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主要從事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是

Ⅰ 鴉片戰爭後清代錢庄,票號的社會地位和作用

票號，清代以經營匯兌業務為主的信用機構。亦稱票莊、匯號或匯兌庄。明末清初匯票作為匯兌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慶以後，由於埠際貿易擴展，匯兌業務發展迅速，專營匯兌的票號應時產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庄改組為日升昌票莊是最早的一家。其後，平遙、祁縣、太谷三縣商人繼起，將原來由商號兼營的匯兌業務劃出或重新集資設立票號。形成山西人獨占的一大新興行業，通稱山西票號。外國人稱之為山西銀行。

票號多為合夥組織，也有獨資經營。每號創始資本自數萬兩至二三十萬兩不等。其後，由盈利轉化為護本、倍本等名目，實有資本不斷擴大。票號資本存儲於總號，總號一般設於原籍，因而山西票號又因總號所在地不同而分為平遙、祁縣、太谷三幫。在各大城市設立分號，不另撥給資本。總、分號間可直接通匯或調度資金。三年或四年結帳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資本分配的稱銀股；另有人股，俗稱頂身股，用以獎勵高級職員之用，根據其職位高低和年資定其分配份額。

山西票號經營的業務首先是匯兌，活動范圍遍及全國。營業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時山西有總號三十餘家，全國各省區設分號四百餘所。國外如日本東京、俄國莫斯科、印度加爾各答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設有分號。匯兌的收入為匯費，亦稱匯水，收費標准根據各地銀兩平色高低、路途遠近和銀根松緊而定。票號在收付款項時，往往借口銀色不足或壓低份量，取得額外利潤。營業對象最初主要是商人。太平天國期間及以後，因以代清政府匯解各處稅收協款、領發軍隊餉銀、衙署薪金為業務重點，票號並經營存款、放款，其往來對象則以清政府和貴族、官僚為主體。

當時票號信譽卓著，且內部組織嚴密，能嚴守秘密，雖存款利息較低，貴族、官僚也樂意將私蓄寄存。放款對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錢庄、典當和富商，不與一般商人發生借貸關系。此外還替人代捐官銜爵位和墊款謀缺，從中獲利。其收入主要來源，原是匯水和銀兩平色的換算盈餘；後來，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額和代辦捐官、謀缺等活動也成為重要利源。

在錢庄興盛以前，票號一度是封建經濟的重要金融支柱。有關對外貿易的內匯也統由票號經營。鴉片戰爭後，外國在華銀行相繼建立，錢庄勢力日益擴大，票號與外商銀行、錢庄形成互相聯絡的三角關系。票號集中經營地區間往來的匯兌，並以吸收的官款對錢庄予以貸款支持；接受錢庄的託付，承辦有關外貿資金的匯撥，一般不與外國銀行或外商發生直接聯系。由於票號得到官府和大官僚的直接扶助，地位優越，在全國金融市場上曾煊赫一時。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展到高峰，其總資力按資本、存款、發行小票三項估計約達二億兩。但為時不久，外國銀行勢力迅速擴張，錢庄業務范圍擴大，奪去不少票號營業。光緒末年，各省自設官銀錢號，以及中國自辦銀行相繼成立，公款存匯業務逐漸喪失。辛亥革命後，票號失去靠山，存款被提，放款一時無法收回，周轉困難，多數票號相繼倒閉，終歸沒落。

票號雖為山西商人壟斷的事業，同治以後，與封建官僚有密切關系的江浙商人也有設立票號參與競爭的，稱為南幫票號。如嚴信厚設有源豐潤票號，李鴻章家族經營義善源票號，規模都很大。它們在南方也稱銀號或錢庄，有的還參加上海錢業公所，為匯劃錢庄之一，但先後因倒帳破產倒閉。

Ⅱ 清朝票號是什麼意思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庄，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興盛於清朝。類似於現在人民幣上的編號。

Ⅲ 票號是什麼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庄，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
存放款
票號通過存放款支持商號、錢庄的經營活動，以日升昌票號清江浦分號咸豐二年（1852）為例，貸款給商號：
郁豐號銀500兩月息7厘
豐興典銀4000兩年息7厘
裕泰典銀1000兩月息6厘
德馨堂銀2000兩月息8厘
山西票號與錢庄的關系是一種商業交往，錢庄是以兌換銀錢為主。起初，錢庄的資本薄弱，須向票號借貸。而票號願意支持錢庄，藉以容納各地的公款；錢庄則依賴票號作為後盾，可以取得民間信用，便於開展業務。票號與錢庄的性質、組織和營業范圍不同，且可互補。錢庄的性質是兌換，票號是匯兌；錢庄的營業范圍只限於本地，不在外埠設分店，票號則分庄遍布全國各大商埠；票號的存款以官款為大宗，放款只借給錢庄、官吏及殷實商號，錢庄的存放款，則以一般商人為對象；錢庄做貼現、兌換、買賣金銀、交換票據等，票號均未兼及；票號交給官吏，發行紙幣，錢在注重社會信用，不發紙幣。這是票號與錢庄互相分野、互相銜接的地方。票號集中精力經營各地的往來匯兌，把有關地方性質的營業，逐漸讓與錢庄。在一些地方，票號總號與票號分庄，委託鄰近殷實的錢庄為代理處。
發放貸款
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山西票號除對錢庄進行商業放款外，也開始了對近代工交業發放貸款。盡管其數量不大，但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後台的中國鐵路公司為修築津沽鐵路，曾求助於山西票號，爭取票號的支持。20世紀初，在全國開展的收迴路礦斗爭中，山西票號曾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如山西成立保晉礦務公司向英國福公司贖回山西礦權的過程中，山西票號曾墊支贖礦銀 150萬兩，並且是保晉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縱貫山西全省的同蒲鐵路在修建過程中，得自山西票號的貸款57萬兩，是全部借款72萬兩的70%。川漢鐵路股款儲存有 310萬銀兩，其中 106萬兩股款交由山西三晉源、協同慶、天成亨、蔚長厚、蔚豐厚、新泰厚等票號收存，表明山西票號與商辦鐵路之間存在著融通資金的關系。山西票號還為近代企業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緒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號曾在開封、上海、漢口、北京等地為河南均窯磁業公司代招股金。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號曾為河南廣益紡紗公司代為收儲股金。
匯兌京銀
咸豐時，太平軍和清軍進入了決戰階段。八年（1858）太平軍摧毀了江北大營，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營，乘勝佔領蘇州，兩軍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戰，長江以北，又有捻軍活躍於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東、山西、河北等省。在這種情況下，各省、關已無法按舊例向北京解送京餉。如咸豐十一年（1861）各省應解京響 700萬兩，實際只解送到 100萬兩。清政府不得已，於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戶部奏摺，令各省督撫將京餉覓殷實票號設法匯兌。同治二年（1863），湖南將京餉銀五萬兩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開辦的蔚泰厚、新泰厚票號匯兌。是年，四川的四萬兩工程銀，因「陝省賊匪猖獗」，交山西商人開辦的元豐玖票號匯兌。是年六月，湖北省將江漢關收洋稅項下籌動銀三萬兩，「因直隸道路梗阻，仍由漢鎮蔚泰厚票號兌付」。是年八月，又將地丁、鹽課、土稅、關稅等款計十餘萬銀兩，「在漢鎮蔚泰厚、元豐玖等票號內分別匯兌」。同治四年（1865）將各路厘局提到鹽厘銀四萬兩、司庫湊撥夔關解存鹽稅銀一萬兩、二兩平銀一萬兩，共銀六萬兩，作為同治二年湊撥之項，「由委員將前項銀兩如數兌交協同慶、蔚豐厚、元豐玖、天成亨、廣聚、和泰各銀號分領，干到京後由該委員向各號兌齊赴部交納。」（《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將浙海關銀三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匯兌。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西太後挾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曾住宿祁縣大德通票號，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號老莊多在山西省內，遂命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省票號總號。如湖南巡撫俞廉三籌款11萬兩，轉交山西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等九家票號匯兌至山西平遙。光緒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銀兩作為江西籌借直隸銀由山西票號蔚長厚、新泰厚匯赴江海關道衙門轉匯直隸。下面是從同治元年（1862）到光緒十九年（1893）山西票號匯兌京餉銀兩統計：（《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治元年（1862）10萬兩
同治H年（1863）139萬兩
同治三年（1864）56萬兩
同治四年（1865）128萬兩

票號票據
同治五年（1866）235萬兩
同治六年（1867）413萬兩
同治八年（1869）277萬兩
同治九年（1870）37萬兩
同治十年（1871）15萬兩
同治十一年（1872）283萬兩
同治十二年（1873）155萬兩
同治十三年（1874）10萬兩
光緒元年（1875）453萬兩
光緒二年（1876）384萬兩
光緒三年（1877）233萬兩
光緒四年（1878）2萬兩
光緒五年（1879）179萬兩
光緒六年（1880）296萬兩
光緒七年（1881）240萬兩
光緒八年（1882）143萬兩
光緒九年（1883）221萬兩
光緒十年（1884）24萬兩
光緒十一年（1885）283萬兩
光緒十Th年（1886）280萬兩
光緒十三年（1887）10萬兩
光緒十四年（1888）1萬兩
光緒十五年（1889）152萬兩
光緒十六年（1890）329萬兩
光緒十七年（1891）290萬兩
光緒十八年（1892）313萬兩
光緒十九年（1893）266萬兩
以上31年中，票號匯兌京餉5860萬兩，平均每年達 189萬兩。
匯兌海防經費
同、光時，清政府洋務派發動的洋務運動，全面開展，並籌劃海防，購買兵艦。海防經費多賴各省協濟，並經山西票號匯兌。江西在光緒元年（1875）將厘金項下提出五萬兩，作為奉撥海防經費交在南昌的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匯兌天津。三年（1877），又從厘金項下動銀一萬兩交三晉源票號匯付北洋，一萬兩交新泰厚票號匯福建。光緒十四年（1888），福州將軍將所征洋葯厘金項下提拔銀12萬兩，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領，解赴海軍衙門投納。光緒十九年（1893），閩浙總督將徵收土葯稅厘銀6439兩，交山西票商蔚長厚匯解海軍衙門。光緒十二年（1886），四川將銀10萬兩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號承領，匯解海軍衙門交收。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災銀19802兩，交山西票號協同慶等號承領江解海軍衙門。光緒元年（1875），江西交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各25000銀兩，匯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隸大臣李鴻章。光緒三年（1877），又將厘金項下一萬兩交三晉源匯付天津北洋直隸大臣李鴻章，又將銀一萬兩交新泰厚匯付福建撫臣衙門。光緒十五年（1889），廣東向山西票號百川通借墊銀五萬兩電匯北洋大臣衙門。
匯兌鐵路經費
光緒時修築鐵路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清廷對俄建遠東鐵路有所警惕，遂決定修建關東鐵路，並規定修建鐵路經費各省年撥銀五萬兩，16省共80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兩廣總督李瀚章匯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長、新泰厚匯兌至京。光緒十六年（1890）四川將銀五萬兩，交日升昌等九號匯兌。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交協同慶二萬兩、百川通15000兩、蔚泰厚15000兩匯解直隸總督衙門。是年湖廣應解關東鐵路經費三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與北洋大臣。又有安徽應解鐵路經費交百川通匯解。大體在光緒十六到十九年間（1890——1893），山西票號匯兌鐵路經費在20萬兩以上。
匯解協餉
繼京餉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後，協餉也隨之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東道應解甘肅蘭州協餉三次銀八萬兩，均由山西平遙票商匯兌。同年奉撥甘餉銀二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等匯解陝西藩庫。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撥陝餉銀二萬兩，交元豐玖匯兌。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銀五於兩匯解廣西藩庫。光緒十六年（1890）湖廣將協餉一萬兩交百川通匯兌廣東。光緒四年（1878）江西交蔚長厚協撥伊犁軍餉銀一萬兩。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長厚銀一萬兩到包頭局轉解。光緒年間，粵海關交志成信、協成乾匯解烏魯木齊協餉9615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交元豐玖一萬兩匯解山西歸綏道轉解烏里雅蘇台。同年，廣東交志成信票號12500兩匯解察哈爾都統衙門轉科布多。光緒十二年（1886），江西將協餉一萬兩，作為奉天丙戌年俸餉交蔚長厚匯解盛京戶部衙門。光緒十九年（1893）江西將協餉15000兩交蔚豐厚匯解盛京。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間山西票號共匯兌協餉1023萬兩，每年平均達54萬兩。
匯兌河工經費
清代河工經費數額很大，由山西票號負責匯兌，使山西票號又大獲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廣東的河工經費一萬兩交山西票號協成乾、蔚長厚、志成信匯兌。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三次匯解銀219000兩，交山西票號商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解赴天津支應局轉解河南河工應用。
賑款
光緒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蘇籌銀一萬兩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長票號匯解山西巡撫衙門兌收賑濟。光緒十二年（1886）直隸水澇成災，由廣東將22209兩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天津轉解分撥災區。光緒十一年（1885）山東遭災，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號5000兩、元豐玖票號3000兩解赴山東。
借墊教
早在19世紀40年代，廣東地方財政機構就曾與山西票號發生了借貸關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辦理夷務以後，……藩庫度支每絀……向西商貸用」，不過這種借貸是「旋借旋還，無案可稽」。（《東粵藩儲考》卷12，轉引自張國輝《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票號業的發展》歷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國農民軍起義，廣東省財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從此撥解京餉，多向票號借墊。如同治三年（1864），粵海關因關稅徵收無幾，不敷湊撥，向山西票號協成乾借銀五萬兩匯兌，向志成信票號借銀五萬余兩，由稅收項下提拔歸償。光緒三十年（1904）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先應解銀228135兩，已由山西票商照數借定，由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至京。同治時，陝甘總督左宗棠西征籌解軍餉，廣東在厘金項下籌銀六萬兩，向山西票商借六萬兩。光緒三年（1877），廣東解京第四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謙吉升、元豐玖等借報166000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應解第三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元豐玖借銀242000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師旅飢饉，急需軍餉，而廣西庫空如洗，廣東籌撥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銀12萬兩協濟。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票號借銀二萬兩，作為第二批起解太平關常稅並由該票號匯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定賠款，四川每年派銀 220萬兩，勻作 12次每月攤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銀30萬兩，刻下解期又迫，復向山西票商借銀186345兩，發交山西票商協同慶匯兌，於年底匯江海關，作為川省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還款。光緒十五年（1889）江蘇淮安關曾向山西三晉源票號借銀一萬兩，交付內運。同治十二年（1873），晉省因庫儲久空，曾向平遙等縣40餘家票號借銀21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號天成亨、協同慶預措協餉銀48000兩。光緒十三年（1887）甘軍由京返甘路經平遙借票號銀三萬兩。光緒三十年（1904）奉天官鹽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銀20萬兩周轉。
匯兌庚子賠款
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付各國戰爭賠款45000萬兩，年息4厘，分39年還清，本息共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而山西票號則承擔了龐大賠款的匯解任務。
「四國借款」
承辦「四國借款」
《馬關條約》簽訂後，對日賠款二億兩，後又增贖遼費三千萬兩。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不足8900萬兩。為籌還賠款，被迫三次舉借外債：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億法郎，折銀9800餘萬兩；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9700餘萬兩；第三次向英德續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因匯價變動為11200餘萬兩。四國借款每年付息1200萬兩，加上其他外國借款還本付息和開支，全國財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萬兩。戶部只得將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攤，由各省採用鹽斤加價或地丁貨厘附加辦法籌款，匯往上海還債。於是山西票號生意又增，包攬了部分省的匯兌。這些票號在四川、廣東的有協同慶，在廣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長，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在陝西的有協同慶，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長、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長、日升昌、協成乾等票號。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初由於商品交換和貨幣擴大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它是從商業中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從19世紀50年代以後，其業務蛻變為匯兌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匯兌已不屑一顧，甚至規定 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匯兌，他們通過匯兌公款手中經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之公款不計利息，從而獲得了很大利益。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規定公款發商生息辦法後，利率年息不過4厘到5厘，票號佔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據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產部存放各銀行票號款項共 693萬兩，其中戶部存放銀行 424萬兩，占總額的61%，存放票號 206萬兩，占總額的30%，存放外國銀行57萬兩，占總額的 8%，存放其他行號六萬兩，占總額的 1%。以上統計說明，票號掌握著戶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說票號的利益與清政府的利益緊密聯在一起，以至票號走上了畸形的繁榮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傳到晉中，山西票商大多額手加慶，欣喜異常。他們慶幸壓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動了，山西票號今後可以獨佔全國了。他們彷彿看到了燦爛的輝煌前景，正在向他們招手。
但他們沒料到，「阜康」票號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號垮台的進程。阜康虧損了八千萬銀兩，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搶兌現銀的風潮，山西票號在這股強大的風潮之中飄搖不定。
二十年後，維系晉幫及其榮譽的山西票商們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
6政府政策編輯
政府勢力與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匯兌到禁止到開放，一方面確實存在票號對官僚與政府當局的公關利益輸出等外部因素。但從內因看，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不斷完善、提升的票號金融服務與票號水平滿足了官僚與政府的需要。而政府與官僚對票號的倚重，又提升了票號的信譽水平與品牌實力。如1862年票號匯兌官款的首次開禁，就是由於捻軍由安徽進入河南活動，截斷了南北大路，廣州百萬兩京餉無法上解，「部庫存款無多」的窘局給逼出來的，戶部最後不得已上奏皇帝，責令兩廣總督「設法辦理，或繞道行走，或由商人匯兌，或由輪船運津轉解，總期妥速解到，以應要需」，最終選擇了「令票號匯京交庫」的捷徑。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號在發揮自身獨有的匯兌功能，為各省匯兌資助太後西巡款項，也為宮廷解了燃眉之急，讓宮廷內外耳目一新，贏得清政府的贊許與業務准入政策，創造出業務的極盛與品牌的輝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匯兌中，先後出現過三次大的禁匯風波，而始終禁而不絕，禁而復發，票號穿透專制制度以及人為的約束，在法令禁絕、政策圍堵中前行，也顯示了票號內在的信用與品牌力量。如廣東省和粵海關、浙江省和浙海關等一些省關之所以長期堅持要交票號匯兌，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財政拮據，稅收短絀，支大於收，財政虧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項，就必須向票號借墊，如果停止匯兌，票號不予墊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餉。票號的匯兌中實際內含了墊付與放款功能，票號符合銀行業內在規律的信用保障與創造功能適應了清朝政府與社會的需求，是官款匯兌禁而不止的內在動力。
從服務商業到服務財政的異化
早在咸豐皇帝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經費而大開賣官捐納時，票號就已經開始與捐官者和賣官者建立了聯系，成為政府籌餉機關，與官僚、政府結下不解之緣。1901年票號支墊並匯解慈禧太後西逃所需經費後，更受政府青睞，未待慈禧回鑾，順天府和都察院就咨會山西巡撫催票號返京復業，並進而承攬了各地庚子賠款的收解匯兌業務，還負責劃解外商匯豐銀行。各地分攤的賠款在不能按時上解時，就請票號墊匯。交票號承匯公款的省關驟然增加23個，達到39個之多。18941911年票號承匯公款141864475兩，並且主要是匯往上海的外國銀行，票號從中獲得巨利。
票號原本是中國商品經濟的產物，是從商業資本中分離出來的為商品經濟服務的，但隨著與官府的業務聯系與關系密切，票號將自己的注意力逐漸從為國內工商業服務轉向通過結納權貴，維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結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漸把它的業務重心轉向對政府的匯兌、借貸、存款和代理業務，成為政府的財政支柱，與商品流通的關系漸行漸遠，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業務不看在眼裡，以至還有非500兩以上不辦的匯額限定。
信用貨幣時代的政府監管之道
在票號發生、發展、衰退的兩個世紀間，隨著工商業與國內、國際貿易的發展，匯票、銀票、紙幣等金融工具大量創立，貨幣形態已經發展到代用貨幣或准信用貨幣時代，並愈來愈成為一種量化的計量符號和價值符號，成為需要以國家與銀行信用為基礎、以法律為保障的信用貨幣。銀行也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影響著一個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經濟命脈，所以，政府對票號等銀行機構的法制監管日益成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銀行通行則例》、《通用銀票暫行章程》與銀錢行號抽查章程等法規、政策，是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符合銀行信用規律的，它使中國的信用與銀行制度進入了一個法制化、規范化、現代化的新時期，為中國現代銀行信用的建立與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
7影響力編輯
有著110年歷史的票號，標志著本土傳統銀行機構的信用建設水平與品牌實力，在票號改革家李宏齡眼中，票號「分庄遍於通國，名譽著於全球—中國商業之盛，莫盛於西幫票商。」李宏齡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歷史趨勢與現代銀行的發展方向，他的責任與理想，就是要憑借「晉之信用，票號之殷實」，運用好票號尚在的信用與品牌資產，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絕大銀行」，達到「運動全體，抵制外幫」的目的。然而，在清末與民初的政府監管下，票號終於沒有成功轉型、步入新途，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除了票號東掌、經理的思想矛盾、意見分歧等是票號改革失敗的內因外，作為政府在監管的同時是否有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銀行機構施以救助之責？政府在票號這一具有悠久歷史、豐富品牌資產的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銀行的轉型中應該發揮什麼作用？這都給了我們廣袤的想像空間[1]
8理念領先編輯
理念領先華爾街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領導百年前金融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號「日升昌」誕生在山西平遙縣城。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大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將近一個世紀里，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1893至1910年間，山西票號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多票號每股紅利都能分到近2萬兩白銀，其分支機構也遍及國內外，營業領域非常廣泛，並由此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山西票號雖然帶有家族色彩，但其經營方式和管理已相當現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後才在西方的華爾街出現。
在山西商人從事對外貿易的過程中，票號無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說，山西票號是我國最早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並把分支機構直接設在國外的金融機構。它們還通過在國內各大商埠如廣州、上海等地設立分支機構，直接為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匯兌服務，大大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9衰落編輯
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
19世紀70年代，由於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一旦發生擠兌，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岩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後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戶部銀行、票號爐房 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戶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一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後，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說，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並拖垮。每次經濟危機一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兌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清末前，雖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四明等十幾家商業銀行的成立，對山西票號都構成了競爭威脅，但構成票號競爭主要對手的，則是官商合辦的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省辦的銀錢行號。因為戶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所以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匯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戶部銀行包攬而去；由於戶部銀行在金融業中具有壟斷和控制的作用，它對票號的經營有強大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戶部銀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號亦不能不跟隨進行，這種做法直接威脅著票號的生存。盡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號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經營方式的落後性越來越突出，票號是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的銀行業。作為銀行業，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決定於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潤就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戶擠兌，因放款收不回來無法支付存款，那麼貸款愈多就倒閉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潤又大多歸於戶部銀行，票號所賺利潤日益減少。「船漏偏遇頂頭風」。山西票號終於在辛亥革命的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打擊。
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過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北京是票號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號擱淺倒閉，就從北京分號開始。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使許多票號開始倒閉。在倒閉聲中，山西22家票號除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等四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辛亥壬子擠兌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號，因無力應付擠兌風潮而相繼倒閉。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四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
從「富甲天下」到破家，晉幫在歷史舞台上終於演完了這場人生悲喜劇。

Ⅳ 票號業是什麼票號業為什麼能夠在山西興起以及發展呢

票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金融機構，主要從事金銀的匯兌業務。在這其中，尤以清朝末年的“山西票號”名氣最大，不僅覆蓋面積廣泛，而且業務種類齊全，已經初步具備了近代銀行的許多職能。

不過，票號既不是發端於山西，更不是出現於清朝，早在唐朝時就有了票號業的雛形，稱作“飛錢”。宋朝時，更是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過，真正作為一種主要的專營匯兌的完備信用機構，的確是形成於清朝的中後期，形成於山西。

“義在利前”的商業理念，是由山西票號所極力推崇並維護的准則。這個准則，同樣適用於今天的金融業和其他的領域。

Ⅳ 清朝錢幣的清朝經濟

我國清朝的封建統治得到鞏固後，立即採取措施，恢復社會生產，發展社會經濟。
首先是獎勵墾荒，發展農業生產。對有主荒地，由原主開墾，政府給優惠，三年不收稅；對流民不論原籍本籍，編入保甲，開墾荒地，發給印信執照，永准為農，從而促進了全國農業生的恢復與發展。公元1662年（清聖祖康熙元年）統計，全國有耕地5493萬頃，到公元1685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國耕地增長到607.9萬頃。直隸京畿、太湖、長江三角洲、鄱陽湖地區，都已成為主要產糧區。興修水利，同時治理黃河，公元1662~公元1676年，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間，黃河決口多達60餘次，到了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黃河兩岸被淹農田日漸復耕作，黃河下游水患大體摸清。後又修治了淮河和永定河。然後是開發礦業，發展生產，清朝對采礦業，實行獎勵政策，廣東羅定、海陽和陽山的鐵、鉛礦，廣西南丹、賀縣的錫礦，四川邛州、蒲江的鐵礦，湖南衡州、永州兩府的銅、鐵、錫、鉛以及貴州的水銀鉛礦，山東萊陽與陝西臨潼的銀礦，河南涉縣的銅礦等，都陸續得到開采。鼓勵發展手工業。清朝對發展手工業實行物暢其流，民便為要的寬松支持政策，從而促進了全國手工業的恢復與發展。鐵器鑄造業，大城市漢口有鐵行13家，蕪湖有鋼場數十家，山西陵川有鐵鋪12家。棉布染織業方面，在江蘇常熟、蘇州、廣東佛山等地的染坊、織布作坊都有可觀的數目。糧食加工業方面，全國在各個產米區都有較多的碾米作坊。制茶業方面，在全國各產茶區，都有加工制茶的作坊。其餘像製糖業、制瓷業、造紙業、木材加工業，全國各地都有很大的發展。
清朝時期商業繁榮，在東北主要發展土特產人參交易，在吉林、黑龍江新建城市8座，遼沈地區新建城市15座；在長江以南，揚州、蘇州、南京、杭州、廣州、漢口等城市的工商業最為發達，除此之外，浙江的烏青鎮、濮院鎮、楓涇鎮，江蘇的平望鎮、震澤鎮、南翔鎮，江西的景德鎮，廣東的番禺、東莞，四川的成都、重慶等等大小城鎮，工商業都已相當興盛。舊城市的發展和新城市的興起，是清朝城市發展的兩大特點，當時天津已擁有70萬人口，廣州城內居民有90萬，珠江上的帆船經常有5000多隻。從商品銷售來看，全國茶葉銷量，公元1685~1725年，由15.8萬引，增加到49.6萬引，40年增長2倍；食鹽銷量，公元~1733年，收376.2萬引，增加到523.4萬引，80年間增長近40%；全國絲出口公元1741~1831年，由278擔，增加到8560擔，增加近30倍。在發展對外貿易方面，清朝的對外貿易規定是沿海廣東、福建、江南、浙江、山東與直隸省船隻可以自由貿易，在江南、福建、浙江、廣東四省設海關，管理來往船隻，徵收稅銀，直隸、山東、江南、浙江、廣東各省，取消一切海禁，所以清朝的海外貿易發展非常迅速。 清朝時期，社會上圍繞著貨幣大做「文章」；發放高利貸．就是圍繞貨幣所做的「文章」之一。而在清朝已經出現了早期銀行的各種形式，這些票號經營兌換業務，發放貸款等，貨幣成為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工具。
清代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方法是發放高利貸。據史書記載：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農民，向地主借了二兩九錢，摺合銅鑄制錢約4800多文，在還不起債的情況下，被迫到地主家當僱工，「以工抵債」，在地主家一共幹了三年半，抵折債務後，分文不剩。廣西有一農民，借地主高利貸白銀五兩四錢，但結局更慘，因無錢還債，這位農民和妻子二人只好到地主家「准折為奴」，但仍還不清債，積欠本息白銀變成五兩六錢，地主索債，強迫這位農民的弟弟和弟媳二人，到地主家「准折為奴」。除此之外，農業高利貸，還以「典當僱工」和「年限女婿」、「配以婢女」的僱工形式來剝削農民。印子錢是清朝時期高利貸中的一種形式，放債人以高利發放貸款，本息到期一起計算，借款人必須分次歸還，每次歸還都要在摺子上蓋一印記，所以人們就把它叫做「印子錢」。據《清史稿·張照傳》記載：「民間貸錢征息，子母相權，謂之『印子錢」。 民間匯兌業務的發展
在我國清朝，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民間資本的發展，經營貨幣這種特殊商品的單位機構，已經開始出現。而且他們經營著各種業務。
錢幣匯兌業務，這是今天各家銀行普遍辦理的一項主要業務。「匯兌」，在我國唐朝叫「飛錢」。在我國清朝，匯兌業務大權沒有掌握在我們中國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散商及美國商人手中。從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看出，我國清朝時期的廣州，大約在18世紀6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辦理匯兌業務。到了18世紀70年代中期，在我國廣州和英國倫敦之間的匯兌業務，已經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經營的主要業務；18世紀80年代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我國廣州向英國倫敦開出的匯票，一年之中，達到110多萬兩，到了19世紀初，每年開出的匯票，增加到250萬兩左右。後來，美國商人也參加進來，在我國當時的廣州，也大力開辦匯兌業務；公元1831年～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到道光十一年，美國商人帶到我國廣州來的匯票達248萬元，公元1832年～1833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到道光十二年，便猛增到447萬元，增加了一倍多。
貨幣放款業務，這種貸款業務，也是今天各家銀行重中之重的一項業務。這種放款業務，在我國清朝時期，它不是中國人向自己的中國商人放款，而是英國的商人向中國的商人放款，並向中國商人收取高額利息。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英國商人大約在17世紀末就已經向中國商人放款。英國商人對中國商人放款，是為了鴉片走私，是為了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據史書記載，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9世紀初為了支持中國鴉片經紀人走私，經常給這些經紀人以小額的放款；英國商人對中國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一般的是年息18%—20%，最高的達到40%。公元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統計，中國行商累積拖欠英國商人借款380萬元，其中的本金只有180萬元，其餘200萬元，都是英國商人計算變利，用「息變本，本再生息」的辦法滾上去的。
貨幣承兌匯票業務，承兌匯票業務也是今天各家銀行都在辦理的一種業務。這種承兌匯票業務，是由付款商人開出匯票，交給收款商人，收款商人在規定的期限內，向付款商人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領取現款，但付款商人必須在事先取得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承兌」現款的「承諾」，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在對付款商人付出現款進行「承兌」、「承諾」之後，再向付款商人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元177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有中國商人，為了支付英國商人的貨款，就曾經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設在廣州的賬房，以向英國倫敦簽發「承兌匯票」的形式，給予借款。公元1817年清嘉慶二十二年，中國的另一個商人黎光遠，欲從印度購進棉花，但是沒有錢，只好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賬房，以向孟加拉簽發「承兌匯票」的形式，給予借款。
中國人辦貨幣匯兌業務是在公元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晉商山西平遙人雷履寬開設了一家「日升昌票莊」，這是中國第一家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票號」；它的前身，就是清朝嘉慶年間的「日升常顏料鋪」。而中國人辦銀行業務是在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在我國上海成立「錢業公司」，或者叫「錢庄」；「錢庄」就是銀行的初級階段。到了公元1845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英國人在我國香港和廣州設立了「麗如銀行分行」；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這家銀行又在上海開辦了「東方銀行分行」。
官銀錢號是清朝初年朝廷官辦的一種金融機構，公元1662年—1735年期間，也就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搞起來的，起初叫「官錢局」、「官錢鋪」。當時主要是兌換銀錢，調節錢價和傾熔銀鋌，後來慢慢擴展到經營貨幣兌換，代理省庫，從事存款、放款、匯兌、貼現、購買生金銀等業務。
票號是清代經營貨幣匯兌業務的信用機構，當時，有的人管它叫「票莊」、「匯號」、「匯兌庄」。公元1821年之後，也就是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庄，改名後組建日升昌票莊，這可能是清朝時全國最早的一家票號。第一家票號搞起來之後，在山西的平遙、祁縣、太谷縣，又有不少商人集資開設票號，從此，票號這個行業，變成了山西人的獨占，所以人們又統稱之為山西票號。票號有獨資的，也有合夥出資的，資本金從幾萬兩到二三十萬兩不等：票號行業一般存儲在總號，各大城市再設分號，但不另給資本金。山西票號業務活動的中心在北方，但南方也有。當時山西票號的總號有30多家，在各省設立的分號有許多家，後來，在日本東京、還有新加坡，都設有分號。我國清朝的票號，信譽很高，內部管理嚴格，嚴守秘密，所以不少貴族、官僚都願意把自己的私蓄錢，存放在票號里；票號也發放貸款，主要對象是錢庄、典當、富商，對沒有資金實力的一般商人則不發放貸款。
錢庄是我國清朝辦理貨幣存放、匯兌的一種信用機構。它是從經營銀、錢兌換業務的錢攤慢慢發展起來的。長江流域和東南各大城市，都叫「錢庄」；北京、天津、沈陽、濟南、鄭州等 地，叫「銀號」、「錢鋪」；徐州、漢口、重慶、成都也有叫「錢庄」的，也有叫「銀號」的。在鴉片戰爭前，錢庄可以簽發「庄票」，上海商人在購買豆、麥、棉花、棉布時，用「庄票」支付貨款，「庄票」可以收劃銀錢，實際在市場上和貨幣一樣，起到了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Ⅵ 中國銀行大樓的簡介

地址：黃浦區中山東一路23號
中國銀行是國民黨執政時期四大官辦銀行之一，其前身是清朝戶部所辦的戶部銀行，資金400萬兩銀子，原定半數招商民入股，但應募者寥寥，戶部便撥款50萬兩。銀行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開業，上海分行則於10月31日成立。行址在漢口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辛亥革命時，這家銀行也隨大清王朝一起壽終正寢。民國元年（1912年）改組建立中國銀行。北洋政府時期，它一直是國家銀行。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設立了中央銀行，中國銀行改為主要從事國際匯兌業務的銀行。

Ⅶ 清代的票號是指什麼

票號

票號又稱匯兌庄、票莊、帳局，清代金融信用機構。開始主要承攬匯兌業務，後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票號是中國銀行業的雛形。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人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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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歷史上有哪五大商

商幫是我國歷史上由地域關系聯系在一起發展的商業集團。他們已經積累了大量資本，各自在所在的地區具有相當發達的商業，在我國歷史上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我國的明清時期是一個商業非常發達的時代，同時，在這一時期也產生了五大商幫，他們分別是晉商、徽商、浙商、魯商、粵商。
這五大商業集團盡管形成的時間並不相同，但他們支配著我國近代民間貿易，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國的經濟，構成中國民族商業轟轟烈烈的宏大景觀。
一、晉商
晉商，指的是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他們以鹽業、茶葉、票號為主，其中票號最為出名。
晉商的興起，是與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步的。隨著商業競爭的日趨激烈，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開始以商業組織的形式出現。
晉商起初由資本雄厚的商人出資僱傭當地土商，共同經營合作盈利成為較為鬆散的商人群體，後來發展為東伙制，類似股份制，這是晉商的一大創舉，也是晉商能夠歷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晉商稱雄的過程中，一共樹立了三座豐碑，分別是駝幫、船幫和票號。
駝幫主要從事對外茶葉貿易，他們通過駝隊北上西行，把茶葉運往俄羅斯和蒙古等地。船幫出現在清代中葉，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量猛增，而當時國內的產銅量很低，僅僅依靠雲南產的滇銅遠遠滿足不了鑄幣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晉商組織船幫對外貿易采辦洋銅。
晉商最大的創舉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庄」，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票號最著名的便是我們熟悉的「日升昌」票號。
晉商的票號商人，在近代歷史上顯赫一時。直到如今，我國的社會上還流傳著「山西人善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
晉商發展到清代，已經成為國內勢力最為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還把晉商和義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了很高的評論。
晉商的發展不僅給山西商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學而優則仕」的觀念。
二、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又稱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是舊時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
徽州古稱歙州、新安，一府轄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府治在現歙縣徽城，前四個縣今屬安徽省黃山市，績溪縣今屬安徽省宣城市，婺源縣今屬江西省上饒市。
徽商最興盛的時期在明代。徽商經營范圍以鹽、典當、茶、木材為最著，其次是米、谷、絲綢、紙、墨、瓷器等。
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比如休寧商人朱雲沾在福建開采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一邊生產一邊販賣，合工商於一身。而休寧商人汪福光則是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其擁有船隻千餘艘，規模可想而知有多大。徽商遍布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都有徽商的足跡。徽商老字型大小有我們熟悉的張小泉剪刀、胡雪岩創辦的「胡慶余堂」中葯店、一代醬王胡兆祥創辦的「胡玉美」蠶豆辣醬、王致和臭豆腐、張一元茶莊等等。
「徽商精神」一直是人們崇尚的商業精神，如愛國、進取、競爭、勤儉、奉獻，以及團隊精神等。

三、浙商
浙商一般指的是浙江籍的商人、實業家的集合。浙江先後產生過湖州商幫、紹興商幫、溫州商幫、台州商幫、義烏商幫等著名的浙商群體。
明代時，江浙一帶是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商品經濟發達，也產生了我國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清朝末年，浙商成為我國民族工商業的中堅之一，為我國工商業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的推動。浙商的特點是和氣、共贏、低調、敢闖。一般來說，最為活躍的商人是溫商，最為吃苦的商人是蕭紹商人，最為活躍的城市是義烏，最有代表性的商人是寧波商人，而最為低調的浙商是越商。
四、魯商
魯商是明清時期山東的商業群體，他們以「德為本，義為先、義致利」的商業思想著稱，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強大的生命力。
魯商將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工商思想，糅合了儒家學說中的「仁義禮智信」與「溫良恭儉讓」等積極地為社會所普遍推崇的城市商品經濟和山東地區的特色經濟，繁盛於明清時期。
明清以來的魯商有許多是亦工亦商，其經營方式是「前店後坊」，如周村生產經營燒餅、布匹的商人。周村成為我國北方最大的商貿中心，它一個月的稅收額曾與陝西省一年的稅收相當。
魯商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思想影響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魯商文化：以義致利，誠信為本，樂善好施，以酒會友。
五、粵商
粵商崛起於明清時期，當時，我國的資本主義尚處於萌芽階段，廣東商人依靠廣東的人文地理環境，發達的手工業，以及與海外的密切聯系，形成了我國的又一大商幫。
粵商主要從事貿易和運輸。粵商隨著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他們發跡於東南亞、香港和潮汕地區。
明清時期，粵商足跡遍布全國，廣東會館在全國的地域分布相當廣泛。粵商更是漂洋過海，廣東會館也逐漸遍及世界各地 。
清代，廣州十三行成為我國唯一的對外貿易窗口，粵商在外貿買辦行業中顯赫一時，在通商口岸開埠後逐漸向近代商人轉變，粵商也成為我國近代最大的商幫之一。

Ⅸ 清朝時候票號的功能，並指出票號的出現有何作用

清朝時候票號的功能：存放款；匯兌。作用：省路費；免轉運；防劫失。

票號的作用：票號是中國銀行業的雛形，促進了商業繁榮，促進了早期金融業的出現與發展，促進了近代企業的發展。

票號又稱匯兌庄、票莊、帳局，清代金融信用機構。開始主要承攬匯兌業務，後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人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