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實現政策性金融,支持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
堅持從實際出發，穩步推進金融改革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金融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推進金融改革發展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穩步推進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金融體制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1985年9月，中共中央在「七五」計劃建議明確了對金融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向。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中國人民銀行認真貫徹落實中央要求，提出了金融體制改革要實現的四個目標：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要特徵的有力、靈活、分層次的金融控制和調節體系；建立以銀行信用為主體，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多種信用工具籌集和融通資金的信用體系；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各類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和分工協作的社會主義金融體系；建立金融機構現代化管理體系。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要求加快金融體制改革。1993年12月，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了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建立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實行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建立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體系；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協調外匯政策、貨幣政策。
從1994年起，國家開始全面推進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一是推進國有專業銀行商業化改革，為全面深入推進改革創造條件。1994年，國家分離政策性金融業務，先後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1998年，成立了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發行國債充實資本金。二是從2003年開始，著力推進金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國有商業銀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並成功上市；農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按照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實行並不斷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分別實行上下限管理，金融機構定價自主權不斷擴大；政策性銀行改革穩步推進；積極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基本上建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一是金融機構體系多元化。由改革開放初期「大一統」國家銀行體制，逐步發展為以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為主體，由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基金、金融租賃、財務公司等機構組成的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機構的資本實力、資產質量和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支持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顯著增強。二是金融市場體系逐步完善。先後建成了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票據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市場交易量快速增長。資本市場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已走過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的路程，先後建立了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商品期貨市場得到發展，平穩解決了上市公司股權分置問題，創業板、股指期貨順利推出。截至2010年底，共有2062家上市公司，1.3億戶投資者，股票總市值世界第二，商品期貨市場成交量居世界第一位。保險業不斷發展壯大，保險市場快速發展，現代保險市場體系逐步完善。2010年末，保險公司保費收入1.1萬億元，是1980年的2421倍。三是金融法制建設成效顯著。適應金融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推進金融立法、執法工作，以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等為核心的基本法律制度進一步完善。同時，堅持依法行政，嚴格監管，有效保護了金融投資者和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四是金融業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切實履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關金融開放的承諾，同時根據經濟金融發展需要積極主動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在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金融市場和業務准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引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方面實施了開放措施，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所有非審慎性限制。同時，我國金融機構境外發展也非常迅速。人民幣經常項目實現了自由兌換，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范圍不斷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正在逐步提高。五是我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影響力顯著增強。我國在1980年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在2008年實現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的增資，份額排名從第八位上升至第六位。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主動參與國際經濟金融改革協調與國際金融標准制定。積極推動地區金融合作，維護地區金融穩定。
② 學術論文劉光溪《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進金融縱向改革的步伐
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進金融縱向改革的步伐
雲南省金融辦黨組書記 主任 劉光溪
我國金融業深受大一統管理體制的影響，這一體製造成高度的金融壟斷、高度的金融壓抑、高度的金融監管，嚴重製約了地方金融機構特別是中小微金融機構的發展，導致地方金融監管與調控的缺失，國家高度壟斷了金融資源。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各種專業性、管理性金融機構先後從人民銀行和財政部門分離出來，並普遍採用分支式的組織形式。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的主要特點，從而奠定了近30年來我國金融制度演進的內在基礎。
中國入世後，金融業逐步對外開放承諾形成剛性的制度約束，我國金融業掀起新一輪橫斷層面的改革與對外開放。由於改革主線是在分業監管體制和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結構上做文章，沒有在縱向層面進行放權讓利，打破金融壟斷，而是中央金融部門進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資源，成為金融資源主要供給者和金融資源壟斷者；地方作為資金支撐項目的落腳點，中小微企業、三農經濟、縣域經濟等實體經濟成為金融服務的薄弱領域，地方金融資源稀缺進一步加劇，存在嚴重的金融壓抑。近幾年來，為了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地方政府大力發展地方金融，充分發揮金融對資源的配置作用，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各種新興金融機構、小微金融機構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務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成為我國地方金融業重要的補充。在我國地方金融機構中，各種游離於體制之外的民間金融長期以來是中小微企業重要的資金供給者，民間金融活躍但缺少約束的現實狀況，無疑加大了民間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門與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導致金融運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成為當前社會各階層和民間大眾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點和焦點，建立國家與地方分層有序的金融監管體系成為必要。國家「十二五」規劃第一次提出「強化地方政府對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處置的責任」，明確指出地方金融發展和管理體系建設的問題，十分符合我國經濟金融在縱向結構及橫向結構均存在巨大差異的現狀。2012年1月6日，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指出，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意識和責任，有利於堅持發揮中央監管部門指導、協調和監督作用，維護金融業改革發展戰略、金融宏觀政策、監管規則與標準的一致性和權威性，又能引導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大力改善金融環境，促進經濟和金融健康發展。2013年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強對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監管，對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清理規范。2013年8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強調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務、預警提示風險、完善抵質押登記、宣傳普及金融知識等方面，抓緊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政策措施；切實落實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投資（咨詢）公司、股權投資企業等機構的監管和風險處置責任，加大對非法集資等非法金融活動的打擊懲處力度；化解金融風險，切實維護地方金融市場秩序。
中央金融業的高度集中壟斷、地方正規金融的高度壓抑以及民間金融的高度脆弱交疊存在，是近30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的現實狀況。本文擬從我國金融管理體制存在10個方面的不匹配問題，探討如何構建和完善分層有序的金融管理體系，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推動金融業市場化改革與發展，進一步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為地方經濟金融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提供金融支撐和保障。
一、我國金融管理體制存在的不匹配問題
（一）我國金融體制縱向層面的不匹配問題
1.國家金融政策統一制定與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權和經濟差異化發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在法律法規賦予的許可權范圍內，在金融市場上通過各種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調節政府與非政府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國內與國外之間金融資產的流量與存量的各種行政性行為。金融政策主要通過利率、匯率等價格機制以及存款准備金、公開市場業務等數量供求機制，調節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實現市場供求平衡，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過行政管理手段對金融法規進行完善和補充，實現一定政策傾斜突破和差異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補充職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據經濟目標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測性、靈活性和可變性，才能適應市場調節需求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
國家各金融部門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權與操作權，有利於確保國家金融政策的權威性與統一性，然而卻忽視了金融政策靈活性、可變性的本質特徵。實際上，我國幅員遼闊，各個省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居民消費習慣、教育水平、文化傳統、信用狀況、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地域的差異性、經濟發展不平衡對高度集中高度統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約，間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別是緊縮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應。在我國金融政策操作實踐中，擴張性和緊縮性金融政策呈現出嚴重的不對稱效應。近10年來，我國緊縮性金融調控政策很難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顯然，國家相關部門統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慮各個地方對金融政策差異化的需求，比較難適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導致國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與不對稱性。地方經濟作為金融資源供給主要落實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調控對象，它的發展需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權與調控權，形成國家金融政策為主導，地方差異化金融政策為補充的金融政策體系，才能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實狀況，滿足地方經濟差異化、多元化發展的金融服務需求。
2.國家金融法律法規統一制定與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規是金融發展的制度基礎，主要規范規定各種金融市場活動主體具有長效性行為以及相關經營交易活動。不同的法律法規體系決定了金融業發展的不同路徑。作為單一制國家，我國金融領域的立法權主要集中在全國人大。國務院辦公廳、一行三會、外管局、財政部以及發改委等部委分別從各自監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規以及部門規章。上述的法律法規基本上涵蓋了我國金融業發展的方方面面，並詳細規定了各行業在市場准入、持續監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場行為，成為金融改革、金融發展的制度基礎。金融法律法規與金融政策相比較，在較長時期內具有相對穩定是其主要特點。
然而，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保證中央立法權的權威性，卻對金融業發展形成種種制度性約束：一是全國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必然造成金融資源的高度壟斷集中，形成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風險的防範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發展，其結果必然是銀行捆綁財政，中央財政部門成為金融風險最後承擔者；二是形成金融資源配置馬太效應，加劇了東部、中部、西部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落後地區、農村地區很難獲得金融資源的支持；三是間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經營機制，各大金融機構很難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特色化、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造成所謂地方正規金融高度壓抑，發展嚴重滯後；四是地方民間金融作為地方經濟差異化發展主要資金供給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發展，進一步加劇了民間金融發展的不規范和脆弱性。
我國現行集中統一的金融法律法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級人大的金融立法權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監管權，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監管空白、缺失與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金融服務縣域經濟、「三農」經濟、小微企業、民生經濟等實體經濟質量的提升。結果，發展地方特色金融，成為地方政府被動被逼被迫的選擇。地方政府發布各種指導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發展，這從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家金融法律法規貫徹落實的難度，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和地方金融機構培育和發展，國家應賦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權和地方政府金融調控權和監管權，以此推動地方金融監管體制建立與完善，加快市場化改革發展。
3.國家金融業垂直監管與地方金融監管權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規決定了金融業監管模式與金融機構組織結構。我國金融機構普遍採用分支式的組織形式，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是我國金融業主要特點。國家相關部門集中了我國金融業主要監管權，一行三會一局、財政部金融司、發改委財金司是我國金融業的主要監管者。
由於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分業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監管體系導致監管條條分割，監管鏈過長，不能及時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導致監管成本增加，經營風險、道德風險的出現不可避免。以國有銀行改革為例，金融資源供需失衡導致巨額的三角債與銀行不良資產的出現，特別是四大國有銀行在股份制改造過程中第二次剝離不良資產，其規模遠遠超過了第一次剝離水平。同時，由於受到金融監管成本與監管效率的制約，外匯管理局、證監會、保監會大多在州（市）一級設立監管機構；銀監會只在經濟發達縣級設立分支機構或者辦事處；人民銀行作為縣級唯一健全金融監管機構，由於部門職能限制，很難發揮扶持地方金融發展的作用。顯然，高度集中、分業垂直金融監管體系很難真正實現有效監管，還造成了地方金融監管真空、監管弱化、監管滯後的出現。
近年來，隨著地方新興金融機構特別是貼近基層、貼近社區、貼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機構的培育和發展，國家相關監管部門已無力激發地方各類金融市場主體的活力，難以完善對地方新興金融機構的管理。各種游離於正規金融之外的民間金融活躍但缺少約束，在存貸利差過高情況下，加重了民間金融經營的投機性與風險性，違約破產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加大，容易引發社會動盪。因此，參照我國分稅制放權讓利的改革措施，實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調的金融改革，讓渡部分金融管理權給地方政府部門，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話語權，是健全地方各項金融監管制度，強化地方政府金融監管責任，優化金融監管資源配置，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的有效途徑。
4.國家金融資源統一供給與地方金融資源缺失和差異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資源只有發揮市場基礎性配置功能，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才能實現金融資源價值最大化。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和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是金融資源主要供給者和實際控制者，然而與消費、投資、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聯系的金融資源需求主要來自地方項目單位，這就造成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的不一致。在過去30年金融制度變遷過程中，中央金融資源供給導向和地方金融資源需求導向雖然交替存在，但從總體上看，金融資源需求導向占據了主導地位。事實上，國家金融部門並沒有真正掌握金融資源配置的主導權，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巨大壓力所趨使。
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現象，導致國家與地方之間、各金融機構總行與分行之間存在層層委託代理關系，導致金融資源配置的社會成本增加，不利於我國經濟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廣。金融資源的過渡集中，國家以權力配置金融資源成為必然，各個地方政府只有通過跑（步）部進京，尋求金融資源分配的政策傾斜。結果，權力干預有形之手代替市場無形之手配置金融資源，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同時，進一步推動地方政府加強對地方金融資源的調控配置，以滿足貼近市場、貼近基層的金融資源差異化需求。
5.國家信用資金指導性配額與地方項目市場化資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國取消了信貸計劃指標，對銀行機構信貸規模採取存貸比例控制，但事實上還存在變相的信用資金計劃分配問題。在過去10多年信用資金指導性分配過程中，人民銀行主要通過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額、存貸比控制以及選擇性貨幣政策如消費者信用控制、證券市場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會信用總規模。以信貸資金分配為例，中國人民銀行通過信貸額度發放指導性計劃對各大商業銀行進行調節；各大商業銀行在人民銀行規定計劃限額范圍內在內部層層分解，下達各級分行年度信用資金分配計劃，實現了通過信貸分配計劃對各省級分行進行二次控制。同時，人民銀行各省級分行還監控轄區內信貸資金分配計劃，加強對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資金計劃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後地區信用資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機構分支式的組織結構則為信用資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於地方實體經濟的各種落地項目是按照風險收益的市場化原則進行經營，在利率管制、匯率管制的情況下，金融市場上的價格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這就促使各金融機構總部通過信用資金跨省市調動，主動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結果導致地方金融發展的長期非理性，金融資源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從縣、州（市）兩級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國各地金融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更加突出，使得貼近基層、貼近市場以及經濟落後地區的金融資源更加稀缺。顯然，作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關系依然是一種以政府為主體的配額交易關系，使得落後地區風險較大或者收益較低的項目很難獲得正規金融支持。
（二）我國金融體制橫斷層面的不匹配問題
1.金融分業垂直監管與金融資源橫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演進路徑中，金融業基本上形成了分業監管模式。由於受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金融監管不僅形成條條分割式的監管體系，還存在「九龍治幣」的問題，造成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監管效率低下，金融監管弱化、金融監管真空、金融監管滯後成為不可避免現象，這不利於金融風險及時防範與化解，同時還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個監管部門之間難以實現金融信息共享，這不利於金融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充分發揮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作用。以債券發行監管為例，發改委、證監會、人民銀行分別負責非上市公司債券、上市公司債券以及中期商業票據發行的監管權，財政部則代理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為此，溫家寶在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國債券市場管理不統一，市場互聯互通不順暢，不利於完善債券市場管
理體制，建立統一準入制度和監管標准，落實監管責任，擴大債券市場規模，營造良好的市場制度環境。
分業垂直金融監管體制與「九龍治幣」金融監管模式容易形成監管真空，存在監管套利，導致監管成本過大，監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業普遍實行混業經營的大背景下，金融監管邊界越來越模糊，這從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強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系。近幾年來，隨著我國金融機構逐步實現綜合經營，地方作為資金支撐項目的落腳點和金融資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信息資源的優勢，主動優化配置金融監管資源，為金融業發展提供良好制度環境。
2.我國金融高貨幣化與金融發展低效率不匹配。經濟落後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增長需要積累一定貨幣資金。貨幣資金積累越多，計劃投資的規模就越大，經濟增長也就越快。M2是用來度量貨幣資金供應重要指標，它與名義GDP比值（貨幣化指數）反映了一個國家金融發展程度。西方發達國家貨幣化指數接近1左右時，普遍存在一個倒U的拐點，此時，一個國家金融發展建立了相對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貨幣化指數全面超過歐美發達國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貨幣化指數並沒出現歷史性拐點，而是繼續保持上升趨勢。2005年，我國貨幣化指數創下歷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後一直保持相對較高水平，並沒出現所謂的貨幣化拐點。
高貨幣化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金融高度集中壟斷的結果，這也是我國經濟增長奇跡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高貨幣化是國家通過對貨幣供應量控制滿足消費、投資、出口等方面貨幣資金需求，獲得了巨額的貨幣紅利，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高貨幣化沒有真正反映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狀況，還從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金融業運行效率十分低下，計劃的貨幣資金與信貸資金供給仍然是我國信用資金主要供給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壟斷、地方正規金融存在高度壓抑以及民間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疊，造就了我國金融的高貨幣化現象。結果，我國貨幣政策不對稱效應出現了，地方各種游離於體制之外的民間金融作為縣域金融的重要補充，間接地抵消了縮緊性貨幣政策的效應，緊縮性貨幣政策在我國是低效甚至是無效的，中央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統一規范的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部門聯系會議，形成穩定固定的監管機制，實現金融監管信息共享，推動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結合我國國有金融機構的現實狀況，組建金融國資委是實現超級監管的有效途徑。金融國資委不僅將管理財政部、匯金所持中央級國有金融資產，還將使中國人民銀行逐步從管理出資人職責及部分金融監管職責中退出，銀監會、保監會及證監會三家監管機構將從出資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監管職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體系建設過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鑒中央金融國資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國資委的管理經驗，組建地方金融國資委，改變地方金融機構由國資委、金融辦等部門多頭管理而不統一的現狀。成立地方金融國資委有利於理順地方金融機構出資人管理職能，實現地方金融機構之間管理信息的橫向共享，促進金融資產保值與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動地方金融發展。
③ 如何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體系
其實，完善地抄方金融管理體制襲，已成為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內容，關鍵是要處理好中央監管和地方管理的關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監管協調機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這是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確要求界定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監管與風險處置領域的職責。此後的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於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分級監管體系，明確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
堅持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對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引導地方政府遵循「區域性」原則履行好相關職能。明確地方政府對地方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職責，以及在地方金融風險處置中的責任，強化日常監管，減少行政干預，加大對非法金融活動的打擊力度，及時有效地處置轄區金融業突發事件，改善本地區金融生態。
④ 怎樣完善金融組織體系，增加金融有效供給
完善金融組織體系，增加金融有效供給的方法：
要鼓勵發展更多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業態，填補空白，增加競爭，改進服務，切實提高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和便利性，降低融資低成本。
1、加強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建設。要大力發展以小微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優化金融資源區域布局，通過政策激勵和考核約束，引導金融機構主動對接小微企業。高度關注民間借貸風險問題，疏堵結合，給民間借貸合法身份，使其陽光化、規范化發展，納入有效監管范圍。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產權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擴大農信社在基層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力支持在小微企業集中的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機構。積極探索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豐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機構種類。
2、重構融資性擔保體系。要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必須重構融資擔保體系，把融資性擔保公司作為政府扶持小微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增信機構，緩解小微企業質押品不足的難題。各級政府可結合自身情況，組建省級擔保集團，控股或參股各縣(市、區)政府性擔保公司，提升融資擔保的能力。目前，湖北省絕大多數縣(市、區)都擁有一家政府參股控股、注冊資本金一億元以上的擔保公司。同時，積極探索建立政府主導的省級再擔保公司，推動銀行與擔保機構擴大合作范圍，不斷提高擔保放大倍數。督促和引導政府性擔保公司回歸公益。大力推行小額貸款保證保險，引入保險機構為小微企業貸款保駕護航。
3、推動中介組織服務小微企業。探索發展專門服務區域性股權市場的小型證券機構，積極發展服務小微企業的評級機構，大力發展財務、法律、管理咨詢、營銷策劃等企業服務類中介組織。鼓勵各類中介組織結合小微企業特點，開發保姆式的服務項目，提供價廉物美的咨詢服務。政府部門可向中介機構購買服務，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策劃、財稅代理、法律體檢等方面的專業服務，節省小微企業經營成本。
總之，小微企業是經濟的基礎和活力所在，扶持小微企業的發展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全社會共同的責任，也是國民經濟固本培元之舉。要從思想認識到行動上高度重視，多措並舉，形成體系化、制度化的安排，那麼，小微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定能夠得到化解。
⑤ 如何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地方經濟的支持力度
為促復進中小企制業發展，中央財政依據《中小企業促進法》、《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等重要綱領性文件，針對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為廣大中小企業營造公平和寬松的發展環境。在資金政策方面，先後設立了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專項補助資金、中小企業平台式服務體系專項補助資金等專項資金，從不同角度和環節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資金規模實現了逐年增長。
融資難是制約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突出問題。近年來，中央財政積極研究對策，不斷完善支持方式，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對社會資金的引導作用，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是採取無償資助方式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二是採取貸款貼息、擔保業務獎勵、創業投資引導等方式，鼓勵金融機構、擔保機構及創業投資機構圍繞中小企業開展業務。
⑥ 目前金融營銷環境有哪些變化和趨勢，對於地方金融機構來說有哪些機會
金融工作會議明來確指出監自管補齊短板。近一年來，金融強監管保持高壓態勢，從建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到資管新規，再到消費金融、現金貸的治理，監管觸角全覆蓋，這種態勢仍會延續。在此背景下，金融機構比任何時候都需要處理好發展與規范、創新和防範風險的關系，提高自身強健性。在強監管背景下，金融機構准入門檻有所提升，對股東資質要求更嚴格。銀監會、保監會先後發文，加強金融機構股東資格管理，明確股東條件、持有期限與轉讓要求。金融機構准入門檻提升，有利於行業競爭更健康有序；同時會增加金融機構並購、股改和上市的難度，同時也提高了進入新業務領域的門檻。
⑦ 我是農村信用社，請問如何寫一篇人大會議關於加大對地方金融機構支持的建議答復函的簡報
這個應該由人大的來寫吧，如果代筆，要看當地的地方金融機構發展情況，地方金融機構不單指農信社，還是村鎮銀行、小額貸款擔保公司之類的機構
⑧ 什麼是地方性金融機構
地方性銀行業是指業務范圍受地域限制的銀行類金融機構。
主要分為：
1、城市商業銀行，重點為城市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金融服務。
2、信用合作社，向社員提供信貸服務，幫助經濟力量薄弱的個人解決資金困難，以避免高利盤剝。
3、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是由縣內農村信用社入股組成。
4、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社聯合社是由城市信用社出資組成的金。
補充：與地方性銀行業金融機構對應的是國有商業銀行與股份制商業銀行。
⑨ 如何完善財政支持農村金融機構政策
一、近年來我國農村金融扶持主要政策執行中存在問題分析
(一)部分政策存在明顯的臨時性特徵，而且數額有限
如財政部關於呆賬核銷和貸款自主核銷政策，僅對金融機構(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發放並認定為不良的中小企業和涉農貸款有效，而此時間段內的新增貸款在近期形成呆賬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導致短期內該政策「優而不惠」的結果；銀行業監管收費政策實行的是三年一定的收費政策，現行政策2010年到期；金融企業涉農貸款和中小企業貸款損失准備金稅前扣除政策也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執行；對農村信用社的稅收減免政策則分試點地區和進一步擴大試點地區，分別執行至2008年底和2009年底。
(二)部分政策尚在試點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
如涉農貸款增量獎勵政策，2009年僅在黑龍江、山東、河南、湖南、新疆、雲南省等6個省(區)試點，2010年則擴大將江蘇、安徽、內蒙古3省(區)納入政策試點范圍。又如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僅針對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三類農村金融機構而言，顯然對服務農村且服務時間更長、遺留歷史問題更多的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不公平。
(三)部分政策缺乏細則與整合，影響了具體執行效果
一是對有關概念內涵與外延缺乏科學的界定容易造成執行的混亂。如關於涉農貸款，在涉農貸款損失准備金稅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農貸款專項統計制度》(銀發[2007]246號)統計的農戶貸款、農村企業及各類組織貸款；但在貸款增量獎勵政策中，涉農貸款特指縣域金融機構發放的，支持農業生產、農村建設和農民生產生活的貸款，具體統計口徑以《涉農貸款專項統計制度》規定為准。根據銀發[2007]246號文件，涉農貸款除了農村貸款(農戶貸款、農村企業及各類組織貸款)外，還包括城市企業及各類組織涉農貸款。二是現行的農村金融扶持政策有些兌付、獎勵條件設置有些籠統；有些程序性規定不甚明了，猶欠細則與整合，特別是缺乏源於基層貸款主體的民主監督及匯總申報考核確認的制度建設；有些則審查、審批程序復雜，各級各部門理解不一致，反復較多，執行成本較高。以上這些都影響到農村金融業務的引導與激勵政策的有效實施。
(四)部分政策設置門檻太高，影響了農村金融機構的積極性
如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量獎勵工作和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工作都強調遵循政府扶持、商業運作、風險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則，設置了一系列的條件，如涉農貸款增量獎勵政策僅「對縣域金融機構上年涉農貸款平均余額同比增長超過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給予獎勵。對上年末不良貸款率同比上升的縣域金融機構，不予獎勵。」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僅「對上年貸款平均余額同比增長，且達到銀監會監管指標要求的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上年貸款平均余額同比增長、上年末存貸比高於50%且達到銀監會監管指標要求的村鎮銀行，按其上年貸款平均余額的2%給予補貼」。這兩個政策同時設計了與貸款增長、不良貸款率掛鉤兩個門檻，顯然由於農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特點，對金融機構支持三農發展和提升農村金融服務質量、水平吸引不大，也不符合制度設計的初衷。
(四)針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強
一是資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強。一方面，由於農村信用社長期以來信貸資產質量和統計數據不實，根據2002年末全國農村信用社報表而計算的資不抵債金額並不是真實的損失數量；另一方面，對改革試點地區農村信用社的一半損失，短期內靠地方和信用社自身顯然是無法彌補的。二是資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與支持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國家以賬面價格收購和剝離銀行不良資產以及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的方式不同，國家對農村信用社改革在資金扶持上採取了「花錢買機制」的方式，力求促進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於資金扶持條件的有限性和轉制期限的倉促性，致使「花錢買機制」短期內唯以實現預期的理論效果。
二、國外農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實踐及經驗
為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很多國家在農村金融扶持體系建設方面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和實踐，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考察國外農村金融扶持政策實線及經驗，對我國農村金融政策的建設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利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對農村金融服務進行強制和引導
一是政府扶持建立農村金融機構。美國、法國、日本都由政府出資設立了專為「三農」發展服務的金融機構，並通過立法明確了農村金融體系的主體和市場地位。印度出台了《銀行國有化法案》，明確規定商業銀行必須在農村地區設立一定數量的分支機構。印度儲備銀行要求商業銀行在城市開設一家分支機構，必須同時在邊遠地區開設2-3家分支機構，否則將不予審批。二是對金融機構提供「三農」金融服務的責任進行強制或引導。如印度中央銀行規定要求所有的銀行包括外資銀行要有18%的貸款投入到優先領域，即主要與農業有關的領域。《美國社區再投資法》規定所有的金融機構要把貸款的15%投放到社區，政府對達到法律要求比例的金融機構進行獎勵。
(二)利用財稅優惠政策對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進行鼓勵和引導
為提高農村金融服務「三農」的積極性，各國普遍採取在財政、稅收、監管等政策上給予適當優惠。一是財政補貼。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就制定了農業改良資金補貼計劃，規定商業銀行從事低息農業貸款可以得到政府的利息補貼，因特殊呆賬而造成的損失還可以得到政府的補償。美國則以財政補貼為保障撬動涉農貸款，農場主可用尚未收獲的農產品作抵押，從農產品信貸公司取得9個月期限的「無追索權貸款」，當市場價格不利時，農場主以農產品現貨歸還貸款，貸款公司從政府取得損失補貼。二是稅收減免。這是各國普遍採用的一項優惠政策。泰國、荷蘭等國家對主要的涉農金融機構給予長期的免稅政策。美國的稅法規定凡農業貸款占貸款總額25%以上的商業銀行，可以在稅收方面享受優惠待遇。三是政府直接或間接撥款，擴大農村金融機構資金供給。如日本政府通過提供低利貸款和認購低息貸款，為涉農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支持。美國聯邦土地銀行可向金融市場發行債券和票據籌集資金。
(三)把合作金融作為農業金融制度的基礎加以重點扶持
美國、德國、日本和法國等許多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合作經濟是組織個體農民、個體工商戶及中小企業發展經濟、參與市場競爭的有效組織形式。合作金融的參加者多是社會中低收入階層和貧困階層，是市場競爭中的弱者。美國、日本、德國等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明確信用社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徵稅收。如美國國會於1937年決定對信用社享受免徵聯邦收入所得稅的待遇，並在《聯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確的規定。同時，美國信用社的資金來源主要為其社員的儲蓄性股份，作為一種長期負債，所有者權益由儲備、公積金和未分配的盈餘這三部分組成，並不包括儲蓄性股份，所以社員存放在信用社的資金名義上仍被稱為「股份」，其收益也即為「紅利」，而不是利息，從而免徵個人利息所得稅，這兩大免稅特點使信用社迅速成為最受歡迎的金融機構。日本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全國聯網的不以盈利為目的的、紮根農村的合作金融組織，在農村發揮著信貸主渠道的作用。
(四)通過完善農村金融市場環境促進農村金融的規范發展和規避風險
在不斷通過各種政策強制、鼓勵和引導加大農村金融信貸投放的同時，各國政府也十分重視農業保險、擔保、農村公共信息服務體系等的建立和健全，以便促進農村金融的規范發展和規避風險。一是支持農業保險的發展。美國於1938年頒布了《聯邦農作物保險法》，並在此後進行了多次修正以對所有農作物進行保險。日本早在1929年就頒布了《家畜保險法》，經過多次修改補充，目前，形成了《農業災害補償法》。法國政府於1960年7月通過法律規定實行農業保險，1964年建立了農業損害保障制度，拓展了保險范圍，並由國家農業災害委員會負責補償受災農民的損失。1982年又通過法律強制實行自然災害保險。法國農業保險體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險公司組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二是健全農村信用擔保體系。法國通過地方農業局對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向農業合作社提供的農副產品收購貸款進行擔保；日本政府農林漁業信用基金協會和農林中央金庫則共同出資設立了農林漁業信用基金(日本政府佔83%)，對農林中央金庫體系提供融資擔保，支持其發放涉農貸款。三是改善公共信息服務。德國建立了面向農村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信用體系、土地抵押品登記制度等為農村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務。
三、借鑒外國經驗完善我國農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議
國際經驗表明，給予農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動農村金融改革發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應充分借鑒外國經驗，建立完善符合我國實情的農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動金融資源要素向「三農」有效配置。