行兌付，而法人債權進行登記，將海南發展銀行全部資產負債清算完畢以後，按折扣率進行兌付。6月30日，在原海南發展銀行各網點開始了原海南發展銀行存款的兌付業務，由於公眾對中國工商銀行的信用，兌付業務開始後並沒有造成大量擠兌，大部分儲戶只是把存款轉存工商銀行，現金提取量不多，沒有造成過大的社會震動。

二、原因分析
（一）不良資產比例過大。可以說，海南發展銀行建立本身就是一個吸納海南非銀行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怪胎。1992年開始海南房地產火爆，1993年5月以後，國家加大金融宏觀調控力度，房地產熱逐步降溫，海南的眾多信託投資公司由於大量資金壓在房地產上而出現了經營困難。在這個背景下，海南省政府決定成立海南發展銀行，將5家已存在嚴重問題的信託投資公司合並為海南發展銀行。據統計，合並時這5家機構的壞賬損失總額已達26億元。有關部門認為，可以靠公司合並後的規模經濟和制度化管理，使它們的經營好轉，信譽度上升，從而擺脫困境。1997年底，遵循同樣的思路、有關部門又將海南省內28家有問題的信用社並入海南發展銀行，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資產的比例。
（二）違法違規經營，海南發展銀行建立起來以後，並沒有按照規范的商業銀行機制進行運作，而是大量進行違法違規的經營，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向股東發放大量無合法擔保的貸款。海南發展銀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籌建，並於1995年8月18正式開業的。成立時的股本16.77億元。但僅在1995年5月到9月間，就已發放貸款10.60億元，其中股東貸款9.20億元，占貸款總額的86.71%.絕大部分股東貸款都屬於無合法擔保的貸款，許多代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確，實際上是用於歸還用來入股的臨時拆借資金，許多股東的貸款發生在其資本到賬後的一個月，入股單位實際上是剛拿來，又拿走。股東貸款實際上成為股東抽逃資本金的重要手段。這種違法違規的經營行為顯然無法使海南發展銀行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三、 啟示
（一）不良資產比例過大是目前我國銀行業的主要風險。我國的商業銀行特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大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盡管對4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的匡算結果有不同，有的說20%左右，有的說30%左右，不論那一個比例，反正都是高比例，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17%的最高限界，也大大高於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初的泰國（7.9%）、馬來西來（6.4%）、印尼（17%）、韓國12%、日本12%、台灣11%，而形成高比例不良資產的原因雖有銀行自身經營管理的問題，但更多的是由於體制因素及由此引起的過多行政干預造成的。國有商業銀行在如此高的不良資產比例下只所以還能正常運轉，根本一點在於廣大民眾相信國有銀行不會倒閉，因此不但不擠提，還照樣存款。海南發展銀行一開始了就染上了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病，長官意志使它一起步就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資產包袱，而由於它不是國有商業銀行，沒有國家信用保證，因此，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發生擠兌，引發支付危機而難以為繼。如前所述，目前我國的主要商業銀行是裹著國家信用大旗掩蓋著高額不良資產的病灶，如果不能盡快把不良資產比重降下來，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國有商業銀行企業化改革的深入，就極容易引發類似海南發展銀行這樣的風波。

（二） 合規合法經營是商業穩健運行的基本要求。
海南發展銀行只所以短命，原因是它一開業就違規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四章第35條、第36條、第40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對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償還能力、還款方式等情況進行嚴格審查」，「商業銀行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商業銀行不得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向關系人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的條件」。而海南發展銀行完全違背這些規定，貸款不問用途，貸款不搞抵押，通過貸款的方式抽逃資本金，前門拿進、後門拿出，拿來多少、帶走多少，如此違法亂紀經營，豈有不垮之理。
（三） 中央銀行的救助是防止商業銀行發生信用危機，化解銀行業風險的最後一道防線。在1998年上半年海南發展銀行出現儲戶擠兌時，中央銀行緊急調動34億資金予以支持，當發現如此救助不足以制止信用危機發生時，中央銀行採取斷然措施，立即關閉海南發展銀行，由中國工商銀行對其實行接管，從而避免了事態的擴大，保護了私人儲戶的利益。同時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對法人債權進行登記，在海南發展銀行全部資產負債清償完畢以後按折扣率進行總付，以體現投資者（這里為存款者）自我承擔風險的原則。這一案例，充分顯示了中央銀行充當最後貸款人和化解銀行風險的最後一道防火線的地位。

第二篇 外國金融風險案例
案例2-1
美國儲貸協會的破產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美國發生了繼30年代以後又一次商業銀行儲蓄機構破產的風潮，據美國立法機構統計，有問題的商業銀行從1981年的大約200家增加到1986年的超過1400家，商業銀行倒閉的數量從1950——1981年平均每年5家，1982年——1992年平均每年130家，1988年達到200家以上，儲貸協會幾乎全面破產。至1995年末，花費了納稅人大約1400億美元。據美國總會計署估算，這場危機的保救成本要超過5000億美元。在這場危機中，各種利益集團通過立法機關和政府胡整亂治，丑聞百出，在美國金融發展史寫上了不光彩的一頁。

一、案例介紹
美國儲貸協會建立於20世紀30年代，當時成立這個協會的目的是為了鼓勵美國的中產階級進行自顧，所以全稱是「扶助儲貸協會」。為了規范儲貸協會的運作，國會創建了聯邦住宅貸款銀行委員會（FHLBB），而且建立了它的附屬機構聯邦儲貸保險公司（FSLIC），為儲貸協會的存款保險。儲貸協會吸收公眾的短期儲蓄存款、並且用這些所得存款向當地的購房者提供20年和30年的抵押貸款，利率在抵押期內保持不變。
顯然，如果儲貸協會向儲戶支付的利率低於儲貸協會發放的抵押貸款的平均收益率，則儲貸協會就有盈利，可以正常經營，反之，如果儲貸協會向儲戶支付的利率高於儲貨協會發放的抵押貸款的平均收益率，則該機構就會虧損。從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利率很低，而且穩定，長期抵押貸款利率高於短期存款利率，即儲貸協會的收益曲線總是向上傾斜的。在穩定且低通貨膨脹率的時期，儲貸協會的經營是很簡單的。局外人嫉妒地拿儲貸協會經理的「3——6——3」的經營方式（以3%的利率借款，以6%的利率貸款，每天下午3點打高爾夫球）開玩笑。不幸的是，在70年代中期，利率開始上升。最初，這一上升是溫和的遞進的，所以儲貨協會遇到的麻煩不大。但在70年代後期，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對利率施加了向上的壓力，並將利率提高到了儲蓄機構可以向儲戶提供的利率上限水平。為了防止嚴重的非中介化，立法機構授權儲貸協會發行貨幣市場單據，這一新工具面值1萬美元，並允許銀行和儲蓄機構參照6個月國庫券的標准來確定利率。

7. 求近年金融職務犯罪案例+分析

內外勾結貪污銀行巨款案
「案情」

被告人：薛根和，男，32歲，海南省瓊山縣人，原系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東風辦事處會計。1992年12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陳貽全，男，52歲，海南省文昌縣人，原系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總經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道先，男，50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副總經理兼業務總經理。1977年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1992年12月6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趙東方，男，42歲，河北省唐山市人，原系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成員。1984年因犯詐騙罪被人民檢察院免予起訴，1993年2月25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楊紹瓊，女，50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成員。1993年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張德全，男，41歲，海南省瓊山縣人，原系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房地產部聘用經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元龍，男，25歲，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財務部聘用經理，系同案被告人熊道先之子。1993年1月14日被逮捕。

被告人：戴開業，男，28歲，海南省海口市人，無職業。1992年12月14日投案自首，1993年5月22日取保候審。

1992 年1月至4月間，被告人薛根和與被告人陳貽全經過共謀，以做生意為名，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四張，以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以下簡稱益通公司）的名義，分別匯往甘肅省物資交易中心10萬元，陝西省咸陽市旅遊公司產銷部5萬元，山東濰坊經濟開發投資公司10萬元，陳貽全自帶匯票到陝西省咸陽市解付10 萬元，總金額35萬元。此款被陳貽全佔有使用。

1992年6月5日，被告人熊道先代表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以下簡稱遠洋公司），陳貽全代表益通公司，雙方達成「合並聯合辦公，共同辦理出口山羊絨業務」的協議。熊道先提出急需解決100萬元資金。經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共謀後，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填上100萬元金額，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匯往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分行第一營業所，由熊道先指使其子、被告人熊元龍自帶匯票前往解付。解付後，熊道先將其中的50萬元轉到海南明莊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用於歸還個人欠款，將337500元歸還海南百威裝潢公司欠款，提取16萬元交給被告人趙東方、楊紹瓊用於修改美元信用證條款的手續費，餘款2500元由熊元龍作為解付匯票的費用。

1992年6月間，被告人趙東方、楊紹瓊與熊道先、陳貽全、薛根和等人商定，由益通公司、遠洋公司和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籌備組（以下簡稱金龍公司籌備組）聯合成立華南金龍企業集團公司。趙東方以辦公司需要注冊資金和調劑美元為名，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兩張，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先後匯給金龍公司籌備組人民幣共500萬元，由楊紹瓊指使其子趙衛（在逃）解付。其中，楊紹瓊用100萬元償還貴州省貴陽電視機廠的欠款；趙東方用 12萬元在唐山市購買私房，用110萬元作為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的注冊資金。同時，還匯到遠洋公司的海口帳戶9萬元，分三次匯到益通公司的海口帳戶共計140萬元（其中陳貽全償還廣東省徐聞縣糧油飼料公司的個人欠款561100元）。餘款129萬元被陳貽全、趙東方、楊紹瓊佔用揮霍。

1992 年6月中旬，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共謀，為支付香港國華銀行開出的600萬美元信用證的開證費，由楊紹瓊與香港恆基公司蔡德基簽訂了所謂的山羊絨包裝袋合同。同年6月17日和29日，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兩張，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匯往廣東省東莞市霄邊商行人民幣400萬元，並由陳貽全將匯票帶到廣東省南海縣交給趙東方、楊紹瓊，再由趙、楊將兩張匯票交蔡德基帶到東莞市霄邊商行解付。然後由霄邊商行將人民幣400萬元兌換4494949元港幣匯到香港寶生銀行蔡德基妻子羅沛雄私人存摺上。其中，蔡德基用於600萬元美元信用證的開證費及中間人手續費2614000元港幣，餘款1880949元港幣由港商鄧××提取佔用。

1992年6月18日，熊道先、陳貽全與薛根和密謀，以定購山羊絨需要資金為名，由薛根和將一張銀行空白匯票帶到熊道先的辦公室，當著熊道先、陳貽全的面，按照熊道先提供的收款單位和帳號，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填寫匯票金額200萬元，並將匯票交給熊道先。熊指使遠洋公司的業務員林曉彬到中國工商銀行包頭市分行環城路辦事處解付。林曉彬按照熊道先的指使，匯回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大英山辦事處45萬元並提取現金，交給海南昌華房地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詩錦為熊道先、熊元龍、黃康仁、田靜辦理出國護照費用；匯105萬元到包頭市商檢勞動服務公司，其中又轉50 萬元償還熊道先在湖南株州對外經濟貿易總公司的個人欠款，轉呼和浩特市土畜產進出口公司40萬元作為定購山羊絨的定金，10萬元由馬長春用於歸還個人欠款；其餘50萬元由林曉彬提取現金後與熊道先、熊元龍等人共同使用。

1992年6月29日，熊道先、薛根和密謀策劃購買房屋。薛根和將一張銀行空白匯票帶到熊道先的辦公室，按照熊所提供的收款單位及帳戶，以益通公司的名義，填寫金額人民幣400萬元，並將匯票交給熊道先。熊指使黃康仁（在逃）自帶匯票到廣東省電白縣解付，黃康仁將395萬元轉回遠洋公司帳上。同年7月2日，又轉到海南華秀開發承包公司3906757元用於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三號樓二單元和七號樓。除廣東省電白縣石化公司佔用5萬元外，餘款43243元被熊道先佔用。

1992年6月至7月間，薛根和與潘正東（在逃）多次策劃盜取銀行資金。薛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五張，分別以海南昌華房地產開發公司、遠洋公司的名義，先後匯往湛江市、長春市、南海縣九匯鎮等地，由潘正東等人解付，總金額為人民幣559萬元。潘正東用其中180萬元購買7輛轎車（組裝件），爾後將其中5輛車轉給熊道先的遠洋公司使用。薛根和用其中228萬元為遠洋公司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三號樓二單元和七號樓提供購房手續費，辦理房產證費、裝修費、電話安裝費，辦理美元信用證等費用；用30萬元購買海口市嶺下村70號三層樓私人住宅一棟；用36萬元購買海口市沿江西路433號三層樓私人住宅一棟；用162000元歸還挪用海口市橡膠三廠經營部等企業款；以許雪梅、麥惠芳的名義存入銀行（定期）40萬元；餘款29萬元被薛根和揮霍。

1992 年8月25日，薛根和察覺事情將要敗露，找熊道先、張德全、潘正東策劃攜款外逃。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以遠洋公司的名義，填寫金額人民幣400萬元，交給熊道先、張德全帶到湛江市通過陳丹（在逃）解付。熊道先交給趙東方60萬元，先後兩次又轉回遠洋公司100萬元；陳丹交給薛根和和現金40萬元；薛根和外逃時在陳丹處取走現金13萬元。案發前陳丹轉回遠洋公司191萬元。

1992年10月9日，薛根和與熊道先、陳丹等人共謀，以購買海口市濱海花園小區的兩棟樓房需要裝修費的名義，由薛根和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填寫金額人民幣150萬元，以遠洋公司的名義匯往昆明市（收款人李可文），由陳丹在昆明解付後匯回遠洋公司帳戶。案發後由於發現及時，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將該款分錄沖銷，故未造成損失。

1992 年10月9日，趙東方打電話給薛根和、熊道先，謊稱已經搞到6000萬元港幣匯票，但需要手續費人民幣600萬元，並將收款單位、解付銀行傳真到遠洋公司熊道先處。薛根和與熊道先密謀後，由薛盜用銀行空白匯票一張，以遠洋公司的名義，按趙東方提供的帳號，將人民幣600萬元匯到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建築公司怡新商店。由於薛根和在填寫匯票時沒有打蓋密押，此款被及時發現扣押，未造成損失。

此外，薛根和利用本人掌管同城票據交換、綜合的職務之便，分別於1991年12月5日、12月10日先後兩次偽造兩張進帳單夾進原兩張同城票據憑證的進帳單中，與二三五暫收款項對轉入帳，以假充真，將4710元分兩次轉入益通公司陳貽全處。陳貽全提出現金4650元交給薛根和，供薛揮霍使用。

薛根和還利用職務之便，採取塗改同城票據（代付）憑證的收款單位，編造假進帳單的手段，分別挪用海口市化工三廠、海口市大海服務部、海口市橡膠三廠、海口市輪胎廠等企業單位結算資金共6筆，計人民幣162458.03元，用於他人做生意及歸還陳貽全的欠款。

1992 年10月15日，薛根和在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東風辦事處接到外地查詢匯票電話後，覺察到自己和同夥的犯罪事實即將敗露，便與熊道先、張德全、熊元龍以及被告人戴開業策劃潛逃。熊元龍、戴開業即連夜開車將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送往廣東省港江市。10月16日薛根和等人從湛江市郊勞務糧油公司購銷部經理陳丹處提取現金後，由熊元龍開車把他們送到廣西邊境，當晚由戴開業找人帶路，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偷越國境，逃往越南，案發後戴開業於1992年12月 14日到海口市人民檢察院投案自首。

「審判」

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公開審理認為，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夥同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等人，採取內外勾結，盜取銀行匯票，擅自打蓋密押，隱匿和銷毀底聯的手段，共開出銀行空頭匯票19張在外地銀行進行解付，共同貪污公款3344萬余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逐）。此外被告人薛根和採取偽造銀行進帳單的手段，貪污銀行代收手續費4710元。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與被告人薛根和相勾結，由薛根和採取盜取銀行空白匯票，開空頭匯票不上帳的手段，共同貪污銀行公款。被告人薛根和的行為構成貪污罪，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夥同貪污，均構成貪污罪的共犯。其中，被告人薛根和、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被告人張德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本案從犯。被告人薛根和還採取塗改同城票據（代付）憑證的收款單位，編造假進帳單的手段，挪用海口市橡膠三廠經營部等企業資金共6筆共計人民幣162458.03元，已構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為逃避法律制裁而偷越國境，情節嚴重，均構成偷越國境罪。被告人熊元龍、戴開業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有重大犯罪嫌疑而協助他們逃避法律制裁，將他們轉移、窩藏，均構成窩藏罪。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確認本案各被告人的具體罪責如下：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職務之便，夥同被告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張德全共同貪污人民幣33444710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遂）。薛根和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6124650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2573912.34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陳貽全勾結薛根和並夥同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12354710元。陳貽全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175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人民幣65941.7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熊道先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趙東方、楊紹瓊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2050萬元（其中600萬元貪污未遂）。熊道先本人實際佔用人民幣749 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4685775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從重處罰。

被告人趙東方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熊道先、楊紹瓊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900萬元。趙東方與楊紹瓊等人實際共同佔用人民幣311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12萬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嚴懲。

被告人楊紹瓊通過趙東方勾結薛根和並夥同陳貽全、熊道先等人，參與共同貪污人民幣900萬元。楊紹瓊個人揮霍並與趙東方共同佔用人民幣339萬元。案發後追回贓款和贓物折款共計人民幣1264576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應依法嚴懲。

被告人張德全受薛根和的指派，與熊道先一起參與解付400萬元匯票的犯罪活動，是本案從犯。張德全歸案後能積極協助檢察機關抓獲薛根和、熊道先等主要案犯，對偵破此案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被告人熊元龍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屬重大犯罪嫌疑對象，為了使他們逃避法律制裁而積極幫助他們偷越國境，窩藏犯罪分子，情節嚴重，應依法懲處。

被告人戴開業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張德全屬重大犯罪嫌疑對象，為了使他們逃避法律制裁而積極幫助他們偷越國境。案發後尚能主動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並向檢察機關提供線索，對偵破此案起了積極作用，可以從輕處罰。

本案共追回贓款人民幣4974255.18元（不包括貪污未遂的600萬元和工商銀行沖銷的150萬元），追回贓物折款人民幣6271570元，兩項共計人民幣11245825.18元，尚有14698884.82元沒有追回，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情節，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一條、第二條第一款第（1）項、第三條第一款、第十二條的規定，於1993年8月13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薛根和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二、被告人陳貽全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三、被告人熊道先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四、被告人趙東方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五、被告人楊紹瓊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六、被告人張德全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犯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七、被告人熊元龍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八、被告人戴開業犯窩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九、以下追繳的贓款贓物，依法退回中國工商銀行海口市分行，對依法不應退回的，上繳國庫。（贓款贓物清單略）

十、本案中尚未追回的贓款贓物及與本案有關的查封、凍結的財產依法繼續追繳處理。

宣判後，薛根和服判不上訴。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以他們的行為不構成貪污罪為理由提出上訴，熊元龍、戴開業以原判量刑過重為理由提出上訴。

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二審審理認為，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採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1）項的規定，於1993年8月28日作出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並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死刑復核程序對本案進行了復核，確認一、二審人民法院認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於1993年9月9日依法作出刑事截定如下：核准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對被告人薛根和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陳貽全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熊道先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偷越國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趙東方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楊紹瓊以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刑事裁定。
「評析」

本案是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貪污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薛根和騙取銀行巨款的行為定貪污罪沒有異議，但對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能否定貪污罪，有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在主觀上缺乏貪污的故意，客觀上他們的行為是分別代表海南益通實業貿易公司、海南省遠洋貿易公司和貴州金龍企業經貿總公司實施的，是法人行為而非個人行為，法律上沒有法人犯貪污罪的規定。所有款項均用於公司費用，他們並未非法佔有，中飽私囊。而且他們四人均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不存在利用職務便利的問題。因此，他們的行為均不構成貪污罪。

另一種意見認為，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均已構成貪污罪，理由如下：

（1）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多次勾結薛根和，由薛利用職務之便盜取銀行空白匯票，他們向薛提供收款單位及帳號，並參與填寫匯票。匯票填好後，又由他們親自攜帶匯票或指使他人去外地解付，進行佔用。楊紹瓊明知匯票是薛根和從銀行盜取的，卻指使他人解付並共同佔用。這表明他們主觀上非法佔有公款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

（2）陳貽全所在的益通公司和熊道先所在的遠洋公司經查均沒有國有資產，注冊資金來源是詐騙所得的贓款，在經營過程中沒有按全民所有制企業有關制度進行管理，分配方式也不是按全民所有制企業分配方式進行的。上述兩公司是名為全民所有制實為個體的企業。且益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變更為陳貽全的時間是1992年8月24日，在這以前陳貽全沒有任何法人授權委託書。熊道先雖然有遠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權委託書，但其實施的行為已超過了授權委託范圍。因此，陳貽全、熊道先的行為是個人行為而非法人行為，應由他們個人負責。趙東方、楊紹瓊所在的貴州金龍公司的注冊資金是趙、楊勾結薛根和等人夥同貪污銀行的公款，且該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注冊登記的，而本案案發時間是在1992年10月15日，在此以前趙、楊使用貪污款所進行的經濟往來是個人行為，並且是非法的。再者，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參與貪污所得的贓款，絕大部分用來購買私房、金銀首飾、豪華小汽車和其他個人揮霍。因此，他們的行為完全符合貪污罪的客觀構成要件。

（3）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雖然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無職務之便可以利用，但他們與薛根和相互勾結，夥同貪污。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一條第二款的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財物的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採納了上述第二種意見，認定陳貽全、熊道先、趙東方、楊紹瓊的行為構成貪污罪，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